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孩子失去妈妈、爸爸—百位遭中共残害致死的法轮功女学员（54）
“那时我痛得几乎到了休克状态，脚没处藏没处放，没有准确的语言去形容那种感觉。只是觉得时间太漫长，分分秒秒都在生与死的边缘中煎熬，那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经历，身体承受到极限的痛苦中挣扎着，我别无它想，我只是一念：不能向他们低头，不能让他们取乐。”
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朱秀敏是这样形容她所受到的一次酷刑折磨。因为传播法轮大法真相，揭穿中共的谎言，她多次遭绑架，曾在牡丹江阳明公安局遭受残忍的刑讯逼供：皮管抽打、沾满芥末油的抹布堵鼻孔、头上套塑料袋等。二零零二年因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才三十岁的朱秀敏女士被绑架折磨、非法判刑七年，在恶名昭著的黑龙江女子监狱备受摧残，她曾遭受电棍电、冷冻、毒打、码坐、罚站、剥夺睡眠时间等酷刑折磨；她还被强迫做奴工、被监视、禁止去超市购物等。
历经各种酷刑折磨，朱秀敏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在流离失所中含冤离世，五岁的女儿失去了妈妈。朱秀敏的丈夫王宇东，在经历了十三年的冤狱及父母、妻子相继离世的痛苦后，于二零二三年四月九日含冤离世，六岁的女儿失去了爸爸。
朱秀敏一家三人
朱秀敏女士，一九七二年出生，家住大庆市萨尔图区，她原是大庆市毛毯厂工人，后因单位黄了而失业。一九九八年十月，当朱秀敏看到《转法轮》时，就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我一直找了很久的。” 朱秀敏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把火爆脾气改善到安详宁静，真诚善良。
丈夫王宇东本是一名优秀厨师、国家二级象棋裁判员，因工作敬业常受表彰，也是被街坊邻居称赞的善良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宇东因坚持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他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获冤刑十三年。
家人曾这样评价朱秀敏遭受的迫害：“老妹儿不就是炼法轮功吗？我们知道妹儿是个好人，从不占别人的便宜，我们送给她的东西她都不要。人还长得漂亮，一米七几的大个，身体匀称有气质，这些年被中共祸害得家不象家，精神头都钝了，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下面是朱秀敏女士生前的自述：
我叫朱秀敏，家住大庆市。一九七二年出生，我本性单纯，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勾心斗角，很不适应，一直想找一片心灵的净土。一九九八年十月，当看到《转法轮》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这就是我一直找了很久的，从此心灵安详宁静，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着。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公开造谣诬蔑法轮大法，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
一、迫害初期进京上访遭绑架，非法关押，勒索钱财
迫害开始后，为了向国家政府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我和两个女法轮功学员搭伴踏上去往北京的火车。到了山海关，车上的乘警查身份证，堵截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同去的一法轮功学员被强行带下车。我和另一法轮功学员还有她七岁的儿子，顺利到达北京。
三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三人围成一圈炼法轮功第二套功法，被广场上的巡逻兵劫持到依维柯上，车上装满了十多人后，我们被劫持到北京前门派出所。当天大庆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们劫持到宾馆，然后他们把在山海关被劫持的那位法轮功学员也带到了这里。
而后，我们三人各自的单位、居住地的派出所都来了，他们一行有十多人，他们借此机会在北京玩了两天。白天由驻京办事处的人看着我们，晚上他们全都睡在床上，我们却睡在地毯上。几天后，我们被劫持回各自居住地的派出所，我被火炬派出所指导员劫持到火炬派出所。火炬派出所开了半个月的拘留票子，我绑架到萨尔图区拘留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天后，被家人要回，拘留所向家人勒索了伙食费。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我独自一人去北京，想赶在五月一日，能遇到更多的法轮功学员，一同来证实法轮大法是受冤枉的，是清白的。当天人特别多，我被淹没在人流中。由于上次来京看见一法轮功学员手举横幅大喊“法轮大法好”，心里非常震撼，自己也想举横幅，但当时苦于不知怎样才能做横幅。我于是买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就在那等着，心想一旦有法轮功学员举横幅，我也跟在一起。我待的时间长，被注意了，城楼上站岗的军人把我劫持到城楼下，随即被劫持进依维柯车上，绑架到前门派出所。
之后我原单位大庆毛毯厂基建队的队长王立田、副队长刘孟举，还有一位不是本单位的女士和火炬派出所片警，他们用三千元贿赂北京警察，把我进京的记录抹掉。（注：那时邪党搞株连政策，各省市如发现有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领导会受处理，所以各省市都花钱贿赂北京的警察，抹去进京的法轮功学员名单。）他们在北京玩了两天，才回大庆。直到我单位买断时，我才知道第一次进京时，他们旅游的一切花费都强制我们三个法轮功学员承担，我摊上了三千六百元，第二次费用队长（他是带队的）签字扣了我三千四百元，买断时没有任何票据直接扣下。
这次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期满后又被加两个月，又期满后又被加两个月，不写“保证书”不放。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在大庆铁人广场法轮功学员集体户外炼功，有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人太多，各区的看守所关不下，就分流到各县偏远地区。由于大量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进看守所，不到十平米的牢房被关押了三十多人，大房间被关押的更多。大板铺上、地下都得一颠一倒的睡觉。那年夏天异常闷热，空气稀薄，牢房没有空间活动。每天吃的是所谓的大头菜汤，实际就是咸盐水，有时做的高粱米饭没蒸熟。一次中午停电，水刚热高粱米一点都没熟，就给大家开饭了。所以很多法轮功学员身体出现不同的病状，心脏，血压等不正常，张铁燕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突然离世。我因为身体异常才被放回家。
二、公安局长耍流氓：“信不信我扒光你的衣服！”
为了进一步向广大不明真相的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我和几名法轮功学员开始插播有线电视。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法轮功学员王学士在插播时，当场被阳明区公安分局恶警绑架，当时王学士在闭路电线杆上面，发现车时来不及离开。
五月八日下午一点左右，我在火车站被四个警察绑架，当时我大喊不许抓人，凭什么抓我，以此示意离我十多米远，正向我这边走过来的法轮功学员崔三哥（后来崔三哥于七月被阳明公安分局绑架，他的肋骨被打折，活活被打死）。我被他们塞进车里，他们把我的头按到座位底下，把我的手机和钱包抢走。
在阳明公安分局，我被铐在了铁椅子上，一会儿阳明分局局长朱某某，进屋后穷凶极恶地象疯了一样打我的头，并大声地叫嚣：“为了抓你们，我们连着半个多月没睡好觉，信不信我扒光你的衣服，你认为我不敢吗？”我很坚信地说：“你不能。”他说：“你认为我不敢？”
他边说边逼近我。我大声说：“你不能。一、你是警察，不是土匪；二、我和你没有个人恩怨。我们做的这一切不是冲着你们，这你们都明白，你们明白我们为了什么，所以我相信你不能。”他象泄了气的皮球，缓下了语气，改变了态度。随后派出所的指导员来了，一直劝我很久，想用伪善套我口供。
绑架我的两个人进来，取走绑在我腿上的铁链子，说又找到一个挺难制服的法轮功学员，得多去几个人，匆匆就走了。临走丢给我一句话：你的同伴被抓到了，等着吧。
三、皮管抽打、沾满芥末油的抹布堵鼻孔、头上套塑料袋
他们走后，指导员又继续套我话，后来绑架我的那个大个子（一米八左右），小个子（一米七左右），他们开始打我，非法审问我。小个子脸暗黑透着阴险，他把我的鞋袜都扒掉，强迫我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我的小腿被用铁链子固定在铁椅子的腿上，两只胳膊铐在铁椅子的两侧，两手被手铐铐着。
小个子拿着一根类似电饭锅线粗的皮管拧成三折，他用皮管狠劲地抽我的脚背。一边抽一边大喊大叫：专门抽你脚，把你脚趾盖抽紫抽黑，然后掉下来。他不停地抽，因我两腿被固定了，脚不能移动。
我被抽第一下时，因为太痛了，出于本能我大叫了一声，他哈哈大笑，说了一些污浊的话。我再没吱一声，他拼命打了半天，不见我有任何反应。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很诧异，停下来说：“她腿绑得太紧了，没有知觉。”于是，他放松一下铁链子又开始抽，无论他怎么死命地抽，我还是没吱声，脸上也无任何表情，我一直看着他抽打我，他慢慢停下来。
那时我痛得几乎到了休克状态，脚没处藏没处放，没有准确的语言去形容那种感觉。只是觉得时间太漫长，分分秒秒都在生与死的边缘中煎熬，那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经历，身体承受到极限的痛苦中挣扎着，我别无它想，我只是一念：不能向他们低头，不能让他们取乐。
然后他开始抽我的腿和身上，不知道又过了多久，他歇了下来。他指着桌子上五六瓶芥末油对我说：“这些没有了，我们还有，我们准备，总结了很多经验专门对付你们，其中包括灌芥末油，还有套‘太空帽’。”他让我等着，一会对付我。大个子始终没动手，在旁边看着。
小个子把芥末油拿来倒在抹布上，捂在我鼻子上，然后迅速套上两层塑料袋。我什么都没想，只觉得宁愿死，也不愿被他们耍戏。就在鼻子捂上芥末油的那一刻，我没喘气。他们等待着，看我挣扎惊恐的表现，我一动没动也不呼吸，塑料袋没动。他们等了一会，大概意识到不对，小个子马上把塑料袋撕开，一杯凉开水从下往上冲向我的鼻孔，水又从鼻孔里流了下来。这时我才开始换气，芥末油也冲了下来。他们半天没动也没说话，我也没吱声，他们再没张罗给我用刑，只是更小心的看着我。那个小个子后来跟我说：“我打过那么多的人，从没手软过，你，我怎么也下不去手了。”
酷刑演示
在看守所，我看到当地法轮功学员曲玉萍，也是阳明公安分局国保用刑。灌芥末油时，把她头发往后一拽，鼻孔朝上直接往鼻孔里灌芥末油，当时她鼻涕眼泪就涌上来了，但他们还是给她套上塑料袋，由于呼吸急促，塑料袋直接呼在鼻子和嘴上，让她窒息没有氧气，她咬破一层塑料袋，又被套上一层，由于缺氧她身体放挺，昏死过去铁椅子都带倒了。给她打开后泼了凉水，醒来后继续灌芥末油套塑料袋，然后晕倒继续泼水反复多次……
四、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的种种酷刑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我被劫持进牡丹江第二看守所。六月份转入楼上第一看守所，所谓被批捕了，十月份我和王学士、徐亚力三人同时被冤判七年。
二零零三年一月，我被劫持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大队长叫吕晶华，副大队长王雅丽。那时女子监狱的环境难以想象地简陋，两栋旧楼：前楼是大监区监舍，后楼一楼是食堂和锅炉房。没有家人或朋友照管的犯人死后，尸体就扔在锅炉房后面。我们打水的时候，看到死人的脸都被老鼠啃了，真是惨不忍睹。
食堂楼二楼是集训队，白天被当作教室上课，播放一些歌曲，一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录像，我们被强迫背监狱监规。晚上被当作监舍，当时人多床少，课桌子和椅子上都睡着人。
1、罚站、剥夺睡眠时间、吃的是鸡饲料
屋顶整个棚上都吊着一层塑料布，象水帘洞一样，水不停地往下滴，天天滴答滴答地响。个子高的人端个盆，在塑料布捅个窟窿接一盆水，然后再用胶带粘上。下次换一个地方，再捅个窟窿接水，再粘上。每晚睡前接一次水。不但住的条件相当差，吃的更差。我们吃的苞米面袋子上，写着“鸡饲料”。用它做出的窝窝头，吃起来非常牙碜，碾碎后用水泡里面有沙子，碎贝壳。
后来，旧楼废掉建起了新楼。一个监舍里住着三十多人，床之间加横板当铺位，挤得满满的。在集训队因为所有法轮功学员都不背监规和报告词，我们每天被集体罚站，半夜十二点之前不让睡觉。早晨四点就起床到教室坐着。
2、做奴工、被监视、不准接见、打电话、禁止去超市购物
一个月后，我被劫持到五监区四队（后来因为女刑事犯怀孕了，后楼男监被分散了，被从新排序改叫三监区）当时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让说话，四个犯人轮班，每人一天看一个法轮功学员，所谓的“五联保”，睡觉铺也挨在一起，上厕所也跟着，晚上夜岗看着记录。法轮功学员不但不能说话，连笑一下打个招呼都不行，双方五联保互相指责打骂，向警察告状，扣减刑分，不得安宁，草木皆兵，空气凝结，心情压抑。而且还不让我们自己去超市，犯人拿钱卡帮买货，一些犯人算计我们的钱，钻我们善良的空子，一元两元的偷着花，胆子大的刑事犯花十元八元的，谎称划错卡了。
当时旧楼有二门，从监室，到车间或买东西接见打电话都必须经过二门，过二门时犯人必须自己背报告词：犯人某某某，犯什么罪要过二门请批准。法轮功学员不承认有罪，就不让买东西、不让接见、不让打电话。后来二门扒了，接见室也让背报告词，所以法轮功学员一直都不能接见，恶警用这件事情挑拨我们和家人的关系，骂我们无情无义，煽动家人对我们的怨。
我们被刑事犯欺负，就象犯人的犯人一样，随时听到包夹的呵斥指责谩骂，并对我们推推搡搡。她们随时就可以去恶警那里煽风点火告状，挑拨是非，恶警就开始对我们用刑。一个屋子的法轮功学员，互相不准说话，不许串换东西，刑事犯可以随意进出哪个屋。放风时，她们随意下楼，我们不行。
白天，法轮功学员跟着一起做奴工，干活做衣服，应该做的是囚服和警察服。然而，监狱为了获取暴利，联系服装厂，偷着做棉袄、乳罩、被单等。有时不分黑白高强度，超负荷工作。肇东法轮功学员于立波就累得患有腹腔结核，肺结核，后来她一直在病号监区，释放后身体一直也没好，含冤离世。
每天早五点出工，收工时间不一，晚十点一拨，十二点一拨，还有的干到一两点钟。早晚出工收工都披星戴月，看不见太阳。在我去之前有时一个星期都不能回监舍睡觉，困了就趴在机台上睡，胆子大的人钻到衣服堆里睡，被发现了就打耳光，挨骂。刑事犯干活为了减刑，法轮功学员不减刑还被强迫干。刑事犯编歌谣：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多，睡得比狗晚。
每天晚上警察点名，有时在各屋，有时整体在大走廊，报一个数蹲下一个， 都报完数了，还得说“谢谢政府”。声音小，还不行，还得重复，这是每天一遍的人格侮辱。法轮功学员还被强迫胸部戴上所谓的“名签”。
3、电棍电、冷冻、毒打、码坐……
酷刑演示
各个监区法轮功学员都做过争取：不做奴工、不戴名签、不点名、不蹲、不穿囚服等。随之而来的是恶警及恶人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有的被吊一个多月，有很多被劫持进小号的，受尽了各种折磨。后来全监狱法轮功学员集体罢工，拒绝做奴工，这回成功了，法轮功学员可以不做奴工。当时被非法关押在五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肖爱玲因为此事被劫持进小号。
五监区在恶警的唆使下，由一群如狼似虎的犯人组成的打手队，她们是：刘文革、王代群、刘玉梅、李梅等五六个人。她们每天跟在点名的警察后面，有的法轮功学员拒绝蹲、拒绝点名，她们就拳打脚踢，或者抬起来再往地下摔。她们几个犯人都膀大腰圆，被恶警利用的得心应手，她们天天非常卖力地喊叫撕扯。我因拒绝蹲、拒绝报名，每天都遭受她们的折磨，和我同一监舍的所谓组长犯人张思霞也积极地伙同她们毒打我，我因拒绝佩戴名签，每次都等最后一拨收工的人，一起回监舍。
十月一日，刑事犯张思霞、李梅等人密谋迫害我，李梅把我骗入厕所，从后面冲出四五个犯人把我摁倒在地，劈头盖脸地连踢带打，大打出手。我只看见犯人单桂香、李梅、刘玉梅其余两个没来得及看清。回到监舍后我两眼充血，肿胀，脸部受伤略轻，身上极为严重，右肋疼痛难忍，不敢喘气，不能用劲，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敢翻身。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日，被五监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经历了灭绝人性的迫害—“拉练”，其惨烈的程度无法用言语形容。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在车间中央大厅静坐，因为此前法轮功学员杨秀华被犯人王代群绑在车间厕所废机台地下，扒光衣服，只剩下乳罩短裤，她们打开门窗用穿堂风冻她。
大队长吴艳杰勾结监狱防暴大队的男恶警们迫害我们，吴艳杰命令“五联保”用尽一切办法把我们从车间的四楼弄到楼下，她们架着、拽着、拖着、撕扯着把我们弄下去，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踹得从楼梯上滚下。我被拽下五楼，刚一出门，防暴大队恶警王亮（身高一米八十多）堵在正门口，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后，就象恶魔一样，毫无人性地大打出手，我当时被打得眼冒金星，眼前一片漆黑。然后他又去打别人，我和一法轮功学员坐在门口不动，被王代群和几个犯人硬架到队伍中，把我们带到女监后楼，在两个墙之间，那里寒冷阴凉。
过程中，防暴大队的恶警王亮、杨子峰在旁边监督打骂。法轮功学员费连芝六十多岁，个子很小，因走路慢，被王亮一脚踹倒在雪地上，他还要踹，我大喊：“不许打人”。他骂骂咧咧奔我来了，我厉声说：“你没看到她那么大岁数吗，你也打？”他没再理我，又冲后面的法轮功学员张春杰去了，我又大喊：“不许打人，她有心脏病。”他没再动。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会儿毒打这个法轮功学员，一会儿毒打那个法轮功学员，我真想大哭，我怎么才能制止这场迫害呢？！
我们被他们带到了监舍后楼冷寒阴凉没有人去的地方。每个恶警、犯人手里都拎着竹棍，有的拎着两个。我看见狱政科科长杨丽彬，我对她说：”我要跟你谈谈”，她说没时间一会谈。我对警察说要求见大队长吴艳杰谈，大队长不在。我和警察程秀燕谈话，法轮功学员刘桂华和副队长陶淑萍谈话，但陶淑萍很不讲理，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答复，所以大家一直冻到下午四点多，直到警察下班才被带回监舍。我们被强迫在一楼走廊码坐在小板凳上。晚上恶警孙丽松、邱燕值班，她们把法轮功学员李萍、刘桂华、闫淑芬单独弄到外面让犯人抽鞋底，用竹条抽手，冻她们。
二十九日早晨，我们整体开始背法轮功书籍里的《论语》，抵制他们对这几个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大铁门打开，恶警杨子峰象疯了似的冲进来，后面跟了一帮男女警察，我们住在同一侧的法轮功学员互相挎着胳膊，紧紧连在一起，一起退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大声齐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杨子峰手拿一尺长类似胶皮管的东西，冲着我们一顿乱抽乱踢，胶皮管被法轮功学员刘桂华夺下后，从窗户扔了出去。他们就使劲往外拽我们，我们一边大喊一边互相拽着。李平被杨子峰拼命拽了出去，一顿暴打，打倒后一顿乱踢、乱踹，踢得直轱辘；黄丽萍也被拽出去，打倒在地上，当时她心脏病犯了，昏迷过去。
我们被打散后，他们又冲向另一侧监道，杨子峰用我们坐的塑料小凳穷凶极恶地毒打法轮功学员，老年法轮功学员马爱乔为了保护年轻法轮功学员，奋不顾身地趴在大家身上，用身体护住大家杨子峰用塑料凳拼命地在她脑袋上抡一下、一下、一下……，发疯一般，鲜血从马爱乔头上流下，淌到身下法轮功学员褚力、胡秀燕等人身上。
防暴大队一女警察从后面抱住杨子峰的腰大喊大叫半天，才把他拽住，停下。后来马爱乔被关进小号，单独被铐在地环上昏迷了四天四夜没人管。据她自己说，从小号回来，已经愈合的大小伤口三十多处，深一点的重一点的大疤痕有七八处，还有几处缝针了。而且是她自己拿的医疗费。我去找我的小凳，刑事犯小声说恶警用来打法轮功学员的小凳碎了十一个，我的凳子是其中一个。
4、惨无人道的迫害愈演愈烈
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多被强迫拉出去挨冻，帽子、脖套、手套全都被扒扔掉。恶警杨子峰邪气高涨，让大家站得直直的，手贴裤缝手指直直的，谁不是直的，他就踢。他还把大家的袖子都挽到胳膊以上。他把法轮功学员许仙萍的手踢得直流血，还不让动，动，就一遍一遍继续踢，最后那个血结成了三个血的冰溜子，中间的长一些，致使许仙萍的小手指第一节弯曲了残疾了。法轮功学员杜桂杰替别的法轮功学员说话，棉袄被当场扒下。那几天正值北方最寒冷的时候，迫害我们的刑事犯人都穿两层棉袄，恶警也是棉袄加棉大衣，还冻得直哆嗦。
我们白天只让上一次厕所，罚站时间久了，腿直直的都不会拐弯，象棍子一样。吃饭不让进屋吃，在外面吃，刑事犯用塑料袋装一袋米饭，其余什么都没有，谁愿意吃就抓几口。张春杰的一个“五联保”，同情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偷偷把她自己吃剩的鱼塞到了米饭里，不幸被发现了，当场被吴艳杰扇了嘴巴子，并扣了减刑分。致使所有的刑事犯人不敢看我们，不敢和我们打招呼，一刑事犯和我们点头笑一笑，就被吴艳杰叫到办公室打了两个嘴巴子，一顿大骂，给刑事犯开会，不准任何人理我们法轮功学员，帮助我们，否则受罚。
后几天，我们每个人只给半个馒头吃，还是站在外面吃，晚上四点从后楼回来。然后在前楼房子与墙中间站到晚上十点，才让进入走廊，我们被强迫蹲着，不给凳子坐，我们就坐在一楼瓷砖地上，半夜两点才让睡觉。我记得双城法轮功学员王文荣不配合邪恶，被单独带到最阴冷的墙头处罚，一会让她蹲一会让她站的，折腾了她一天。恶警陶淑萍指使犯人王代群把我和吕迎春等法轮功学员的头发剪得很短。
十一月三十日早晨，她们叫我出去站队我不动，我正告她们：我不会配合你们对我的迫害，这是违法的。她们转告了大队长吴艳杰，吴艳杰命令她们把我拖出去，我被刘文革和刘玉梅拖着衣服的两肩往外捞，吴艳杰用小电棍戳我的脸，啪啪电棍直闪我没任何感觉。后来她们继续往外拖我，因拽的是我的衣服，衣服领子勒着我的脖子，我感到呼吸困难，似乎马上要窒息，但我没有反抗，我想如果我自己死了，法轮功学员也许就不会再受此迫害了，我平静的等待着死亡的一刻，毫不畏惧。
吴艳杰突然看到了我的表情状态，大骂她们两个人：废才，那不马上拖死了吗，笨蛋，拖胳膊。由于我拒绝挨冻站着，她们把我单独带到最冷的墙角，受罚。恶警陶淑萍命令我蹲下，我不蹲，她命令王代群踢我腿弯，我就势就坐下。她命令把我弄起来，再踢我腿弯，让我蹲，我再就势坐下。我拒绝蹲着，我被提起来就站着，踢一下我就坐，王代群拽上拽下的折腾很长时间。陶淑萍命令王代群用绳子把我的胳膊在背后绑起来，并用黄胶带把我嘴缠一圈。最后她们也折腾累了，陶淑萍说让她坐下吧，命令我把腿伸直，我立刻蜷起我的双腿，她踩下去，松开后我在蜷起腿来，她再踩我再蜷腿。她气急败坏地死命地踢我好几脚，没招了她说不理我了，就悻悻地自己走了。那天下着小雪，我一直坐在雪地上。
然后陶淑萍把所谓的包组警察孙丽松找来制我，她手提竹棍，孙丽松训斥了我一顿，她让犯人搬了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椅子上，把两脚踩在我的大腿上，使我的上身不能平衡只得往后仰，很吃力，她看我很痛苦，就用竹棍支着我的肩往后推，我支撑着不躺下，她就说一些难听的话。我义正词严地指出她不符合身份的表现，她愣了一下收敛一些，我费力撑了好一会，最后还是被她推倒了。她的脚还一直踩在我的腿上，她说这样她的脚不冷，我在地上整整坐了一天。晚上又回到一楼走廊，坐到两点。
恶警陶淑萍出坏招，把我本来已经剪了很短的头发，又唆使犯人王玉波再剪一遍，让她们给我剪怪头。王玉波把我的头发刘海齐刷刷的剪掉并按照这样的长度剪了一圈，脑袋后面又乱剪几剪子。犯人李梅也参与补剪几剪子。（后来谁见了我都喊我西瓜太郎，说象个盖子扣在头顶上，后面头发有一道没一道的。）
李梅用竹棍用力抽我的手，因手绑在身后，她使劲先抽打我的手心，然后再翻过来抽打我的手背，看我没反应，她还不过瘾嘴里还说，我把你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抽，手指肚抽完，又翻过来一个一个的抽手指后面。晚上，到上铺的床位上睡觉，手握不住床两边扶手，手肿得失了形，手前后肿胀得钻心地痛，手指肚胀得也不能弯曲，手指甲盖全碎了。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手都拿不了筷子，看着两手怪怪得不能弯曲，我试着伸直，两手忽然一动一股剧痛从手传导到心脏，心脏在那一刻痉挛般地痛，我痛得一下蹲在地上，抱住胸口半天才缓过来，我体验到十指连心，真实不虚啊。
我被迫在后院连坐了两三天。后来，恶警对他们卑劣的行径不再掩盖了，我们被从后院直接拉到前院继续遭受摧残。“拉练”经历了一个星期才结束，可我实实在在地感觉是一个月了。
十二月五日，孙丽松命令犯人把我和赵亚伦的棉袄扒下来，继续冻我们。犯人刘文革象蛇蝎一样狠毒，她在警察不在时，假意跟法轮功学员套近乎，恶警一露头还没等发任何命令，她就开始骂、踢法轮功学员。一次，我坐在地上没注意，警察从屋里一出来，刘文革一脚猛地就踢在我的左侧乳房下面。我当时倒吸一口气，痛得我半天不能动，没敢喘气，直到一个多月我才敢喘气翻身。
她们用暴力恐惧想让我们屈服，没想到他们自己和犯人先受不了了，好几个犯人都发烧打点滴。刘文革站在监栏门前，象招了魔似的说“不想活了要自杀”。他们本打算让我们继续做奴工，后来就不了了之。警察和犯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一点，从一个“五联保”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原来相当固执，总强迫我干这干那。“拉练”之后她说：‘政府’都管不了你们，我哪还能管你们哪。另一联保当着全组人说：我不了解你们师父，但他有这么多能为他出生入死的弟子，我佩服他；共产党党员谁能做到？都拉出来，都是叛徒。
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我走出魔窟。
五、再次被绑架、折磨
为了生计，朱秀敏一直和丈夫王宇东在外打工。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早上，朱秀敏随丈夫回齐齐哈尔市看望公婆，顺便到朋友刘明英家串门，丈夫被屋里蹲坑的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龙沙分局国保警察姜姓等绑架，朱秀敏上楼还没进门，在走廊就被无理纠缠抓捕。当时刘明英家楼下很多车（不是警车），基本都是便衣。一个便衣叫着朱秀敏的名字，“你俩是意外的收获，你俩刚回来两天是不是，本没有你俩，你俩真是意外的收获。”原因是朱秀敏曾去过法院关注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被恶人偷偷拍照、收集信息。
朱秀敏夫妇先被绑架到五龙派出所，后被拉到安顺路派出所，遭轮番讯问，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介绍自己是谁！什么职务，而且都不着装。安顺派出所指导员等警察强行架着她去她家非法抄家，警察用开锁大王破门而入，什么都没搜到，就非法审讯了朱秀敏三天。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钟，朱秀敏和丈夫被拉到龙沙分局刑警队的“鬼子楼”，被分别关在房间，深夜，朱秀敏听到几个警察谩骂、殴打她丈夫。过了很长时间，三个警察到关押朱秀敏的房间，一又高又胖的警察，抡起大巴掌猛打朱秀敏的额头，又抽打她的脸，然后往她腿上踹一脚，见朱秀敏没动，便说：“她经过一些风浪，不打她了，把她丈夫带来，看着她挨打。”三个人又去打她丈夫。
凌晨两点多钟，朱秀敏和丈夫又被劫持到安顺路派出所，被强制在铁椅子上坐了一夜，第三天（三月二十三日）又来人非法提审，当晚十点多钟，朱秀敏被送进看守所关押。
朱秀敏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穿号服，不背监规，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绝食，抗议乱抓无辜，被反串合铐折磨近两个月，白天黑夜，双手双脚被手铐、脚镣铐着，中间连着链子，有时还在前面串铐，使朱秀敏非常痛苦，无法坐、卧，无法动作自理，一切由监室犯人伺候，并招来辱骂。
朱秀敏在绝食期间，不配合强行灌食，看守所恶犯撤掉她的被褥，逼她睡冰凉的光板铺，三、四个犯人死死按着朱秀敏，一犯人凶恶的大声说：因为你，我不能睡觉，我按死你。她们使劲往铺上按压朱秀敏的胸部。此时的朱秀敏已身体虚弱，两腿无力，骨瘦如柴。犯人们还逼她执夜岗，并在规定的夜岗时间不断地扒拉，不让她睡觉，用各种歹毒手段虐待折磨朱秀敏，往灌的食物里放精神病人吃的药，导致朱秀敏半夜眼皮浮肿，舌头发木，口干的厉害，脸胖得胀乎乎的都变形了。
后来朱秀敏又被转关到另一监室，铺头王林娜让犯人黄婷婷、李涵把朱秀敏坐的褥子撤掉，逼坐凉硬的光板铺，朱秀敏反抗，两个恶犯一头一个站到上铺折磨她，把瘦得仅有几十斤的朱秀敏拽扯到褥子上，抬起来，再重重的摔向墙那边，当时朱秀敏被摔得浑身剧痛，头晕目眩，自己上卫生间时还摔过两次。此时，朱秀敏还不知道自己身怀有孕。
二零一七年五月，警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批捕朱秀敏夫妇，以“诉江”构陷两人，企图非法判刑。
朱秀敏在看守所近五个月的绝食反迫害，身体虚弱，因长期不通大便，被疑患肠梗阻，去医院检查时，意外的发现她已怀有身孕，过了两天，朱秀敏被放回家。
六、孩子降生 妈妈流离失所中离世
朱秀敏从看守所回家后，浑身经常难受、疼痛，肚子天天疼痛，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严重贫血，导致身体浮肿，她还得挺着一天天长大的肚子，到各部门为被丈夫奔走呼救，历尽艰辛，车上的颠簸使她肚子更加疼痛，每天在生死边缘上挣扎。
丈夫被非法关押，家庭经济被截断，朱秀敏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面临预产期临近和生育后的生计，困苦的她压力很重。在正常社会里，孕妇会受到百般呵护，孩子还没出生就已经是全家的宝贝，可朱秀敏一家却在中共的血雨风腥的迫害中，演绎着人间生离死别的家庭悲剧。
她为了节省点钱、降低自己生产时的支付，奔走几家医院妇产科询价，都没能如愿，而昂贵的生产费用，她实在难以承受。偏偏又雪上加霜，就在朱秀敏要临产前，婴儿被脐带缠脖儿，幸好几经周折，婴儿终于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八日经剖腹诞生。孩子在看守所历经了妈妈五个月的无吃无喝，被摔打，精神压抑的环境中孕育，依然能够存活下来，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而当孩子见人时，发现孩子的警觉性与惊恐，让她不象一个刚刚出生几天的孩子。这种烙印却悄然刻在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脸上………
产后的朱秀敏，身心又经历了很多痛苦和魔难，就在孩子出生的第十七天，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朱秀敏的丈夫、婴儿的父亲被中共法院非法庭审。孩子还没满月，丈夫被非法判刑三年，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被劫持入狱。
王宇东被绑架后不久，他父亲病情加重，拉裤子、尿裤子，不断地说“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宇东回来”。可怜的老人最终没能等到儿子回来便撒手人寰。
王宇东被非法判刑后，虚弱的朱秀敏被迫流离失所，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漂泊，孤苦无依，不能打工，生活拮据，还时刻担心警察的骚扰。母女俩在艰辛苦难中度过了凄凉的三年，二零二零年三月丈夫出狱了也无法团聚。二零二一年，朱秀敏因遭齐齐哈尔警察骚扰，最后无奈，只好把女儿送回来让王宇东照顾。
由于中共迫害，朱秀敏的身心承受着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二零二二年七月，王宇东接到吉林电话，说发现朱秀敏的尸体，让他去处理。朱秀敏的生命在五十一岁时戛然而止，不知她生前经历了什么。刚刚五岁的苦难孩子失去了妈妈！
七、苦难的孩子失去了爸爸
王宇东二零零一年因坚守真、善、忍信仰，被中共法院诬判五年。但“上面”说判得太轻，遂改判十年。被哈尔滨监狱及大庆监狱非法关押期间，王宇东遭到长期关禁闭、锁地环、暴打、性残害、暴力灌食等惨无人道的折磨。王宇东曾揭露，他曾被关 禁闭长达131天，被铐手脚戒具锁在地环上25天，遭捏睾丸、钩锁骨等折磨一天十余次。
王宇东曾经投书明慧网说：在九监区，2002年7月28日，副监区长耿毫找我和武程谈话，以不许我们三人在一起谈话为由，非法关押独居69天，戴手脚戒具锁在地环上25天。其间耿大队强迫我写转化三书，如不写就不放。开始时由6名犯人轮班“监护”，其中犯人荣杰说：“如果再不写就找监区四个最恶的人来收拾您。”随后岳长林、麻新运、黄玉山、霍金贵四犯人替换他们，并第二次给锁在地环上進行惨无人道的迫害。这时我已被非法关押56天近九月末，天气非常凉，不给被盖，穿着单衣单裤。24小时不让我睡觉。看护犯人穿着秋衣秋裤、棉袄棉裤都嚷腰疼、肚子疼的，而且每天只有两次半碗稀玉米粥，饥寒交迫。两次长达八、九天没让我睡觉。到10月2日白天，岳长林、黄玉山突然用拳头，拳、脚猛击我头部、背部。岳长林并且说让我忘了以前的想法必须写三书，后岳长林用两手指猛钩我耳根骨，身体随着向上提，黄把我的裤子扒开，手用力捏我的睾丸，有时还钩我的锁骨等，象这样的折磨一天十余次，累出了汗歇一会儿起来再折磨。他们嘴里还说：“干部说了折磨死你，就是开个死亡证明。”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王宇东、朱秀敏夫妇因去法轮功学员刘明英家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夫妇俩被劫持到阴森恐怖的“鬼子楼”分开进行刑讯逼供，王宇东遭戴头盔、戴背铐往上提拉、头戴塑料袋烟熏、戳肋骨、皮鞋抽左脸等折磨，还让王宇东亲耳听警察殴打他妻子声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半，王宇东被齐齐哈尔市龙沙法院非法庭审。警察绑架构陷王宇东的“理由”是他二零一五年向两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庭审中，律师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并要求无罪释放王宇东，最后主审法官王亚明说：请将国内诉江释放案例拿来参照一下。
律师说：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人人有控诉权；习近平新政提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如翻案，只有江泽民本人指控，任何组织与个人无权干涉。律师问当事人自二零一五年诉江至今，期间是否有公检法人员过问此事？回答没有。律师接着说：那么为何延至二零一七年才对其制裁？这就是违法！
律师说：我的当事人是一名优秀厨师、国家二级象棋裁判员，曾因其工作敬业而受到表彰，没有危害过任何人，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危害社会呢？
王宇东被非法判刑三年，王宇东上诉到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二审被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被非法关押到泰来监狱，后转到齐齐哈尔市冯屯监狱。
王宇东被送到泰来监狱后，抵制迫害，不出工，大队长苗兴宇找来两个小警察拿电棍电他。不穿囚服被丰亮喷辣椒水，强行戴手铐脚镣，28斤脚镣，关在小号，锁在地环上，躺着坐着都难受，吃喝拉撒都在一个空间里。
王宇东被转到冯屯监狱后，继续抵制迫害，不报数不站队不走队列，被中队长电棍电。二零一九年十月三日晚上九点多，出去方便回来后就上不去床了。他是上铺。觉的天旋地转，被搀到别人铺上，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在监狱医院住了一宿后，又被转院到齐市附属二院，三天后才清醒，后又被送到省监狱医院。医院说他的记忆细胞损失百分之七十多。
王宇东在病监呆四个月后，六月份回到五监区。监区副大队长让他干活，王宇东干不了，被叫到办公室，被喷辣椒水十多罐，喷脸喷眼睛，整个面部火辣，眼睛睁不开，眼泪不止，什么都看不清，非常痛苦。两个小时后脸都曝皮了。三、四天内连续喷三次，每回都喷十来罐，都是副大队指挥出头迫害。脸上一直还有几个坑，都是那次留下来的疤。
王宇东被转回泰来监狱前，泰来监狱培训警察整人的手段。回去后让法轮功学员都站着，腿都肿了。喷辣椒水，电棍电，用皮牛打人，一打一个凛子。
王宇东在泰来监狱绝食期间，被威胁要灌食。后来给王宇东弄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弄来一坨粪便，说不吃饭就把它吃了。被逼无奈，王宇东停止了绝食。
王宇东于二零二零年三月出狱。由于在监狱里被迫害成脑梗状态，他说话反应都比正常人慢了很多，脑子总像是不太灵光。没多久他的母亲也病倒了。王宇东虽然自己不便，仍尽心尽力照顾母亲。
二零二一年，朱秀敏因遭齐齐哈尔警察骚扰，最后无奈，只好把女儿送回来让王宇东照顾。王宇东一边吃力地照顾孩子，一边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直到二零二二年母亲去世。即使这样，警察还经常骚扰他；派出所让他把户口迁走；片警拿着网上揭露他被迫害的文章，追问他是谁写的？他说不知道。警察就让他在一张纸上签了字。还有一次，他出门回来后发现家里的垃圾桶里有多根烟头，他本人不吸烟，家里肯定是又进来什么人了。
二零二二年七月，王宇东接到吉林电话，说发现朱秀敏的尸体，让他去处理。一个一个亲人相继离去，一次又一次打击，令王宇东身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可他还是要照顾六岁的女儿，既当爸爸又当妈妈。可是在二零二三年四月九日，任凭女儿怎么呼喊，都没能喊醒亲爱的爸爸。
王宇东带着对六岁女儿的牵挂，离开了人世。可怜的孩子，这场残忍的迫害让她永远失去了爸爸妈妈，孤零零一人留在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