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洛談文革：知青一代掌權是中國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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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德國的著名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近日接受希望之聲廣播電臺的特約記者李軍采訪，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還原了當年文革時期的部份真相。

據王維洛自述，他1951年出生在浙江溫州市，7歲到了杭州，父母都是大學教師。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讀初二。1969年“上山下鄉”被派到黑龍江的北大荒插隊落戶，他去的是黑龍江省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第二小隊。他說從杭州到當地正好是八千裏路、就是四千公裏。所以那個時候他們老是念岳飛的那首詩《滿江紅》，“八千裏路雲和月”。到了1977年高考的時候，王維洛被南京大學地理系所錄取，1978年2月在南京大學上學。王維洛從下鄉到離開富錦縣的時候，差不多是九年的時間。

1982年王維洛從南京大學畢業，留校當教師。到1985年4月份拿世界銀行的獎學金到德國留學，在德國多特蒙德市。1993年獲得了德國工程學博士的學位，1997年後在德國的一家公司工作。3年以前退休，但還回公司幫忙。

母校紅衛兵們把岳飛墓給毀了

王維洛給記者揭露了文革不堪的往事，包括讀初中時“破四舊”，紅衛兵們把岳飛墓給毀了。

【錄音】：當時是什麼樣的經歷呀，我告訴您那個文革大家都知道，對我們來說是1966年的6月1號開始的，6月1號正式開始的。那麼前面呢有一個五一六通知，差不多馬上就要到五一六了，五一六通知。那麼1966年的時候我是初二，初二還沒有完呢。我6月1號那天，我還在杭州市那個青少年乒乓球隊集訓呢。我們那一年應該是去參加全國青少年乒乓球比賽，在什麼地方呢？在長春。我當時都信心滿滿地要到長春去，那多好玩兒啊，打球，打全國乒乓球比賽。到了9號那天，然後就正式通知下來了，今年的乒乓球比賽不打了。不打了，就停止了。那就很傷心啊，就很傷心就回到學校。因為我們當時在封閉的一個區間裏頭訓練，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從6月1號6月8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根本就不知道。那麼，回到學校一看，這個天都翻過來了。以前是老師管學生，現在是學生管老師了對不對？學生批鬥老師了。我是在浙江大學附中念的初二，浙江大學附中的學生對文革有一個重大的“貢獻”，他們就是在“破四舊”的時候，應該是在1966年8月的時候開始“破四舊”的，“破四舊”的時候，這個浙大附中的紅衛兵們把嶽墳的墓給搗了，給摧毀了。

現在的岳飛墓是重建的。

【錄音】：把岳飛的墓給搗了，現在的墓是後來重建的，是重建的。當年的這個嶽墳哪，就岳飛的墳前跪的四個鐵像，四個鐵像那是都不見了，現在是新鑄的，是新鑄的。那麼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呢，講嶽墳呢？因為黃萬裏先生和我通話的時候，曾經問我，他說你知不知道嶽墳？他準備呢在“三峽”的這個白帝城呢，也要塑這麼幾個銅像。我說我知道，那個嶽墳就在我們後面，我說那個詞我還會背，背對聯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那這麼一個。黃萬裏先生就問我說，你知不知道我要鑄的那幾個人是誰，我說我知道，你就不用說了，我說完以後啊，以後就是很多人啊，他都會到了那邊都會感到很羞恥，為什麼呢？到嶽墳的一個很有名的有一個詩人寫了這麼一首詩說，那個詩人姓秦哦，他說，我到這個嶽墳的墓前啊，我就很慚愧因為我姓秦，和秦檜是同姓。他說自從岳飛以後啊，中國很少有人的名字姓檜的。我說你要的那幾個人的姓，都是中國的大姓，我說對他們來說他們都日子很難過，然後他聽了就哈哈大笑啊，這就是講嶽墳，這個浙大附中的紅衛兵把嶽墳給它搗毀了。

王維洛說，當時還有靈隱寺的那個大佛差點被浙大附中的紅衛兵給毀了，所幸有人仍有傳統思想的制約，不想讓紅衛兵去毀佛像，有分歧，後來被阻止住了，但嶽墳最後被毀了。

【錄音】：浙大附中的紅衛兵還要去搗那個靈隱寺的那個大佛，後來呢被阻止住了，是因為浙江省委的一個領導幹部和他的兒子說，說你就不怕那個、那個大佛的耳朵砸下來把你們砸死了？！當時呢，這個我們學校的紅衛兵要去砸，浙大的紅衛兵就去攔著中學的紅衛兵，說你們不能砸。後來就兩個學校就吵架了，說浙大不要附中，附中的紅衛兵說我們不要浙大，這就吵起來了。就是作為浙江大學的附中的紅衛兵啊在我印象當中最深的，也是現在在史書上還能找到的，就是嶽墳被紅衛兵所搗毀了。當時是由浙江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和浙江園林管理處的紅衛兵，一起把他搗毀的。

談北大荒舊事：知青一代掌權是中國人的悲哀

對於當年上山下鄉、在文革知青插隊的經歷。有人現在對文革又感興趣了，有人覺得文革還挺好，近年中共還給文革翻案，說那個是有“歷史成就”的。王維洛以自己了解的中共文革黑幕來否定這些說法。

王維洛說，他在大學上學，正好是文化大革命以後，那時叫“十年動亂”，現在叫“十年探索”。他說文化大革命當中發生的一件最悲慘的事件，現在也是被列為人類歷史上由於科技文明而造成的人類的最大災難之一，就是河南省板橋等六十二座水庫同時潰壩，造成了二十四萬人的死亡。不過中共從來就沒有報導過。

【錄音】：這個是當時在“三峽工程”論證的時候，一位老先生叫陸欽侃的，他們幾個全國政協委員，寫的一篇文章中他揭露出來的。那麼水利部部長錢正英對這個事情呢，他也沒有做檢討，但是呢在這個板橋水庫重建的時候呢，這個碑文是他寫的。錢正英這個碑文第一句話就是說，“時值十年動亂”。是吧他就把這個水庫潰壩死了二十四萬人的這個責任任推到了“十年動亂”上。就像推給“四人幫”啊。

那你現在要按照現在的話說，他的碑文得改過來了，“時值十年探索”，那它責任推不過去了對不對？如果大家要想回到這個“十年動亂”的時代，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國有九萬八千多水庫，根據去年水利部的資料，中國有百分之七十三的水庫大壩是不安全的。我再重復一遍，中國有九點八萬座水庫大壩，其中百分之七十三點幾的水庫是不安全的。

就是又是時值“十年探索”，啊，死人死了多少人，對不對啊，死人無數。他就是這樣，所以說對於我們來說，這個“文化大革命”的這個，我是比較清楚的認識到，其實中國的這個文化大革命它並沒有結束，這其實是一直在持續下去。很多人把中國的這個對文革的反思，和德國對這個希特勒時代第三帝國的反思進行過對比的。其實，中國的“文革”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時代是十分相像的，十分相像的對不對？一個領袖、一個思想、還有焚燒書籍、迫害異類、這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中國的這個反思，特別是高層對這個的反思，以及全民對於這個錯誤的反思，那是很不到位的。都把責任向外推，推到“四人幫”、推到“十年動亂”，就好像和大家都沒有關系一樣，所以你就無法阻止這個文化大革命的這個重新的到來。

記者提到前中共總理溫家寶也說過文革可能重演的話。王維洛談自己的親身經歷。他認為看文革是否有好的一面，要看當年的知識青年，是不是把他的子女又送去了上山下鄉。

【錄音】：它那個重演我們就不說別的，我就說自己的親身經歷呀，我們上山下鄉，上山下鄉很多人認為上山下鄉是自願的，啊，他說是自願的，那些年輕人是自願的。我們從……因為我是教那個“決策學”，“規劃決策”的，“規劃決策的理論和方法”的。那麼決策上面，什麼叫決策呢？就是你在多種的可能當中選擇一個，那叫決策。你可以決定的這麼幾個可選的方案當中，你選一個這叫決策。那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時候，他有沒有可以選擇呢？

大的來說他是沒有選擇的。他的可以選的選擇，我們當時可選的選擇是，你是上浙江農村？你還是上浙江的兵團?你還是上浙江的農場?你還是到黑龍江去插隊落戶?你還是到黑龍江的農場?你還是到黑龍江的兵團?但，其他的選擇是沒有的，都是上山下鄉。所以，你在沒有選擇的基礎上，你是不存在一個自願的，這是一個沒有自願的，這就是一個選擇。就是讓你去的，不存在你的選擇，所以也就沒有自願和不自願的。

很多知青老是在說青春無悔啊，我們對我們走過了這麼多年，我們感到沒有悔恨。我說評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只有一個標準，它是對是錯只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是什麼？就是當年的知識青年，是不是把他的子女又送去了上山下鄉。

對不對？你如果你把他送去、把你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因為那是有意義的、那是好的、那是正面的，那你就再幹一次。習近平沒有把他女兒送去上山下鄉；那個李克強沒有，所有的人都沒有。我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現有一個知識青年把他的子女重新送去上山下鄉的。我可以說，我沒有把我的女兒送去上山下鄉，對不對？我的女兒在德國讀完大學以後她就工作了，是不是。高中畢業的時候她就上了大學，那麼她現在是一個兒科醫生。我沒有把她送去上山下鄉，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錯誤的道路，我們失去的是什麼？我們失去的是接受正規教育的最好的時間。我寫過一篇文章，我就是說知識青年掌權，就是知識青年這一代在中國掌權，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為什麼這麼說？第一，這一代人他們沒有受過正常的教育。第二，文化大革命，對於這個“上山下鄉”他們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第三，他們不是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不是在一個充滿了愛的這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是在一個充滿著仇恨的一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的心靈不是健康的。第四個，這是我們自己知青自己說的話，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偷過雞、或者你沒有喝過偷來的雞的雞湯和吃雞肉的話，那你就不是知青。這是我們知青自己給自己的定義的，都是偷雞賊。有的人只是直接偷了，有的人是燒的，你去看一下那個、這個電影演員王剛他說的，他自己在那個采訪的時候說的，他怎麼去偷鵝的對不對？都是偷雞的。所有的人你去看知青，都是偷雞賊，而且還有、什麼當時有“偷雞歌”的是吧？

但是我們這些領導人，他對自己的這個行為他沒有一種反思，他沒有反思。那麼，確實在知青的這個群裏面，現在出現了一批領導人，比如說像我們一起下鄉的這個1000多個知青當中，出現過中石油的老總，就是陳同海，他是原來的中國浙江省委副書記陳偉達的兒子，他被判處死緩；現在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也是和我們一起上山下鄉的，也是和我們一起上山下鄉的，但是他們的上升、這些人的上升，它並不能抹去這個知識青年、特別是這些女性知識青年，她們在農村、在兵團、在農場所受到的侮辱。有人統計過說知青被強奸、被侮辱的人數，超過了這個南京大屠殺中被日本人所侮辱的，也有人這麼說的，是知青、被侮辱的女知青，超過了當時被蘇聯紅軍進入東北以後的被汙辱的婦女的總數。

派去北大荒是為抗擊蘇修 全都是“黑幫子弟”

王維洛說，很多人不知內情，以為當年上山下鄉好玩，其實是充滿了政治性的殘酷，他們被派去北大荒其實也是被派去抗擊蘇修，當炮灰，所以派去的人都是選出來的。

【錄音】：很多這些人，他認為知青上山下鄉是一個很好玩的這麼一個東西，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當時就是，我們就是聽了很多反蘇的，我們為什麼要到北大荒、到黑龍江到那麼遠的地方，4000公裏的路去到那邊去？當時就是說為了保家衛國，為了抗擊蘇修的，這個對中國的侵略，那完全是受了這個宣傳的。

這個歷史是這麼回事兒。歷史是蘇聯侵占了東北那個地區10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10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那是事實是不是？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那個，我們去的那個北大荒、那個三江平原，那是無險可守的一個地方，後來我才知道我在東北的那個時候，中國的第一道防線在什麼地方？中國的第一道防線在綏化，在離哈爾濱不遠的綏化，前面的那大平原，它是擋不住蘇聯的這個坦克的進攻的。富錦縣一個縣連門炮都沒有，你怎麼去抵抗那個入侵呢？而且讓我們拿的是那個，就是三八步槍。而且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一車的人，那個檔案帶到了富錦縣革命委員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看呆了。那全都是黑幫子弟呀，那全部是黑幫子弟呀，報幾個人名字出來，你都得給嚇死啊是吧？

於右任的外孫，於右任是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外孫；浙江省委數據江華的兒子；剛才說了陳偉達的兒子；常委陳冰的兒子；專愛給毛澤東安裝竊聽器的王芳、公安廳廳長王芳的兒子；北大教授蔡元培的曾孫子；和我一起睡覺的那是美國特務，說是美國特務，他是和誰同學呢？他和基辛格是同學，這個人和基辛格是同學的，所以我們的那些檔案一到那邊的時候，我們槍都被繳了，基幹民兵也不用當了，你也不用當了，你就和地富反壞右一樣的，你也不用保衛祖國了。我也沒有槍對不對？蘇聯人來了，我也沒槍了，所以那時候就躺在炕上就說笑話，現在發槍啊，一人一只是不行的，還是木頭的等等，就這麼說笑話對不對？

知青回城的遺留問題：孩子和妻子

【錄音】：那麼我講一個文化大革命當中的一個正能量的一個故事，一個正能量的故事，也來說明為什麼上山下鄉是必須而且是必然失敗的。我講我自己親身的一個故事，我們在黑龍江插隊那一年，第一年那是一個災荒年，我幹了一年拿到的錢是38塊錢，再加上400斤口糧，400口糧、38塊錢。從富錦坐汽車到那個火車站，然後坐火車到杭州，來回的車票正好38塊錢。就是說我幹1年正好是能夠讓我回去一趟，所以呢，我們就決定了不買車票，我們就是無票乘車。那無票乘車呢當時是就想好了，就是坐一站是一站吧對不對？你把我趕下來，我就下來，然後再到下一輛車我再上去。你說我們身邊沒錢嘛，我們身邊還放點錢。我們錢放在什麼地方呢？放在牙膏裏的，牙膏後面打開把錢塞進去，所以誰也找不到我們那個錢的。我們去了，我們上車以後不久，我們就被乘務員給發現了，他查票嘛就被發現了，她連問都沒問我們票不票，她就把我們三個人找起來，就叫我們三個人出來。那我們三個人就乖乖的就跟著她走了，因為沒票嘛，你也硬不起來，就跟著她走了。這個是一個差不多是四十歲到五十歲的一個女子，是個哈爾濱人，她跑的是哈爾濱、就是三棵樹到上海的這個車。她把我們叫到乘務員室，讓我們坐在那裏，她就叫我們不要坐在那個車廂裏，來坐在她休息的地方，她給我們端來水，她給我們端來飯就讓我們吃。然後當時我們就很奇怪，我們說這個阿姨怎麼這麼好啊？這個阿姨怎麼這麼好？我們就坐著她的車一路回去了，到了最後的、到了上海車站。然後最後我們就問她了，她就說，我的孩子也和你們一樣大、也下鄉，在黑龍江兵團，她說我看到你們就想到了我的孩子，所以她讓我們坐在她的車廂裏頭。中國那個時候的所有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回到自己的身邊，都回到自己的身邊是不是啊？那你看它最後鬧到最後，就是回城的時候，回城的時候我得說幾句我們知青不太好的話。就是我們回城的時候，那些和當地的女生吧，當地的農民的女孩子結婚的，或者和當地的這個鎮裏的人結婚的，為了回家，把老婆給拋了，把孩子給拋棄了，這都有。但在我所認識的知青裏面，我們這一個知青群裏面，我們沒有。大家如果要不相信的話，可以去看電視劇叫《孽債》，說的就是他們那一批在雲南的那批知青，他們最後把妻子和孩兒全拋下回家的。就是說這一批知青在那樣的環境下所訓練出來的他們的狼性，他可以不要孩子、可以不要自己的結發夫妻的，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知青從我的角度來說，從我們經常講環保的角度來說，知青上山下鄉對中國的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破壞，那也是很大的。你別看那個、這個沙塵暴，沙塵暴的有一部份那是知青造成的，那是知青砍樹墾荒所造成的，所以知青很多不認識到這些錯誤，也沒有反省過這個錯誤。

王維洛最後說道，在東北的這九年裏面，所遇到的好人還是比遇到的壞人要多的多。“我很贊賞，就是趙婷導演她說的那句話，就是好人還是多、好人還是多，對不對？”王維洛說。△

（轉自希望之聲，王倩整理，原題為《【獨家】王維洛談文革：知青一代掌權是中國人的悲哀》）

發稿：2021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