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著名“右派”学者的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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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天韵

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大师。在中共发起的“反右”运动中，他们都被打为“右派”，合称“吴门三大右派”。

当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选择了那一片土地，却不料在劫难逃。

吴泽霖

吴泽霖（1898—1990），江苏常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是把中国民族学与民族博物馆结合在一起的创始人。

吴泽霖1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密苏里和俄亥俄州立大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他主攻社会学，还系统地学习了市政学、统计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和美国史等。

1952年，吴泽霖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1953年调至西南民族学院，主持筹建了该校的民族博物馆。

1958年，西南民族学院因为右派定额不足规定的比例，硬把吴泽霖补划为右派。吴泽霖因此成为人类学界、社会学界的五大著名右派之一。

1965年，吴泽霖被遣返回乡当了农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离审查。1971年，吴泽霖解除审查后才得知，在他离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岳母不堪凌辱和诬陷，一起服毒自杀了。

1980年，学者杨心恒去中央民族学院拜访吴泽霖，看到时年73岁的老人住在筒子楼向阴的一间房里，自己用煤油炉做饭。

吴泽霖的老朋友、社会学家费孝通评其为“一生谨慎，从不出格，他一生爱国，没有半点私心”。

吴景超

吴景超（1901—1968），安徽歙县人，1901年出生，15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俄等国语言。吴景超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唐人街的。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

1928年，吴景超回国，先后任金陵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他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资管理局主任秘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重庆国际最高委员会参事等职。

1948年10月下旬，政局更替前夕，胡适曾向翁文灏、蒋介石推荐吴景超、蒋硕杰、刘大中三位学者。蒋介石让人捎信，希望吴景超随同撤走南下。胡适特地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动员他同行至南京。吴景超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劝胡适留下。老友傅斯年、梅贻琦等人都劝他去美国执教，他一概拒绝。（刘大中和蒋硕杰后来都去了台湾，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及税制改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吴景超表示，自己要在北平迎接“解放”。他说：“这是一个变迁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给国家一个机会。”

中共建政后，吴景超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写作风格大变，有的文章纯属应景之作。他违心地参与了对胡适的文字批判，也曾表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要“痛悔前非”。

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撤消了社会学专业。1957年，吴景超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提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这篇文章受到了许多批判，被指为“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代表”。

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杂志召开社会学座谈会，20多位社会学家出席，包括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潘光旦、费孝通等人。他们认为，这个座谈会是中央宣传部批准召开的，所以畅所欲言，很认真地讨论如何恢复停办5年多的社会学。一个月后，与会者的发言被定性为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参与者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

吴景超被逼离开讲坛。他被降级、减薪，被迫进行思想检讨、自我批评、思想改造，参与集体学习，备受折磨。

文革开始后，吴景超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代表，被反复批斗，他蹲牛棚，还被迫写逼供信。

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病逝，终年67岁。

吴景超的学术著作，都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包括著名的《都市社会学》（1929）、《社会的生物基础》（1931）、《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6)等。1949年后，他没有一本新著。

大陆学者谢泳说：“留下来的吴景超，不但没有发挥出他作为一流学者的作用，而且在学术上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吴文藻

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1901年生，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

吴文藻于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于达特茅斯学院取得社会学的学士学位，后又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荣获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1929年，吴文藻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38年，他转至云南大学任教授，次年于该校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

1926年吴文藻与冰心结婚照，司徒雷登作司仪。（公有领域）

1951年，吴文藻携妻从日本归国，1953年起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吴文藻的儿子吴平最先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冰心也被扣上“反动文人”、“漏网右派”、“帝国主义走狗”等罪名。

冰心回忆说：“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著，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

1959年12月，吴文藻的“右派”帽子被摘，但此后只能基本从事内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未能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不署名。

吴文藻与弟子费孝通共同搜集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但这些资料在文革期间全部散失了。

1966年9月，红卫兵冲进了吴文藻的家，抄走了许多书籍和物品。红卫兵把一块大木牌挂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让她站在烈日下。吴文藻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

冰心说：“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

吴文藻的女儿吴青曾向《纽约时报》讲述了一些文革遭遇。她说：“红卫兵去了我家，要求他们跪在石子路上，跪了三个小时。……他们在我们家里搜查，把所有东西都抄走了。他们像强盗一样闯进来，想要什么就拿走什么。”

“然后，中央民族大学办了一个展览。红卫兵把他们从不同人家收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说那全都是我父母的。这个展览叫作‘吴文藻、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里面有黄金、玉器、银器，很多东西。我父母不得不每天站在外面，一块大木牌挂在脖子上，站了10天。”

1969年冬，年届七旬的吴文藻被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1970年夏转去湖北沙洋干校劳动。冰心则在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1971年，中共为了准备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调回了正在下放劳动的吴文藻、冰心、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组织他们翻译和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其它几本历史著作。

结语

“吴门三大右派”，这一名词的背后，浓缩了三位著名学者的悲剧，折射出暴政毁灭民族文化的残酷。“反右”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十年“文革”将五千年文明的实物和精神遗产摧毁殆尽。在中共掌中，爱国人士、善良百姓的热诚被玩弄，他们的才情幻灭，灵魂扭曲，尊严被践踏，人生凋零。

往事不堪回首，现实惨烈依旧。无数的血泪教训，积淀在历史的隧道，绝非过眼云烟。中共的存在，给无数个体，给社会和民族带来灭顶之灾。今日，面对无尽乱象和仍在进行的罪恶，任何对中共的幻想都只会延长悲剧，任何粉饰太平的说辞都无法掩盖真相。

参考资料：

阎明、王炳根：《吴文藻一家1951年后的劫难与遭遇》，发表于“于建嵘的东书房”。
储百亮, 狄雨霏, JANE PERLEZ：《文革亲历者讲述文革》，2016年5月17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发稿：2018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