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的眼里，宇宙是生命的宇宙，“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世间万物瞬息万变，唯有天道永恒不变。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阐述了为人处事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包容一切，才能够长久。
《中庸》上说：“盖天之生人，既与之气以成形，即赋之理以成性。故在天则为元亨利贞，而四时五行庶类万化莫不由是而出。在人则为仁义礼智，而四端五典万事万物之理无不统于其间”。这里说道无处不在，在天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把天道的元亨利贞即生长遂成与人道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直接统一起来。同时还认识到，人在其后天的行为中，只有专执其先天人性之善才能顺应天道而昌，只有顺应自然法则，爱人爱物，才能达到“天地人”和谐一体，才能得以生生不息。《礼记》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代的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些都是古代善为道者的准则。
《庄子·达生》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宋代张载在《西铭》中写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说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宋代程颢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说天地万物本为一体，而“仁”一以贯之。
古人认识到“天人”是个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和对应关系，天象的变化会带动人类社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史记·乐书》中说：“天与人相通，就好象形与影、气的关系，做好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以祸。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讲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君当象天行动，人君至诚的心能感动皇天，使阴阳变易；如果人君逆阴阳，背天心则会有灾异发生，这是皇天对人君的告诫”。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观察天文、天象，不仅用来计算历法，而且用来观察人间的变化。历史上许多先知、先觉和高人都能通过观察天象，预知世间大事的发生和朝代的变迁，如三国时诸葛亮的《马前课》、宋代邵雍的《梅花诗》、明代刘伯温的《烧饼歌》等。还有一些天文星象专著如《五星占》、《史记·天官书》、《天文志》、《五行志》等。天人感应，对应关系，因果关系，如影随形，明智之士当选择以趋吉避凶。
天地极其广大，覆载万物，人们怀感恩之心，孔子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赞天地之化育。天地始终不变，给予万物，自身却不接受任何事物，质朴、谦逊，博大无私。
《尚书》中说：“古之圣人，知天人合一之理。故于人事不敢不尽，而于天之道亦不敢不谨。尧之羲和，舜之七政，洪范之五纪，周官之保章氏，皆所以致谨于此。盖一以敬授人时，一以敬天而不敢忽也”。古时天子最重视的就是祭祀，祭祀是为了敬神，赞颂天帝的伟大，把自己在地上治理的成功归功于上天的指导、帮助和保佑，那么祭祀时除了祭祀人的虔诚，礼仪的隆重外，还要制作赞颂神的音乐来表达对神的敬仰。
古时天命观明显的赋予人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道德规范是“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天就会赏赐人，否则，天就会降罚于人。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
翻开人类历史，天灾几乎从未曾断绝过。史料同时也记载了许多行善者身上发生的瘟疫不侵、水火风雷不殃，善感天地的故事。这种真实的事迹，充份证实重德向善最能够得到上苍的眷顾与保护，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他们也能够化险为夷，因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人如果做了违背天理的事，天将降灾异警告，促人反省，若能及时纠正错误，弥补过失，那么天谴就会自行消退。改变人心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可以通过教化而为善。
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说德是天之所予我者，我受命于天，任何事情都无可奈何于我。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即要坚守自己的良知、本心，修身养德才能达到知天、事天和至善的境界。儒家认为“天心存仁”，揭示了“人心不仁，天心不佑”的天地之理，强调崇仁尚礼，谦和恭敬，光明磊落，顺应天地阴阳秩序，从时间、空间、环境、道德、行为诸多方面的选择趋避，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天地之道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