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如此荒誕理由 他們成為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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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輝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的斯大林去世後，繼任的赫魯曉夫於1956年初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內稱斯大林是暴君、獨裁者，進而掀起了揭發、批判斯大林的運動。蘇聯對於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東歐國家的變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識分子為主導的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最為激烈。蘇聯為此出兵鎮壓，而中共則支持鎮壓。鎮壓導致2萬多匈牙利人死亡。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中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快速實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問題，引發了人民的不滿，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不滿。毛不想放棄斯大林式的獨裁統治，因此擔心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 ,是以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是來自知識分子的不滿。毛於是通過采取“引蛇出洞”，號召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方式，將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引爆，並隨後於1957年6月發起了“反右”運動，毛宣稱：“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役，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反右運動至1958年5月結束，其結果是：定為右派集團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為中右1,437,562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萬多，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萬多，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萬多。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很多人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教育，這些人和他們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學或參軍，他們也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等，而他們的悲慘遭遇並沒有因為運動的終結而結束，在隨後的文革中，他們再次被批鬥，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生不如死。

回看史料，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令某些人成為“右派”的理由竟然是如此荒誕，即不必有什麼“右”的言論或表現。上個世紀90年代出版的《極左笑淚錄》就記錄了幾個真實的案例。

抓鬮抓出的“右派”

某縣電影公司有一個黃姓售票員，平時與世無爭，既不得罪領導，也不得罪同事。按理說，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成為右派的。

然而，世事難料。“反右”運動開始後，9個人的電影公司也分到了一個“右派”名額，但公司選來選去，也選不出一個結果。畢竟大家都在一個辦公室工作，誰也不好意思提別人的名字。

沒辦法，最終有人提議采取抓鬮的辦法。公司領導無奈之下也同意了。於是裁了9張小紙條，一張寫著“是”字，其余8張是空白。然後將小紙條團成小紙團，讓大家自己抓。抓鬮時，黃君戰戰兢兢，生怕抓到寫有“是”字的小紙條。等其他幾個人都抓了白紙，他也趕忙上前抓了一個，卻沒想到中了簽。就這樣，他成為了“右派”。

上了一次廁所回來成為了“右派”

某地中學地理老師周君，雖然其貌不揚，又不修邊幅，但其教學卻頗有水平，學生們常常從最初的瞧不起到隨後的佩服。
學校開展“反右”運動後，其所在學校分到了兩個右派名額，其中一個已經確定，是一位有著海外關系並且與校長關系不好的語文老師，但還有一個名額沒有著落。學校只好召開全校老師大會討論。由於大家面對面坐著，誰都不好意思公開得罪人，所以討論了一上午也沒有討論出個結果來。

也活該周君倒楣。當天早飯多喝了點面湯的他，實在忍不住，就想去廁所方便一下。在他看來，自己“思想進步”，業務精通，在同事中又有一定威信，說什麼也不會當上“右派”的。因此就放心大膽地去了廁所。誰知他剛一走，一個老師就提名他當“右派”，其他老師馬上隨聲附和，舉手贊成。等周君從廁所中回來，頭頂已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後，他逢人就說，自己這“右派”，是一泡尿帶來的。

二十多年後，周君終於熬到“平反”，他去落實政策。可管事的告訴他，沒有他的檔案，他沒有右派言論，不存在“平反”！多麼滑稽！

湊數當上了“右派”

某單位中共青年團書記W君，一直緊跟中共，在“反右”運動中更是積極表現。上級派給其單位12個“右派”指標，W君百般努力，選出了11人，於是便向主管部門領導匯報：我們單位除11名外，已經沒有“右派”了。

過了一些日子，主管領導交給W君一只封了口的檔案袋，讓他將11名“右派”押往某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到了農場，W君將11人和檔案袋交給農場負責人，並誠懇地說：“我們單位原來分配12名右派指標，經認真摸底排隊，只挖出11名，少了一名。現將11名右派移交給你們，請核對。”

農場負責人打開檔案袋一一核對後，厲聲對W君說道：“W！就是你這個右派最狡猾最頑固！檔案上明明寫著：第12名，W，男，21歲，家庭出身：小業主；本人成分：學生。該右派散布‘右派已經沒有了’等極右言論，建議予以戴上右派帽子，押赴某某農場勞動教養。”

W君聞聽後，馬上癱倒在地。

否定有“右派”的一把手變成“右派”

某縣衛生局局長黃某某，出生於中醫世家，從其曾祖父開始，他家每一代都有一位名醫。因此，在這座小縣城裏，沒有人不知道中醫黃家的。在這樣家庭氛圍中長大的黃某某，自幼好學，後來還在著名的協和醫學院讀了大學，中西醫經驗皆備。

國共內戰期間，黃某某受馬列思想蠱惑，投奔中共，並在中共戰地醫院工作，搶救了不少傷員，後加入了中共。中共占領其家鄉的小縣城後，黃某某被任命為縣醫院院長，很快又升任縣衛生局局長。

“反右”運動開始後，十幾個人的縣衛生局也分到了一個右派指標，這個指標是非完成不可的。尚保有知識分子精神的黃某某在開會時當場就表示異議：“反右派又不是工農業生產，怎麼也要規定指標呢？”還差點和布置任務的縣科教辦主任打起來。回到衛生局後，對中共政治頗為天真的黃某某也只是隨便開了次小會敷衍了事。在他看來，沒有“右派”，也不能隨便抓一個來。

不久後，在全縣領導會議上，各個局都把“右派”名單報了上去，黃某某卻直截了當地說衛生局沒有“右派”。縣科教辦主任一聽，火了，說道：“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種人，難道你衛生局就獨獨沒有？我看哪，你身為領導幹部，這種對反右鬥爭的消極抵觸情緒，就說明你是個右派！”一句話，黃某某被打成了“右派”。

因為各種荒誕理由而成為“右派”的絕不止上述幾人，中共帶給這些“右派”的傷害不僅僅是他們的精神和肉體，還有他們的家人，即便後來大多數“右派”被所謂的“平反”了，但他們的生命能挽回嗎？他們逝去的大好年華能倒流嗎？他們破碎的家庭能重圓嗎？

而這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摧殘運動和隨後的文革，徹底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理性和敢說真話的良知與精神也不復存在。

發稿：202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