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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儒陈寅恪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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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思义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这样一个奇才,竟在毛泽东所订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标准中遭到横祸,夫妇两人先后在惊吓﹑惶惑﹑批斗﹑战栗中死去。陈寅恪之死,证明了共产政权之残暴。

陈寅恪1890年出生,是江西万宁人(今江西修水),游学欧美七年,1925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教授。大陆政权易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学和佛学经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1969年11月5日历经文革浩劫﹑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去世,比他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后四十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

陈寅恪的灾难虽始于文革,但导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则应回溯到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泽东听完邓小平﹑陆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后,大骂当前教育政策与教育方式,他骂:“现在课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要不得”。又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两个多月后(7月5日),毛泽东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内容涉及阶级斗争,毛说:“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中共便在四个月后(11月9日)向大陆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就种下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杀的原因。

1966年7月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早已目盲腿断的陈寅恪,被骂“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心高气傲的陈寅恪受不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丑化攻击,乃于1966年7月30日向中山大学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医生写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我现在请求您批准下列各点:(1)从1966年8月1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释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仍由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2)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仍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酌量收费。此致敬礼!陈寅恪敬启(印章)1966年7月30日。”

由于中共的造反派指陈寅恪“污辱女护士”,他的妻子唐篔写了一个书面声明给广东省委驻中山大学文革工作队,说明陈寅恪“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因此医嘱要护士为陈寅恪“冲洗阴囊﹑上药﹑照光”,并非污辱护士,而冲洗阴囊时她从旁助理。

工作队与造反派岂会接受陈寅恪夫妇的解释﹖他们继续以大字报丑化攻击,尤其是一向主张保护陈寅恪的中共高干陶铸被打倒后,陈寅恪的遭遇更坏,大字报覆盖了他所住的东南区一号大楼,甚至贴到他住房的床头前面,处境十分恐怖。接着,红卫兵冲入屋内,见陈寅恪目盲腿断,没有打他,拳脚全部落在他妻子唐篔的身上,把陈寅恪吓得屁滚尿流,场面十分悲惨,这种死亡威胁的责骂﹑批斗,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接着就是抄家,以抢劫的方式掠夺了他家中的财富,撕毁或焚烧他的书籍与手稿。

幸亏第一批到陈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众”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知道若干手稿﹑文件﹑书报是学术瑰宝,因此抄出来之后贴上封条查封,没有遭“灰飞烟灭”的厄运。

陈寅恪损失最大的是破四旧的“革命群众”上门抄家批斗,他们不但抢去他妻子珍藏的首饰,还把他先祖遗留下来的文物字画没收,从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党和人民”占为己有。

当时年近八十的陈寅恪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唐篔均成为待罪羔羊﹑惊弓之鸟,但“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丑化仍不停止,甚至陈的学生兼学术研究助理黄萱也被学校历史系召去参加运动,逼迫她批斗陈寅恪,又指她与陈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关系。这是中共上下对待敌人的手法,但对陈寅恪与黄萱来说,则是最严重的中伤与侮辱。

从1966年的冬天开始,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凶狠的无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现在把他一篇检讨公开如下:(1)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2)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腿骨折断已六年。(3)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待。

等待死亡降临的陈寅恪,面对漫漫无尽的批斗﹑抄家﹑羞辱,内心痛苦可以想见。在他生命最后一年,中山大学的“革命群众”这样批判陈寅恪:“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给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么亡……”。

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只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深恐牵连到自己。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中,屡见不鲜,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没有人会同情陈寅恪,因为比他们更悲惨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结束,中山大学热爱毛的革委会则说,陈寅恪到死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

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痹,享年七十九岁。而为他吃尽苦头的妻子唐篔则在陈寅恪死后四十五天,也就是1969年11月21日晚上8时死去。虽然中山大学方面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脑出血,实际则是唐篔在从容安排好一切后方随陈寅恪而去,也就是为殉夫而自行了断,只是不愿让“革命群众”为她带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

到了1976年,中山大学革委会政工组才下结论说:“陈寅恪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按国务院规定一次补发其遗属抚恤金伍佰二十元”,体现了毛与党对他的“恩情”!

陈寅恪死后,消息一直被掩盖,也许中共当局认为“微不足道”,也许有些共干把它订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从得知。直到1969年12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才发表了一篇“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陈寅恪死讯。到了1974年1月26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长文,历述中共把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经过。

(摘自《黄花岗杂志》2004第11期(增刊),鉴于篇幅,稍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