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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千古家教圣经:诗礼传家、重德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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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流》正见周报编辑

中国古人非常注重家风、家教,注重对子女的德性培养,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向道、向善等理念正面引导,“重德修身”成为各家家训的核心内容。古圣先贤们对子女的仁慈关爱和严格要求,使其在任何时候能够择善而从,走正人生之路而无怨无悔。古人家教的智慧,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孔子:“诗礼传家”

孔子是中国春秋时的思想家、教育家,相传他有三千学生。《论语・季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一个学生陈亢有一天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在老师那里听到有与别人不同的教诲吗?”

孔鲤说:“没有啊!有一次我父亲曾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走过,父亲问我:‘学《诗》没有?’我说:‘没有。’”

“父亲说:‘不学《诗》,无以言。’我马上就去学《诗》。又有一次,遇到父亲一个人在那里,我快步走过,父亲问我:‘有没有学《礼》?’我说:‘没有。’父亲说:‘不学《礼》,无以立。’我马上又去学《礼》。我只听到这两件事。”

陈亢下来高兴地说:“我问一个问题,却得到三个收获,知道了学《诗》的道理和学《礼记》的道理,还知道了君子对待自己的儿子与别人的孩子是一样的。”

的确,诗和礼,都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孔子说:“诗言志,歌咏言”,认为利用文艺形式对学生进行具体形像的教育,比说教往往有效得多。相传《诗经》三百零五篇,就是他亲自删定的,内容多和修身、知命、追随道义有关。

孔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就应从这里开始,另外,通过读诗也能够学到许多历史、自然、社会知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所说的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礼仪行为规范,从学礼开始,逐渐培养出学生自觉的道德主体意识,进而成为日后通达天道、经世济民的基础。

孔子教育儿子学“诗”学“礼”,和对其他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孔鲤是自己的儿子就放松对他的要求,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对学生的一视同仁和对儿子寄予厚望。后代的读书人,把孔子教子的方法称做“诗礼传家”。

唐太宗的家教圣经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即包括君体、建亲、求贤、
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为君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准则,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修身治国,备在其中”。《帝范》也被历代帝王奉为家教圣经。

唐太宗谆谆告诫李治:效法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古代圣哲贤王,“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倾己勤劳,以行德义”。唐太宗还写了《诫吴王恪书》、《戒皇属》等经典名篇,教导子女“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指出修养德行的重要性,多做善事、美德充盈才能福泽绵延;

教导子女“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要自勉自制,严于律己,他讲述了自己数年“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把时间放在勤勉朝政上;教导子女“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之耕夫”,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要培养节俭朴素的品德。

唐太宗给几个儿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如房玄龄、李纲、张玄素、李百药、魏征等,并专门下诏书规定了对待老师的礼仪。他一方面教诫子女要尊师重教,“见师如见父”,要“宜加尊敬,不得懈怠”。一方面支持老师严格管教,鼓励老师对太子及诸王的过失极言切谏。

老师们都能够坚定地履行职责,与唐太宗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非常注意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教育,遇事必诲,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良好的品质。如有一次,他看到李治在一棵弯曲的树下休息,就教诲他说:“这树虽然弯曲,打上墨线就可以取直成材。做君主的即使本身并不高明,但是能接受别人的规谏,也可以变得圣明。”

唐太宗还注意结合史实进行教育,他让魏征编录了《自古诸侯善恶录》,分赐诸子,要他们把书“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从前人善者成、恶者败的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得到鼓励,从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做正人君子和爱护百姓的人。

结语

古代家庭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以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的。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子女长远打算,因为德是做人最根本、最本质、最美好的东西,是一切福份的源泉,是留给孩子的最可靠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