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盡的黃昏守候黎明 為夫伸冤被迫害致死--百位遭中共殘害致死的法輪功女學員（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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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第十一中學優秀教師周秀珍女士，為營救丈夫卞麗潮——被枉判十二年入獄的法輪功學員，二零一四年三月與女兒一同被綁架判刑，在河北省女子監獄迫害致生命垂危，嚴重肝腹水狀態，取保就醫，在不斷的騷擾中，幾度病危，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含冤離世。

一、優秀教師、善良的好人

周秀珍，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出生於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信安鎮，排行老八，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一九八五年，考入河北體院，就是在這裏，結識了她未來的丈夫卞麗潮。一九八九年，兩人畢業，雙雙被分配到唐山第十一中學、唐山市開灤第十中學當老師。一九九零年，他們的女兒卞曉暉出生了。

丈夫卞麗潮天生心臟機能亢進，伴隨高血壓，醫院診治無效，建議回家休養。機緣之下，卞麗潮於一九九六年走入法輪功修煉，所有不適癥狀逐漸消失，夫妻倆親眼見證了法輪功的奇效。即便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後，周秀珍也一直默默支持丈夫修煉大法。

卞麗潮為人善良，熱心助人，在學校工作踏實認真，任勞任怨，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在家中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記得有一件小事，馬路下坡處不知何時出現一個大坑，很多人走到那兒，自行車軲轆都陷進去，汽車開到那兒也危險。當他走到那兒的時候，把自行車放一邊，從老遠搬來石頭，把那個坑給墊上了，當時好多路人看著他搬石頭，深受感動。

這位在學校默默奉獻了二十多年、桃李滿天下的優秀教師，曾擔任學校體育教學組組長，從一九九二年至二零零零年連續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後來卻因為堅持“真、善、忍”的信仰，從二零零一年以後，無論工作幹得多好，“先進工作者”的稱號都不給他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澤民集團瘋狂迫害法輪功後，卞麗潮為了讓百姓破除謊言，了解真相，二零零零年在墻上寫“法輪大法好”，被居委會人員惡意舉報，被綁架到派出所。正在外面帶學生考試的周秀珍聞訊趕回家，促使其單位出面，把卞麗潮救了回來。

二、睡夢中遭警匪綁架、搶劫、恐嚇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早上六點多，卞麗潮正常上班，被埋伏在外面的唐山路南公安分局、路南國保、刑警大隊以及永紅橋派出所的多名警察綁架，並從他身上搶走家門鑰匙後非法抄家。

當天早六點左右，中共邪黨在全國多個城市按指標綁架了至少108名法輪功學員，這也就是震驚國際社會的“2.25”事件。在此次群體綁架事件中，被綁架人數最多的是河北的唐山、遼寧的葫蘆島、還有哈爾濱等地，其中唐山是重災區占三十八人。早晨的六點至七點之間，唐山市區、豐潤區、開平區、豐南等地區中警察少則十幾名，多則二、三十名警察，闖入法輪功學員住所，野蠻綁架，並瘋狂掠奪財物，把家中電腦、打印機、現金等值錢物品搶劫一。有的夫婦倆同時被綁架，有的一家三口被綁架。每個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幾乎都被抄家、搶劫。參與綁架的警察用大車小車，將搶劫來的法輪功學員家私人財物拉走。周圍的民眾義憤填膺，稱：這是一幫“超級土匪”。

當天早上，卞麗潮外出時，被蹲在門口的路南公安分局、國保、刑警大隊等不法警察綁架，後被劫持到唐山市第二看守所，被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關押至今。他的妻子周秀珍（唐山十一中的教師），也被非法拘留了十天，罪名竟是“涉嫌修煉法輪功”。同時，他們的家慘遭不法惡警的洗劫，八萬多現金、 手機、電腦、打印機、銀行卡、工資卡、身份證、駕駛證等私人財產均被搶走。

周秀珍被不法惡警揪頭發、戴手銬，至今兩個手腕上各有一寸長的傷疤。在她被拘留的十天裏遭到三次非法審訊，身心受到極大傷害，每晚噩夢纏繞，身體每況愈下。這突如其來的劫難，給她的正常生活帶來困難，她多次向公安索要被搶走的私人財物，至今仍有大量物品未歸還，特別是還有六萬多現金，路南國保大隊副大隊長李飈等人，以“涉案基金”為借口不欲歸還。他們不給周秀珍抄家清單，還欺騙著周秀珍在六張白紙清單上簽字，說是以後重新謄寫一遍，明擺著有制造偽證的嫌疑。

在唐山市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期間，卞麗潮被連續八次非法提審。因為卞麗潮堅持信仰不配合迫害，惡警就以卞麗潮的妻子和孩子相威脅：“你再不說，就把你的媳婦也抓進來。我們還要去找你女兒！”（卞麗潮的女兒當時東北上大學） 同時惡警還威脅他說，如果卞麗潮不屈服，就讓他親屬開的工廠倒閉。在這樣的重重壓力下，卞麗潮在看守所大病一場，僅三個月，由原來一百七十八斤的體重，銳減六十斤。

期間，公安人員利用卞麗潮曾教過的學生對卞麗潮誘供威脅，企圖迫害其他法輪功學員。卞麗潮學生告誡卞麗潮說：“卞老師，您說吧，您不說他們會把師母也抓進來，還會去學校找小師妹（卞曉暉）。”

為了營救丈夫，周秀珍曾向開灤十中校長張冬梅求助，張冬梅卻說：“現在咱倆是敵我矛盾，你對像這樣，你還替他呼籲，你不覺的是在縱容他？要我對像這樣，我早跟他決裂了！” 這種糊塗的話語，給周秀珍的心又蒙了一層冰冷的霜。

三、在無盡的黃昏守候黎明

相濡以沫了二十多年，周秀珍不能接受象卞麗潮這麼好的人被處以刑罰，她自學了相關法律，明白了修煉法輪功在中國完全合法，便聘請了維權律師，想為自己的丈夫討回一 個公道。她依法找到路南公安分局、國保、刑警大隊、看守所、唐山市公安局督察等，要求釋放她的丈夫，歸還她家的財物，但各個部門互相推諉，或避而不見，甚至個別惡警 還威脅她：你信我把你怎麼著唄？

周秀珍就這樣獨自頂著重重壓力為自己的丈夫奔走呼籲。下面周秀珍二零一二年四月的公開信“在無盡的黃昏守候黎明”:

唐山法律界的各位領導：

您好，我叫周秀珍，我丈夫叫卞麗潮，我們都是在校教師。我丈夫在單位工作認真踏實，任勞任怨。和同仁關系融洽，熱心助人，是個深受大家喜歡和學生愛戴的好老師，曾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我們還有一個乖巧懂事、成績優秀的女兒，所以我們是個幸福之家。然而兩個多月前，我家突然無端遭劫，且伸冤無門，所以寫了這封公開信，希望您了解情況後能給我們以幫助，我在此先表示感謝。

下面我把事情發生的經過及相關情況說一下。

2012年2月25日早晨6：20左右，我在睡夢中被一陣叫喊聲驚醒，一睜眼發現一夥人已經站在了我的床前，我以為我家遭搶劫了。我還驚魂未定，其中一個女的（路南刑警大隊人稱“丹姐”）大聲喊：“趕緊穿衣服！”我順手拿起身邊的衛衣穿在了身上，然後被強行帶到了我家客廳靠門口的沙發一角坐下。此時，我因尿急站起來想上廁所，那個女的指著我說：“好好呆著！”其中一個挺壯的男的（後來知道是路南刑警大隊大隊長劉祝光）指著我說：“你知道嗎？你反黨反國家，你犯了罪。”我當時更蒙了。這時叫劉祝光的上來揪著我的頭發把我銬了起來。當時我憤怒的哭著嚷道：“我想上廁所！”此時那個大隊長劉祝光指著我說：“你老實呆著，你信我把你××嗎？”我哭著說：“我上廁所還不行？”這時另外一個男的（後聽說是局長叫齊忠民）允許下，那個女的讓人打開手銬把我帶到廁所。我坐在座便上才發現我的左、右手腕鮮血直流，至今我的兩個手腕上還各留有一寸來長的傷疤。然後他們又把我帶到沙發上，銬上雙手。此時我才註意到起碼有十幾個人進進出出我們家，都是穿著便服。直到此時沒有任何一個人告訴我他們是幹什麼的，到底是些什麼人，也沒有出示任何證件。

後來他們又逼我到地下室，其中那個大隊長劉祝光還說：“你應該感謝我們才是，我們幫你清理地下室。”而後他們將我銬著帶到了永紅橋派出所，搜遍我的全身，把身上僅有的41塊錢拿了去，那個女的說為我保管，至今未還。至此我才知道，原來這群人不是賊匪，而是人民警察。

起初他們把我關到了一個四面是墻一面是很粗的鐵欄桿的一個所謂的半間屋子裏。裏面很冷，然後那個大隊長和那個女的開始問話。裏面真的好冷我坐不下，過了一段時間在我的強烈要求下，他們才把我帶到了一個叫李超的辦公室裏問話。那個女的還威脅我說：“你好好配合我們工作，要不找你女兒去。”在永紅橋派出所他們又錄像、又照相、驗血，整整一天，最後把我關押到大八方西面明星飯店對面的一個拘留所，並讓我簽字，罪名是“涉嫌習練法輪功”，關押了我十天，直到3月6號我得以回家。這些常常被稱作人民警察的人抄走了我家的電腦、打印機、三部手機、銀行卡、工資卡、身份證、駕駛本、家裏的鑰匙，還有現金七八萬，沒有留下任何清單。3月22號才讓我簽的所謂的搜查證，（上面只有兩個人的名字）但日期居然還是寫的2月25日。直到4月12號我才要回有關的證件、銀行卡和工資卡。

就在我家突遭搶劫的同一天，我丈夫卞麗潮從早晨六點上班至今未歸。4月1號下午路南國保大隊大隊長蔣建軍叫我去簽了卞麗潮的拘捕通知書，罪名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現被關押在唐山市第二看守所。

作為一個有理智、有理性的人，事情發生後我迫切的想知道我和我丈夫到底犯了什麼罪，憑什麼這樣對待我們。同時，作為妻子，我急切的盼望丈夫卞麗潮早日回家。但我作為教師，我更知道，利用法律保護自己和親人的權益以及維護法律的公正是我的責任和義務，我有必要弄懂如何用法律的標準衡量我家發生的這一切，為此，我自學了相關的法律條文並咨詢了律師，了解到這樣的情況：

從根本上說，給我丈夫所加的罪名來源於他對法輪功的信仰，國家法律是否給法輪功定了性從根本上決定著罪名是否成立。我了解到，到目前為止，我國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規認定法輪功是邪教組織。反而讓我了解到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憲法第三十六條），有言論表達、文化研究創作交流等各項基本權利。憲法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我丈夫卞麗潮的信仰和行為完全在憲法的保護之內。

我國確實有關於邪教的相關規定，這些規定我仔細學習之後，我覺得恰恰證明了法輪功和邪教沒有任何的關系。

1999年10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取締邪教、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其中根本沒有提到法輪功。作為有權制定法律的全國人大並未給法輪功定性。1999年10月8日，“兩高”分別通過了《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裏邊也沒提到法輪功。出現“法輪功是邪教組織”字眼的唯一文件是“兩高”的“內部通知”，而“內部通知”是不能當做法律使用的。

尤其是2000年和2005年，公安部先後兩次頒布《關於認定和取締邪教組織若幹問題的通知》，明確列出了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認定的14種邪教，其中沒有法輪功！這期間正是全國上下打壓法輪功鬧的最厲害的時候，你說公安部咋沒把法輪功列到裏邊去呢？而且是兩次都沒列進去呀！你們都是專業人士，你們給我解釋解釋。
我還了解到，真正首先把法輪功和邪教聯系起來的，是1999年10月江澤民接受法國《費加羅報》的采訪，公開宣稱法輪功是邪教。我們國家好像一直公開宣稱是法制國家吧，一個法制國家怎麼能把領導人的講話當做法律呢？是誰給了他認定一個修煉團體是不是邪教的權利呢？

既然指控卞麗潮“破壞法律實施”，那誰來跟我說說，哪條法律被卞麗潮破壞了？哪條法律因為卞麗潮的行為執行不了了？一個普通教師能把國家法律破壞了？太誇張了吧？

從最根本上講，罪與非罪的界定是講究社會危害性的。那麼我倒要問一問你們這些法律界的領導，一個努力工作、待人和氣、不爭不鬥的教師到底傷害了誰呢？

我和卞麗潮是大學同學，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20多年前我毅然決然地從外地跟隨他到唐山來，就是因為他為人善良、誠實可靠，有責任心。現在我們都已年近半百，作為“園丁”已經在學校默默耕耘了20幾年，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關於卞麗潮的信仰，據我所知，他認為法輪功能夠指導信眾從善行善，修身養性。他自從修煉了法輪功，其患有的原發性心臟病高血壓痊愈了，而且至今身體很好。

作為我這個年齡的人，對“文化大革命”是有印象、有體會的，想想當時所發生的那荒唐、殘酷的一切，誰不是不寒而栗呢？！溫總理在今年答記者問時再次提到：“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也就是說，發動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土壤還在。

現在，竟有人看著卞麗潮這樣的人眼發黑，想給卞麗潮強加罪名，我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我自認為是個善良的人，我願意善待一切人，也希望得到他人的善待，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和諧社會。而且我覺得，也只有善待他人的人，才會也才有資格被別人善待。反之，不顧法律，不顧人性與道德，唯私利、唯私欲至上，欺壓良善，草菅人命，其下場也一定是可悲的，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作為國家公務員，作為警界的領導，您手中是握有權力的，很多時候，如何使用手中的權力對您來說只是一念之間的事。而這一念之間不但影響著他人的幸福與安寧，而且也調整著您自己的前途與命運。因為這世界從來都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管誰信與不信。

今天，既然您有機會看到了我的這些肺腑之言，我就願意先把祝福給您，祝您在當前特殊的歷史時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良知灼灼，秉持法律，匡扶正義，保護良善，青史留名。我不希望包括您在內的任何一位人民警察因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而毀了自己的前程，不希望包括您在內的任何一位領導因行為不當而觸犯《公務員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如今，我和女兒每天都在盼望著親人早日回家，我們每天都在為此從黃昏守候到黎明，希望您盡快施以援手，將平安與快樂送給我們這些對您仰望的人。最後，再次向您致謝。

四、被所謂“辦案人員”詐騙巨額現金

卞麗潮、周秀珍夫妻遭綁架過程中，警察沒出示任何證件，抄走大量財物，卻連一份抄家物品清單也沒提供。尤其是路南公安分局國保大隊的所謂“辦案人員”，用誘騙的方式侵吞了從卞麗潮家抄走的十幾萬元現金。為此，周秀珍對相關人員進行了投訴。

周秀珍在投訴信中指出（原文見明慧網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文章《中學教師面臨非法庭審　惡警詐騙十余萬元》）：

“二月二十五日（被綁架當天）下午，在永紅橋派出所，劉祝光讓我簽了5、6頁手寫的抄家清單，其中有這樣的記錄：面值伍元的人民幣6000元；面值一元的人民幣5100多元；30000元；22000元。共計61000多元。

二月二十七日（我在行政拘留所）上午，兩個警察到了行政拘留所把我叫出來，簽了五、六張扣押物品電腦打印清單。

三月二十二日，路南國保大隊李飈打電話叫我去國保找他，見面後他說“有好事兒”，將我叫到他的辦公室（314房間）。李飈先問了一句，“你知道你們家床頭櫃裏有多少錢嗎？”

我說“不清楚”。然後李飈拿出一個紙條說：“這是你家卞麗潮寫的，說裏邊有26000多塊錢，是他的補課費，讓你來取走。”我說那就給我吧，可李飈雖然把錢遞到我手裏，卻又左右推脫、刁難，不讓我拿走。我看出李飈是想要回扣，於是只能從裏邊抽出2000元放進了李飈的抽屜。然後，把剩下的24000多元錢裝入包裏，李飈說：“這事兒刑警大隊不清楚，所以你得簽幾個空白清單，然後我再謄寫一遍。”隨後，他拿出六張空白清單讓我簽了字。然後我問：“那剩下的五、六萬元呢？”李飈說“那是涉案基金，不能給你。”

在空白清單上簽字後，李飈還讓我簽了搜查證，但搜查證上的居然還是日期是二月二十五日。同時還跟我要了卞麗潮的體檢費和被褥費450元。

五月四日，我曾去國保找李飈索要清單，李飈一開始也答應給我一份。但國保大隊長蔣建軍卻與我一言不合，大罵：“滾蛋，清單就是不給你！”

五月十日，我又去國保大隊，當時只見到了蔣建軍。我提出索要清單的要求，蔣說：“你到刑警大隊去要吧。”下午我找到了刑警大隊長高志龍，但高志龍說卷宗不在他手裏，不能提供清單。

五月十四日，我曾再次到國保大隊，但依然空手而回。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又一次在國保大隊找到了李飈，可李飈不但拒絕提供抄家清單，而且不承認曾讓我在空白清單上簽字一事。

直到七月五日閱卷時我才知道，卷宗內的清單只有一張半打印紙，上邊寫著：1460張一元人民幣和六十張五元人民幣，共計才1760元！而在七月五日的會見中，卞麗潮告訴律師，家裏當時有現金十幾萬元。通過閱卷還得知，卷宗內有一張關於我的傳喚通知書，而此通知書從二月二十五日（我曾被非法拘留十天）以來從未有人向我出示，我也從未簽過字。”

當時的周秀珍還不知道中共的警察有多邪惡，她被刑警大隊的人連哄帶騙的在五張空白清單上簽了名字，後來才知道刑警大隊的這些人，盯上了家中用來買房的十幾萬現金。構陷案卷裏的抄家清單上只列有一千四百多元現金，十幾萬現金不翼而飛，周秀珍欲哭無淚，這才知道自己被這些聲稱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警察給騙了。

五、邪惡的庭審

卞麗潮被非法抓捕後，周秀珍一直在為丈夫討還公道而辛苦奔波，然而在臨近非法開庭時，周秀珍卻被告知失去了家屬身份，所以不能入庭旁聽，奔波了幾個月，卻不能在法庭上見一見朝思暮想的丈夫。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八點左右，當卞麗潮的家人、親屬和朋友陸續來到唐山市路南區法院時，發現所有進入路南法院的各個路口都有警車把守，足有十幾輛。沒有警車的地方則是十步一崗，五步一哨，穿警服的、穿便衣的布滿了整個法院大樓內外，連周圍的居民樓裏都布滿了便衣。法院正門外有一輛大型面包車，裏邊坐著一個穿特警制服的人，拿著攝像機一直在不停的對著現場的人員轉圈攝像。在此過程中，有警察過來惡狠狠地告訴他說：“看墻那邊那些人都是法輪功，一個別漏掉都攝下來。”

在法庭上，路南檢察院的任維檢羅列了一些所謂的“證據”。卞麗潮說：“他們以我妻子和女兒的安全威脅我，不承認就將她們母女都抓起來。而且只要求我回答‘是’或‘不是’。還強加我一些不相幹的人和事，以達到捏造證據的目的。”

辯護律師從法律層面以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對公訴人的所謂指控逐一駁回。在整個質證過程中，主審法官王健和陪審員不斷的阻止律師的質證和辯護，王健甚至威脅說：“我們已經警告你兩次了，再提法輪功是信仰問題的話，就對你采取措施。”

庭審中，公訴方不提供任何證物，而律師多次要求傳喚證人周秀珍出庭作證，都被無理拒絕。在此情況下律師提出自己有新的證據提供，一度使那些所謂法官和陪審員非常恐慌，提出休庭。

休庭大約十分鐘後繼續開庭。開庭後，律師出示了新證據——一段證人周秀珍指證公安人員違法取證和貪汙當事人十余萬元現金的錄像證詞。

在確鑿的反控證據面前，作為公訴人的任維檢詞不達意的極力否定證詞，並以卞麗潮大量制作神韻光盤海報為由，蠻橫無理的提出對卞麗潮量刑七至十五年。而律師則嚴正告誡任維檢，以邪教之名誣陷法輪功是道聽途說，毫無根據。

從一開始的質證一直到卞麗潮和律師做最後陳述，被法官王健無理打斷二十多次。不僅如此，王健還質問律師：“你在為誰辯護？！”“不許談政治！”律師義正詞嚴，正告庭上法官：“到底是誰在擾亂法庭秩序？！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護不受法律追究。律師就是要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最後，辯護律師提出對整個案件執行過程中，唐山市路南區公、檢、法人員涉嫌私分罰沒財物罪、徇私枉法罪，應追究刑責。建議法庭宣告被告人無罪，當庭予以釋放。

卞麗潮則在最後陳述中對在場所有公檢法人員提出忠告：“信真、善、忍，做好人沒錯！在大是大非面前希望你們做出正確的選擇，有個美好的未來。”

卞麗潮被唐山路南法院非法誣判十二年後，卞麗潮及家屬對非法抓捕、審理及判決依法提出上訴，並對所謂的辦案單位路南國保和刑警大隊相關人員非法侵吞十余萬元現金提出控告。

在案件一審出現重大問題的情況下，唐山中院不是本著為法律、為正義負責，為無辜者負責的態度組成合議庭擇日公開開庭審理，而是企圖暗箱操作，法官杜鵑先後於九月二十一日和十月十日在尚未開庭的情況下向家屬和律師無理索要辯護詞，被家屬和律師嚴詞拒絕。然而，唐山中院仍是一意孤行，執法犯法，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通知卞麗潮的律師，“事實清楚，維持原判。”並置確鑿事實於不顧，稱被控告的路南國保蔣建軍、李飈等不存在私吞錢款行為。

六、勇氣和毅力　不屈不撓營救丈夫

在這起“二·二五”事件中，河北、東北、山東共有一百多修煉人，因為參與了當時神韻光盤的制作和傳播，被非法抓捕，卞麗潮竟被公安局莫名其妙的定為河北“二號人物”。事出之後，周秀珍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之前，在網上也見過不少修煉人被迫害致死的新聞，周秀珍想要保護自己的家庭，不能讓女兒沒了父親。周秀珍從小對神佛有著天生的敬畏，當下便發了誓願——一定要讓丈夫平平安安的回家！

丈夫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期間，周秀珍多次去路南刑警大隊，找當初帶頭抄家的頭子，索要自己和丈夫的個人物品和家裏的十幾萬元錢，對方卻矢口否認。

無奈之下，周秀珍咨詢律師，律師建議周秀珍走控告的法律途徑，於是周秀珍每隔一段時間，便往公檢法司各個有關單位，寄一封控告信和公開信，將路南刑警大隊的貪汙情況廣而告之，然後再把文章曝光到騰訊、新浪、網易的微博、微信等各媒體平臺。

周秀珍一邊通過正常的法律手段努力，一邊通過媒體的力量求得輿論的關註，同時，唐山一些修煉人和明白真相的家屬主動聯系周秀珍，互相鼓勵，交流經驗。

“二·二十五”事件受害者被非法庭審後，不讓受害人家屬旁聽，反而成了一種常態，當家屬要進入庭審大門之前，都會被法警詢問一句，是否修煉法輪功。每當這時，周秀珍機智的反問法警：“這跟開庭有關系嗎？”這下法警懵了。

二零一二年七月，卞麗潮被冤判十二年，法院沒有給家屬判決書。周秀珍只身前往唐山市路南區檢察院、路南區法院討要說法，無果。丈夫單位的校長早在其被捕之後，就私自克扣了其工資和獎金，周秀珍就此找該校長討要說法，無果。

雖然每次去抗爭都是少有成果，雖然每一次的挫折都令人沮喪，雖然每天的日子都過的如此煎熬，但是周秀珍百折不撓，前路愈艱險，前進的信心愈堅定。她擦幹眼淚，繼續為夫伸張正義。

七、母女被監獄警察欺侮、圍攻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卞麗潮被送往保定監獄。周秀珍知道一名叫鄭祥星的法輪功學員，也是“二·二十五事件”的受害者，被冤判十年，到保定監獄五天後，被打成植物人。有此前車之鑒，於是在二零一二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周秀珍多次與保定監獄相關部門及負責人打交道，目的就是提前制止監獄警察將來可能對卞麗潮實施的犯罪。

二零一三年一月初，卞麗潮被秘密轉到了石家莊監獄。自此，周秀珍與女兒卞曉暉並肩開始了會見卞麗潮的努力。二零一三年，幾乎每個月，周秀珍都會和女兒日夜兼程，坐七個多小時的火車，去石家莊監獄要求會見卞麗潮，然而並不是每次都能夠見到丈夫。石家莊監獄教育處、獄政處與會見室互相推諉辦理會見事宜的責任，即使律師陪同，周秀珍母女一起去，監獄也是百般刁難。

卞麗潮在石家莊監獄出現嚴重心臟病癥狀，隨時有生命危險。為此，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九日下午二點三十分，周秀珍、卞曉暉母女倆為了給卞麗潮辦保外就醫，去保定監獄索要卞麗潮在保定監獄時的體檢報告。面對這一正常要求，保定監獄醫院院長侯擁軍和獄政科科長石至勇，不但不提供體檢報告，狡辯什麼卞麗潮的妻子不是本人，和母女發生了爭執。侯擁軍把卞曉暉按在地上不能動彈，周秀珍看到女兒遭受如此欺侮，上前營救，被石至勇攔截，雙方扭打在一起。門外七、八個警察把門頂住，不讓母女出來。保定監獄還惡意報警，保定市五四路派出所出警，把周秀珍、卞曉暉母女倆帶到派出所後，不做筆錄，遭到派出所指導員姚愛娣無恥的謾罵。監獄兩位領導卻自己開車到了派出所後與女指導員喝茶聊天。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日，周秀珍和女兒卞曉暉請了兩位律師到石家莊監獄要求會見。本來石家莊監獄答應了兩位律師會見，可在三月六日到獄政處辦手續時，卞曉暉和兩位律師遭十幾個警察圍攻，獄政處警號1303838女警公然無知的撕毀律師函。

八、丈夫在監獄遭迫害，生命垂危

所有法輪功學員被劫持進監獄，面臨第一個問題，就是所謂“轉化”，表現形同文化大革命期間，要寫什麼相應的批判書、反悔書、決裂書。不寫的話，先是“勸”， 這是精神折磨，包括不許家人接見、強迫聽揭批電視、材料，始終屬於嚴管對像，上廁所都被監視，經常面臨著精神羞辱和肉體折磨，卞麗潮也遭受了這一切。

卞麗潮被秘密轉到石家莊監獄後，每天早晨只給一勺面粥、中午一個饅頭、晚上半個饅頭，每天二十六個人分四班包夾卞麗潮，不許卞麗潮和任何人說話，也不許別人和卞麗潮說話，以此作為其他服刑人員的減刑獎勵。卞麗潮每天能感到臉上的肉一條一條的剝落，體重在明顯下降，身上的重量在一兩一兩地減退，血壓高、每晚心臟疼醒七八次，體力在明顯衰弱，視力急劇下降……身體出現血壓高心慌—心臟缺血—心臟前壁梗塞—心臟側壁梗塞，十分嚴重，隨時會猝死。獄方醫院院長安英武和教育處副處長陳忠卻對卞曉暉母子說：卞麗潮“不配合治療”，出現意外責任自負。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周秀珍、卞曉暉母女請的兩位律師會見卞曉暉後，監獄打擊報復，五月三十一日獄方偷走了卞麗潮用於學習的生活日記本，指導員王群牛在全監區服刑人員面前大聲宣讀卞麗潮的學習生活日記，並挑撥說卞麗潮記錄了你們的所作所為將來會如何如何，獄方的目的是想孤立卞麗潮繼續實施精神迫害。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獄方又強迫卞麗潮到重體力生產車間第八監區，卞麗潮因心臟病不適合重體力勞動沒答應，六月十五日卻遭到七八個犯人的哄擡，致使卞麗潮暈死左側身體麻木一夜沒知覺，一夜之間獄方一個小時拿手電筒照卞麗潮的一次，不睜眼強行扒開眼睛。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周秀珍、卞曉暉母女通過艱難交涉，下午三點半才得以見到卞麗潮，而後監獄把卞麗潮關到嚴管大隊，每天用二十六個“包夾”犯人酷刑折磨他，形成了獄中獄牢中牢。從七月二十日開始每天上午八點至晚上八點用一個噪音很大的喇叭播放誣蔑法輪功的黑材料，稍有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心臟病人需靜養，而獄方這是無形的謀殺。

二零一三年嚴冬，住在沒有暖氣的屋子裏，卞麗潮的視力幾乎失明，每天名正言順的五個人包夾，這是監獄長王富安親口對周秀珍母女說：“象卞麗潮這樣的重要‘罪犯’，就需要5～6人包夾。”

九、每一次的見面都可能成為訣別

周秀珍母女第一次爭取到成功會見的機會時，卞麗潮第一句就是“每一次的見面都可能成為訣別。”可想而知，卞麗潮在監獄裏面承受的迫害和壓力必定不少。

本來，在監獄會見親屬是法律賦予當事人及其家屬最基本的權利，可是就連這最最基本的權利到了監獄警察口中竟然成了服刑人員表現好的獎勵。專管會見的監獄教育處處長換了好幾個，但讓周秀珍母女會見卞麗潮的門坎卻從來沒變過。大多數時候，周秀珍都能“磨洋工”似的將會見進行到底，但是個別時候，實在不讓見，也是真的沒有辦法。

其實，周秀珍在會見當事人這件事上，已經做的相當出色的。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後，大多數受害人進入監獄後，沒有外面家屬和團體的密切關註，獄警的迫害力度和手段就會越來越嚴重；家屬在外面有的不懂如何會見，有的因為同是修煉人所以害怕去會見，這就很可能使得受害人在獄中的生存環境越來越差，所以為了保證自己親人的安全，以會見作為切入口，是必須的！

周秀珍抱著這個觀念，和表妹陳英華走訪了大量受害人家庭，以同是家屬而非修煉人的身份啟發了大量家屬名正言順的站起來，為了自己和家人應有的權利去抗爭、去努力！

只要有時間，周秀珍就陪著其他家屬去監獄，會見罹難的修煉人。可以說，周秀珍在千辛萬苦、想方設法的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把如一盤盤散沙般的修煉人及其家屬一點一點的凝聚起來。

“路南媳婦”是唐山警察稱呼周秀珍的方式，一般警察一見她就躲，“周老師”是在修煉人及家屬中傳頌的名號，家屬們都願意聽周老師講她與警察交手的經歷。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自媒體剛剛興起，新浪、騰訊、網易微博限制不是很多，人們在生活中無處說理，只好把陣地轉到網絡，周秀珍也不例外。她一方面經營著自己的微博微信賬號，一被封號，馬上重開；另一方面，關註著他人遭遇的苦難，並與之私信相互鼓勵。

周秀珍雖然積累了不少與警察打交道的經驗，但是在丈夫的會見問題上，仍舊存在重重阻礙。由於每次會見都不是很順利，周秀珍便把每次申請會見的過程和會見中了解到的事實、所見所聞所感照例發到網絡上，微博、微信、博客等等各平臺，這自然激起了石家莊監獄相關負責人的強烈不滿，這些警察幹了虧心事，卻害怕自己的醜陋行徑公之於眾。

丈夫被關押在石家莊監獄迫害，周秀珍雖然正常上班，但也不斷被警告，不要與修煉法輪功的有牽連，否則如何如何？周秀珍、卞曉暉母女倆不明白啥叫有牽連，難道作為妻子與這樣的丈夫離婚就不叫有牽連了？子女斷絕關系就不叫有牽連了？父母兄弟親戚朋友不相往來就不叫有牽連了？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唐山路南公安分局刑警大隊三個警察到周秀珍家騷擾，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唐山路北公安分局打電話騷擾周秀珍，同年十一月一日唐山路北公安分局的警察毛忠（警號08467）和另一位警察又到周秀珍單位騷擾，以給卞麗潮減刑或保外為誘餌，讓周秀珍陷害其他法輪功學員，遭到周秀珍的嚴正拒絕。

周秀珍、卞曉暉母女每次到監獄看望，都遭到監獄方的刁難，盡管費盡周折，最終也能見上一面。但從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在第八監區規定的探視日要求見父親時，監獄教育處處長張彥橋（警號1306433）副科長李英敏（警號1306248），監獄生活處處長陳忠、第八監區長馮海旺以卞麗潮卞麗潮是特殊重要罪犯，三個月才能會見一次拒絕母女的探視請求，並拒不出示任何文字說明和規定，周秀珍、卞曉暉母女非常擔心卞麗潮的生命安危,日夜焦慮。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卞曉暉和母親周秀珍及表姨陳英華再次到石家莊監獄要求會見父親卞麗潮，仍被監獄拒絕，當天下午周秀珍擔心丈夫在監獄受到嚴重迫害，一時急火攻心，送醫院急救，後被劫持回唐山，又遭到唐山當地政法委、教委、唐山第十一中學校方軟禁。

十、母女被綁架、非法判刑

在母親病倒並被軟禁在家中，父親安危情況不明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學生，卞曉暉仍然堅強的守在石家莊監獄，在監獄堅持要求見父親一天一夜，直至四日清晨6點。卞曉暉見哀求不成，悲憤地在布上寫下：“我要見父親”的橫幅，站在監獄對面的馬路邊上表達自己的訴求。

寒風中，卞曉暉不斷向圍觀路人訴說著：“我爸煉法輪功沒有罪，沒觸犯任何的法律。他們屬於非法逮捕和非法判刑，現在還非法阻礙會見。”當天遭到監獄幾名警察的騷擾和驅趕，後來幾天監獄裏的獄警十多個大男人傾巢而出圍攻，怒目圓睜地向卞曉暉狂喊：“你爸就是邪教犯！就是要強制轉化！沒必要給你解釋！就是不讓見！”唾沫星子噴到卞曉暉臉上。

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七日，卞曉暉去石家莊司法廳和監獄管理局反映情況，希望上級機關出面制止監獄濫權違法行徑，給家屬一個正常的探視權利。可這兩個機關找種種理由推諉，整整兩天不予受理，不給說法。

卞曉暉為了能見父親打出橫幅一直抗爭，不斷向社會曝光父親的冤屈及迫害者的邪惡,這一切令監獄當局及迫害法輪功的公安、610、國保感到恐慌。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點多鐘，監獄當局勾結石家莊橋東分局、勝利北街和桃園派出所在卞曉暉的租住房內將卞曉暉暴力綁架，關押在石家莊第二看守所。陳英華僅僅因幫助外甥女卞曉暉拍了一張在監獄門前舉牌要求會見父親的照片也被石家莊警方抓捕。第二天（三月十三日）早上，周秀珍也被唐山公安暴力綁架。

綁架的當時，卞曉暉留下的最後幾條微博的內容是：“國安、警察闖入我住處，動粗。他們一瞬間湧出十幾個人來給他們自己壯膽。幾個大男人圍攻我一個女生，怒目圓睜地向我狂喊，唾沫星子都噴到我臉上了。”

卞曉暉說：“獄方把我拉橫幅視為違法來對待。首先是教育處的處長範元強（音），他的警號是1306433，然後副科長，叫李锳（音），她的警號是1306248，還有教育處那個陳忠（音），剃一個光頭，我記不清他的警號了。今天下午他們叫了3趟110來。”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來自北京的律師去石家莊第二看守所依法會見卞曉暉，看守所卻稱接國保大隊通知此案涉密不允許會見。律師隨後又去國保大隊和石家莊橋東分局法制科，對方互相推諉，國保大隊長跟律師在電話裏甚至說不知道此事，而當日參與綁架的勝利北街和桃園派出所也不接待律師。石家莊監獄當局、公安強行剝奪一個孩子要求見父親的親情，阻止不成，實施綁架，卻又無端的阻止律師的會見權。

隨後幾個月，在多名律師不斷的呼號奔走下，才得以會見卞曉暉。在會見時卞曉暉問代理律師：“我媽媽呢？” 律師說：“被抓了，很快就要開庭了。”又問：“常(伯陽)律師和李(方平）律師呢(卞的前期律師）？”“常律師也被抓了，李律師還沒被抓。”

會見後律師在微博上是這樣評價卞曉暉的：“最勇敢的人權捍衛者！卞曉暉是我見到的最勇敢的90後人權捍衛者，沒有之一。零口供，不作任何的妥協，面對魑魅魍魎，大義凜然，毫無懼色。”

卞曉暉被綁架後，卞曉暉深知自己無罪，在看守所拒穿囚衣，拒戴手銬，甚至絕食抗議。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號到四月十四日被整天關押在沒有床板的監舍內長達25天。因為拒穿號服、拒戴手銬，律師多次會見均被石家莊第二看守所拒絕。

可誰會想到，周秀珍發到網上的那些在為夫申冤過程中親身經歷的遭遇和文章中描寫的事實，暴露了公檢法司系統腐敗的現象，那些如鐵一般的事實，卻在唐山和石家莊惡警的生搬硬套、誹謗構陷中，成為了給她定罪的“事實依據”！

二零一四年八月五日上午九點，周秀珍在唐山市路南區法院被非法開庭，“罪行”是：周秀珍將她丈夫被判刑、警方私分扣押其現金12萬的消息發布到網絡上去。

因鑒於周秀珍申請人民陪審員（民決員）參加合議庭不被允許。胡貴雲、王全璋律師認為唐山市路南法院合議庭組成不合法，遂退庭控告。胡貴雲律師表示: “全國人大規定，人民陪審員（民決員）參加合議庭有兩種：1，法庭依職權;2，法庭依當事人申請。只要當事人申請，無論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合議庭必須安排人民陪審員（民決員）參加合議庭，否則就是合議庭組成違法。”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九點，卞曉暉和表姨陳英華被在河北石家莊市橋東區法院非法開庭。卞曉暉提出要求增加兩名人民陪審員，但是遭到法庭拒絕。三位辯護（王全璋，鄭建偉，蘭志學）律師10點鐘憤然離庭。有心臟病身體不太好的曉暉小姨，在律師出來後不久也氣憤離開旁聽席。在沒有親屬，沒有律師的法庭上，小小年紀的卞曉暉面對只有當局安排的三十八位陌生旁聽人，孤單受審。11點庭審結束，看到囚車內的卞曉暉，親友不禁落淚。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卞曉暉和表姨陳英華被在長安法院非法開庭。

二零一五年四月初，法院通知卞曉暉律師，卞曉暉一審被判刑三年零六個月。表姨陳英華被判刑四年。二零一五年八月，周秀珍被非法判處其四年，轉送至河北省女子監獄。

從小卞曉暉備受父母寵愛，給身邊人的印象永遠是一個開朗、笑語盈盈、愛整潔的姑娘，曾做公益，前額上常別著一個淡粉色的蝴蝶結發卡。她喜歡話劇，有時說起話來都象劇本裏的臺詞一樣；愛讀歷史，大學曾經想讀考古學專業，還與爸爸媽媽約好畢業後一起去埃及旅行，然而這次旅行卻因父親無端被迫害，一家三口皆被關押入獄，變得遙遙無期。

十一、周秀珍被監獄迫害致生命垂危

二零一六年十月五日，河北省女子監獄第九監區開始對周秀珍所謂“轉化”，每天把她拉到一個沒有監控的房間，強迫她觀看詆毀法輪功的視頻，周秀珍就視頻所捏造的證據一一對獄警進行反駁，問得監獄警察一個個啞口無言。

有一天，因為周秀珍不寫“四書”，一個叫許培的警察大罵周秀珍“沒人性”，周秀珍剛想反唇相譏，卻被同組的服刑人員拉出了小屋。

在這種精神虐待及高壓迫害下，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晚，周秀珍被迫害致大量吐血、便血，被送進石家莊和平醫院住院五天。診斷結果是，肝硬化失代償期。五天之後，周秀珍被轉回監獄醫院。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秀珍回到九監區，在監區長孔瀟飛的指使下，監區警察每天指派服刑人員，從早到晚拿來“四書”範本，逼迫虛弱不堪、需要靜養、連說話都沒力氣的周秀珍“抄四書”，否則不讓其睡覺。

同時，監區警察每天輪流、多次逼迫周秀珍打電話，告知遠房親戚，將醫藥費交給監獄。周秀珍從同監舍服刑人員口中得知，醫院稱其生命垂危，所以監獄想要急忙給周秀珍辦理保外就醫，以免死在監獄裏，但是又想在甩掉她這個包袱之前，讓她寫個“四書”，監獄順便撿個便宜，撈個政績，因此，就出現了上述情況。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周秀珍第二次大量吐血、便血，監獄迅速將其轉送到石家莊以嶺醫院（私人醫院）進行搶救。從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晚，到二十六日清晨，周秀珍一共嘔吐大約九百毫升鮮血，且大小便失禁，血壓四十，心跳四十。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早七點，一個護士拿著一張寫滿字的A4紙問奄奄一息的周秀珍，“你有信仰嗎？”周反問一句，“這和住院有關系嗎？”之後，周秀珍馬上向主治醫生提出出院申請，並簽字。

女子監獄曾三次向唐山司法局申請“保外就醫”，卻均被拒絕；向霸州申請，同樣遭拒。唐山方面拒絕。原因很明顯，“君子坦蕩蕩”，周秀珍本人的果敢、正直在唐山公檢法圈子是出了名的；“小人常戚戚”唐山惡警當年好不容易把她抓起來，當然只會落井下石。

就是唐山的拒絕，使得周秀珍錯過了最好的治療機會，監獄的主旨：只要你不死，就一直關著你。半年的拖延，對於一個隨時有生命危險的病人來說，太久了，如果第一次唐山就同意了申請，也許周秀珍不會病的這樣嚴重，更不會這樣早地離開人世。最後，監獄找周秀珍的三姐作保，向廊坊提出申請，終於把周秀珍像甩包袱一樣的推出了監獄。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秀珍躺在一百二十救護車上，被監獄押送至廊坊長征醫院，隨後由家人轉送到北京三零二醫院救治。期間，周秀珍由於吐血、便血多次，身體各項指標太低，達不到手術標準，遂只能出院，靠吃藥、輸液維持生命。

十二、生命的最後走入大法修煉

周秀珍在“保外就醫”期間，生命垂危，卻頻頻被當地司法局人員騷擾。盡管遭受這麼多的魔難，周秀珍終於下定決心開始修煉法輪大法。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周秀珍刑期終止，但來自於廊坊當地警察的騷擾卻沒有停止。房東含淚懇求周秀珍母女趕緊搬走。無奈之下，這對母女只好費盡周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回到了唐山老家。

剛到家第二天，唐山惡警便來敲門騷擾。二零一八年七月，女兒想帶母親去北京求醫，怎料母女身份證卻在車站被惡警扣下，連醫生都不讓看，這就是把人往死路上逼。

二零一八年七月底，周秀珍在女兒、女婿的陪同下，前往山西定居，卻在高速路口再次被扣身份證。

二零一九年初，周秀珍三人去石家莊探望獄中的卞麗潮，不但辦理會見手續阻礙重重，而且監獄對女婿的個人情況盤問不止，隨後的幾個月，甚至還對其進行多次電話騷擾。

二零一九年九月，周秀珍女兒剛生產，坐完月子，再一次遭遇當地警察通過威脅房東驅逐的戲碼，一家四口不得不另覓他處。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住處，當地警察仍不罷休，竟然去周秀珍新住處的物業無端盤問，使得物業人員對周秀珍一家冷眼相看。

就在這一次次的騷擾中，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中午，周秀珍開始感覺胃不舒服，十八日淩晨三點便血之後，倒地不起，十八日一天一宿大量便血、吐血，十九日淩晨，由於失血過多開始昏迷；十九日上午十點三十七分，含冤離世，終年五十六歲。

然而，即使人已經去世，當地警察仍不甘心。不但在出具死亡證明的過程上，制造重重障礙，而且在出殯那天，竟然專門派人去火葬場核實火化情況。半個月後，仍有警察給殯儀館打電話詢問周秀珍是不是真死了……

但令人惋惜的是，周秀珍至死都沒有等到一家團圓的時刻。那套原本整潔溫暖充滿歡聲笑語的房子變得遍地積灰，冷清寂靜；那個原本可以很幸福的家庭變得支離破碎，甚至生死相隔，再也無法破鏡重圓。

美國國務院發布二零二零年度國別人權報告，關註法輪功學員卞麗潮依然被非法關押。其實，近幾年的美國人權報告中，都有提及卞麗潮一家被中共迫害的案例。



發稿：2024年1月28日    更新：2024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