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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位西人:在天安門廣場上為自由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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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va Fu 編譯: 穆清


肩挎大背包,手拿旅遊指南,加拿大人喬爾·奇普卡(Joel Chipkar)看起來就像一個典型的遊客。

這位33歲,棕色頭發的房地產經紀人身穿黑色夾克和卡其色褲子,輕快地走向中國首都的中心——天安門廣場,十幾年前(1989年),這裏曾被學生和市民的鮮血染紅,成千的人死於共產政權的坦克和槍口之下。

2001年11月20日那天,以濃濃的霧霾聞名的北京城卻是陽光明媚,天清氣爽。

行人三三兩兩,悠閑地漫步在寬廣的灰色人行道上,但奇普卡並沒有太留意。他朝著廣場北端徑直走去。他有任務在身。

奇普卡很快就看到了他要尋找的目標:在中國旗桿以西6米的地方,有二三十個像他一樣淺色頭發的人正安靜地聚集在一起,他們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站著,正在整理衣領。 這一幕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當時,在這個國家,一下看到這麼多西方面孔並不常見。

在離這群人還有一段距離時,奇普卡停下了腳步。 他認出了人群中的幾張面孔,但他知道最好不要打招呼,因為任何能引起周圍關註的舉動都可能不利於一場將要發生的行動。

一種壓抑著的興奮在空氣中彌漫。不一會兒,這群西方人聚集成四排,他們或站或坐,仿佛在標志性的天安門樓前合影留念。之後,他們以打坐姿勢坐下,有的人則展開兩米多長的金色橫幅,上面寫著中英文“真、善、忍”,這三個字是受迫害信仰團體法輪功的核心原則。

此時,警察蜂擁而至,抓捕跟隨其後。

奇普卡的任務就是觀察並記錄現場所發生的這一切。

計劃

這一切發生在中國共產黨(中共)宣布打壓法輪功(也稱為法輪大法)的兩年後,當時在中國大約有7000萬至1億人修煉法輪功。因修煉人數眾多,法輪功無緣無故地成了中共的眼中釘。

20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各地的公園、廣場,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排排的法輪功學員在煉功。 但這些活動在1999年7月戛然而止,中共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消滅法輪功的運動。

從那以後,法輪功修煉者成了被騷擾、酷刑折磨、拘留和奴役的受害者。 許多人被迫離開工作單位或學校,與法輪功有關的書籍被沒收和燒毀。

對法輪功的迫害在2001年達到高峰。中國國內的廣播和報紙被利用宣傳2001年1月20日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場所謂自焚事件,後來該事件被證實是在中共高層的命令下上演的旨在將法輪功修煉人描述為自殺者的偽案。

愈演愈烈的誤導信息和仇恨宣傳運動促使法輪功修煉者一波一波地前往天安門廣場——中國的政治中心和熱門旅遊勝地——呼籲結束迫害。

身處海外的法輪功學員焦慮地看著這一切,不斷傳來中國同修的遭遇告訴他們必須要做更多的事情。

對這群西方人而言,上天安門呼籲停止迫害的想法至少醞釀一年的時間。30歲,主修中國和經濟學專業的德國大學生彼特·雷克納格爾(Peter Recknagel)是這個計劃的發起人之一。 當他發現世界其它地方的法輪功學員也有同樣願望時,他的計劃進一步擴大。

最終,36位來自歐洲、北美、澳大利亞等12個國家的法輪功學員飛往中國。他們中的許多人彼此素不相識。他們遵循的指令再簡明不過:分開旅行;11月20日下午2點前在旗桿附近集合;保持低調,傳達他們要呼籲的信息;並盡可能多地停留。

2001年,來自12個國家的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他們和平呼籲中共結束對中國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和酷刑。(亞當·萊寧(Adam Leining)提供)


他們采取了預防措施,以保證計劃不外泄。同時,為了避免被中共當局竊聽,只有少數人參與組織工作,他們在大部分計劃中都用瑞典語交談。

來自美國的30歲廣告主管亞當·萊寧(Adam Leining)將橫幅裝在西裝袋裏。在行動的前一天晚上,他們拉下酒店房間的窗簾,將迪斯科音樂聲開得很大,然後一個接一個人進房間進行小排練。他們展開橫幅看看它有多大,並讓三位個子最高的小組成員拿著它。

當大家在廣場集合時,兩名歐洲人手捧一束鮮花,就像慶祝一樣。那是為他們準備好爭取時間。

“有一個信號……然後每個人都要切換到打坐的姿勢,”現年50歲、居住在紐約州的雷克納格爾向《大紀元時報》回憶道。

“我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以免在行動發生前計劃毀於一旦。”她說。

2001年11月,在中國北京,喬爾·奇普卡在長城上手舉寫有法輪功大法好的英文小橫幅。(喬爾·奇普卡提供)


見證者

奇普卡盡可能小心仔細地計劃他的角色。

他買了一臺微型攝像機,還有一臺類似尋呼機的設備,他把它塞進了背包的帶子裏。帶子上開了一個洞,這樣鏡頭就可以穿透在外。然後他花了整整四天的時間,背著背包照鏡子(演練拍攝效果),以掌握如何調整相機的角度。磁帶會播放大約兩個小時,一切準備就緒後,他就可以放松四處走動。

“我想到了所有可能發生或出錯的情況,我不得不為這一切做好計劃,因為你不會再有第二次機會。”現年53歲、居住在多倫多的奇普卡在接受《大紀元時報》采訪時說。

抓住機會

當前往中國的計劃傳到瑞典的安妮·哈科薩洛 (Anne Hakosal) 那裏時,她在心裏問自己,是否也應該試著前往,她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通過中國海關。

兩年前的1999年10月28日,43 歲的她正在中國的首都;當時,大約30名中國法輪功修煉者冒著生命危險,成功的舉辦了一個地下新聞發布會(“中國大陸法輪大法新聞發布會”),向主要的國際媒體(路透社、美聯社、紐約時報)揭露他們遭受了怎樣的暴虐侵犯。

他們的大膽之舉激怒了中共,引來當局的瘋狂報復,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後來都被重判、酷刑致傷、乃至迫害致死。美發師丁延入獄(承德監獄)不到兩年,就於2001年8月遭酷刑致死,她曾被剝光衣服,關在一個有木釘的鐵籠子裏,水牢的汙水一直齊到她的脖子。

哈科薩洛(Hakosal )當時是東北城市大連學習漢語的一名國際交換生。 1999 年11月,她在廣州參加法輪功學員的一個聚會時遭到抓捕。

警方得知了他們的下落,淩晨2點左右,突襲了哈科薩洛和十幾個朋友住的公寓,並連夜審問了他們。 一名法輪功學員被警察抓住頭撞向墻壁,當場暈厥。

2001年11月24日,瑞典報紙上的安妮·哈科薩洛(Anne Hakosalo)的照片。(安妮·哈科薩洛提供)


或許是哈科薩洛的外國國籍保護了她。警察們雖然對她大吼大叫,但多數情況下是收斂的。 那天下午把她釋放了。

哈科薩洛心有余悸,她不確定,在發生這一切之後,自己是否已被納入中共政權的監控範圍。 但在最後一刻,她決定抓住機會,前往中國。

出乎哈科薩洛的意外,一切都很順利, 大約一周後,她拿到了前往中國的簽證,並訂好了機票。

也許她註定是要去的。她想。

“我面臨選擇,要麼在好人受害時,袖手旁觀,被動接受,要麼采取行動,聲明我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她後來告訴瑞典媒體。 “不僅是我不接受(這場迫害),全世界很多人也不接受。 我們都希望善良地活著。”

舉橫幅

行動的前一天晚上,奇普卡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想著每一個可能危及他的使命的小事故。攝像機可能會發生故障,或者警察可能會在他到達現場之前逮捕他,那麼他的所有工作都會白費。

當奇普卡到達天安門廣場時,他的朋友澤農-多爾奈基(Zenon A. Dolnyckyj)已經和大家聚集在一起。比他小10歲的多爾奈基從多倫多的一些中國法輪功修煉者那裏學到了一些基本的普通話。

他倆人前一天曾在長城會面,掛了一面寫著“法輪大法好”的黃色豎旗。多爾奈基一直在旅館裏熬夜,將這些漢字寫在橫幅上——用多爾奈基的話來說,這是“美麗的、象征性的信息”。

“喬爾·奇普卡和我的內心都非常堅定”,多爾奈基告訴《大紀元時報》,“我們知道去那裏是冒著生命危險,但我們覺得,這對世界來說非常重要。因此,最終到達長城並將那面旗幟掛在那裏,真是非常激動。”

兩人都購買了定於天安門行動後四小時返回加拿大的機票。

“機場見”,行動前一天早上,奇普卡在酒店告訴多爾奈基。

但他們未能如期返回。

多爾奈基花了一整天的時間閱讀、打坐、在附近的街道上走來走去,低頭看手表,他精神十足地走進天安門廣場,“感覺自己像個巨人”。

大橫幅展開時,雷克納格爾和雷寧都坐著。多爾奈基站在“真”和“善”兩個字之間的橫幅後面,用兩手支撐著橫幅。

2001年11月20日,來自12個國家的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他們和平呼籲中共結束對中國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和酷刑。(明慧網提供)


他在2017年告訴新唐人《傳奇時代》節目時說:“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他們緊握橫幅的力量如此強大,他們就是那樣牢牢地握著橫幅。”

不到20秒,一聲警車的鳴笛刺破了空氣。很快,至少有六輛警車包圍了他們,身著制服和便衣的警察不知從哪裏冒出來,把這些修煉者扔進車裏,把圍觀的民眾推開。

隨著警察的到來,多爾奈基從他的褲腿裏掏出另一條由枕套改裝的黃色臨時橫幅。這個動作他在酒店裏練習過。他舉著這面橫幅,用盡全力高呼“法輪大法好”。

當警察抓住他時,其中一個人對著多爾奈基的兩眼之間打了一拳,導致他鼻骨骨折。血順著他的鼻子流了下來。他感到一陣劇痛,眼眶裏噙滿了淚水。

更多的拳頭像雨點般打在他身上,他被強行推進一輛白色警車,在那裏他發現一名瑞典男子被打昏,還有一名金發藍眼睛的法國婦女,警察試圖勒住她的喉嚨,以防止她高喊:“法輪大法好”。

奇普卡站在離混亂現場不遠的地方,看著他的朋友們在幾分鐘內被拖走。

他叫了一輛人力車回到酒店,立即沖進酒店大堂的洗手間,反鎖身後的門,開始倒帶。確認一切就緒後,奇普卡前往最近的一家聯邦快遞(FedEx)辦事處,將錄音送回加拿大。

“我真的松了一口氣”,奇普卡說,“當呼籲行動在廣場上發生時,很神奇——事情完全按照他們計劃的那樣發生。”

審訊

但時,其余的人被關押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派出所,那是一個墻上有血跡且沒有窗戶的牢房。審訊期間發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一名以色列法輪功學員的臉被打,腹股溝被踢。

他們後來被送到機場附近的一家旅館,一名美國醫科學生在拒絕簽字並撕毀警方報告後,頭部遭到擊打。一名女子拒絕交出手機,被警方強行搜身。

懂一些中文的雷克納格爾警告警察,不要再襲擊這名醫科學生。

2001年11月20日,歐洲法輪功學員與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警察局地下監獄內的一名警察交談。(亞當·萊寧(Adam Leining)提供)


“(你)再打一次,全世界都會知道的,”雷克納格爾回憶說,他用普通話對警官講。

警察一怒之下把他推到墻上,威脅說“你知道死是什麼感覺嗎?”雷克納格爾告訴《大紀元時報》。

盡管如此,與對待中國的法輪功修煉者相比,警察還是克制的。在整個訴訟過程中,警方對這群人進行了拍攝,包括提供食物和水,不過,被捕的法輪功修煉者們懷疑這是出於宣傳目的。官方媒體後來報導稱,這些西方人受到人道待遇。

大約24到48小時後,他們被送上了飛機,並被告知五年內不能返回中國。

真正的英雄不是我們

20年後,當奇普卡回首這段往事時,他說,他們的行動不是什麼英雄性行為。

“那一刻是我們做了我們認為必須要做的事”,他說,“我們每個人都盡力了。”

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介紹,自中共迫害開始以來,數以百萬計的法輪功學員被投入看守所、監獄、勞教所等場所,數百萬人遭受酷刑。很多被拘留的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總部在美國的記錄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網站明慧網已證實了數千人的死亡。專家表示,這只是冰山一角,因為該政權竭力掩蓋其殘酷迫害行動。

奇普卡說:“真正值得關註的英雄是中國的法輪功修煉者,他們每天都在經歷生與死的考驗——每次當他們走出家門,讓人們知道正在發生的暴行。”“這些在中國的人是英雄,而不是我們。”

2001年11月,喬爾·奇普卡從北京安全返回加拿大多倫多後在機場。(喬爾·奇普卡提供)


雷克納格爾(Recknagel)在柏林墻倒塌之前在東德度過了他生命中的前18年,他把他的天安門之旅描述為一次“大冒險”。

“沒有人真正知道會發生什麼”,雷克納格爾說,“不知道這對(改變)中國的局勢有多大幫助,但至少,它讓我們瞥見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是多麼真實和殘酷。”

“他給了你一種動力……盡己所能去阻止它(迫害的發生)。”

藝術家隨後將西方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上展示橫幅的那一刻描繪在一幅油畫中。畫作裏,一道半透明的金光從這群修煉者身上散發出來。

“你看真、善、忍”,他指著橫幅上的三個漢字說。“在那個時候,我們正為此挺身而出。”

這幅畫現在在紐約州北部的一個購物中心展出,雷克納格爾有時會去那參觀。

“把那張照片作為回憶真是太好了!”他說。

但對他和其他許多人來說,20年前的記憶與悲傷密不可分。

“在中國,很多人為此挺身而出,但他們卻沒留下照片,”雷克納格爾說,“許多人被殺戮。”

英文大紀元原文鏈接The 36 Who Dared: Fighting for Freedom in the Heart of Red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