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中秋月圓時多少遊子淚濕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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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青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又到中秋佳節，去國懷鄉經年，出國後，我沒有再回過中國，與無數流亡海外的華人一樣，我們回不去祖國。我與在大陸的父母天各一方，在這個象征團圓的節日裏，作為身在異國他鄉的遊子，只能遙寄相思，遙寄祝福，期盼在故國的親人安好，「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我的父親今年89歲，他是一名「離休老幹部」，我的母親是一名退休高級教師，今年86歲。他們沒有子女在身邊，孤零零地全靠自己照顧自己。我作為女兒卻無法盡孝，不是因為工作忙，也不是因為路途遙遠，而是因為有家不能回，有國不能歸。像我這樣被迫流亡，祖國回不去的中國人，相信有千千萬萬。當我們當年千方百計、歷盡艱險，為了追求自由而要離開那個被稱為祖國的地方的時候，沒有想到，一去難回，夢牽魂繞的故國家園變成遙不可及，歸途無期。

　　有人說，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祖國——這句話多麼豪邁，又多麼無奈！那是因為我們的祖國沒有自由，所以無數中華兒女被迫浪跡天涯，四海為家。講起來，這是一句無奈的話，心酸的話。

　　我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中秋節。那是2001年的中秋節，我被關押在廣州的女子勞教所——一個叫槎頭的孤島上。那一年是共產黨迫害法輪功最高峰的一年，有大量的法輪功學員因為到北京上訪、派發數據或者只是說一句「我還是要煉」，而被抓到勞教所，處以1至3年的勞教。　

　我是在2000年10月出事的，警察從我的家和辦公室抄走了很多法輪功的書籍———那是我心靈永遠的傷痛，是我永遠不忍回首的恐怖一幕。這些書籍都是出版社合法出版的，在1999年7月20日之前，在中國大陸的小區、公園、廣場都是法輪功晨煉的人群，每個單位都有人煉功，但共產黨在1999年7月20日那天突然發動全部國家機器，鋪天蓋地打壓，一夜之間，上億中國人被定為「階級敵人」，仿如另一場「文革」來臨。只不過，文革的遊街、批鬥、大字報，是以公開的、看得見的方式進行，而對法輪功的打壓，從開始時的宣傳機器大批判到後來轉入背地裏，在勞教所、監獄、學習班等秘密的地方以隱蔽的方式進行，所以這場迫害的殘酷性，至今未能為全世界的人所了解。

　　我之前在共產黨政府部門工作，為領導寫工作報告、會議講話，為共產黨「歌功頌德」，「鞍前馬後」、「鞠躬盡瘁」，並積極爭取入黨。不過政治運動的狂風驟雨來襲，我未能因為對共產黨一片衷心、兢兢業業工作而得以豁免。接下來，「黨支部」對我進行大會、小會的批判，單位領導、組織部、人事局、公安局紛紛嚴肅「約談」，要我與法輪功「劃清界限」，昔日有講有笑、無話不說的同事，此時仿如陌路人，射來了明槍暗箭，紛紛落井下石。我當時未滿30歲，從未經歷過任何政治運動的「大風大浪」，我被推到了人生的風浪尖上，面臨人生最大的考驗。

　　而我「根正苗紅」的家庭，因為出了我這個「異類分子」，而家無寧日，家裏吵得雞犬不寧，父母逼我要表態不煉法輪功。我親身經歷了像文革時的夫妻反目，父女成仇，眾叛親離。我認為法輪功沒有錯，不想出賣良心，堅持不寫「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書，以一己之力抵抗整部國家機器，感到孤立無助，仿佛是全世界最孤獨的人。　

　在抄家後，我被判勞教1年。在那裏經受的壓力更是難以想象，天天被輪番轟炸洗腦，不「轉化」則不給睡覺，不讓吃肉，關小屋、坐小板凳「反省」，掛「紅牌」嚴管，坐著「牢中牢」……　

　2001年的中秋節是10月1日，逢中國的國殤日，晚上，我們坐在勞教所的大院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我坐在小板凳上，前後左右都是「夾控人員」。別說月餅，因為我不「轉化」連肉都沒有得吃，吃的是白開水煮的蘿蔔……　　

我經歷過無數的思想鬥爭——向共產黨低頭，低頭以後就可以自由——這種自由，是向共產黨下跪、向它乞求換來的。但是我不能向它低頭，因為我不能顛倒是非黑白，我不能出賣良知，不能助紂為虐——為此，我寧願選擇與孤獨作伴。

　　再後來，我背井離鄉來到美國，拿到了綠卡，入了籍。但我的內心，總是有一種感傷，一種不得不變成一個旅居者、一個流亡者，一個回不去祖國的遊子的感傷。

　　每年中秋月圓時，多少遊子淚濕襟！中秋節只有在團圓的時候，才是一個歡樂的節日，而對於流亡海外的中國人來說，月圓人不圓，這個節日，帶給他們的是五味雜陳的感觸。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希望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那一天早日到來，流亡海外的遊子能回到中國，在「天地復清明」的中秋節，實現真正歡樂的團圓！



發稿：2023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