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尽的黄昏守候黎明 为夫伸冤被迫害致死--百位遭中共残害致死的法轮功女学员（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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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第十一中学优秀教师周秀珍女士，为营救丈夫卞丽潮——被枉判十二年入狱的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四年三月与女儿一同被绑架判刑，在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严重肝腹水状态，取保就医，在不断的骚扰中，几度病危，于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含冤离世。

一、优秀教师、善良的好人

周秀珍，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出生于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信安镇，排行老八，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一九八五年，考入河北体院，就是在这里，结识了她未来的丈夫卞丽潮。一九八九年，两人毕业，双双被分配到唐山第十一中学、唐山市开滦第十中学当老师。一九九零年，他们的女儿卞晓晖出生了。

丈夫卞丽潮天生心脏机能亢进，伴随高血压，医院诊治无效，建议回家休养。机缘之下，卞丽潮于一九九六年走入法轮功修炼，所有不适症状逐渐消失，夫妻俩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奇效。即便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后，周秀珍也一直默默支持丈夫修炼大法。

卞丽潮为人善良，热心助人，在学校工作踏实认真，任劳任怨，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在家中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记得有一件小事，马路下坡处不知何时出现一个大坑，很多人走到那儿，自行车轱辘都陷进去，汽车开到那儿也危险。当他走到那儿的时候，把自行车放一边，从老远搬来石头，把那个坑给垫上了，当时好多路人看着他搬石头，深受感动。

这位在学校默默奉献了二十多年、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曾担任学校体育教学组组长，从一九九二年至二零零零年连续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后来却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从二零零一年以后，无论工作干得多好，“先进工作者”的称号都不给他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卞丽潮为了让百姓破除谎言，了解真相，二零零零年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被居委会人员恶意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正在外面带学生考试的周秀珍闻讯赶回家，促使其单位出面，把卞丽潮救了回来。

二、睡梦中遭警匪绑架、抢劫、恐吓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早上六点多，卞丽潮正常上班，被埋伏在外面的唐山路南公安分局、路南国保、刑警大队以及永红桥派出所的多名警察绑架，并从他身上抢走家门钥匙后非法抄家。

当天早六点左右，中共邪党在全国多个城市按指标绑架了至少108名法轮功学员，这也就是震惊国际社会的“2.25”事件。在此次群体绑架事件中，被绑架人数最多的是河北的唐山、辽宁的葫芦岛、还有哈尔滨等地，其中唐山是重灾区占三十八人。早晨的六点至七点之间，唐山市区、丰润区、开平区、丰南等地区中警察少则十几名，多则二、三十名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住所，野蛮绑架，并疯狂掠夺财物，把家中电脑、打印机、现金等值钱物品抢劫一。有的夫妇俩同时被绑架，有的一家三口被绑架。每个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抄家、抢劫。参与绑架的警察用大车小车，将抢劫来的法轮功学员家私人财物拉走。周围的民众义愤填膺，称：这是一帮“超级土匪”。

当天早上，卞丽潮外出时，被蹲在门口的路南公安分局、国保、刑警大队等不法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唐山市第二看守所，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关押至今。他的妻子周秀珍（唐山十一中的教师），也被非法拘留了十天，罪名竟是“涉嫌修炼法轮功”。同时，他们的家惨遭不法恶警的洗劫，八万多现金、 手机、电脑、打印机、银行卡、工资卡、身份证、驾驶证等私人财产均被抢走。

周秀珍被不法恶警揪头发、戴手铐，至今两个手腕上各有一寸长的伤疤。在她被拘留的十天里遭到三次非法审讯，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每晚噩梦缠绕，身体每况愈下。这突如其来的劫难，给她的正常生活带来困难，她多次向公安索要被抢走的私人财物，至今仍有大量物品未归还，特别是还有六万多现金，路南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李飚等人，以“涉案基金”为借口不欲归还。他们不给周秀珍抄家清单，还欺骗着周秀珍在六张白纸清单上签字，说是以后重新誊写一遍，明摆着有制造伪证的嫌疑。

在唐山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卞丽潮被连续八次非法提审。因为卞丽潮坚持信仰不配合迫害，恶警就以卞丽潮的妻子和孩子相威胁：“你再不说，就把你的媳妇也抓进来。我们还要去找你女儿！”（卞丽潮的女儿当时东北上大学） 同时恶警还威胁他说，如果卞丽潮不屈服，就让他亲属开的工厂倒闭。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下，卞丽潮在看守所大病一场，仅三个月，由原来一百七十八斤的体重，锐减六十斤。

期间，公安人员利用卞丽潮曾教过的学生对卞丽潮诱供威胁，企图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卞丽潮学生告诫卞丽潮说：“卞老师，您说吧，您不说他们会把师母也抓进来，还会去学校找小师妹（卞晓晖）。”

为了营救丈夫，周秀珍曾向开滦十中校长张冬梅求助，张冬梅却说：“现在咱俩是敌我矛盾，你对像这样，你还替他呼吁，你不觉的是在纵容他？要我对像这样，我早跟他决裂了！” 这种糊涂的话语，给周秀珍的心又蒙了一层冰冷的霜。

三、在无尽的黄昏守候黎明

相濡以沫了二十多年，周秀珍不能接受象卞丽潮这么好的人被处以刑罚，她自学了相关法律，明白了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便聘请了维权律师，想为自己的丈夫讨回一 个公道。她依法找到路南公安分局、国保、刑警大队、看守所、唐山市公安局督察等，要求释放她的丈夫，归还她家的财物，但各个部门互相推诿，或避而不见，甚至个别恶警 还威胁她：你信我把你怎么着呗？

周秀珍就这样独自顶着重重压力为自己的丈夫奔走呼吁。下面周秀珍二零一二年四月的公开信“在无尽的黄昏守候黎明”:

唐山法律界的各位领导：

您好，我叫周秀珍，我丈夫叫卞丽潮，我们都是在校教师。我丈夫在单位工作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和同仁关系融洽，热心助人，是个深受大家喜欢和学生爱戴的好老师，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们还有一个乖巧懂事、成绩优秀的女儿，所以我们是个幸福之家。然而两个多月前，我家突然无端遭劫，且伸冤无门，所以写了这封公开信，希望您了解情况后能给我们以帮助，我在此先表示感谢。

下面我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及相关情况说一下。

2012年2月25日早晨6：20左右，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叫喊声惊醒，一睁眼发现一伙人已经站在了我的床前，我以为我家遭抢劫了。我还惊魂未定，其中一个女的（路南刑警大队人称“丹姐”）大声喊：“赶紧穿衣服！”我顺手拿起身边的卫衣穿在了身上，然后被强行带到了我家客厅靠门口的沙发一角坐下。此时，我因尿急站起来想上厕所，那个女的指着我说：“好好呆着！”其中一个挺壮的男的（后来知道是路南刑警大队大队长刘祝光）指着我说：“你知道吗？你反党反国家，你犯了罪。”我当时更蒙了。这时叫刘祝光的上来揪着我的头发把我铐了起来。当时我愤怒的哭着嚷道：“我想上厕所！”此时那个大队长刘祝光指着我说：“你老实呆着，你信我把你××吗？”我哭着说：“我上厕所还不行？”这时另外一个男的（后听说是局长叫齐忠民）允许下，那个女的让人打开手铐把我带到厕所。我坐在座便上才发现我的左、右手腕鲜血直流，至今我的两个手腕上还各留有一寸来长的伤疤。然后他们又把我带到沙发上，铐上双手。此时我才注意到起码有十几个人进进出出我们家，都是穿着便服。直到此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

后来他们又逼我到地下室，其中那个大队长刘祝光还说：“你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我们帮你清理地下室。”而后他们将我铐着带到了永红桥派出所，搜遍我的全身，把身上仅有的41块钱拿了去，那个女的说为我保管，至今未还。至此我才知道，原来这群人不是贼匪，而是人民警察。

起初他们把我关到了一个四面是墙一面是很粗的铁栏杆的一个所谓的半间屋子里。里面很冷，然后那个大队长和那个女的开始问话。里面真的好冷我坐不下，过了一段时间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才把我带到了一个叫李超的办公室里问话。那个女的还威胁我说：“你好好配合我们工作，要不找你女儿去。”在永红桥派出所他们又录像、又照相、验血，整整一天，最后把我关押到大八方西面明星饭店对面的一个拘留所，并让我签字，罪名是“涉嫌习练法轮功”，关押了我十天，直到3月6号我得以回家。这些常常被称作人民警察的人抄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三部手机、银行卡、工资卡、身份证、驾驶本、家里的钥匙，还有现金七八万，没有留下任何清单。3月22号才让我签的所谓的搜查证，（上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但日期居然还是写的2月25日。直到4月12号我才要回有关的证件、银行卡和工资卡。

就在我家突遭抢劫的同一天，我丈夫卞丽潮从早晨六点上班至今未归。4月1号下午路南国保大队大队长蒋建军叫我去签了卞丽潮的拘捕通知书，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现被关押在唐山市第二看守所。

作为一个有理智、有理性的人，事情发生后我迫切的想知道我和我丈夫到底犯了什么罪，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同时，作为妻子，我急切的盼望丈夫卞丽潮早日回家。但我作为教师，我更知道，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亲人的权益以及维护法律的公正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有必要弄懂如何用法律的标准衡量我家发生的这一切，为此，我自学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并咨询了律师，了解到这样的情况：

从根本上说，给我丈夫所加的罪名来源于他对法轮功的信仰，国家法律是否给法轮功定了性从根本上决定着罪名是否成立。我了解到，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反而让我了解到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三十六条），有言论表达、文化研究创作交流等各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丈夫卞丽潮的信仰和行为完全在宪法的保护之内。

我国确实有关于邪教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我仔细学习之后，我觉得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和邪教没有任何的关系。

1999年10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作为有权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并未给法轮功定性。1999年10月8日，“两高”分别通过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里边也没提到法轮功。出现“法轮功是邪教组织”字眼的唯一文件是“两高”的“内部通知”，而“内部通知”是不能当做法律使用的。

尤其是2000年和2005年，公安部先后两次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列出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认定的14种邪教，其中没有法轮功！这期间正是全国上下打压法轮功闹的最厉害的时候，你说公安部咋没把法轮功列到里边去呢？而且是两次都没列进去呀！你们都是专业人士，你们给我解释解释。
我还了解到，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公开宣称法轮功是邪教。我们国家好像一直公开宣称是法制国家吧，一个法制国家怎么能把领导人的讲话当做法律呢？是谁给了他认定一个修炼团体是不是邪教的权利呢？

既然指控卞丽潮“破坏法律实施”，那谁来跟我说说，哪条法律被卞丽潮破坏了？哪条法律因为卞丽潮的行为执行不了了？一个普通教师能把国家法律破坏了？太夸张了吧？

从最根本上讲，罪与非罪的界定是讲究社会危害性的。那么我倒要问一问你们这些法律界的领导，一个努力工作、待人和气、不争不斗的教师到底伤害了谁呢？

我和卞丽潮是大学同学，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20多年前我毅然决然地从外地跟随他到唐山来，就是因为他为人善良、诚实可靠，有责任心。现在我们都已年近半百，作为“园丁”已经在学校默默耕耘了20几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关于卞丽潮的信仰，据我所知，他认为法轮功能够指导信众从善行善，修身养性。他自从修炼了法轮功，其患有的原发性心脏病高血压痊愈了，而且至今身体很好。

作为我这个年龄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印象、有体会的，想想当时所发生的那荒唐、残酷的一切，谁不是不寒而栗呢？！温总理在今年答记者问时再次提到：“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也就是说，发动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还在。

现在，竟有人看着卞丽潮这样的人眼发黑，想给卞丽潮强加罪名，我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我自认为是个善良的人，我愿意善待一切人，也希望得到他人的善待，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而且我觉得，也只有善待他人的人，才会也才有资格被别人善待。反之，不顾法律，不顾人性与道德，唯私利、唯私欲至上，欺压良善，草菅人命，其下场也一定是可悲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国家公务员，作为警界的领导，您手中是握有权力的，很多时候，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对您来说只是一念之间的事。而这一念之间不但影响着他人的幸福与安宁，而且也调整着您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因为这世界从来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管谁信与不信。

今天，既然您有机会看到了我的这些肺腑之言，我就愿意先把祝福给您，祝您在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良知灼灼，秉持法律，匡扶正义，保护良善，青史留名。我不希望包括您在内的任何一位人民警察因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不希望包括您在内的任何一位领导因行为不当而触犯《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今，我和女儿每天都在盼望着亲人早日回家，我们每天都在为此从黄昏守候到黎明，希望您尽快施以援手，将平安与快乐送给我们这些对您仰望的人。最后，再次向您致谢。

四、被所谓“办案人员”诈骗巨额现金

卞丽潮、周秀珍夫妻遭绑架过程中，警察没出示任何证件，抄走大量财物，却连一份抄家物品清单也没提供。尤其是路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所谓“办案人员”，用诱骗的方式侵吞了从卞丽潮家抄走的十几万元现金。为此，周秀珍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投诉。

周秀珍在投诉信中指出（原文见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文章《中学教师面临非法庭审　恶警诈骗十余万元》）：

“二月二十五日（被绑架当天）下午，在永红桥派出所，刘祝光让我签了5、6页手写的抄家清单，其中有这样的记录：面值伍元的人民币6000元；面值一元的人民币5100多元；30000元；22000元。共计61000多元。

二月二十七日（我在行政拘留所）上午，两个警察到了行政拘留所把我叫出来，签了五、六张扣押物品电脑打印清单。

三月二十二日，路南国保大队李飚打电话叫我去国保找他，见面后他说“有好事儿”，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314房间）。李飚先问了一句，“你知道你们家床头柜里有多少钱吗？”

我说“不清楚”。然后李飚拿出一个纸条说：“这是你家卞丽潮写的，说里边有26000多块钱，是他的补课费，让你来取走。”我说那就给我吧，可李飚虽然把钱递到我手里，却又左右推脱、刁难，不让我拿走。我看出李飚是想要回扣，于是只能从里边抽出2000元放进了李飚的抽屉。然后，把剩下的24000多元钱装入包里，李飚说：“这事儿刑警大队不清楚，所以你得签几个空白清单，然后我再誊写一遍。”随后，他拿出六张空白清单让我签了字。然后我问：“那剩下的五、六万元呢？”李飚说“那是涉案基金，不能给你。”

在空白清单上签字后，李飚还让我签了搜查证，但搜查证上的居然还是日期是二月二十五日。同时还跟我要了卞丽潮的体检费和被褥费450元。

五月四日，我曾去国保找李飚索要清单，李飚一开始也答应给我一份。但国保大队长蒋建军却与我一言不合，大骂：“滚蛋，清单就是不给你！”

五月十日，我又去国保大队，当时只见到了蒋建军。我提出索要清单的要求，蒋说：“你到刑警大队去要吧。”下午我找到了刑警大队长高志龙，但高志龙说卷宗不在他手里，不能提供清单。

五月十四日，我曾再次到国保大队，但依然空手而回。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又一次在国保大队找到了李飚，可李飚不但拒绝提供抄家清单，而且不承认曾让我在空白清单上签字一事。

直到七月五日阅卷时我才知道，卷宗内的清单只有一张半打印纸，上边写着：1460张一元人民币和六十张五元人民币，共计才1760元！而在七月五日的会见中，卞丽潮告诉律师，家里当时有现金十几万元。通过阅卷还得知，卷宗内有一张关于我的传唤通知书，而此通知书从二月二十五日（我曾被非法拘留十天）以来从未有人向我出示，我也从未签过字。”

当时的周秀珍还不知道中共的警察有多邪恶，她被刑警大队的人连哄带骗的在五张空白清单上签了名字，后来才知道刑警大队的这些人，盯上了家中用来买房的十几万现金。构陷案卷里的抄家清单上只列有一千四百多元现金，十几万现金不翼而飞，周秀珍欲哭无泪，这才知道自己被这些声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警察给骗了。

五、邪恶的庭审

卞丽潮被非法抓捕后，周秀珍一直在为丈夫讨还公道而辛苦奔波，然而在临近非法开庭时，周秀珍却被告知失去了家属身份，所以不能入庭旁听，奔波了几个月，却不能在法庭上见一见朝思暮想的丈夫。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左右，当卞丽潮的家人、亲属和朋友陆续来到唐山市路南区法院时，发现所有进入路南法院的各个路口都有警车把守，足有十几辆。没有警车的地方则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穿警服的、穿便衣的布满了整个法院大楼内外，连周围的居民楼里都布满了便衣。法院正门外有一辆大型面包车，里边坐着一个穿特警制服的人，拿着摄像机一直在不停的对着现场的人员转圈摄像。在此过程中，有警察过来恶狠狠地告诉他说：“看墙那边那些人都是法轮功，一个别漏掉都摄下来。”

在法庭上，路南检察院的任维检罗列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卞丽潮说：“他们以我妻子和女儿的安全威胁我，不承认就将她们母女都抓起来。而且只要求我回答‘是’或‘不是’。还强加我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以达到捏造证据的目的。”

辩护律师从法律层面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对公诉人的所谓指控逐一驳回。在整个质证过程中，主审法官王健和陪审员不断的阻止律师的质证和辩护，王健甚至威胁说：“我们已经警告你两次了，再提法轮功是信仰问题的话，就对你采取措施。”

庭审中，公诉方不提供任何证物，而律师多次要求传唤证人周秀珍出庭作证，都被无理拒绝。在此情况下律师提出自己有新的证据提供，一度使那些所谓法官和陪审员非常恐慌，提出休庭。

休庭大约十分钟后继续开庭。开庭后，律师出示了新证据——一段证人周秀珍指证公安人员违法取证和贪污当事人十余万元现金的录像证词。

在确凿的反控证据面前，作为公诉人的任维检词不达意的极力否定证词，并以卞丽潮大量制作神韵光盘海报为由，蛮横无理的提出对卞丽潮量刑七至十五年。而律师则严正告诫任维检，以邪教之名诬陷法轮功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

从一开始的质证一直到卞丽潮和律师做最后陈述，被法官王健无理打断二十多次。不仅如此，王健还质问律师：“你在为谁辩护？！”“不许谈政治！”律师义正词严，正告庭上法官：“到底是谁在扰乱法庭秩序？！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不受法律追究。律师就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辩护律师提出对整个案件执行过程中，唐山市路南区公、检、法人员涉嫌私分罚没财物罪、徇私枉法罪，应追究刑责。建议法庭宣告被告人无罪，当庭予以释放。

卞丽潮则在最后陈述中对在场所有公检法人员提出忠告：“信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在大是大非面前希望你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有个美好的未来。”

卞丽潮被唐山路南法院非法诬判十二年后，卞丽潮及家属对非法抓捕、审理及判决依法提出上诉，并对所谓的办案单位路南国保和刑警大队相关人员非法侵吞十余万元现金提出控告。

在案件一审出现重大问题的情况下，唐山中院不是本着为法律、为正义负责，为无辜者负责的态度组成合议庭择日公开开庭审理，而是企图暗箱操作，法官杜鹃先后于九月二十一日和十月十日在尚未开庭的情况下向家属和律师无理索要辩护词，被家属和律师严词拒绝。然而，唐山中院仍是一意孤行，执法犯法，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通知卞丽潮的律师，“事实清楚，维持原判。”并置确凿事实于不顾，称被控告的路南国保蒋建军、李飚等不存在私吞钱款行为。

六、勇气和毅力　不屈不挠营救丈夫

在这起“二·二五”事件中，河北、东北、山东共有一百多修炼人，因为参与了当时神韵光盘的制作和传播，被非法抓捕，卞丽潮竟被公安局莫名其妙的定为河北“二号人物”。事出之后，周秀珍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之前，在网上也见过不少修炼人被迫害致死的新闻，周秀珍想要保护自己的家庭，不能让女儿没了父亲。周秀珍从小对神佛有着天生的敬畏，当下便发了誓愿——一定要让丈夫平平安安的回家！

丈夫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周秀珍多次去路南刑警大队，找当初带头抄家的头子，索要自己和丈夫的个人物品和家里的十几万元钱，对方却矢口否认。

无奈之下，周秀珍咨询律师，律师建议周秀珍走控告的法律途径，于是周秀珍每隔一段时间，便往公检法司各个有关单位，寄一封控告信和公开信，将路南刑警大队的贪污情况广而告之，然后再把文章曝光到腾讯、新浪、网易的微博、微信等各媒体平台。

周秀珍一边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努力，一边通过媒体的力量求得舆论的关注，同时，唐山一些修炼人和明白真相的家属主动联系周秀珍，互相鼓励，交流经验。

“二·二十五”事件受害者被非法庭审后，不让受害人家属旁听，反而成了一种常态，当家属要进入庭审大门之前，都会被法警询问一句，是否修炼法轮功。每当这时，周秀珍机智的反问法警：“这跟开庭有关系吗？”这下法警懵了。

二零一二年七月，卞丽潮被冤判十二年，法院没有给家属判决书。周秀珍只身前往唐山市路南区检察院、路南区法院讨要说法，无果。丈夫单位的校长早在其被捕之后，就私自克扣了其工资和奖金，周秀珍就此找该校长讨要说法，无果。

虽然每次去抗争都是少有成果，虽然每一次的挫折都令人沮丧，虽然每天的日子都过的如此煎熬，但是周秀珍百折不挠，前路愈艰险，前进的信心愈坚定。她擦干眼泪，继续为夫伸张正义。

七、母女被监狱警察欺侮、围攻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卞丽潮被送往保定监狱。周秀珍知道一名叫郑祥星的法轮功学员，也是“二·二十五事件”的受害者，被冤判十年，到保定监狱五天后，被打成植物人。有此前车之鉴，于是在二零一二年十月至十二月间，周秀珍多次与保定监狱相关部门及负责人打交道，目的就是提前制止监狱警察将来可能对卞丽潮实施的犯罪。

二零一三年一月初，卞丽潮被秘密转到了石家庄监狱。自此，周秀珍与女儿卞晓晖并肩开始了会见卞丽潮的努力。二零一三年，几乎每个月，周秀珍都会和女儿日夜兼程，坐七个多小时的火车，去石家庄监狱要求会见卞丽潮，然而并不是每次都能够见到丈夫。石家庄监狱教育处、狱政处与会见室互相推诿办理会见事宜的责任，即使律师陪同，周秀珍母女一起去，监狱也是百般刁难。

卞丽潮在石家庄监狱出现严重心脏病症状，随时有生命危险。为此，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九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周秀珍、卞晓晖母女俩为了给卞丽潮办保外就医，去保定监狱索要卞丽潮在保定监狱时的体检报告。面对这一正常要求，保定监狱医院院长侯拥军和狱政科科长石至勇，不但不提供体检报告，狡辩什么卞丽潮的妻子不是本人，和母女发生了争执。侯拥军把卞晓晖按在地上不能动弹，周秀珍看到女儿遭受如此欺侮，上前营救，被石至勇拦截，双方扭打在一起。门外七、八个警察把门顶住，不让母女出来。保定监狱还恶意报警，保定市五四路派出所出警，把周秀珍、卞晓晖母女俩带到派出所后，不做笔录，遭到派出所指导员姚爱娣无耻的谩骂。监狱两位领导却自己开车到了派出所后与女指导员喝茶聊天。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日，周秀珍和女儿卞晓晖请了两位律师到石家庄监狱要求会见。本来石家庄监狱答应了两位律师会见，可在三月六日到狱政处办手续时，卞晓晖和两位律师遭十几个警察围攻，狱政处警号1303838女警公然无知的撕毁律师函。

八、丈夫在监狱遭迫害，生命垂危

所有法轮功学员被劫持进监狱，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转化”，表现形同文化大革命期间，要写什么相应的批判书、反悔书、决裂书。不写的话，先是“劝”， 这是精神折磨，包括不许家人接见、强迫听揭批电视、材料，始终属于严管对像，上厕所都被监视，经常面临着精神羞辱和肉体折磨，卞丽潮也遭受了这一切。

卞丽潮被秘密转到石家庄监狱后，每天早晨只给一勺面粥、中午一个馒头、晚上半个馒头，每天二十六个人分四班包夹卞丽潮，不许卞丽潮和任何人说话，也不许别人和卞丽潮说话，以此作为其他服刑人员的减刑奖励。卞丽潮每天能感到脸上的肉一条一条的剥落，体重在明显下降，身上的重量在一两一两地减退，血压高、每晚心脏疼醒七八次，体力在明显衰弱，视力急剧下降……身体出现血压高心慌—心脏缺血—心脏前壁梗塞—心脏侧壁梗塞，十分严重，随时会猝死。狱方医院院长安英武和教育处副处长陈忠却对卞晓晖母子说：卞丽潮“不配合治疗”，出现意外责任自负。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周秀珍、卞晓晖母女请的两位律师会见卞晓晖后，监狱打击报复，五月三十一日狱方偷走了卞丽潮用于学习的生活日记本，指导员王群牛在全监区服刑人员面前大声宣读卞丽潮的学习生活日记，并挑拨说卞丽潮记录了你们的所作所为将来会如何如何，狱方的目的是想孤立卞丽潮继续实施精神迫害。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狱方又强迫卞丽潮到重体力生产车间第八监区，卞丽潮因心脏病不适合重体力劳动没答应，六月十五日却遭到七八个犯人的哄抬，致使卞丽潮晕死左侧身体麻木一夜没知觉，一夜之间狱方一个小时拿手电筒照卞丽潮的一次，不睁眼强行扒开眼睛。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周秀珍、卞晓晖母女通过艰难交涉，下午三点半才得以见到卞丽潮，而后监狱把卞丽潮关到严管大队，每天用二十六个“包夹”犯人酷刑折磨他，形成了狱中狱牢中牢。从七月二十日开始每天上午八点至晚上八点用一个噪音很大的喇叭播放诬蔑法轮功的黑材料，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心脏病人需静养，而狱方这是无形的谋杀。

二零一三年严冬，住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卞丽潮的视力几乎失明，每天名正言顺的五个人包夹，这是监狱长王富安亲口对周秀珍母女说：“象卞丽潮这样的重要‘罪犯’，就需要5～6人包夹。”

九、每一次的见面都可能成为诀别

周秀珍母女第一次争取到成功会见的机会时，卞丽潮第一句就是“每一次的见面都可能成为诀别。”可想而知，卞丽潮在监狱里面承受的迫害和压力必定不少。

本来，在监狱会见亲属是法律赋予当事人及其家属最基本的权利，可是就连这最最基本的权利到了监狱警察口中竟然成了服刑人员表现好的奖励。专管会见的监狱教育处处长换了好几个，但让周秀珍母女会见卞丽潮的门坎却从来没变过。大多数时候，周秀珍都能“磨洋工”似的将会见进行到底，但是个别时候，实在不让见，也是真的没有办法。

其实，周秀珍在会见当事人这件事上，已经做的相当出色的。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大多数受害人进入监狱后，没有外面家属和团体的密切关注，狱警的迫害力度和手段就会越来越严重；家属在外面有的不懂如何会见，有的因为同是修炼人所以害怕去会见，这就很可能使得受害人在狱中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所以为了保证自己亲人的安全，以会见作为切入口，是必须的！

周秀珍抱着这个观念，和表妹陈英华走访了大量受害人家庭，以同是家属而非修炼人的身份启发了大量家属名正言顺的站起来，为了自己和家人应有的权利去抗争、去努力！

只要有时间，周秀珍就陪着其他家属去监狱，会见罹难的修炼人。可以说，周秀珍在千辛万苦、想方设法的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把如一盘盘散沙般的修炼人及其家属一点一点的凝聚起来。

“路南媳妇”是唐山警察称呼周秀珍的方式，一般警察一见她就躲，“周老师”是在修炼人及家属中传颂的名号，家属们都愿意听周老师讲她与警察交手的经历。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自媒体刚刚兴起，新浪、腾讯、网易微博限制不是很多，人们在生活中无处说理，只好把阵地转到网络，周秀珍也不例外。她一方面经营着自己的微博微信账号，一被封号，马上重开；另一方面，关注着他人遭遇的苦难，并与之私信相互鼓励。

周秀珍虽然积累了不少与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但是在丈夫的会见问题上，仍旧存在重重阻碍。由于每次会见都不是很顺利，周秀珍便把每次申请会见的过程和会见中了解到的事实、所见所闻所感照例发到网络上，微博、微信、博客等等各平台，这自然激起了石家庄监狱相关负责人的强烈不满，这些警察干了亏心事，却害怕自己的丑陋行径公之于众。

丈夫被关押在石家庄监狱迫害，周秀珍虽然正常上班，但也不断被警告，不要与修炼法轮功的有牵连，否则如何如何？周秀珍、卞晓晖母女俩不明白啥叫有牵连，难道作为妻子与这样的丈夫离婚就不叫有牵连了？子女断绝关系就不叫有牵连了？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不相往来就不叫有牵连了？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唐山路南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三个警察到周秀珍家骚扰，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唐山路北公安分局打电话骚扰周秀珍，同年十一月一日唐山路北公安分局的警察毛忠（警号08467）和另一位警察又到周秀珍单位骚扰，以给卞丽潮减刑或保外为诱饵，让周秀珍陷害其他法轮功学员，遭到周秀珍的严正拒绝。

周秀珍、卞晓晖母女每次到监狱看望，都遭到监狱方的刁难，尽管费尽周折，最终也能见上一面。但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在第八监区规定的探视日要求见父亲时，监狱教育处处长张彦桥（警号1306433）副科长李英敏（警号1306248），监狱生活处处长陈忠、第八监区长冯海旺以卞丽潮卞丽潮是特殊重要罪犯，三个月才能会见一次拒绝母女的探视请求，并拒不出示任何文字说明和规定，周秀珍、卞晓晖母女非常担心卞丽潮的生命安危,日夜焦虑。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卞晓晖和母亲周秀珍及表姨陈英华再次到石家庄监狱要求会见父亲卞丽潮，仍被监狱拒绝，当天下午周秀珍担心丈夫在监狱受到严重迫害，一时急火攻心，送医院急救，后被劫持回唐山，又遭到唐山当地政法委、教委、唐山第十一中学校方软禁。

十、母女被绑架、非法判刑

在母亲病倒并被软禁在家中，父亲安危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卞晓晖仍然坚强的守在石家庄监狱，在监狱坚持要求见父亲一天一夜，直至四日清晨6点。卞晓晖见哀求不成，悲愤地在布上写下：“我要见父亲”的横幅，站在监狱对面的马路边上表达自己的诉求。

寒风中，卞晓晖不断向围观路人诉说着：“我爸炼法轮功没有罪，没触犯任何的法律。他们属于非法逮捕和非法判刑，现在还非法阻碍会见。”当天遭到监狱几名警察的骚扰和驱赶，后来几天监狱里的狱警十多个大男人倾巢而出围攻，怒目圆睁地向卞晓晖狂喊：“你爸就是邪教犯！就是要强制转化！没必要给你解释！就是不让见！”唾沫星子喷到卞晓晖脸上。

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七日，卞晓晖去石家庄司法厅和监狱管理局反映情况，希望上级机关出面制止监狱滥权违法行径，给家属一个正常的探视权利。可这两个机关找种种理由推诿，整整两天不予受理，不给说法。

卞晓晖为了能见父亲打出横幅一直抗争，不断向社会曝光父亲的冤屈及迫害者的邪恶,这一切令监狱当局及迫害法轮功的公安、610、国保感到恐慌。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点多钟，监狱当局勾结石家庄桥东分局、胜利北街和桃园派出所在卞晓晖的租住房内将卞晓晖暴力绑架，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陈英华仅仅因帮助外甥女卞晓晖拍了一张在监狱门前举牌要求会见父亲的照片也被石家庄警方抓捕。第二天（三月十三日）早上，周秀珍也被唐山公安暴力绑架。

绑架的当时，卞晓晖留下的最后几条微博的内容是：“国安、警察闯入我住处，动粗。他们一瞬间涌出十几个人来给他们自己壮胆。几个大男人围攻我一个女生，怒目圆睁地向我狂喊，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

卞晓晖说：“狱方把我拉横幅视为违法来对待。首先是教育处的处长范元强（音），他的警号是1306433，然后副科长，叫李锳（音），她的警号是1306248，还有教育处那个陈忠（音），剃一个光头，我记不清他的警号了。今天下午他们叫了3趟110来。”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来自北京的律师去石家庄第二看守所依法会见卞晓晖，看守所却称接国保大队通知此案涉密不允许会见。律师随后又去国保大队和石家庄桥东分局法制科，对方互相推诿，国保大队长跟律师在电话里甚至说不知道此事，而当日参与绑架的胜利北街和桃园派出所也不接待律师。石家庄监狱当局、公安强行剥夺一个孩子要求见父亲的亲情，阻止不成，实施绑架，却又无端的阻止律师的会见权。

随后几个月，在多名律师不断的呼号奔走下，才得以会见卞晓晖。在会见时卞晓晖问代理律师：“我妈妈呢？” 律师说：“被抓了，很快就要开庭了。”又问：“常(伯阳)律师和李(方平）律师呢(卞的前期律师）？”“常律师也被抓了，李律师还没被抓。”

会见后律师在微博上是这样评价卞晓晖的：“最勇敢的人权捍卫者！卞晓晖是我见到的最勇敢的90后人权捍卫者，没有之一。零口供，不作任何的妥协，面对魑魅魍魉，大义凛然，毫无惧色。”

卞晓晖被绑架后，卞晓晖深知自己无罪，在看守所拒穿囚衣，拒戴手铐，甚至绝食抗议。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号到四月十四日被整天关押在没有床板的监舍内长达25天。因为拒穿号服、拒戴手铐，律师多次会见均被石家庄第二看守所拒绝。

可谁会想到，周秀珍发到网上的那些在为夫申冤过程中亲身经历的遭遇和文章中描写的事实，暴露了公检法司系统腐败的现象，那些如铁一般的事实，却在唐山和石家庄恶警的生搬硬套、诽谤构陷中，成为了给她定罪的“事实依据”！

二零一四年八月五日上午九点，周秀珍在唐山市路南区法院被非法开庭，“罪行”是：周秀珍将她丈夫被判刑、警方私分扣押其现金12万的消息发布到网络上去。

因鉴于周秀珍申请人民陪审员（民决员）参加合议庭不被允许。胡贵云、王全璋律师认为唐山市路南法院合议庭组成不合法，遂退庭控告。胡贵云律师表示: “全国人大规定，人民陪审员（民决员）参加合议庭有两种：1，法庭依职权;2，法庭依当事人申请。只要当事人申请，无论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合议庭必须安排人民陪审员（民决员）参加合议庭，否则就是合议庭组成违法。”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卞晓晖和表姨陈英华被在河北石家庄市桥东区法院非法开庭。卞晓晖提出要求增加两名人民陪审员，但是遭到法庭拒绝。三位辩护（王全璋，郑建伟，兰志学）律师10点钟愤然离庭。有心脏病身体不太好的晓晖小姨，在律师出来后不久也气愤离开旁听席。在没有亲属，没有律师的法庭上，小小年纪的卞晓晖面对只有当局安排的三十八位陌生旁听人，孤单受审。11点庭审结束，看到囚车内的卞晓晖，亲友不禁落泪。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卞晓晖和表姨陈英华被在长安法院非法开庭。

二零一五年四月初，法院通知卞晓晖律师，卞晓晖一审被判刑三年零六个月。表姨陈英华被判刑四年。二零一五年八月，周秀珍被非法判处其四年，转送至河北省女子监狱。

从小卞晓晖备受父母宠爱，给身边人的印象永远是一个开朗、笑语盈盈、爱整洁的姑娘，曾做公益，前额上常别着一个淡粉色的蝴蝶结发卡。她喜欢话剧，有时说起话来都象剧本里的台词一样；爱读历史，大学曾经想读考古学专业，还与爸爸妈妈约好毕业后一起去埃及旅行，然而这次旅行却因父亲无端被迫害，一家三口皆被关押入狱，变得遥遥无期。

十一、周秀珍被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

二零一六年十月五日，河北省女子监狱第九监区开始对周秀珍所谓“转化”，每天把她拉到一个没有监控的房间，强迫她观看诋毁法轮功的视频，周秀珍就视频所捏造的证据一一对狱警进行反驳，问得监狱警察一个个哑口无言。

有一天，因为周秀珍不写“四书”，一个叫许培的警察大骂周秀珍“没人性”，周秀珍刚想反唇相讥，却被同组的服刑人员拉出了小屋。

在这种精神虐待及高压迫害下，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晚，周秀珍被迫害致大量吐血、便血，被送进石家庄和平医院住院五天。诊断结果是，肝硬化失代偿期。五天之后，周秀珍被转回监狱医院。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秀珍回到九监区，在监区长孔潇飞的指使下，监区警察每天指派服刑人员，从早到晚拿来“四书”范本，逼迫虚弱不堪、需要静养、连说话都没力气的周秀珍“抄四书”，否则不让其睡觉。

同时，监区警察每天轮流、多次逼迫周秀珍打电话，告知远房亲戚，将医药费交给监狱。周秀珍从同监舍服刑人员口中得知，医院称其生命垂危，所以监狱想要急忙给周秀珍办理保外就医，以免死在监狱里，但是又想在甩掉她这个包袱之前，让她写个“四书”，监狱顺便捡个便宜，捞个政绩，因此，就出现了上述情况。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周秀珍第二次大量吐血、便血，监狱迅速将其转送到石家庄以岭医院（私人医院）进行抢救。从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晚，到二十六日清晨，周秀珍一共呕吐大约九百毫升鲜血，且大小便失禁，血压四十，心跳四十。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早七点，一个护士拿着一张写满字的A4纸问奄奄一息的周秀珍，“你有信仰吗？”周反问一句，“这和住院有关系吗？”之后，周秀珍马上向主治医生提出出院申请，并签字。

女子监狱曾三次向唐山司法局申请“保外就医”，却均被拒绝；向霸州申请，同样遭拒。唐山方面拒绝。原因很明显，“君子坦荡荡”，周秀珍本人的果敢、正直在唐山公检法圈子是出了名的；“小人常戚戚”唐山恶警当年好不容易把她抓起来，当然只会落井下石。

就是唐山的拒绝，使得周秀珍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机会，监狱的主旨：只要你不死，就一直关着你。半年的拖延，对于一个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病人来说，太久了，如果第一次唐山就同意了申请，也许周秀珍不会病的这样严重，更不会这样早地离开人世。最后，监狱找周秀珍的三姐作保，向廊坊提出申请，终于把周秀珍像甩包袱一样的推出了监狱。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秀珍躺在一百二十救护车上，被监狱押送至廊坊长征医院，随后由家人转送到北京三零二医院救治。期间，周秀珍由于吐血、便血多次，身体各项指标太低，达不到手术标准，遂只能出院，靠吃药、输液维持生命。

十二、生命的最后走入大法修炼

周秀珍在“保外就医”期间，生命垂危，却频频被当地司法局人员骚扰。尽管遭受这么多的魔难，周秀珍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周秀珍刑期终止，但来自于廊坊当地警察的骚扰却没有停止。房东含泪恳求周秀珍母女赶紧搬走。无奈之下，这对母女只好费尽周折，于二零一八年六月，回到了唐山老家。

刚到家第二天，唐山恶警便来敲门骚扰。二零一八年七月，女儿想带母亲去北京求医，怎料母女身份证却在车站被恶警扣下，连医生都不让看，这就是把人往死路上逼。

二零一八年七月底，周秀珍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前往山西定居，却在高速路口再次被扣身份证。

二零一九年初，周秀珍三人去石家庄探望狱中的卞丽潮，不但办理会见手续阻碍重重，而且监狱对女婿的个人情况盘问不止，随后的几个月，甚至还对其进行多次电话骚扰。

二零一九年九月，周秀珍女儿刚生产，坐完月子，再一次遭遇当地警察通过威胁房东驱逐的戏码，一家四口不得不另觅他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住处，当地警察仍不罢休，竟然去周秀珍新住处的物业无端盘问，使得物业人员对周秀珍一家冷眼相看。

就在这一次次的骚扰中，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中午，周秀珍开始感觉胃不舒服，十八日凌晨三点便血之后，倒地不起，十八日一天一宿大量便血、吐血，十九日凌晨，由于失血过多开始昏迷；十九日上午十点三十七分，含冤离世，终年五十六岁。

然而，即使人已经去世，当地警察仍不甘心。不但在出具死亡证明的过程上，制造重重障碍，而且在出殡那天，竟然专门派人去火葬场核实火化情况。半个月后，仍有警察给殡仪馆打电话询问周秀珍是不是真死了……

但令人惋惜的是，周秀珍至死都没有等到一家团圆的时刻。那套原本整洁温暖充满欢声笑语的房子变得遍地积灰，冷清寂静；那个原本可以很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甚至生死相隔，再也无法破镜重圆。

美国国务院发布二零二零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关注法轮功学员卞丽潮依然被非法关押。其实，近几年的美国人权报告中，都有提及卞丽潮一家被中共迫害的案例。



发稿：2024年1月28日    更新：2024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