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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4):環保主義(下)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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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環保主義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下)

目 錄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接上文)
3)懷疑派科學家為何不認同“共識”
4)環保主義科學家為什麼偏愛“災難”理論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1)滲透政治,構築全球政府
2)打擊資本主義
3)發動媒體攻勢,壓制不同聲音
4)操縱“民間”團體,發動街頭革命
5)反人類主義的新宗教
結語:信神敬天,恢復傳統,走出環境危機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接上文)

3)懷疑派科學家為何不認同“共識”

如前文所述,科學家對人類活動是否是影響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對未來氣候變化推測等等問題上有重大分歧。這些觀點的分歧,源自於許多方面:首先氣候變化是一個非常龐大復雜的課題,涉及天文學、氣象學、生態學、光化學、光譜學、海洋學等許許多多領域,同時氣候系統又包含大氣圈、水圈、生物圈、巖石圈等許許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統,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對人類來說仍然是遠未充分了解的領域。 在過去的地質年代中地球的氣候變化從未停止,變暖也屢屢發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國商朝,中原地區曾經是一片亞熱帶風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獵象的記錄。當時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約2℃左右。此後中國氣候冷暖交替,唐朝時再次經歷了變暖時期,開元盛世長安的宮中可以種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紀變暖(medieval warming,約公元950年至1250年)時代,歐洲人正在各處興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質年代中有時候氣候變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約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變暖,氣溫數年之內迅速上升大約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變暖發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結束時(大約11,550年前),數十年間溫度竄升10°C左右。[3]造成這些氣候變化的原因,至今還是科學家們爭論的話題。

很顯然,如果我們不能解釋過去氣候變化的原因,那麼我們對現代氣候變化的原因也同樣沒有把握,因為造成過去氣候變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現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許多科學家主張我們應該以謙遜的態度對待氣候變化問題,承認我們的無知。

著名科學家、美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弗裏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認為現代科學並沒有真正了解氣候變化:“最成問題的信條就是那種認為氣候變化的科學已經塵埃落定,已經被認識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氣候變化是冰河期,當時在北美和歐洲曾經有一半的地面覆蓋著一公裏厚的冰。冰河期在過去重復出現多次,我們正在向下一個冰河期邁進。有很多關於冰河期的理論,但是沒有一個能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只要我們對冰河期還沒有了解,我們就不算了解氣候。”[4]

由於氣候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它無法在實驗室的可控制條件下進行實驗和驗證,因此當今的氣候學研究中計算機氣候模式成為研究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

IPCC報告之所以得出結論說人類是造成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關鍵證據來自於氣候模式的計算。對21世紀末氣溫將增高多少的推測也是使用模式計算的結果。“氣候災難”理論“預測”的各種後果也是基於模式推測的結果。

對於氣候模式的可靠性許多科學家持保留態度。庫裏教授認為自然因素在氣候變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國氣象學會月刊》上發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計算的不確定性。[6]

氣候模式存在許多局限:氣候變化中一些關鍵的過程,或者由於我們的了解不夠,或者由於計算機模式的分辨率不夠,從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實反映。模式研究者們采用了參數化(parameterization)的辦法對這些過程進行半經驗的簡化,比如雲的形成過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過程、雲和太陽輻射的相互作用、氣溶膠(大氣中的液體或固體小顆粒)的化學物理過程等等。[7]這樣一來就給模式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8]但由於其隨時間和空間變化很大,相應的不確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溫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衛星測量誤差可達15%~40%;[9]低層大氣的雲因為反射陽光而具有強烈的制冷作用,高層半透明的卷雲有增溫作用;有些氣溶膠(比如火山噴發物)阻擋陽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煙塵)吸收輻射,則有增溫作用;同時氣溶膠還可能有助雲的形成,導致間接制冷效果,氣溶膠和雲的時間空間分布以及光學特性也變化很大;地表由於植物生長和死亡會改變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對這些重要過程,或由於缺乏足夠的觀測資料,或由於目前科學家對其了解不夠,都導致氣候模式的參數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隨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確定性。這導致一些科學家對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態度──畢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給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過大約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陽輻射能量大約為1366W/m²,[11]由於雲或者氣溶膠的不確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變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過溫室氣體的作用。

哈佛大學科學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認為氣候模式不適合對未來氣候變化作出推測。[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參數化稱為“軟糖因素”(fudge factor,因為這些參數可以人為調節)。他認為我們可以從模式中學到東西,但不能用它來預測:“你有一個公式,……但當你在不同的氣候下使用它,當你有兩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證模式還是正確的,沒有辦法驗證它。”[13]此外戴森博士認為IPCC大大忽略了太陽在氣候系統中的作用,他認為是太陽,而不是人類,才是氣候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

以色列科學家尼爾‧J‧沙維夫(Nir J. Shaviv)從2002年開始寫了一系列論文,他根據衛星觀測到的雲量和宇宙射線輻射量之間的相關性,將地球的冰河時代與宇宙射線聯系起來,指出後者導致了氣候變化。 同時他表示,太陽輻射的變化在20世紀的全球平均溫度升高中起到了與人類活動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認為,不僅人類溫室氣體在全球變暖中的作用比通常認為的要小,而且地球氣候系統並不像通常認為的那樣敏感。[14]

另外,氣候本身存在著一些內在變化過程,還沒有被充分了解,從而造成氣候模式不能正確反映這些現象。比如現有氣候模式不能正確描述、更無法預測厄爾尼諾現象。[15]自從7,000到9,000年之間的全新世最高溫以來,全球溫度降低了0.5到1攝氏度,但模式的計算顯示過去11,000年反而增溫0.5到1度。因為過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顯示模式只對溫室氣體的增溫效果敏感。[16]通俗地講,氣候系統中控制氣候變化的各種因素裏,模式只能夠反映溫室氣體造成增溫的效果,而對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溫卻不能正確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間,觀測到的增溫幾乎停滯。德國氣候科學家、漢堡大學教授斯托奇(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們面臨著一個難題。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長趨勢實際上比我們擔心的更加陡峭。根據大多數氣候模型,過去10年我們應該看到氣溫上升0.25攝氏度左右(0.45華氏度)。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事實上,過去15年的增長是僅0.06攝氏度(0.11華氏度)。”他認為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氣候的自然變化。[17]

對於如何看待氣候系統的內部過程,科學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國科學院院士林岑博士認為氣候系統中存在自我調節機制,所以溫室氣體造成的增溫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根據觀測,熱帶的高空卷雲(可以讓陽光透過,但會阻擋地表向上發出的紅外線,具有溫室作用)和海面溫度呈現負相關,溫度增高時,雲量減少,這可以讓地球表面通過紅外輻射無阻礙地向外太空散熱,這種自我調節機制類似於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溫室效應。[18]這個理論現在還在爭論之中。

前NASA科學家、阿拉巴馬大學斯賓塞(Roy Spencer)教授總結了衛星觀測結果,對雲在氣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見解。他指出現有氣候模式把觀測到的雲量隨著溫度變化,當作雲的形成與消散是溫度變化的結果,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是雲量變化造成了溫度變化,並且這將導致溫室氣體增溫效果遠遠小於現有氣候模式的預測。[19]

對於觀測到的氣象數據如何解讀以及數據的可靠性,科學家們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馬大學地球科學系統研究中心主任、大氣科學家約翰‧克裏斯蒂(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斷擴張和地表開發(如農業活動)對氣象觀測站附近的地表氣層(大氣邊界層)的擾動作用,認為這使記錄到的地表溫度隨著人類活動增長而不斷增高。在過去100年地表溫度上升的記錄中,大多數地區的夜間最低溫比白天的最高溫上升更快。他認為不斷擴張的人類地表活動,而不是溫室氣體增加,更能解釋這一現象。[20]

此外,對於氣候變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學家也有爭議。比如,2014年特拉華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萊格茨(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國參議院作證說:“我的結論是,在美國寒冷的時候幹旱更加頻繁,並且更加嚴重。所以歷史記錄並不支持全球變暖會對農業活動產生負面影響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頓大學副校長哈帕(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參議院作證說,從歷史上來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會對植物農作物帶來好處,這都是被IPCC忽略的。哈帕博士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能源部能源研究辦公室主管時,是當時的氣候模式的創建者。他認為已有的氣候模式預測的增溫遠比觀測到的要大,因為模式高估了氣候系統的敏感度。 [22]

4)環保主義科學家為什麼偏愛“災難”理論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學家曾說:“如果我們希望將來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政策,我們就必須有災難。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類行動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現意外。”[23]雖然他後來聲明並不是主張偽造數據,但其主導思想是明確的:災難才是促成決策和行動的主因。

把全球變暖和各種極端天氣現象聯系起來已經成了激化氣候問題的一種時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學假說也不斷登臺。2014年初北美經歷了極端寒冷天氣。一個理論推測,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層融化會使高空中的噴射急流(jet stream)路徑發生變化,從而向南方輸送極地寒冷氣團,造成極端寒冷的天氣更加頻繁。這種和直覺相悖的推斷當然更受媒體和環保主義活動家的青睞:連極端寒冷都是氣候變暖惹的禍,豈不是讓我們更有理由馬上采取行動?但事實上,長期氣象記錄表明,北美極端寒冷天氣發生的頻率越來越低。2014年五名傑出的氣候專家在《科學》雜志上刊登了一封聯名信,反駁這種假說。他們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當北極海冰比現在更厚、更廣的時候,冷空氣爆發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嚴重。在50到100年的較長時間內,已經確定的是,相對於美國各氣象站的歷史記錄,極端低溫記錄發生的頻率已經降低。[24]

美國科學院院士、氣候科學家華萊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極端天氣事件和氣候變化之間建立聯系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容易。統計推斷依賴於足夠的樣本數量。即使當統計上關聯顯著時(比如熱浪和氣候變暖的關聯),事件越極端,全球變暖對觀察到的異常的相對貢獻越小。如果我們對極端天氣事件與氣候變化聯系起來的機制有充分的了解,那麼樣本量的限制就不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不幸的是,它們並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城市科學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庫寧(Steve Koonin)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了一篇評論《一份關於氣候的欺騙性新報告》,批評了美國政府的氣候科學特別報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對於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遺漏性誤導強化災難意識。[26]

該報告指出,自1993年以來,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約是20世紀平均速度的兩倍。但該報告卻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與20世紀早期類似,而當時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很小。這是遺漏性誤導。該報告的執行摘要宣稱,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熱浪變得越來越普遍。然而,埋藏在報告深處的數據顯示,現在的熱浪並不比1900年代更頻繁。這一技巧也出現在美國政府的2014年全國氣候評估中,該評估強調1980年後颶風強度的增加而不討論更長時間的記錄。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最近表示,它無法發現人類對颶風的任何影響。[27]

事實上,熱浪出現最頻繁的年代是20世紀30年代,而不是21世紀的今天。美國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熱浪指數顯示,當時多達40%的年份熱浪指數超過0.45,而21世紀最熱的年份該指數也不過0.3左右。[28]而當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不到目前積累總量的10%。[29]

原英國坦戴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邁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評環境主義造成媒體、科學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氣候變化的災難意識:“在過去幾年中,這個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環境現象──‘災難性’氣候變化現象。似乎僅僅說‘氣候變化’並不顯得糟糕,所以現在它必須是‘災難性的’才值得關註。……為什麼不僅僅是環保主義活動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學家,他們公然將恐懼、恐怖和災難的語言與可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物理現實混淆,故意忽視圍繞科學預測的範圍和條件?”[30]

已故科學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氣候理論“共識”的倡導者,曾經擔任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的第二工作小組組長。他的坦白部分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問:“我們需要得到一些廣泛的支持,以捕捉公眾的想像力。當然,這需要獲得大規模的媒體報導。所以我們必須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簡化的、戲劇性的陳述,並且幾乎不提我們可能有的任何疑問。”他認為這導致了科學家必須在“有效”和“誠實”之間選擇的道德兩難境地,盡管他希望兩者兼顧。[31]

魔鬼要毀人,炒作氣候災難不僅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筆,也同時在科學界敗壞學術道德。氣候學是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年輕學科,把不成熟的全球變暖的理論當作事實,通過媒體炒作掩蓋科學的不確定性,通過政府資金傾斜、聯合學術期刊和學術機構邊緣化不同聲音,在所謂“共識”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暴露了共產魔鬼的“鬥”、“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學家確立“共識”的同時,又通過受其影響的媒體和政客們將氣候災難的“共識”貼上“科學證明了”的標簽,將之作為不可挑戰的教條向全球推行,進一步統一思想,同時把變異的善惡觀念滲入人心。前述英國“綠色和平”成員的犯罪行為合法化,依賴的正是“溫室氣體導致氣候災難”的“共識”。以這種教條為基礎的各種政策、法規也將給世界正常的秩序帶來混亂。以各種理由打爛“舊世界”,是魔鬼慣用的伎倆。這些都是為魔鬼最後以“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偽“救世主”身份出場作鋪墊。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共產主義勢力被削弱、共產黨國家各種政治、經濟問題凸顯,環保主義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被邪靈在全球範圍利用來推動其圖謀。

1)滲透政治,構築全球政府

共產邪靈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剝奪人的財產、自由,無限擴大政府強制權力。這在西方國家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而環保主義讓邪靈有了一劑很好的迷魂湯,在保護環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輕易剝奪。

第一,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財富的再分配。傳統共產國家通過革命方式強制進行財富再分配,由於時過境遷,故伎重演難度很大,因此環保主義者采用迂回策略,用全球環境災難的名義迫使人們主動放棄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地球之友協會稱:“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須是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32]知名環保思想家希爾曼(Mayer Hillman)稱:“配給制是防止氣候變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給制必須實施,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因為“保護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於滅絕,跟這個目標相比,民主這個目標就不那麼重要了”。[33]在這場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爭”中,英國首先提出了“個人碳定量證券”的概念。一位英國科學家表示,這是“引入第二種貨幣,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份額。這種財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須從窮人那裏購買碳信用額度”。[34]在蘇聯或共產中國生活過的人可以輕易地看出,這種碳定量配給制是極權制度實現的另外一種方式,就像中共當年配給的油票、糧票、布票一樣。用這種方式,一方面實現了財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賦予中央政府至高無上的對財富和自由的支配權。

第二,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限制個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傳統的西方,要想讓人主動放棄個人自由,接受對個人生活的諸多限制,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須設想一個巨大的即將到來的災難,迫使人們放棄自由權利。“全球變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環保主義者的最佳選擇。澳大利亞的“碳意識聯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個禁令清單,這個清單以全球變暖的名義強迫人們改變其行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爐竈,禁止白熾燈泡,禁止瓶裝水,禁止某些地區生產的私家車,禁止等離子電視,禁止建設新機場,禁止擴建現有機場,禁用電器設備上的“待機模式”,禁止燃煤發電,禁止電熱水系統,禁止開車度假,禁止三天周末;征收生育稅,征收大型轎車稅,征收超市停車場稅,征收垃圾稅,征收第二棟住宅稅,征收第二輛轎車稅,征收假日航班稅,征收電力稅以補貼太陽能[電力],征收大型轎車陳列室稅,征收進入城市的汽車的生態稅;需要許可才能駕駛自己的汽車超出城市範圍,縮小電器設備的選擇範圍,給每個人分配碳信用額度,規定燃料效率標準,研究如何減少挪威駝鹿產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線迫使司機小心駕駛。[35]

第三,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擴大政府編制和權限。各個西方國家除了環境保護局的龐大機構之外,開始利用環境借口,設立新的政府部門,擴大原有部門權限。任何機構都有 “自我維護”、“自我擴張”、“自我繁殖”的傾向,這些環保部門也不例外。它們利用甚至濫用手裏的權力,向社會公眾散布環境災難的恐怖論調,以爭取更多行政經費,穩固自己在政治體制當中的位置,最後買單的只能是納稅人。美國舊金山市設立年薪為16萬美元的“市氣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倫敦最貧困的一個區(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氣候變化有關的官員。[36]這和大學、公司設立“多元化”官員的運作機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民主制度過時論,伺機建立超國家甚至全球性的極權政府。環保主義者聲稱,民主制度不可能應對即將到來的環境危機,為了有效應對危機,必須采納或者至少部分采納極權制度或者威權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爾(Janet Biehl)精確地總結了這種心態:“生態危機只能通過極權的方式解決”,“需要一種‘生態專制’”,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自由社會會自願采納“綠色議程”。[38]環保主義奠基人之一、美國學者保羅‧埃裏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個幸存者──拯救地球這艘宇宙飛船的計劃》這本書中呼籲:①過度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必須實行人口控制;②過度發達的國家必須還原化(必須“消除其發達化”);③欠發達國家必須半發達化;④必須建立監督和調節世界體系的程序規則,不斷努力維持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最優平衡。[39]事實上,除了一個全球性的極權政府,任何政府和組織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權力。這等於利用環保旗號鼓吹建立全球極權政府。

第五,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中共制度優越論,為共產極權唱贊歌。由於人口增長意味著使用更多的資源、排放更多的碳、產生更多的垃圾,環保主義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減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環保主義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報導,中共從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億,假如沒有這個政策,中國人口會達到16億。該報導作者得出結論,中共無意間為全球的碳減排做出了貢獻。被作者忽視的是數億幼小的生靈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難。

環境問題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環境汙染問題,包括空氣汙染、水汙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汙染經濟模式早已把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汙染地。中國是大城市空氣汙染最多的國家,中國大部分河流已經無法飲用,中國的沙塵暴飄洋過海到了韓國、日本、美國。按理說,真正的環境保護者一定會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中共。吊詭的是,很多環保主義者對中共贊譽有加,甚至視其為環保事業的希望。美國共產黨的新聞網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來對環保新聞的報導占據了很大的篇幅。令人驚訝的是,該網站環保新聞的主調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環境政策將毀掉這個國家甚至整個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這只能說明共產邪靈在背後的操縱。

捷克前總統、經濟學家克勞斯在《環保的暴政》一書中睿智地指出:“環保主義是一種企圖激進地不計後果地(以對個人自由的嚴苛限制和人類生命為代價)改變世界的運動。它企圖要改造人、改造人類行為、改造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簡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對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社會繁榮構成最大威脅的,已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那種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無忌憚的環保主義政治運動意識形態。”[41]他認為,環保主義者對待大自然的態度與馬克思主義者對待經濟問題的態度不謀而合:“兩者皆旨在以所謂最優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發展規劃來取代世界和人類自由自發的演化。這種方法論,就像其共產主義的先例一樣,是烏托邦式的,所帶來的結果只能是與初衷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的。與其它烏托邦一樣,這樣一個烏托邦同樣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數人淩駕於廣大群眾之上指手畫腳來實行。”[42]他批評環保主義“鼓吹地球和自然,他們打著環保的旗號──與當初的馬克思主義者極其類似──妄圖通過一項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現在是全球性的)規劃取代自由和自發的人類演變進程”[43]。克勞斯堅決反對有人企圖利用環保構建國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眾。

2)打擊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的目標之一是推翻資本主義,而環保主義把資本主義當作破壞環境的天敵,於是共產主義與環保主義有了共同的敵人──資本主義。所以共產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受挫之後,很自然地就劫持並扛起了環保主義的大旗,把人類正常的環保活動演變成為征服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產主義曾描繪出一個美妙的烏托邦,也就是“人間天堂”,來煽動窮人鬧革命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而以環保主義為掩護的共產主義采取的則是一個類似的手法,但是,描繪的遠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烏托邦,而是可怕的“反烏托邦”,一個“人間地獄”:在一百年之後因為地球變暖,到處是山崩海嘯、幹旱洪水熱浪,人類面臨生存危機。這一次煽動的不再是窮人,而是要富人們起來拋棄原來的生活模式。誰會自願改變舒適或者習慣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個政府當然不夠,那就要靠聯合國,要靠世界政府。還動不起來,就把未來的生態災難給以強化宣傳,制造生態恐慌,從而影響民眾和政府,讓政府強制推行環保主義的政策,達到摧毀資本主義的目的,實現共產主義。

原教旨共產主義在獲得政權後,一是剝奪富人財產,所謂的殺富濟貧,其實窮人還是窮人,財富都被當官的貪了去;二是搞國營經濟,消滅私有制,把經濟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們看看環保主義的做法。一是要富國出錢幫助窮國,財富再分配,其實窮國還是窮國,幫助窮國的錢通常都被窮國的官員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機制,用各種嚴苛的環保政策來捆住資本主義的手腳,讓企業關停或者遷到海外,讓發達國家的經濟垮下來,從經濟上削弱資本主義。環保主義在摧毀資本主義上與原教旨共產主義何其相似,說白了,也就是共產主義以不同面目在人間作祟。

環境主義的重點就是渲染未來的災難,用恐懼來俘虜今天的民眾和政府。很多致力於宣傳這種末世恐慌的人,他們自己卻過著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見他們自己也並不認為大難即將臨頭。

可以看出,因為要利用環保危機,特別是利用“全球變暖”這個共同“敵人”來聯合各種力量反對資本主義,所以,強調和誇大危機就成為了必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人們對價格最低廉的能源產生巨大恐懼,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氣以及核能源。數十年前他們已經成功地讓人們對核能源產生恐懼,現在他們又要想辦法讓人們害怕化石燃料,辦法就是聲稱化石燃料會造成災難性的全球變暖。

嚴苛的環保條例就成了打擊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手段,成了“就業殺手”。綠色刺激計劃、清潔能源計劃、新發電廠的法規、更嚴格的車輛法規、《巴黎議定書》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變暖的名義進行的。然而,氣候科學實際上並沒有確定變暖主要是人為的,並且一定會導致災難。如果是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那麼所有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礙經濟發展的作用,對人類無任何益處。

在環保主義的推動下,一味地無科學根據地提高汽車尾氣排放標準,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學產品等,就意味著提高產品造價,減少利潤,就會有相應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將工作機會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以減低造價、保住利潤。即使是環保支持者們也承認將汽車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侖54.5英裏,也最多能達到2100年時使氣候增溫幅度降低0.02攝氏度,[44]對所謂的降低溫室效應幾乎無補。但各種限令的結果卻是讓百萬工人失去工作,沈重打擊了西方國家的制造業、科技發展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能力。

環保新產業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動和補貼,不是市場運作產生的。在研發還沒有突破的情況下就搞大規模的量產,實踐證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業很難生存,拉動就業也就談不上;由於全球化的大背景,企業不是從一個縣搬到另一個縣,而是搬到了另一個國家。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就業損失是凈損失。

環保運動大力鼓吹綠色能源,掀起來一股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的大躍進,但是制造綠色能源本身帶來的汙染卻被掩蓋或者低估。太陽能板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四氯化矽就是一種劇毒物質,會對環境造成很大危害,“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將是貧瘠的,沒有草或樹木會在這個地方生長……它就像炸藥──它有毒,是汙染的,人類永遠不會碰它”,《華盛頓郵報》引述一位材料科學專家的話如是說。[45] 同時在制造太陽能板的過程中還會消耗大量的傳統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樣制造大量汙染,可以說綠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綠色而是汙染。

從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美國就希望把外流的制造業拉回美國。除了稅收優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環保也是一個阻擋制造業回流的重要因素。臺灣電信巨頭富士康欲在美國投資設廠,談了數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國廣州建立一個類似規模的大廠,從洽談到動工,只用了50天。該公司總裁呼籲美國應該到中國學習和調研。 [46]川普入主白宮之後,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舉措,在環保方面為企業松綁。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除了稅收優惠,威斯康辛州政府還豁免了高標準的霧霾、濕地等相關環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資得以在該州落實。

根據《巴黎協議》,到2025年之前,發達國家每年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約1,0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幫助他們在能源結構和工業化技術上取得發展和改進。而在一百多個簽署國中,美國每年獨自就要承擔75%的費用,也就是大約750億美元。美國要在2025年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當於每年減少排放量大約16億噸。至於超越美國成為最大汙染國的中國,目標是允許其2030年前碳排達到峰值。[47]川普總統在演講中指出:“如果繼續遵守《巴黎氣候協議》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對美國強加的苛刻限制,根據國家經濟研究協會的統計,到2025年美國會丟失270萬個工作”,“這個調查報告還顯示,到2040年,遵守上屆政府的承諾將造成以下行業大幅減產:造紙下降12%,水泥下降23%,鋼鐵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氣下降31%。到這時,國民生產總值將下調3萬億美元,同時要丟失650萬個工業職位,而家庭收入將減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借著環保名義,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技術,制定不合理的法規、協定,只能讓共產國家有機可乘,反制西方。這樣尤其致使美國這個國際警察、西方世界對抗共產邪惡的最後堡壘,無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著邪惡坐大。這其實正是邪靈期盼的結果。

我們不是否定環保。環境需要保護,但是,保護環境的目的是為了人,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才是萬物之靈。超前的環保、過度的環保、以犧牲人為代價的環保,是中了邪靈的圈套。環保必須有一個平衡點,而現在的環保運動是不在乎平衡點的,而是永無止境地要向一個方向推動。在這場過度、極端的環保運動中,我們不懷疑有很多活動人士是出於善良的願望,但是要求政府來主導一切的背後,其實是共產邪靈的幢幢鬼影。

3)發動媒體攻勢,壓制不同聲音

2009年6月,美國ABC電視臺的“早安美國”(GMA)播出了一集暢想未來的特別節目,預測未來100年“全球變暖”對地球和人類的沖擊。節目中,一名專家聲稱2015年海平面會迅速上升,紐約將被海水淹沒;一名受訪者說屆時將會有“長達數百英裏的火焰”;一加侖牛奶的價格為12.9美元;一加侖汽油的價格為9美元。其論調之誇張使該節目的一名主持人在節目中質疑說,“這一切真的可能嗎?”

事實上,可能與否並非媒體要考慮的主要問題。“危機意識”是環保主義驅動大眾的指揮棒,而不確定性和“危機意識”是相矛盾的,科學沒有定論的東西怎麼能造成公眾的危機感呢?於是,環保主義打著為全人類未來的旗號,壓制不同聲音,以“科學共識”為名達成全民“共識”。

丹麥經濟學家比約‧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名為“持懷疑態度的環境主義者”的著作中,承認氣候變暖,也承認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但他認為,由於人類的適應性和科技進步,這不會造成災難。由於他的立場和環境主義“人類造成災難性的氣候變暖”的教條相矛盾,他在各界都受到打擊: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主席將隆伯格比作希特勒;丹麥科學欺詐委員會對其著作進行審判,然後宣布隆伯格犯了“科學欺詐”(但隨後的政府調查證明隆伯格是無辜的),反對他的人企圖利用科學欺詐委員會的判決,撤銷其丹麥環境評估研究所所長職務。在火車站,人們甚至不願意和他站在同一個站臺,有一個環境主義者甚至向他扔餡餅。[49]

氣候學家、前NASA衛星專家斯賓塞博士總結了14種宣傳伎倆,包括制造恐慌、訴諸權威、利用從眾心理、許諾必勝、人身攻擊、煽情、謠言戰等。[50]英國記者布蘭登‧奧尼爾(Brendan O’Neill)2006年撰寫了一篇文章,總結了當今許多國家發生的對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的思想和言論的鉗制現象。[51]

例如,一位英國外交官員在公眾發言中說,對待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應該像對待恐怖分子一樣,媒體不應該給他們發言平臺。奧尼爾指出,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被扣上“否認者”這個帽子。這包括一大類人,從承認氣候變暖但認為我們能夠應對的人,到完全否認任何變暖的人。這個詞殺傷力很大。愛丁堡大學的退休英語教授查爾斯瓊斯指出,“否認者”這個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懷疑態度的人和大屠殺否認者置於同一個令人惡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聲稱對氣候變化理論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即將到來的大屠殺的從犯,將來他們將面臨紐倫堡式的審判。一位知名環境主義作家寫道:“我們應該對那些混賬(氣候變暖理論的懷疑者)進行戰爭審判──類似於紐倫堡審判的氣候審判。”作者評論道:“我們通常只在專制國家裏才聽說過給思想或者言論定罪。……從妖魔化一群人並把他們的言論描述為有毒和危險的,到要求采取更加嚴厲的審查只有一步之遙。”[52]這位記者的判斷是正確的,鉗制自由思想正是共產魔鬼的特征之一。事實上,這正是魔鬼用來替換人們判斷善惡的普世價值的伎倆。

一位哈佛大學天文學教授發表論文,討論太陽在地球過去的歷史溫度記錄中所起到的作用。由於這挑戰了“人類是造成氣候變化的元兇”這一教條,某環境主義網站稱其企圖施行“群體屠殺”,並把其他持不同意見者稱為“重罪犯”。[53]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一個大型環保團體的高級官員警告說,媒體在播放氣候變化理論的懷疑者的發言之前應該三思,“因為允許這種誤導性的信息傳播會造成傷害。”[54]英國環境部部長在一次演講中說,正如同不允許恐怖分子在媒體上露面一樣,全球變暖論的懷疑分子們也將無權在媒體上發表言論。[55]澳大利亞的主流專欄作家們在開始考慮以“反人類罪”起訴氣候變化的“否認者”。在澳大利亞包括總理在內的政要們參加的一次峰會上,一個提議是剝奪違反者的公民權。其中一個主意是重新審核澳大利亞公民,只給那些證明自己是“對氣候環境友善”的人重新發放公民身份。[56]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試圖動用法律武器迫使氣候變暖假說的反對者噤聲。2015年,二十名學術界人士致信給美國總統和司法部長,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為工具,調查那些對氣候變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組織。其真正訴求是用法律手段幹涉言論自由。[57]2016年,多個州的司法部長開始形成聯盟,針對傳統能源行業,調查其是否“誤導投資者和大眾”。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指出,這種對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調查違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實際上是扼殺對重要公共政策的辯論。[58]

4)操縱“民間”團體,發動街頭革命

共產邪靈很會利用人間運動來聚集人員、組成機構,以造成國家甚至世界範圍的影響力。街頭革命是共產主義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會組織罷工等等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很多環保組織打著環保招牌,用政治正確、環保無上來聚集數量巨大的環保人士而形成環保運動,遊說、挾持政府甚至聯合國組織制定並強迫推行不合理的協議、法規,甚或制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聲。

正如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確提出的,必須隱藏真實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階段性的、貌似合理或無害的目標動員大面積人群行動起來。當人們適應了這種變動的時候,再讓他們為了更激進的目標而行動就相對容易了。 “記住:一旦讓群眾就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汙染──組織起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就開始行動了。從‘汙染’到‘政治汙染’再到‘五角大樓的汙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59]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過兩千萬美國人參加了地球日為主題的街頭抗議活動。而應對環境惡化的措施卻是人口控制。當時美國許多的左派組織決定“哪裏人多就去哪裏(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參與了環保運動,並把社會主義作為控制人口增長的解藥。

形形色色的左派團體利用環保運動走向街頭革命。如美國有一個“人民的氣候運動”,一聽這個名字就知道是共產黨的產物,參與的組織有“美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在行動”、毛主義的“美國革命共產黨”、“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工人”、“另類社會主義”、“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等等。他們舉辦“人民的氣候集會”、“人民的氣候遊行”。集會上的標語是“制度改革,不是氣候變遷”、“資本主義正在殺死美國”、“資本主義正在毀滅環境”、“資本主義正在毀滅星球”、“為社會主義未來而戰鬥”。[60]

他們在美國很多大城市包括華盛頓特區進行遊行,隊伍是代表共產極權的一片紅旗的海洋。[61] 隨著越來越多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紅色因素壯大環保勢力,“綠色和平”已經在演變成紅色革命。

5)反人類主義的新宗教

共產邪靈除了把環保主義劫持為政治運動之外,還把環保主義變為一種新的宗教,而且是一種反人類主義的宗教。

美國作家、《侏羅紀公園》的作者克萊頓表示:環保主義是今天西方世界最強大的宗教之一。他認為,環保主義具備了宗教的典型特征,比如人的墮落、失去恩典、走向毀滅。它設定一個最初的伊甸園──一個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承受恩典的狀態,人類由於從知識樹中進食,從恩典陷入汙染狀態,“並且由於我們的行為,有一個審判日在等待著我們所有人。我們都是能源罪人,註定走向毀滅,除非我們尋求救贖,這個救贖現在稱為‘可持續性’。”[62]

克萊頓認為,環保主義的所有信條都關乎信仰。“這關系到你將成為罪人,還是被救;你是屬於將被救贖的人群的一員,還是將被毀滅的人群的一員;是我們的一員,還是他們的一員。”[63]

這種看法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認同。美國有影響力的環境史學家克洛南(William Cronon)認為,環保主義是一種新的宗教,因為它提出了一系列復雜的對倫理行動的道德要求,並以此來判斷人類行為。[64]

前文引述過的著名科學家、量子力學巨擘弗裏曼‧戴森在2008年《紐約書評》的一篇文章中說:“環保主義已經取代了社會主義,成為全球範圍居主導地位的世俗宗教。這種宗教認為……用我們奢侈的生活垃圾損害地球是一種罪,正當的道路是過盡可能節儉的生活。這種新宗教的倫理成為全球幼兒園、學校、大學的講義。” [65]

對此,很多環保主義者並不諱言。因為性騷擾醜聞而辭職的IPCC的主管巴查理(Rajendra Pachauri)在辭職信中說環保就是“我的宗教信仰”。[66]

當環保主義越來越意識形態化、越來越宗教化的時候,也就越來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觀點、越來越打擊不同意見、越來越與科學脫節。捷克前總統克勞斯認為,環保運動目前更多的是被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所帶動;環保主義已經變為一種旨在摧毀現行社會的準宗教。

這種新的宗教與共產主義一樣,描述了一個烏托邦的美妙圖景,即人可以靠自己的智慧,規劃自然環境,成為救世主。而這種“救世”,又是建立在反對現有文明的基礎上的。如聯合國和平大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京都議定書的設計師說:“地球的唯一希望不就是工業文明的崩潰嗎?”[67]克勞斯總結說:“如果我們嚴肅地對待環保主義者的邏輯,我們就會發現那是反人類的意識形態。”他同意生物學家伊萬‧布列辛納(Ivan Brezina)的觀點,那就是環保主義並不是對真正生態危機的理性與科學的回答,而是對現有文明形式的整體排斥。[68]

有人認為,環保主義在利用保護環境的名義在制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對不同觀點的人進行不同方式的極端攻擊。而這種仇恨和極端化表現了一種激進的反人類主義。加拿大政治評論家馬克‧斯廷(Mark Steyn)說,他們(環保主義者)認為“每個出生的人……產生更多的垃圾、更多的汙染、更多的溫室氣體,並增加了人口過剩的問題。我們本身就是汙染;節育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為孩子們留下更可持續的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孩子。……進步主義的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每個孩子都應該是不受歡迎的”。[69]

這種把人視為破壞自然的罪魁禍首、將自然環境擺在至高無上、遠遠超越人的神聖位置,甚至不惜以控制人類生育、剝奪人的生存權利的思維和共產主義的核心思想異曲同工,本質上是一種反人類主義,等於用一種新的宗教取代傳統的人是萬物之靈的宗教觀。這種宗教觀與極權主義、強制統一思想、反資本主義的革命訴求的結合,並不能為人類保護自然提供保障;相反,它將毀掉現有的文明、現有的自由與秩序,制造前所未有的恐慌與混亂,把人類引向歧路,這正是共產邪靈劫持環保主義想要達到的真正企圖。

結語:信神敬天,恢復傳統,走出環境危機

神創造了人,同時給人創造了優美繁榮的地球,這是人類生息繁衍的環境。人有權利用大自然的資源,同時有義務珍惜自然資源,愛護環境和萬物。千百年來,人類守護著遠古時神留下來的告誡,與自然和諧共生。

近代出現的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人心變壞,而其效果又被科學技術放大的結果。汙濁的自然環境,是人類汙穢的內心世界的外在表現。因此,凈化環境必從凈化內心開始。

環保意識的興起出於人類自救的本能,本來無可厚非。但它給了邪靈可乘之機。共產邪靈利用其在人間的代理人,制造大規模的恐慌,鼓吹變異的價值觀,剝奪人的自由權利,企圖建立大政府甚至全球政府。在這種被共產主義變異的思路裏解決環境問題,其結果是導致人類更快地被集體奴役和走向毀滅。

解決環境問題不能靠強制性的政治運動,或者僅依靠現代技術,而取決於對宇宙、自然、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道德水平。人類恢復傳統,提升道德,走回神指的路,自然會得到來自神的智慧和恩典。青山綠水,鳥語花香,將回到神的子民的身邊;昭昭天日,朗朗乾坤,將伴隨人類直到永遠。


*****

[1]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頁168-189。
[2] Martin Durkin,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documentary film, 2007), Channel 4 (UK), March 8, 2007.
[3] Takuro Kobashia, et. al., “4 ± 1.5 °C Abrupt Warming 11,270 Years Ago Identified from Trapped Air in Greenland Ic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68 (2008): 397–407.
[4] Freeman Dyson, “Misunderstandings, Questionable Beliefs Mar Paris Climate Talks,” The Boston Globe, December 3, 2015,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2/03/freeman-dyson-misunderstandings-questionable-beliefs-mar-paris-climate-talks/vG3oBrbmcZlv2m22DTNjMP/story.html.
[5]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6] J. A. Curry and P. J. Webster, “Climate Science and the Uncertainty Monster,” Bulletin of American Meteorology Society 92, no. 12:1667–1682, https://journals.ametsoc.org/doi/pdf/10.1175/2011BAMS3139.1.
[7]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ch8s8-2-1-3.html.
[8] 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faq-2-1.html.
[9] Mark W. Shephard, et al., “Comparison of Tropospheric Emission Spectrometer Nadir Water Vapor Retrievals with in situ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3, no D15S24, doi:10.1029/2007JD008822.
[10] “Climate Change,”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 Web Page, https://www.aps.org/policy/reports/popa-reports/energy/climate.cfm.
[11] “Solar Constant,” Britannica Online,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solar-constant.
[12] Willie Soon, et al., “Modeling Climatic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Unknowns and Uncertainties,” Climate Research 18 (2001): 259–275.
[13] Michael Lemonick, “Freeman Dyson Takes on the Climate Establishment,” Yale Environment 360, June 4, 2009,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freeman_dyson_takes_on_the_climate_establishment.
[14] Nir J. Shaviv, “Celestial Driver of Phanerozoic Climat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Today 13, no. 7: 4–10, July 2003, https://www.geosociety.org/gsatoday/archive/13/7/pdf/i1052-5173-13-7-4.pdf.
[15] J. Emile-Geay et al., “Links between Tropical Pacific Seasonal, Interannual and Orbital Variability during the Holocene,” Nature Geoscience 9 (2016): 168–173.
[16] Zhengyu Liu et al., “The Holocene Temperature Conundrum,” PNAS 111, no. 34, August 26, 2014.
[17] Olaf Stampf and Gerald Traufetter, “Climate Expert von Storch: Why Is Global Warming Stagnating?” Der Spiegel, June 20, 2013,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terview-hans-von-storch-on-problems-with-climate-change-models-a-906721.html.
[18] Richard S. Lindzen et. al. , “Does the Earth Have an Adaptive Infrared Iri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82 (2001) : 417 – 432, https://doi.org/10.1175/1520-0477(2001)082%3C0417:DTEHAA%3E2.3.CO;2.
[19] Roy Spencer et al, “Potential Biases in Feedback Diagnosi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 Simple Model Demonstration”, Journal of Climate. 21 (21): 5624–5628, Nov,1,2008.
[20] John R. Christy, “Written Report to Senate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November 14, 2007, https://www.nsstc.uah.edu/users/john.christy/christy/ChristyJR_CST_071114_written.pdf.
[21] David Russell Legates, “Statemen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U.S. Senate, July 3, 2014,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a/a/aa8f25be-f093-47b1-bb26-1eb4c4a23de2/01AFD79733D77F24A71FEF9DAFCCB056.6314witnesstestimonylegates.pdf.
[22] William Happer, “Data or Dogma? A Senate Hearing on the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Hearing of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December 8, 2015,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c8c53b68-253b-4234-a7cb-e4355a6edfa2/FA9830F15064FED0A5B28BA737D9985D.dr.-william-happer-testimony.pdf.
[23] Sir John Houghton, “Moral Outlook: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Sunday Telegraph, October 9, 1995.
[24] Jason Samenow, “Scientists: Don’t Make ‘Extreme Cold’ Centerpiece of Global Warming Argu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2/20/scientists-dont-make-extreme-cold-centerpiece-of-global-warming-discussions/?noredirect=on&utm_term=.3600e477f052.
[25] John Michael Wallace, “The Misplaced Emphasis on Extreme Weather in Environmental Threat Communic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3/14/the-misplaced-emphasis-on-extreme-weather-in-environmental-threat-communication/?utm_term=.bf84802d4613.
[26] Steve Koonin, “A Deceptive New Report on Clim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deceptive-new-report-on-climate-1509660882.
[27] 同上。
[28] “Climate Change Indicators: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s,”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www.epa.gov/climate-indicators/climate-change-indicators-high-and-low-temperatures.
[29]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com/2015/12/curry-senate-testimony-2015.pdf.
[30] Mike Hulme, “Chaotic World of Climate Truth,” BBC, November 4, 2006,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6115644.stm.
[31] Roy W. Spencer, Climate Confusion: How Global Warming Leads to Bad Science, Pandering Politicians and Misguided Policies that Hurt the Poor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8), Chapter 5.
[3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https://mail.epochtimes.com/cgi-bin/webmail/login/yuelongliu@epochtimes.com.authvchkpw/243DFA0AA5D953D69EAB70FC816A2E05/1536505335?&form=folder&folder=INBOX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214.
[33]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5.
[34]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1.
[35]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2-213.
[3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27.
[37] 參看David Shearman and Joseph Wayne Smith,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7).
[38]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9-220.
[39] [捷克]瓦茨拉夫‧克勞斯:《環保的暴政》,宋鳳雲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頁5。
[40] John Bachtell, “China Build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le the World Burns,” People’s World, August 21, 2018,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china-builds-an-ecological-civilization-while-the-world-burns/.
[41][捷克]瓦茨拉夫‧克勞斯:《環保的暴政,頁4。中文版把“socialism”翻譯成“極權主義”,這裏改回“社會主義”。
[42] [捷克]瓦茨拉夫‧克勞斯:《環保的暴政》,頁7-8。中文版把“communism”翻譯成“蘇維埃式專制主義”,這裏改回“共產主義”。
[43] [捷克]瓦茨拉夫‧克勞斯:《環保的暴政》,頁100。中文版把“Marxists”翻譯成“專制主義”,這裏改回“馬克思主義者”。
[44] John Fund, “Rollback Obama’s CAFE Power Grab, Give Car Consumers Freedom,” National Review, May 23, 2018,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fuel-standards-cafe-epa-rolls-back/.
[45] Ariana Eunjung Cha, “Solar Energy Firms Leave Waste Behind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3/08/AR2008030802595.html?referrer=emailarticle&noredirect=on.
[46] 張程:〈富士康項目落戶廣州只用50天 郭臺銘喊話美學“中國效率”〉,《參考消息》,2017年3月3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0303/1733380.shtml。
[47]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December 2015, IB: 15-11-Y, https://www.nrdc.org/sites/default/files/paris-climate-agreement-IB.pdf.
[48]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The White House, June 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
[49]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17.
[50] Roy W. Spencer,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Blunder: How Mother Nature Fooled the World’s Top Climate Scientist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0), 31.
[51]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6/nov/22/aclimateofcensorship.
[5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64.
[53] 同上。
[54]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6/nov/22/aclimateofcensorship.
[55] 同上。
[5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07.
[57] Hans von Spakovsky and Nicolas Loris, “The Climate Change Inquisition: An Abuse of Power that Offends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reatens Informed Deba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October 24, 2016, https://www.heritage.org/report/the-climate-change-inquisition-abuse-power-offends-the-first-amendment-and-threatens.
[58] 同上。
[5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60] “Climate Movement Drops Mask, Admits Communist Agenda,” PJ Media, September 23, 2014, https://pjmedia.com/zombie/2014/9/23/climate-movement-drops-mask-admits-communist-agenda/.
[61] “People’s Climate March: Thousands Rally to Denounce Trump’s Environmental Agenda,” The Guardian, April 29,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apr/30/peoples-climate-march-thousands-rally-to-denounce-trumps-environmental-agenda.
[62] Michael Crichton, “Crichton: Environmentalism Is a Religion,” Hawaii Free Press, April 22, 2018, http://www.hawaiifreepress.com/ArticlesMain/tabid/56/ID/2818/Crichton-Environmentalism-is-a-religion.aspx.
[63] 同上。
[64] Robert H. Nelson, “New Religion of Environmentalism,” Independent Institute, April 22, 2010, http://www.independent.org/news/article.asp?id=5081.
[65] Joel Garreau, “Environmentalism as Religion,” The New Atlantis, Summer 2010,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docLib/20100914_TNA28Garreau.pdf.
[66] Damian Carrington, “IPCC Chair Rajendra Pachauri Resigns,” The Guardian, February 24,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5/feb/24/ipcc-chair-rajendra-pachauri-resigns.
[67] Michael Whitcraft, “A Lot of Hot Air – A Review of Václav Klaus’ Recent Book: Blue Planet in Green Shackles,” Free Republic, June 13, 2008, 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2030948/posts.
[68] 同上。
[69] Quoted in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