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不用血来还――公正、宽容和正义的世纪审判（下）

【明心网】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对於东德高级领导人的审判，虽然仍有上诉，还没有完全落幕，毕竟已经告一段落。对於一些中下层干部和普通涉案人是怎样处理的呢？

以上所举的案例，已经提到，两名开枪的边防军士兵被查实。分别判处二十个月和二十一个月的缓期执行徒刑。从刑期的绝对数值来看，两名党中央决策人胁从犯也只判三年，两名士兵不免量刑过重了。或者说，对高层领导人被告量刑太轻了？从社会反应来看，德国人民没有激烈的反对意见，大概普遍已经认可，审判就已足够，量刑何必太重。诗人杜甫曾经留下过的名句正可以用在这里：用箭当用长，挽弓当挽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州法院作出判决，一名前“民主德国”女法官，因在十二宗案例中曾剥夺十五名公民的自由被判处三年徒刑，不得假释，不得上诉。

这名民主德国女法官从七三年到八九年判处过上述想要旅行的东德公民监禁十个月或一年又十个月之间的刑期，而她根本不使用当时法律条款中的判刑宽严空间，一律从严。

此案说明，前中层官员民愤较大者，也会受到制裁。

说她民愤极大，并不冤枉。据了解，东德公民中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都有家在西德。他们应当有权前往西德去探亲。可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后期方才有所松动。在这个共产党”女强人“的手下，十五名想去西部探亲的老百姓被从严判刑，失去十个月乃至二十二个月的自由，（出狱後要不要戴反革命帽子？）怎能不引起当地百姓的民愤呢？

九七年九月十五日在柏林的州立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历史奇案，经过认证，确认该案的作案人是安娜•玛丽亚。四十二年前，当时的东德新闻记者佛利克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后来有人来骗他，叫他去一位朋友家。一名女士给他喝了一杯饮料，他就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架回到东柏林。他被东德的法庭判处四年徒刑，刑满后被放回到西部。四十多年过去，柏林墙倒塌了。佛利克指控安娜•玛丽亚就是当时的女特务。今天的安娜•玛丽亚已经丰韵不再，完全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了。她坐在轮椅上企图否认自己的历史身份。可是证人肯定地指认她就是当年的下毒人。结果，安娜•玛丽亚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东德秘密警察特务的身份，也确实认出佛利克就是她经历中残害过的人。一个自己不能正常生活的老妇人，必须由律师推着轮椅来出庭，还需不需要判处刑罚，已经不太重要了。关键是历史的正义应该伸张，而且要让史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前东德共产党间谍头目，七十四岁的马库斯•沃尔夫被判处两年徒刑监外执行。同时偿付罚金五万马克和法庭费十万马克。这名东德老间谍早年侨居苏联，一九四七年曾作为观察员出席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庭。在他担任东德安全机关领导人期间绑架美军女秘书及其母亲到东柏林，捉拿携带女友从东德叛逃到西德的间谍回到东德。

法庭认为这些罪行是一个时代的罪行。在冷战时代这些罪行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告沃尔夫在宣布判决以后说，他认为如果这个判决不抵触法律和宪法的话，应该对此表示满意 东德也搞过“群众的专政”这类方式的统治。威胁利诱一些平民为安全机关监视其他的同胞。这样，与东德的安全机关ＳＴＡＳＩ曾经有过联系的普通人人数就太多了。俗话说“罚不压众”，没有重大伤害者，不宜再追究。但是对於东德干部中中等程度危害的罪过，德国各大党派的议会党团在经过讨论後，九七年十一月初宣布延长追诉时效期。本来到一九九七年年底就将不再追究，于是又予延长，直到二○○○年。这种罪行包括贪赃枉法、虐待囚犯和给东德运动项目中的未成年运动员服用兴奋药物造成人身伤害等等。

以德报怨

探讨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的法律追诉问题，实际上东欧各国都提供了不同的答案。

例如阿尔巴尼亚毛式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在政权垮台前夕病故。他的遗孀后来被判处九年徒刑。霍查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九三年从总统变成囚徒，其余三十二名中央级领导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十三人）在平民政府期间也被判处长期徒刑，后来因三月内乱，狱门大开，到九七年十月，社会主义党上台，这些血债累累的人被正式释放。

共产党人从不忌讳自己的专政是暴力。存在一天就要执行一天。除了那些真正的刑事罪犯以外，很多思想犯、政治犯都被以刑事犯的罪名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各级干部都有人参与和执行了对于他们的迫害和虐待。有的干部还在继续追究和制造出新的思想犯，打击敢于批评和直言的同胞。各级干部中更有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大小陈希同、王宝森。一旦人民有了制裁这些罪犯的权利时，怎样掌握好分寸，既要教育人民，又要安抚受害人，也不让追究过分扩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德国司法界现在走出了一条新路。可以作为中国人的借鉴。回看他们的经验，宽容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时常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句话非常残忍，是一种复仇主义的野蛮逻辑。相反，中国人传统上主张“以德报怨”。对待曾经血腥侵略过中国的日本民族，也只是要求作道义上的认罪和物质上的赔偿，决不要求杀戮他们的后代。德国政府承认前东德的干部为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家福利和退休待遇。对共产党干部的犯罪追诉期还不到十年。

徒刑也没有超过六年半以上的。有的人说应该让那些共产党高官每监禁被害人一年相应地坐牢一天。即三百六十分之一的处罚。其实，那也是无法操作的。那些终身监禁和死刑者呢？还有更多没有判刑的受害人呢？

柏林墙死难者费希特的妹妹说得好：“今天我来到法庭，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民主和法治的逻辑本质上就是，血债不应用血来还。

赏罚分明

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後，撕毁了他自己起草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将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不论有无血债劣迹一律处决、关押或管制，甚至包括许多投奔革命的人士和起义、投降、被俘人员。又用政治运动扫荡农村基层掌握着文化命脉的乡村知识阶层，发动反右斗争和“文化革命”打击几乎一切知识分子，更不用说敢于思考和批评讽谏的城乡知识分子了。这样的严刑峻罚不仅是非人道的，也是对於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的严重伤害。未来的中国人再也不能重蹈这样的覆辙了。

历史也常常无巧不成书。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德国前总理科尔、美国前总统布什、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和柏林市长迪普根重新聚首在柏林勃兰登堡广场，回忆十年前柏林墙开放的那一天。报刊和电视上，人们用“戈比”的昵称，挥手向戈尔巴乔夫致意。同一天，克伦茨和他的两名同事在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听取维持原判的判词和理由。

戈尔巴乔夫也曾担任过共产专制的最高领导人，也曾出任过最黑暗的克格勃特务系统的最高主管。理论上说，他的双手也沾有专制下被害人民（苏联和柏林墙下）的鲜血。可是因为他的新思维，促成了苏联专制帝国的崩溃，也推助了柏林墙的倒塌。他的开明使得两大阵营的冷战终于落幕。克伦茨等人则一直顽固到政权的最后崩溃。于是成为历史惩罚的象征。

象征仅只是象征。他们的刑期（六年半或三年）和狱中待遇，跟古拉格群岛、中国的劳改营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现在中国政府对待民主党人和法轮功信众毫无宽容可言。这里可能蕴涵着一种隐忧。今天不能宽容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明天能不能对共产党的干部实行宽容呢？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在引起强烈的抗议和不满。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党外，知识分子心里都明白，中国实行民主总是迟早的事。中国知识分子要做好准备，一旦社会转型，平反冤案，审判主要责任者就会提到日程上来。那时候，将对今天的党和国家干部实行宽容的审理。因为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复仇。宽容可能促成和平演变的早日到来。

作者为旅德中国学者

（来自徐水良通信）

发稿：2003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