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個遭中共殘害的家庭（9）：以奧運為名的虐殺　難以忘卻的二零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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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道）“我將真心付給了你，將悲傷留給自己……我將春天付給了你，將冬天留給自己……”這首在中國大陸為人所熟悉和喜愛的歌手於宙演繹的《愛的箴言》，在二零零八年成為了絕唱。北京大學畢業的音樂人、四十二歲的法輪功修煉者於宙，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被中共公安以“迎奧運”為借口在北京虐殺，這離他在北京從演唱會返家途中被非法抓捕僅僅十一天。



一、把真心付給他人

於宙畢業於北京大學法語系，通曉多種語言，多才多藝，對詩詞歌賦很有研究，在音樂方面也有較高造詣，他與朋友組建“小娟和山谷裏的居民”民謠樂隊，並在其中擔任歌手、打擊樂手和口琴師。

妻子許那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現在的中國傳媒大學），寫的一手好詩，畫的一手好畫，在工藝美術圈裏小有名氣。許那生在吉林長春，全家都是搞美術的，父親是文聯畫家，母親是吉林美院教師，為人忠厚，註重品行修養。為了讓女兒時時刻刻記住要少說多做，就取《論語•裏仁》中的“欲訥（nè）於言而敏於行”給女兒取名“許訥”。中共破壞傳統文化，中國人被中共“掃盲”後，文盲沒少，很多受過教育的人也成了“白字先生”，常常把“訥”字讀錯，所以後來她把名字改成了“許那”。



許那一九九一年從中國傳媒大學文藝編導專業畢業，家庭的熏陶讓她還是走上了美術創作的道路。很快，她的作品就打開了知名度。一九九七年許那的作品作為得獎作品參加了文化部的中國藝術大展；一九九八年在中國青年油畫展中獲嘉獎。美術界的行家們品評說，她的畫筆法純熟，色彩質樸。從畫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原野和寧靜燈光下的書桌中能夠感受到作者心中的那份美好和平靜。



一九九五年，於宙通過朋友了解到法輪大法，找到人生真諦，夫婦倆走上了大法修煉之路。他在修煉中的體悟令其音樂境界也隨之升華，他認識到好的藝術家不是為求名利、表現自己，而應無私無我，把純真美好帶給聽眾。他用心鉆研樂器演奏，琢磨出很多辦法模擬自然的聲音。舞臺上的於宙特別忙碌，他時而誠摯的吟唱，時而吹奏口琴似山中流出的清泉，時而在他那鼓手的方寸之地魔法般的變出清風撲面、流水潺潺、浪花拍岸和電閃雷鳴般的天籟……。

在現代流行音樂風靡的時代，他們的民謠樂隊始終堅持清新純樸的演唱風格，被譽為擁有中國最清澈聲音的民謠組合，被業界評為二零零七年中國不可錯過的民謠組合中的第一名。除在各地不辭辛勞的巡演外，他們的部份原創作品正被著名國際性音樂頻道Channel V向亞洲各國推廣，他們優美清純的演唱帶給廣大聽眾和諧與溫暖。

盡管早已小有名氣，在朋友和聽眾眼裏的於宙，一直純樸的象鄰家的大哥哥，清新如海灘上清晨的微風。朋友們稱，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茍言笑的於宙幹什麼事情都特實在，象個哲學家，可絕對幽默，總是出其不意的帶給人心暖暖的快樂，他們說，對於宙夫妻“只能用善良來形容，找不著別的合適的詞兒”。

無論遠近親疏，於宙對遇到的每個人都好。在北京聚集了一群來自各地、追尋藝術夢想的藝人，他們生活得很艱辛，相對穩定一點的於宙夫婦常把租住的房子免費供給他們住，還在經濟上接濟他們。於宙夫婦曾為幫助一個生活困難、找上門來的並不熟識的人，從當月僅有的一千來元生活費裏擠出八百元，僅給自己留下一點飯錢。

於宙的公益感很強。他和朋友一次開車外出辦事，遇到路間有塊大石頭，其它車輛都不惜堵塞道路、繞石而行，只有於宙把車停下，費力的搬開石頭，看到道路恢復通暢才滿意的開車趕路。於宙對人非常寬容。一次，朋友跟他約好見面，卻因故晚了一個多小時，朋友心中很忐忑，可一直等在那裏的於宙見面時卻提都沒提此事……。

於宙總是默默的幫助別人，好多事大家都是後來說起才知道，直到現在，當事人談起往事仍很感動。

二、將悲傷留給自己 妻子被非法判刑五年

於宙在用他明快的鼓樂和歌聲帶給聽眾快樂、用其微薄之力給別人帶去溫暖的時候，可又有幾人知道他自己的一家正在承受不幸呢？一九九九年七月，當時的中共頭子江澤民為私利不顧人民的福祉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象其他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一樣，於宙夫婦也一直遭到無端的嚴酷迫害。

當時，很多外地的法輪功學員省吃儉用，來北京上訪，為法輪大法說一句公道話。於宙和許那夫婦看到他們來到北京生活很困難，就常常在家裏接待外地來北京的功友們，為他們提供臨時的食宿。那時於宙住在房山區，每天晚上有兩個小時的演唱，可得一百五十元報酬，用於開支。他一次次地把同修接到他家住下來，他家經常住有三四十名法輪功學員，來早的住幾日後離開他家到自己租房住下來了，他家又新來了一批法輪功學員。許那每日除了給同修預備飯菜外，她的冰櫃裏總是存有許多雪糕，供同修解暑，那段時間特別熱。

於宙、許那夫婦九九年八月因在北京房山與同修聚會被非法扣留十五天。他們被嚴刑逼供，可始終守口如瓶，他們所表現出的善良、堅忍與仁義讓警察都覺佩服。

二零零一年七月，許那因收留外地法輪功學員被綁架並非法判刑五年。在北京女子監獄，許那被嚴管隔離、關小號，並受到長期捆綁、剝奪睡眠等各種酷刑的折磨，卻始終堅持信仰，她總是不斷向迫害她的人講述法輪功的真相，以善心與正行感動了許多犯人和警察。

二零零一年“十一”期間，許那說共產黨滅亡是歷史必然，拒絕參與升國旗，被圍攻批鬥，從此她的包夾的任務之一就是不許她公開說話。二零零二年，北京女子監獄邀請所謂專家講達爾文進化論，許那因為在講課中不鼓掌，就被獄警鄭玉梅罰坐姿。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許那被轉到三監區進行強行洗腦轉化。這個北京女子監獄三分監區是北京迫害法輪功最邪惡的地方，中共各地的監獄常常組織到這裏參觀學習，上海女監等警察頭子都曾來學習迫害的經驗。三監區為了“轉化”許那，完全不準她睡覺，把她捆綁起來強迫雙盤很長時間，體罰，強制在別人寫好的所謂“揭批材料”上按手印；在雪地裏凍；不讓洗漱達一個多月等等。

二零零三年初，北京電視臺主持人徐滔就以“人權最好時期，北京女子監獄如何文明執法”為主題采訪三區區長田鳳清。當時剛剛結束對法輪功學員龔瑞平的一輪殘忍迫害，田鳳清就振振有詞地表白如何尊重服刑人員的人格；一些被安排當吹鼓手的犯人本身就剛剛虐待完法輪功學員，也大談特談北京女子監獄的人性化文明管理。因為怕龔瑞平發言，采訪時龔瑞平被帶離采訪現場，許那被安排四、五個犯人看管，堵上她的嘴，不許她發聲。這次采訪後不久，法輪功學員董翠就被活活折磨致死在離采訪現場只有二米的心理咨詢室。

北京女子監獄的心理咨詢，名義上是“註重加強心理健康教育”、“註重加強情感教育”，但對法輪功學員來說，心理咨詢室就是北京女子監獄的“行刑室”，是“牢中牢，獄中獄”。許那、龔瑞平、雷曉婷、袁林等法輪功學員都在老女監的心理咨詢室遭受過非人虐待和毒打。

董翠被害死後，許那公開揭露董翠被毆打致死的真相，被監區誣為“誣蔑獄警”、“造謠”、“自心生魔”，許那絕食抗議，又被監獄野蠻灌食，後來經監獄長周英批準，被關進小號折磨。後來被轉入一個沒有“法輪功”的勞動隊，嚴管隔離，除了包夾外，不許任何人同她說話，如果與她說話就被扣分，影響減刑。後來她被隔離關押四區的庫房，最後是隔離在女監的一個空閑樓層單獨關押。

許那對待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好，不管是誰，包括那些被派來迫害她的警察，包夾犯人。在勞累忙碌之余，她給那些派來包夾她的刑事犯講述法輪大法的美好和自己修煉的感受。漸漸的，很多警察和犯人都被法輪大法的美好和許那作為一名大法修煉者所表現出的善良所感動，紛紛私下裏想辦法幫助她和其他法輪功學員，甚至很多人也開始修煉法輪功。

許那心靈手巧，加上她的藝術功底，做的手工藝品很精致，又富有藝術價值，監獄當然不會放過這點。不過監獄這幫警察都是空手套白狼的主兒，即便是逼著許那幫他們做東西，他們都不願意花材料費，監區長田鳳清曾逼迫許那的家人提供所需一切材料、費用，讓許那制作手工藝作品，賣給在押人員和來探親的家屬。

許那在監獄裏認識的人很多，這是因為北京女子監獄常常給她調換地方。監獄的警察頭子們發現許那有改變別人的能力，能夠讓所有和她相處的人都越變越好，這令中共惡警的頭子們很驚愕，同時也頭痛不已。中共的監獄是“暴力機構”，如果那裏面的警察和犯人都成了好人，不就沒有辦法維持“暴力”了嗎？因此，監獄一再給許那調換監區。每次許那被調離一個監區，那個監區的犯人們都舍不得許那，為她灑淚送別。但每次當許那調到新的監區後，就有更多的人被許那的善心感化。

二零零五年三、四月份，許那又一次被調隊並被單獨關押。這次監獄采用了所謂的“感化”策略。警察們不再找許那談所謂的“轉化問題”，並且嚴令被洗腦的法輪功學員也不得在許那面前談所謂的 “轉化”，誰談懲罰誰。只是讓幾個犯人陪著她，也不幹活，在號室裏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許那要洗漱，就把洗漱間的所有人都請出去讓她單獨洗漱；許那上廁所，要把廁所的所有人都趕出去讓她一個人去。許那提出想和哪個犯人聊天，就趕快安排這個犯人去。可是過了三個月，許那絲毫沒有被“感化”，於是監獄派來三個警察晝夜不停的給她放洗腦的碟片，還讓許那做筆記，看完後開始討論，可中共的歪理邪說根本無法在真理面前立足，這些開始還振振有詞的警察們一個個都敗下陣來，最後這些警察不得不服，說“真拿她沒辦法”。

為了迫使法輪功學員許那放棄信仰，北京女子監獄二零零五年專門在獄警中搞了一次招標，聲稱誰要是能在許那刑滿前“轉化”她就給立功和重獎金，李曉娜和其他六名獄警中標，獲取了迫害的機會，最後以造假蒙騙上級獲取獎勵。

二零零六年底，許那獲釋，他們一家終於團聚了。一位朋友回憶說：“那時許那從北京女子監獄出來才幾個月，人還很瘦弱，但眼睛卻很亮很有神。因事先知道一些許那五年獄中遭遇的苦難，交談中怕碰痛她似的試探著問她所遭受的摧殘，率直的許那沒有談她自己，而是敘說了發生在北京女子監獄黑窩內法輪功學員董翠被迫害致死的鮮為人知的內幕。由此我們談了許多，談九九年以前大法在中國大陸洪傳盛況；談到在邪黨邪惡鎮壓後，原來許多熟識的同修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許那講起因面見歐盟副主席被關押在甘肅的曹東和曹東的妻子楊小晶，她說：在修煉上他們給過我許多幫助，迫害開始後彼此不斷遭非法關押，很難再見他們一面。”

三、被中共以“奧運”為名虐殺

夫婦團圓，對於宙和許那的事業都有很大的促進。但他們常被警察騷擾，生活也被監控。許那多次向那些警察指出他們的行為是違法的。

二零零七年，於宙所在的“小娟和山谷裏的居民”和著名音樂頻道Channel[V]簽約，他們的樂隊被譽為二零零七年不能錯過的民謠組合，他們的歌聲被稱為二零零七年最溫暖的聲音。許那被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免試錄取為研究生，並在二零零七年以優秀作品獎入選首屆中國青年百人油畫展。

二零零八年是北京奧運，中共自己死死把住這個救命的稻草。他們打著奧運的幌子，對外到處坑蒙拐騙，對內也用保穩定辦奧運的政治謊言加強迫害。隨著北京奧運的臨近，中共以奧運的名義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的又一輪大規模非法抓捕。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據不完全統計，收集到從上年年底開始發生的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案例一千八百七十八宗，發生在中國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僅北京就超過一百五十六人，甚至有些連他們不煉功的親人、孩子都未能幸免。很多地區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逐一排查，甚至向民眾懸賞三百至五千元人民幣舉報、抓捕法輪功學員。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十點左右，於宙演出結束，與妻子許那下班開車回家，行駛到北京市通州區北苑的楊莊路段被警察攔截，進行“奧運搜查”。當警察發現於宙和許那是法輪功學員，就將他們抓到通州區看守所。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點多，通州北苑派出所、通州分局以及香山派出所，海澱分局四人首先抄了許那父母家，沒抄到東西，又抄許那妹妹家，見沒有電腦就把書桌上幾張打印用的白紙拿走。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大年三十，年僅四十二歲的於宙被迫害致死。家屬接到通知，趕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看望於宙，家屬趕到時，四十二歲的於宙已去世，屍體被用白單覆蓋，面部還戴著呼吸罩，腿部已經冰涼。 這離他在北京從演唱會返家途中被非法抓捕僅僅十一天。看守所連許那參加於宙的喪事都沒有允許。

面對家屬的質詢，醫生一會支吾說是因“絕食”而亡，一會說死因是“糖尿病”。為掩蓋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屬同意立即火化遺體，否則就以鬧事的罪名“圍起來”，可於宙的親人堅決不同意並要求屍檢。 看守所曾答應讓許那辦理丈夫的後事，可又突然變卦並把許那轉押到專關“重刑犯”的北京看守所（市局七處）。

之後北京公安嚴密封鎖消息，不許其親屬向外界透露消息，並把雙方父母的家都暗中包圍起來，不許別人接近。三月中旬，於宙的朋友們發現了於宙遇難，才將此事傳到海外。

四、妻子許那又被非法判刑三年

中共邪黨殘害死於宙後，還在迫害他的妻子許那。二零零八年五月初，許那被轉押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市看守所，即所謂的北京市局七處。那裏專門關押政治犯和重刑事犯，文革中曾經處死過遇羅克，文革後迫害過魏京生，現在那裏又關押了眾多的法輪功學員。

通過父母請的律師，許那終於得知了丈夫於宙的死訊。許那為於宙被迫害致死向檢察院申訴，要求必須追究法律責任，並要求為於宙辦理後事的權利。

中共邪黨人員怕許那為丈夫討公道，怕他們虐殺於宙的惡行曝光，在許那家沒有查抄出所謂的“證據”，在許那和於宙夫婦的車裏找到的所謂“證據”也不足，將許那非法轉捕、起訴。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北京市崇文區法院在法庭用了十幾分鐘的時間，對許那非法判刑三年，許那當庭提出上訴要求。

許那的律師在七月份崇文區法院庭審時，曾為許那作無罪辯護。在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都不成立的情況下，主審法官、北京崇文區法院副庭長馬小宇（音）總是躲躲閃閃，不給正面答復。此次開庭，律師沒能到庭。律師向采訪的媒體記者表示，這個宣判是不公正的。

北京奧運期間，北京市海澱區六一零、街道、派出所人員經常到許那父母家騷擾，威脅許那的家人不許和外國記者說話、聯系。而在崇文區法院對許那非法開庭的前幾天，邪黨人員通知於宙的家屬要“處理”遺體，而且還要解剖，並讓許那寫委托書，委托於宙的家人全權代理“處理”於宙的遺體，不知又要耍什麼手段。

於宙、許那夫婦的悲慘遭遇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比利時綠黨議員、國家議會請願委員會副主席菊麗埃特·布勒特女士（Juliette Boulet）特別致信比利時外交部長，在陳述了許那所遭受的迫害的同時，要求質詢中共當局許那目前的處境，要求無條件釋放許那，並保障她的人身安全。

在比利時的盧森堡省，有一位比利時女士，她叫瑪麗安娜•拉菲芙 （Marianne Lefebvre）。自從得知她的好朋友北京法輪功學員於宙被害，其妻子許那被非法關押的消息後，她就一直在向各界呼籲營救許那。瑪麗安娜早在一九八四到八五年就和家人一起在重慶工作和生活，那時在重慶大學教授法語。一九九零年她又返回中國在北京工作，期間認識了能講一口流利法語的於宙和許那，得到了於宙和許那無私的幫助和照顧。有一次，於宙曾為了幫助她辦理領養中國女兒的手續，乘火車二千多公裏，往返於不同部門和相關人士之間。後來，瑪麗安娜一家回比利時後，還和於宙、許那經常聯系，有時去中國旅行，也都是住在於宙那裏。

許那再次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女子監獄，據悉，在女監被迫害得掉了兩顆門牙，具體情況不詳。

五、好友累遭迫害、含冤離世

二零零八年二月份於宙、許那被捕，三月傳來於宙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他們的好友楊小晶心痛得直哭，承受達到極限，很快身體虛弱下來。2009年10月1日，年僅45歲的北京法輪功學員楊小晶，在中共當局長期騷擾、恐嚇與殘忍迫害中含冤離世。

楊小晶與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專業的曹東，這對本應該非常幸福、令人羨慕的夫妻，不斷遭受中共邪黨的非法關押迫害，結婚九年，倆人在一起的日子僅有幾周，不是她被非法關押，就是他被中共當局劫持迫害。楊小晶兩次被非法勞教四年；曹東兩次被非法判刑，一次四年、一次五年；夫妻倆在勞教所與監獄受盡各種折磨。

楊小晶一九九零年畢業於北京林業大學信息管理系，畢業後分配到北京供電設計院計算機室工作。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四日與曹東結婚。新婚是在恐懼、焦慮中度過。楊小晶所在單位北京供電設計院、邪黨支部書記王秀巖多次找她所謂的談話，逼寫不煉功“保證書”，並以上級單位的要挾：如果你單位有一個法輪功學員不“轉化”，單位領導的獎金扣除、職工獎金、住房福利等待遇消減，對楊小晶施壓。為避免單位職工受株連迫害，楊小晶被迫離開單位。而其單位卻以楊小晶違反勞動紀律為由，非法解除楊小晶勞動合同。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建國門派出所片警到楊小晶家，讓楊小晶、曹東去派出所，被他倆拒絕。從這一天起，夫妻二人被迫離開了單位、離開了家，就沒有了經濟來源。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流離失所的楊小晶回家洗澡，被長期蹲坑的建國門派出所惡警烏利亞綁架，劫持到邪黨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臨時洗腦班——東城鳳凰賓館。楊小晶為抵制迫害，絕食抗議七天七夜，第八天楊小晶被送到東城分局看守所，因不“轉化”，惡警怕她去上訪，非法內定勞教一年半。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楊小晶從勞教所回到家中，十二月底拖著虛弱的身體，到甘肅平涼看望被非法關押在平涼監獄的曹東，曹東當時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二零零四年四月，北京朝陽區亞運村派出所、朝陽分局國保大隊五六個警察非法闖入楊小晶父母家中，非法抄家，而後又抄了楊小晶家。楊小晶又一次被綁架、非法關押到北京女子勞教所第一大隊，遭受了種種慘無人道的折磨，曾經被劫持到“攻堅隊”迫害半年：早上五點起床，坐“高板”（60多厘米高的塑料方凳），只能坐在邊上，兩腳並立，兩腳、兩腿之間不能有縫，有縫就得挨打，兩手五指並攏放在大腿上，雙目直視，閉眼也遭毆打，只要犯困就遭包夾犯人毆打。除了吃飯時間，一直連續坐著，不讓涮洗，一頓只給一兩米飯；晚上十二點睡覺，幾個犯人輪班監控。

二零零五年九月，楊小晶被送回一大隊，身體已極度虛弱，在大隊長陳立的直接驅使下，被逼做奴工勞動，長期低著頭，眼睛又近視，造成嚴重的頸椎病痛。

二零零六年八月底，遭受了兩年多牢獄的楊小晶回到家中；而曹東當時正在被非法關押迫害，遭受慘無人道的折磨。曹東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接受完歐盟副主席麥克米倫-斯科特（Edward McMillan-Scott）先生有關人權問題采訪後回家的路上，被北京市國安局二處共匪便衣突然綁架，並在北京秘密非法關押了三個多月，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每天被銬在審問室椅子上十幾個小時，同時每天七、八個人輪流對曹東辱罵、恐嚇、威脅，並將曹東左眼打傷。在殘酷折磨下，曹東開始吐血，每天大量便血，曾昏死過去一次，三次被送往醫院。為了逃避國際社會的關註，三個月後曹東被轉到偏遠的甘肅省，秘密的關押在甘肅省安全廳看守所。

楊小晶為給丈夫討回公道，開始往來於北京、蘭州、平涼、慶陽之間奔波，為曹東找辯護律師。甘肅慶陽安全局接手了曹東的案子，對他父母實行消息封鎖，不讓他父母找人，說越找判的越重；而對曹東卻誘騙說，只要他詆毀法輪功，就讓他出來。曹東後被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七年八月，楊小晶與於宙在北京找律師尋求幫助。九月十一日，於宙被非法抓捕，楊小晶的家又一次被北京豐臺國保所抄。楊小晶被迫到處漂泊。十二月二十七日，她回家交房費，被一直蹲坑的居委會人員報告給派出所，建國門派出所片警劉江、劉濤，當地街道“610”主任楊文仲，東城分局的倆警察一起闖入家中，硬將楊小晶擡到樓下，塞進一輛便車，關進豐臺六裏橋一家旅館裏。

二零零八年三月傳來於宙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楊小晶心痛得直哭。至此，中共惡黨強加的壓力，使楊小晶精神幾近崩潰，情緒已經完全不正常了。很快，楊小晶的身體也快速虛弱下來。

楊小晶離世的當天下午五點多，70多歲的父親，拖著疲憊的身體，連夜驅車七小時，趕到甘肅天水監獄，懇求監獄準許曹東去見妻子的最後一面，監獄長周某某、大隊長劉江濤以放長假，省監獄管理局領導不在、無人批準為由，拒絕了老人的要求。

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下午，在歐洲議會召開的全體會議上，歐議會副主席麥克米蘭-斯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先生特別針對法輪功學員曹東、牛進平和張連英，以及維權人士高智晟律師等所遭受的迫害發表演講，表達了對法輪功問題的關註。此後，斯考特先生不斷的在各種場合呼籲各界人士關註對法輪功的迫害。

六、難以忘卻的二零零八

古老的奧運精神代表著平等與尊重，傳遞著友誼與和平，可中共邪黨承辦的奧運，向全世界展現的是中共獨裁專制的瘋狂和霸道。為了欺騙國際社會，制造所謂“大國崛起”的假相，強拆民房“美化”環境，迫使大量的民眾失去安身之所到處流浪，用盡各種卑劣手段壓制不和諧聲音，抓捕訪民、綁架法輪大法弟子、監禁不同政見者，連合法執業的維權律師也遭遇貼身監控；為了阻止采訪黑幕，甚至毆打自由媒體記者。

二零零七年四月初至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中國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州、直轄市公安廳、局秘密下發了《關於嚴格開展奧運會及測試賽申請人員背景審查的通知》。該通知對國內外所有與奧運會有關的人員都要進行嚴格審查，並盡一切可能清除對中共不利的“異己份子”。其中有11類43種人被排斥在奧運大門之外，其中包括法輪功學員。二零零八年一月開始的“平安奧運行動”將一直持續到奧運結束，該行動將法輪功作為主要打擊對象。全國範圍大規模綁架和騷擾法輪功學員。

中共完全背離了承辦奧運改善人權的承諾，赤裸裸的與國人為敵，搞株連政策，只要有人到北京上訪，即令所在區域官員立馬“下課”；公安警察置法律程序於不顧，將警察國家的特征發揮的淋漓盡致。在高速公路上全副武裝的警察帶著兇惡的警犬，隨時隨地的攔車檢查、交通管制；北京乃至全國的街頭、賓館和酒店，奧運期間都有警察搜包、查證件；攜帶飲料的旅客必須在警察審視的目光下親自喝一口才能放行去乘車；到處是一片紅色恐怖，中共將奧運變成了一場傾國之力的政治運動。

原清華大學博士生俞平及妻子趙玉敏，家住北京朝陽區周家井大院。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九日下午四點，夫婦倆被七名惡警闖入家中綁架、抄家，被非法勞教兩年六個月，家中只有一個上中學的男孩和一個一歲多點的女孩。

繼於宙二零零八二月被虐殺之後，北京市朝陽區六十多歲的法輪功學員郎鳳仙，二零零八年一到五月被非法抓捕三次，於六月中旬被迫害致死。家住裕中西裏小區的北京大法弟子康老太太，七十二歲，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在外出發傳單時被花園路派出所惡警綁架、非法抄家，在派出所被迫害致高血壓腦出血，於五月二十九日含冤離世。北京市朝陽區小紅門鄉龍爪樹村法輪功學員王崇俊，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被綁架迫害，被北京團河勞教所迫害的生命垂危，於八月二十三日含冤離世。

二零零八年隨著北京奧運的臨近，遼寧省朝陽市政法委、“六一零辦公室”指使公安局二月二十四晚至二十五日出動大批警力連續綁架了十多名當地法輪功學員，並隨後非法判重刑迫害，其中法輪功學員陳寶鳳在短短八日內被迫害致死，張琦、景菲、馮麗被非法判刑七年；陳淑梅、潘玉峰被非法判刑八年；李英軒、褚秀梅被非法判刑六年。

湖北省武漢市硚口區法輪功學員曹長嶺，曾是東風造紙廠副廠長、離休幹部，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北京奧運開幕的同時被武漢市硚口區公安分局綁架。八月十日，家人被當局告知老人在武漢市十醫院（普愛醫院）搶救。家人趕去後發現老人全身青紫，沒有知覺，昏迷不醒，整個人只有一口氣躺著，頭上有三個洞，耳朵出血，眼睛已看不見，左肩膀一側骨折，腎被打壞，背部衣服被拖爛，整個後背慘不忍睹。八月十五日，老人死亡。

河南省禹州市教師進修學校高級講師孫冠洲，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之前被禹州市國保大隊的耿松濤、夏玉霄、趙乃成等六人以查電腦病毒為名闖入家中綁架，六天內被迫害致死；屍體不知什麼時候被國保大隊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場。

山東諸城舜王街道官莊村法輪功學員劉秀梅女士，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在自家開的糧油店裏遭中共警察非法抄家、綁架、關押，在諸城看守所被非法關押僅十幾天後，被“六一零”（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淩駕於公檢法之上）及其唆使的惡警迫害致死，年僅四十六歲。

黑龍江省雙城市單城鎮政久村法輪功學員董連太（男，四十五歲）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晚被鎮派出所和鎮幹部綁架，九月十九日被長林子勞教所迫害致死。董連太被非法抓捕前約兩個月就已經聽說自己是被鎮委定下重點迫害對象。

天津法輪功學員宮輝（女醫生）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日奧運期間被南開區公安、國安綁架摧殘，隨後被劫持到天津板橋女子勞教所迫害一年零三個月，被勞教所折磨得精神崩潰、重病纏身，回家僅二十二天，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含冤離世。

吉林省靖宇縣法輪功學員王學珠，四十一歲，身體非常健康，以蹬三輪車為生，和七十多歲的老母親相依為命。在北京奧運之前，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蹬車時被中共警察綁架，後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四平市石嶺監獄遭受迫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被迫害致死。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法輪功學員彭伯祥，桃源縣農業銀行信貸科長，年輕時參加過中越戰爭，飽受中共邪黨殘酷迫害，曾兩次分別被非法勞教三年，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前，於七月十四日再次被綁架、非法判十三年，在湖南津市監獄被迫害得生命垂危，保外就醫不到一個月，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含冤離世，終齡六十三歲。

河北省萬全縣萬全鎮西南街法輪功學員楊振祿與妻子，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三、四日深夜在熟睡中，被警察從家中綁架，不到20天，夫妻倆就被非法秘判六年刑。楊振祿被劫持到唐山冀東監獄繼續非法關押迫害，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被迫害致死。

山西太原市法輪功學員張晉生，在太原市萬柏林區發改委工作，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前被綁架、非法判刑七年，被迫害致病危，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日送回家中，半個月後含冤離世。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縣法輪功學員林文輝，在北京奧運前被劫持到內蒙古勞教所遭殘忍迫害二年，回家不久再次被綁架至勞教所，檢查出肝腹水，所謂“保外就醫”，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日去世。

根據明慧網報道不完全統計，二零零八年一月到七月全國共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8000多人，其中在北京地區被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達到586人。根據明慧網報道對二零零八四月一日至八月八日，毗鄰北京的河北保定市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3人，362人被非法綁架，25人綁架未遂，402次被非法抄家，80人被嚴重騷擾，67人被非法勞教，有10人被非法開庭審判。

鑒於奧運期間，世界各地媒體集中到北京，中共邪黨為了掩蓋人權迫害，在奧運前，從北京各勞教所、監獄就大量秘密轉移法輪功學員，從明慧網曝光出的信息統計，轉押的省份有：遼寧省沈陽馬三家勞教所、內蒙古勞教所、湖北勞教所、山西勞教所、河北省勞教所、重慶市西山坪勞教所、河南省鄭州市白廟勞教所、河北唐山冀東監獄、遼寧省鐵嶺市昌圖縣關山教養院。被異地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遭受著各種酷刑摧殘，二十一歲的法輪功學員張曉被轉押到內蒙古呼市女子勞教所迫害，被迫害的精神失常。

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法輪功人權向聯合國和各國政府提交北京奧運期間受迫害人員名單。這一份名單記錄了北京奧運的受害者。報告中說，單單是法輪功學員，被迫害人數已超過一萬名，其中多人在被抓捕後幾小時即被毆打致死。“法輪功人權”同時指出，“由於中共的信息封鎖，實際情況據信要糟得多。”

回首北京奧運，二零零八真是難以忘卻，那其中有太多中共邪黨制造的殘暴，亦有太多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們為中國民眾明白真相、得到大法救度的慈悲。當人類一次又一次迎來新一年的曙光時，善良的法輪功學員們為了人類的明天、為了眾生的未來，承擔著無名的苦難！

發稿：2021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