被“熬”死的杨小晶--百位遭中共残害致死的法轮功女学员（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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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晶与曹东，这对本应该非常幸福、令人羡慕的夫妻，结婚九年，俩人在一起的日子不足一个月，不是她被非法关押，就是他被劫持迫害。杨小晶两次被非法劳教共四年；曹东两次被非法判刑，一次四年、一次五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为了营救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的妻子杨小晶，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的曹东，与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见面，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会面之后两小时，曹东即遭中共国安特务绑架迫害，被劫持到他老家甘肃，于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被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六年八月底，杨小晶从劳教所回家，为遭非法关押的丈夫奔走呼吁，遭到中共当局的恐吓。二零零七年八月，杨小晶与曹东的朋友于宙在北京找律师寻求帮助，不久于宙被恶警绑架，无家可归的杨小晶被迫到处漂泊。

当杨小晶把这张她最喜欢的与丈夫曹东的新婚合影，发送给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请求他关注遭非法判刑、关押的曹东的时候，她自己正身处被中共国安、“六一零”的不断威胁、恐吓中。

二零零八年三月传来于宙已被迫害致死、他妻子许那被劫持的消息，杨小晶心痛得直哭。至此，中共恶党强加的压力，使杨小晶精神几近崩溃，身体也快速虚弱下来。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晚，银滩路派出所十几个警察闯到在一个私人诊所，查到杨小晶时就如获至宝，当时对一位自愿陪护的法轮功学员娜姐拳打脚踢……几个警察直到十二点以后才离开，次日凌晨，年仅45岁的杨小晶含冤离世！

一、一家三口修大法　身心受益

杨小晶，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出生，一九九零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信息管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供电设计院计算机室工作，是单位的技术骨干、高级工程师。

一九九四年，杨小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有关法轮功的介绍，觉的很好，就介绍给了喜欢练气功的母亲李雁翔。李雁翔到处寻找，最后在北京朝阳区旭方圆公园找到了法轮功的炼功点，开始跟大家一起炼功。后来她也叫上老伴杨凤文，两人每天一起去公园炼功。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杨小晶与母亲李雁翔一起去山东参加了法轮功师父举办的济南法轮功第二期传法班；八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参加了师父在吉林延吉举办的讲法班。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杨小晶参加了师父在广州举办的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从此，一家三口人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

杨小晶修炼后，眼睛近视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她明白了修炼法轮功，返本归真才是自己人生的真正目的。杨小晶性格变的开朗了，开始喜欢帮助别人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修炼人。

母亲李雁翔以前消化不好，大便不正常，睡眠也不好。炼功后，身体这些毛病全好了，而且对别人能够包容了。人家说的不对、做的不对的地方，她也能够善意的包容、不计较。老伴爱发火，她就按炼功人的标准要求去做，学会忍让了，心胸变的开阔。

父亲杨凤文以前酗酒、抽烟，咳嗽吐痰。学法、炼功后，烟酒全都戒掉了。修炼后，懂得了修炼才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听法轮功师父讲法后，知道了自己的人生意义。修炼前，杨凤文脾气暴躁，得理不让人，喜欢跟人争论。修炼后，他与人为善，变的和蔼开朗。

修炼后，杨小晶工作认真负责，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损公肥私，屡次得到单位领导的表扬和同事的称赞。一九九九年“4.25”后，只因她在企业网上刊登了李洪志师父的文章，杨小晶被单位无理调离计算机室。

二、新婚蜜月在恐惧、焦虑中度过

杨小晶与曹东于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四日结婚。曹东，老家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后在北京一家旅游公司工作。
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曹东回甘肃省庆阳市老家办户口，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同法轮功学员高峰一起被火车巡警无理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内蒙戒毒所17天。

杨小晶的新婚是在恐惧、焦虑中度过的。婚后不久，杨小晶所在单位的院党支部书记王秀岩多次找她谈话，逼她写不炼功的“保证书”，以说上级单位的要挟是：如果你单位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单位领导的奖金被扣除，职工奖金、住房福利等待遇将消减，以此对杨小晶施压。

为避免单位职工受株连迫害，杨小晶被迫离开单位。而其单位却以杨小晶违反劳动纪律为由，非法解除了与杨小晶的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四月，杨小晶父亲杨凤文所在单位华北电管局对单位法轮功学员强行“转化”。单位书记曹新社强制性的带着杨凤文去北京天堂河劳教所，接受所谓的强制“转化”。强制“转化”持续了半个月。在劳教所每天都有人看着，失去自由。

同年，杨小晶母亲李雁翔所在单位北京城区供电局组织开会，党办官员卫明要求李雁翔写“转化书”，内容是骂法轮大法，骂大法师父，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不写就逼迫、威胁，逼得李雁翔离家出走，到老年福利院避难。后来单位通过监听电话，找到李雁翔，强逼着她“转化”。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东城区建国门派出所片警杨东接到“把辖区内所有法轮功学员抓到派出所关起来，以防他们去天安门广场请愿”的恶令，妄图绑架曹东，因曹东当时送一个旅游团去了机场，杨东与另外三名国安人员赶到机场也没绑架到曹东，随后他们就找所在公司经理威胁说，“怎么能让法轮功（学员）从事这种外事工作。”

从这一天起，夫妻二人被迫离开了单位，离开了家，且没有了经济来源。

三、第一次被绑架劳教、丈夫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曹东因与同修交流修炼心得就被警察抓走，与二十余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非法审讯，其间被辗转关押在北京多个看守所内，其中包括关押死囚犯与重刑犯的七处。二零零一年三月，北京恶党法院对这些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非法审判，曹东被判刑四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原籍甘肃的监狱非法关押。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流离失所的杨小晶回家洗澡，被长期蹲坑的建国门派出所警察吴利亚绑架，劫持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临时洗脑班—东城区区委在东城凤凰宾馆办的“法治培训中心”强制“转化”。杨小晶为抵制迫害，绝食抗议七天七夜。第八天，杨小晶被送到东城分局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星期。

因为杨小晶不“转化”，他们又怕她去上访，就非法内定劳教杨小晶一年半。先是把杨小晶送到了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过了两个星期后，把她送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

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杨小晶因为不“转化”，被绑在死人床上四十多天。长时间不让她洗漱，不许睡觉，不让吃、不让大小便，经血污物流的满床都是。

历经折磨的杨小晶被劫持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第五大队。大队长叫陈爱华，直接参与、指使犯人对不“转化”的杨小晶进行残酷迫害：长期罚站、晚睡、早起、喝凉水、吃窝窝头。因为杨小晶没有“转化”，所以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继续承受非人的折磨。杨小晶多次被殴打，被迫观看中共新闻对法轮功的诽谤节目。

这样的高压生活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杨小晶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她回到家中的时候，思维混乱，身体状况极其令人忧虑。在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和亲朋好友的照应下，她一直到二零零三年才逐渐恢复。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底，刚刚从劳教所出来的杨小晶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甘肃省平凉市看望被非法关押在平凉监狱的丈夫曹东。为了能每月去监狱探视一次丈夫，杨小晶在平凉租住了十一个月。面对塞北孤漠的风寒，她心中的凄凉无以言表。

四、第二次被劳教迫害两年多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朝阳区亚运村派出所、朝阳分局国保大队五、六个警察，非法闯入杨小晶父母家中，非法抄家，而后又抄了杨小晶在东城区的家。杨小晶又一次被绑架，五月十九日被非法劳教两年半，被非法关押到北京女子劳教所第一大队。

二零零五年二月，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杨小晶被送到劳教所的攻坚队。这次她面对的是坐高板。高板是一个60多厘米高的塑料方凳，这样的凳子，人坐在上面，双脚不能沾地，就这么耷拉着。很快，大腿根儿就会被压麻，脚就会因为控血太多而肿胀。

杨小晶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早晨五点前起床。睡觉时负责包夹法轮功学员的吸毒劳教人员在警察的授意下，经常推打刚要入睡的杨小晶，使她几乎整夜无法入睡。白天，杨小晶又被要求坐在高板的凳子上，两脚并立，两脚、两腿之间不能有缝，有缝就要挨打，两手五指并拢放在大腿上，双目直视，再困也不能合眼，眨一下眼睛都要被打。有事先喊报告。长时间这样坐着，血液不流通，使两条腿的重量越来越重，塑料椅子又非常坚硬，很快臀部上的肉就被坐烂了，再坐上去就是如坐针毡。有的法轮功学员才坐几天，就由于疲倦和疼痛从高板上摔下来。

这样的姿势坐不久，就会十分疲倦，但只要一闭眼，就会遭到殴打。杨小晶在犯困的时候，经常被包夹她的吸毒犯用图钉扎醒。在此期间，吃的非常少，一顿只给一两米饭或一小块馒头。主要的目的不是提供食物，而是维持受迫害人的饥饿感。人长时间不吃东西饿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敏感了。而每顿饭给一点，反倒让人更觉的饥饿。这是劳教所总结出的迫害经验。

恐怖的小黑屋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黑屋的地上，放一个小板凳，强迫被关的人坐在小板凳上，恶警还在地上泼上凉水。指使吸毒、卖淫犯打骂法轮功学员。强迫超时、超体力劳动。还有精神迫害，这是最残酷的折磨，逼迫法轮功学员看侮辱大法的录像，看辱骂大法的“教材”，再强迫写所谓的“认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反复的“洗脑”。

还有另一种摧残人的手段是长期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大小便，只能便在内裤上，来例假也不给卫生用品。杨小晶同众多遭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们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黑暗、无人性的迫害。

直到二零零五年，与杨小晶一起被非法关押在攻坚队的法轮功学员刘桂芙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终于能够得到家人的探视。刘桂芙在接见时，顶着警察的压力，向亲人透露了一些攻坚队的内幕，攻坚队的迫害手段才被国际社会得知。在国际压力下，八月北京女子劳教所攻坚队解散。

二零零五年九月，饱受折磨的杨小晶被送回一大队。她身体已极度虚弱，在大队长陈立的直接驱使下，杨小晶被逼做奴工劳动。她因为眼睛近视，不得不长期低着头，造成了严重的颈椎病痛。

有一位曾经和杨小晶一起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记述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五年三月初被抓，并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关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由于拒绝所谓的“转化”，由原来所在的五大队被送到了当时的二大队即“攻坚队”，与杨小晶同在一队。被非法关押在攻坚队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拒绝接受所谓的“转化”的，每个人被分别关在一间屋子里。当时正值夏季7月，摄氏40度的高温，天气闷的让人喘不出气来，但每个房间的门都被关的严严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能够听到我隔壁房间里传来的一声接一声的痛苦的呻吟声，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尤其在夜间听得就更清楚。我一直以为隔壁房间里住的一定是一位年岁大的老人。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看见这个人才知道，她仅仅40岁，是一个年轻漂亮的法轮功学员，她就是杨小晶。后来我从看管我的吸毒犯那里得知，杨小晶的这个病是被严重摧残、折磨后落下的。看管我的吸毒犯告诉我，由于杨小晶拒绝“转化”，被4个吸毒犯暴打，被打的鼻青脸肿。

二零零六年七月，劳教所来了两个北京安全局的人，告诉杨小晶说：“曹东出事了。”让她给曹东写信，劝曹东“转化”，被杨小晶拒绝。

二零零六年七月，杨小晶父亲杨凤文被北京市怀柔区国保警察绑架，先在派出所遭非法关押一个星期，后被转到怀柔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期间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五、曹东会见欧洲议会副主席被绑架

二零零五年，当曹东回到“新婚”之家时，空荡荡的房子里，已不见妻子的身影，杨小晶当时正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曹东一面安慰年老体衰的岳父母、一面要去女子劳教所探望妻子。一个月才难得一次的相见，对这对夫妻来讲是万般的苦涩与心酸。

曹东为了谋生，在北京与朋友合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经营理想，又因接受采访被绑架，北京国安二处查了车厂，并对车厂人员进行监视，车厂终于关闭，导致曹东负债累累。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为了营救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关押迫害的妻子杨小晶，曹东冲破层层阻力，在北京与前来调查中国人权问题的欧洲议会副主席史考特见面，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并指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下面是爱德华•史考特当时的调查报告：

在中国发生的摘取器官行径

2006年5月21日在北京与两位法轮功学员牛进平先生和曹东先生的会面时得到的非直接证据。

欧洲议会副主席、欧盟新的民主和人权方案的特派专员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先生与其助手珍妮弗.佛瑞斯特（Jennifer Forrest）小姐一起主持了这次会面。在场的还有斯蒂夫.基格拉提（Steve Gigliotti）先生，曹东先生（36岁），牛进平先生（52岁）和他2岁半的女儿，以及一位翻译。这次会面是在一家匿名的小酒店进行，旨在保护学员的安全。

史考特先生解释说他来中国调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要调查有关（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指控的更多情况。会面过程由珍妮弗.佛瑞斯特录像，两位法轮功学员的背影被录下来。牛进平不担心在录像带中被认出，所以他的面部也被录下来了。翻译始终没有出现在镜头中（不过翻译在会面结束后遭到逮捕和审问了7个小时。在逮捕后，警察勒令他不得和美国大使馆、和媒体联系）。

曹东告诉史考特，他是在迫害开始前的1995年开始炼法轮功的。他是因为法轮功的平和的原理和带来的祛病健身效果而走入法轮功的。他说他久疾不医的眼病在炼法轮功后被治愈。他说他已结婚4年。在他婚礼的9天后，他妻子（杨小晶）因修炼法轮功而被捕入狱两年。在他妻子出狱一周后，他也被捕了。一年后他被释放，但他妻子又被捕了。在他们结婚的4年中，他们总共只有3周时间呆在一起。在劳教所里，曹东被强迫观看诋毁法轮功的录像片，每次很长时间。他还被警察剥夺睡眠和强制灌食。他的妻子也有类似经历。

曹东目前没有工作，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而无法找到一份工作。他先前是一名导游。当局要求他向游人传播谎言，如有关天安门广场自焚案，等。

在劳教所里，他被命令加工出口到欧洲的玉石珠宝，并强迫在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他说那儿的2000多名囚犯中有100名是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那里的小的监室里，每个监室有30到40人。

他提供了在监狱中的详情。他说他被关在监狱中一个针对法轮功学员和西藏佛教徒的专门区域里。法轮功和西藏佛教徒的待遇远比其他监犯更为恶劣。狱警特别告知其他监犯来监视他们并剥夺他们的睡眠。警察不断的试图让学员们签署放弃法轮功信仰的悔过书。这个监狱中也关押着因89年6.4事件而被捕的异议人士。

爱德华.史考特询问他（曹东）是否知道在中国的任何摘取器官的集中营。他明确的表示知道有这样的集中营，而且认识被送到那里去的人。他曾看到他的一个炼法轮功的朋友的尸体，尸体上有窟窿，器官被摘取了。

史考特问这两个学员，来见他是否有危险。两位学员都说有危险。史考特递给这两个学员每人一张他的名片，告诉他们如果在会面后出现任何问题，打电话给他，他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牛进平的妻子仍被关在监狱中。在她被抓捕时，她仍在母乳喂养（他们的婴儿）。她被不断地酷刑折磨，是残忍的洗脑手段的受害者。为了强迫她放弃法轮功，她常常被连续毒打超过20小时，结果导致她现在耳聋。牛进平给史考特展示了一张地图，图上显示他妻子被监禁的具体地点。他还有一张10万元人民币的收据，是他为他妻子从劳教所释放而支付的。他也让史考特看了一封他针对非法逮捕他妻子一事写给警察的申述信。

他详细描述了他妻子所遭受的酷刑手段：身体被扭曲地绑在一个木凳上数小时；被剥夺睡眠；脖子被绳子套着吊在天花板上很长时间，她的脚尖刚刚能接触地面。

牛进平在4个月内只见到妻子10分钟；有时会面日都过了才告诉他可以和他妻子见面。他也展示给我们看他在监狱中被电棍电击留下的烧伤疤痕。他也叙述了他被控告是精神病而投入一家精神病院的经过。他被强制服用一种高强度的混合制药物。在一名相信他并没有疯的医生的帮助下，他最终被释放。

牛进平也没有工作。在中国，警察必须在一份证明你适合工作的文件上签字后，雇主才能雇佣你。修炼法轮功的人被当局认为不适合工作，所以拒绝给法轮功学员签发这份文件。结果他不得不变卖他的房子，然后依靠售房所得的资金来维持生存。他说他比其他许多同修要更幸运，因为他们没有房子可卖，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个人财产被警察拿走而变得一无所有，生活无依无靠。

谈到天安门广场和6.4周年纪念，牛和曹解释说他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任何中国的节假日前都例行性地受到警察的抓捕并审讯。

六、为丈夫申诉，遭骚扰、恐吓、绑架

二零零六年八月底，遭受了两年多牢狱迫害的杨小晶回到家中。而曹东当时正在被非法关押迫害，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

曹东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与欧洲议会副主席史考特见面后回家的路上，被北京市国安局二处便衣警察突然绑架，并在北京被秘密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期间，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每天用手铐把曹东铐在审问室椅子上十几个小时。曾六天五夜一百三十多个小时铐着，不让曹东睡觉。同时，每天七、八个人轮流对曹东辱骂、恐吓、威胁，不断的进行精神围攻迫害，其罪恶的目的是不让曹东合眼，并将曹东的左眼打伤。后来在曹东的抗议下才说让他睡觉，但半夜十二点，又将曹东叫醒，两人强行把曹东按在距离电视机不到一米的地方，把音量调到最大，强迫曹东看攻击法轮功的碟片，给他洗脑。

在残酷的折磨下，曹东开始吐血，每天大量便血，曾昏死过去一次，三次被送往医院。国安还把曹东送到北京市朝阳区洗脑班实施精神洗脑。北京市公安局和“610”的人对曹东诱骗说，只要曹东配合国安二处帮他们做事，就一定放曹东出去。

国安坐飞机到甘肃省庆阳市找到曹东的父母，威逼其父母到北京给曹东施加亲情压力，迫使曹东就范。当这一切都没能达到目的后，为了逃避国际社会的关注，三个月后，偷偷的把曹东转到偏远的甘肃省，秘密的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安全厅看守所。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对曹东的所谓“逮捕令”交给了他在甘肃庆阳的父母，而杨小晶直到十月底才知道。

杨小晶从劳教所出来后，就为曹东的案子四处奔波。在劳教所，她已经被折磨的身心交瘁。出来后，为了曹东的案子，她更是没有片刻的休息。为了上诉，她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奔波于北京、兰州、平凉、庆阳之间，为曹东找辩护律师。

他们的朋友于宙也鼎力相助。于宙是著名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鼓手，这个乐队被业界评为二零零七年中国不可错过的民谣组合中的第一名。他们的部份原创作品当时正被著名国际性音乐频道Channel V向亚洲各国推广。因为娱乐圈的工作关系，和于宙乐于助人、幽默的天性，他结交甚广，对杨小晶的帮助也很大。在艰难的岁月中，于宙和妻子许那是杨小晶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朋友。

甘肃庆阳安全局接手了曹东的案子，对他的父母实行消息封锁，不让他父母找人，说越找，判的越重。对曹东诱骗说，只要他诋毁法轮功，就让他出来。

二零零七年二月，在甘肃省兰州市对曹东非法开庭，律师做了减罪辩护，较成功，并同意接手替曹东继续上诉。然而，在安全局的压力下，律师在二审时不敢涉及到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还帮安全局恐吓杨小晶说：越上诉，判的越重，致使二审没有开庭。三月份以书面裁决了事。

在杨小晶的再三要求下，二零零七年十月，律师才将经过修改的辩护状传真给杨小晶，内容完全与法院的说辞一致，颠倒黑白，完全掩盖了曹东被抓的真相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华的目的。

为了阻止杨小晶营救丈夫曹东，曾见过杨小晶的北京律师李和平被国安局的人戴黑头套绑架，并殴打数小时。杨小晶给李和平律师的曹东的案件资料全部被抢走。陪同杨小晶去向律师处咨询的北京法轮功学员也遭绑架，并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七年十月，杨小晶的家又一次被北京丰台区国保所抄，杨小晶幸好提早离开。但此时她的心情愤懑至极，不得不再次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她要为丈夫申冤，又要躲避中共安全局的跟踪、骚扰。好友于宙等人被绑架，让她又添了一份新的牵挂。

二零零七年年底，杨小晶在天水监狱见到被非法关押的丈夫曹东，在被限制的接见时间中，曹东断断续续向她叙述了自己被残酷迫害的前后过程，令作为妻子的杨小晶伤痛不已。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杨小晶又辗转回到北京，寻求帮助。十二月二十七日，她回家交房费，被一直蹲坑的居委会人员发现，并报告给派出所。建国门派出所片警刘江、刘涛，当地街道“610”主任杨文仲，东城分局的俩警察一起闯入杨小晶家中。刘江伙同他人硬将杨小晶抬到楼下，塞进一辆便车。

几个小时后，到了东直门派出所。刘玉刚科长恐吓杨小晶，就是要把曹东关到西北，让你留在北京等等丧失人性的话。而后几个便衣又把杨小晶抬上一辆黑车，非法关进丰台区六里桥一家旅馆里，杨小晶被劫持了24小时。杨小晶对领头的恶人说：“你们仗势欺人。”对方非常嚣张的说：“就欺负你了。”
出来后，杨小晶才发现家门钥匙不知被谁拿走了，父母家楼下停着一大一小两辆车。在寒冷的冬日，无家可归的杨小晶再次居无定所，到处漂泊，心中的悲愤、恐惧难以言表。在临时的住房里，由于担心再次被中共当局绑架，杨小晶经常把窗帘拉的严严的。

七、在骚扰、恐吓中含冤离世

二零零八年二月份，传来于宙、许那被捕的消息。三月，传来于宙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杨小晶心痛得直哭。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十点左右，于宙演出结束，与妻子许那下班开车回家，行驶到北京市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被警察拦截，进行“奥运搜查”。当警察发现于宙和许那是法轮功学员，就将他们抓到通州区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大年三十，年仅四十二岁的于宙被迫害致死。许那后来被非法判刑三年。许那二零零一年七月因收留外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并非法判刑五年。

于宙和许那这对年轻的夫妻，他们的遭遇与杨小晶及丈夫曹东的遭遇何其的相似。同样的才华横溢，同样的与人为善，同样的追寻真、善、忍最高宇宙真理，也同样的数十年多次遭中共残酷迫害。

杨小晶与丈夫十年来，一直遭受着迫害，两次被非法劳教4年，受尽各种折磨。多年来遭北京东城区分局国保大队长刘正刚、建国门派出所警察吴利亚、刘江、街道办事处“610”人员杨文仲等人的骚扰、恐吓，长年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无法正常生活，身心遭受极大的伤害，承受达到极限。很快，杨小晶的身体虚弱下来。

杨小晶的父母杨凤文、李雁翔因常年遭受迫害，无法颐养天年，又为女儿担惊受怕。长期以来，街道办事处社区书记李和平经常给家中打电话骚扰、跟踪，敏感日到家监视。街道“610”小头头随意到家里乱翻东西。杨小晶父母用微薄的退休金常年扶持着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杨小晶。

二零零八年四月起，72岁的杨凤文颠簸在异地他乡，悉心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女儿；远在北京的母亲李雁翔，无时无刻不揪心着女儿。一家三口人多么渴望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家。就在杨小晶病重期间，警察还在不断的监控、骚扰，致使她的病情极度恶化。

二零零八年七月，杨小晶左颈部、腋窝处被发现有肿块，并伴有疼痛。二零零八年八月初，在西安西津医院检查结果为：淋巴癌细胞。杨小晶在剧痛中煎熬，成夜成夜的疼痛使她无法正常躺下，吃不下东西。

她的身体急速恶化，最后导致全身黄染，下肢水肿，腹水，左乳房肿胀、结块，并溃烂流脓。剧烈的疼痛使她根本无法进食，她却以坚强的毅力，始终没有喊叫一声。自二零零九年七月起，杨小晶根本无法躺下，日夜坐着，在巨大的痛苦中备受煎熬。

就在杨小晶病重期间，中共邪党人员还在不断的监控、骚扰。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兰州西固法轮功学员朱凤娟去照顾杨小晶，下午3点多，朱凤娟所在单位471厂保卫伙同当地派出所及社区一行约有十人，寻找到杨小晶的租住房，一进门就有三个人把住大门，楼下站着几个，其余人员进入杨小晶的房间，不停的问话，他们同时打电话告诉杨小晶房东的所在管辖派出所，派出所来了一位吴姓女所长和一位程姓男片警。此时的杨小晶水肿严重，腰围肿到三尺六，行动很费劲，解小手必须得有两人搀扶，在这种情况下，这伙人硬带走了朱凤娟，将朱凤娟“软禁”在家中。

当时杨小晶住在法轮功学员路玉英的私人诊所。路玉英，兰州市安宁堡乡女医生，她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被绑架、关押，她曾七次被绑架，三次劫持到洗脑班，几次被迫害致奄奄一息。她经目睹法轮功学员杨小晶最后被迫害致死的经过，她陈述：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晚，银滩路派出所十几个警察闯到我的私人诊所，进来就查身份证，翻住院病人的东西。当查到法轮功学员杨小晶时就如获至宝，当时还有陪护小晶的杨爸爸和一位自愿陪护的法轮功学员娜姐，警察对娜姐拳打脚踢，将她绑架去派出所，娜姐不去，僵持了三个小时。城关区“六一零”头目高丽娜等人来了，看到杨小晶确实病重，就极不情愿离开。派出所的几个警察直到十二点以后才离开。

杨小晶那天虽然病重，但本来不至于出现生命危险。被警察、“六一零”这样恐吓后，小晶的病情急剧恶化，急需氧气。当时我拿着氧气瓶，领着娜姐避开摄像头，将她送到出租车上先走，然后我再到兰空医院灌氧气，把氧气灌回来后，看到小晶的脉搏很急促，心跳也很快，就告诉杨伯伯说要去医院，我赶紧叫了救护车，到医院检查时，小晶在十月一日早晨六点十分停止了呼吸。

八、遗体在异地他乡凄凉火化

杨小晶离世的当天下午五点多钟，老父亲连夜驱车七个小时，赶到甘肃天水监狱，恳求监狱准许曹东去见离世妻子的遗容。对曹东来说，也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监狱长周某某、大队长刘江涛以放长假、省监狱管理局领导不在、无人批准为由，拒绝了老人的要求。

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杨小晶白发苍苍的父母，带着失去女儿的巨痛，又一次长途颠簸到甘肃天水监狱，再次恳求监狱允许大法弟子曹东去见妻子最后一面。当二老一早赶到天水监狱，监狱门外已布满了便衣，监狱里也站满了警察。监狱教育科长董守堂、副科长（大队长）刘江涛，以监狱没有先例为由，无理拒绝了两位老人的合理要求。

当杨小晶父母提出单独与曹东见面，商讨杨小晶的后事时，狱警却根本不顾及老人及曹东的感受，只让俩位老人隔着玻璃拿着话筒与曹东说话。而曹东本人却仍被包夹着，他的身后站满了十几个狱警。两位老人失望的回到兰州。

十月十日中午一点，停放了10天的杨小晶遗体从冷冻室取出，杨小晶遗体躺在了黄色的菊花丛中，在凝重的气氛中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杨小晶的遗体被送往华林山火化。

杨小晶七十多岁的母亲，因无法承受和面对女儿被火化的凄惨场面，提前离开。杨小晶的后事，只有她的父亲和曹东的舅舅在异地他乡简单的操办了。
将杨小晶遗体火化后，老父亲再次捧着骨灰到监狱探视曹东。曹东也很希望能见到杨小晶的骨灰一面。可是，连这样的要求竟然也被监狱拒绝。紧接着，天水监狱再次把曹东单独隔离关押，并加大了对他的迫害。

九、出狱不到一年　曹东又在北京被绑架

曹东出冤狱不到一年，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再次在北京遭绑架、非法劳教。亲友请律师帮助，却遭到中共当局的种种刁难。

曹东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狱，此次来北京，他完成了安葬妻子杨小晶的心愿，正准备一边整理妻子的遗物，住在朋友家，一边在北京找工作、找租房。

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晚上八点左右，张一粟女士象往常一样下班回家，走至家门口时，突然冒出七、八个警察，强行进屋，他们是冲着在她家借住的曹东来的。非法抄家后，警察把曹东、张一粟及其母亲劫持到安定门派出所，一人关在一屋，分头进行隔离审讯。第二天凌晨三点钟警察才放老太太回家。而曹东、张一粟却下落不明，警方不给家属任何通知，人等于失踪了。安定门派出所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搜查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关于出示相应证件和第十二条应“依法搜查”的规定；警方拘禁曹东、张一粟超过二十四小时，不给家属任何通知，违反第九条关于“对于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的法律规定；非法搜查、限制人身 自由、拘留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同时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非法拘禁罪。抄家掠走私人合法物品，构成入室抢劫罪。

二零一二年七月八日，北京市劳教委员会和东城分局法制办以曹东藏有法轮功书籍为由，非法劳动教养曹东两年六个月。曹东被非法劳教后，家属请黎雄兵律师帮助，却遭到中共当局的种种刁难，北京市劳教委员会和东城分局法制办先是迟迟不发放劳教裁定书，让家属及律师白白空跑多次，拖延时间，企图拖过九月七日的行政复议期，接着，北京新安男子劳教所，又违反《刑事诉讼法》“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的法律实施，监控律师与曹东的交谈。现在，黎雄兵律师依法要求调用二零零六年甘肃庆阳法院对曹东的判决书，又遭到拒绝，中共继续阻碍行政复议的正常进行。

曹东的行政复议指出，北京市劳教委对曹东的劳教决定缺乏事实依据，也超越了法律范围，本身就是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应当依法撤销并立即恢复曹东的人身自由。

北京法轮功学员张一粟女士，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一个多月后，遭非法劳教两年半。张一粟的母亲申请行政复议，遭遇中共各相关机构以种种借口阻挠。憨厚善良的张一粟被关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二零零五年三月，张一粟女士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在女子劳教所，身心遭受了巨大摧残。

十、好友许那再次被非法枉判八年

许那，一九六八年出生在吉林长春，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职业画家。父亲是文联画家，母亲生前为吉林美院教师。二零零一年七月，许那因收留外地法轮功学员在通州遭北京市国安科绑架，同年十一月在北京房山被非法判刑五年。在北京女子监狱关押期间，许那曾遭受集训队小号严管隔离、酷刑等折磨，被强制盘腿捆绑、不让睡觉洗漱、在雪地里冻、禁止家人探视、软硬兼施、频繁调队等。

许那与丈夫于宙

许那的丈夫于宙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通晓多种语言，音乐人，他与朋友组建“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民谣乐队，并在其中担任歌手、打击乐手和口琴师。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十点左右，于宙演出结束，与妻子许那下班开车回家，行驶到北京市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被警察拦截，进行“奥运搜查”。当警察发现于宙和许那是法轮功学员，就将他们抓到通州区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大年三十，年仅四十二岁的于宙被迫害致死。“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自己……”这首于宙演绎的《爱的箴言》成为了绝唱。许那随后被非法构陷、判刑三年。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上午，许那在家中作画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顺义区公安局国保大队以及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协同绑架，第二天警察去家中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手机、摄像机等私人物品。

当天绑架的还有李宗泽、李立鑫、郑玉洁、郑艳美、邓静静、张任飞、刘强、孟庆霞、李佳轩、焦孟娇等十三人。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及东城区公安分局等部门策划了此次大规模绑架。据称，二零二零年六月，许那等因发“北京疫情”图片给海外媒体大纪元，被北京国安、国保在大纪元网站看见这些照片后，通过监控器记录，看到有许那、李宗泽在监控器下走动，随即采取对他们的跟踪、监控。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许那、李宗泽等十一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检察院。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城区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将案卷退回至东城区公安分局。二零二一年四月二日，东城区检察院将此案构陷到北京东城区法院。在检察院阶段，律师阅卷权利被限制、阻挡，只准看卷、抄卷，每位律师只给四个小时的阅卷时间。东城区法院也对辩护律师阅卷提出苛刻条件，如：要求十一位当事人的律师须同时到场阅卷；不许对当事人卷宗拷贝、复印和拍照，也不向辩护律师提供光盘、优盘等电子案卷。

许那对律师表示，“我经历过十一种酷刑后，活着走出来。二十二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家破人亡，多少人被虐、被伤、被致残。仅仅因为一本书，一张光盘，一个破网软件，或者一张写有信仰者被虐致死真相的名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府？他们要掩盖什么？” “二十年来，这一切不应该再继续了，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对上述十一位法轮功学员开庭。律师们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为这十一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或轻罪辩护，指出此案存在多处的违法之处。许那的辩护律师指出：“许那的行为系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立案、批捕、证物扣押、鉴定等工作存在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适用法律错误”；李宗泽律师称：“本案存在批捕等程序违法”；郑玉洁的律师称：“其拍照的目的不是为了编辑和向境外网站传播。”

李立鑫的辩护律师称：“本案存在侦查程序违法，没有证据证实其实施了拍照、编辑、向他人提供的行为。”张任飞的辩护律师称：“其拍摄疫情期间北京街头照片的行为是为了艺术创作。”李佳轩的辩护律师称：“其练习法轮功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等。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东城区法院非法枉判许那、李宗泽等十一位法轮功学员，并勒索罚款：许那被非法枉判八年，勒索罚金二万元；李宗泽、李立鑫、郑玉洁、郑艳美，都被非法枉判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邓静静、张任飞、刘强、孟庆霞，均被非法枉判四年，勒索罚金八千元；李佳轩、焦孟娇，被非法枉判两年，勒索罚金四千元。

判决书指控当事人有关报道的行为，正是言论自由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他们的行为不在法律指控的范围之内。判决书对当事人的指控中，污蔑大纪元网站是“×教境外敌对媒体”，并从大纪元网站及从当事人手机、电脑中提取所谓“证据”。这是恶意构陷及拼凑证据。

许那等法轮功学员上诉。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八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不经过公开庭审就宣判，非法维持原判。法轮功学员都以为是公开庭审，都准备好了自我辩护词，但是到了法庭，只是宣判，不让人说话和自我辩护，并没有公开审理。

杨小晶、曹东、于宙、许那所遭受的迫害，撕开了中共邪党“依法治国”的伪装，进一步暴露了它虚伪、奸诈、无法无天的邪恶流氓真面目，让人们看清了它才是地道的邪教，为其死心塌地服务的恶徒才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真正罪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多使用所谓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一莫须有的罪名，二十多年来，中共动用国家资源迫害法轮功学员，是由上而下的系统性制度性的国家犯罪，而其政府机构和制度本身已经成为掩盖真实、制造谎言，实施犯罪的机器。法轮功学员自己的苦难，也是中国人的苦难，这场迫害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也针对着所有中国大地上的中国老百姓。

正如欧洲议会副主席斯考特先生所当年说：“我的调查，我的接触，我的经历都让我感到，中共这个集权组织对法轮功——这个无辜的、善良的团体的迫害持续了十年，我想是该把中共以群体灭绝罪进行审判的时候了。”


发稿：2024年2月12日    更新：2024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