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9)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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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後代和未來（下）

目 錄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1）從盧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為借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學與教育學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4）淫穢的性教育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復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4）用復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在教育領域，雖然共產邪靈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學，但它並沒有放松對中小學的侵蝕。它采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把學生變壞、變傻，為進一步在大學裏給他們洗腦做準備。把一代一代學生變得知識越來越貧乏、思維能力越來越差，這個過程歷時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沒有脫離進步主義教育的藩籬。除了給學生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還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壞學生的傳統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輸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系列現代觀念及變異的生活態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個部門，他們采用了非常復雜的欺騙和強制手段，讓學生和公眾防不勝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美國是民主國家，上至總統、議員，下至市長、鎮長、學區委員等等，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軌道，不僅取決於人民的道德水平，還取決於其知識程度。假如選民對歷史、政治經濟制度、社會問題等所知甚少，就無法明智地選出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著想的官員，就等於把國家置於危險的境地當中。1983年美國教育部委托一組專家，經過18個月的調研，寫出一部名為“國家在危險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報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為了使我們的國家能夠運作，公民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相互沖突或不完整的證據的基礎上，就復雜問題達成一些共識。教育有助於形成這些共同的理解，托馬斯‧傑斐遜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這一點：‘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會的最高權力還有什麼更安全的存放處；如果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見識明智地行使權力，那麼補救措施不是從他們那裏拿走權力，而是要讓他們增長見識。”對個人而言，知識貧乏、思維能力差就無法分辨魔鬼的謊言和欺騙。共產邪靈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滲透到教育體制的各個層面，把學生變傻變笨，以便於邪靈操控。

《國家在危險中》一文中寫道：“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蝕，它已經威脅到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如果現在美國教育的平庸表現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那麼甚至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戰爭行為”，“我們不僅讓蘇聯衛星事件之後學生成績的進步付之東流，而且毀掉了帶來進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其效果而言，我們不知不覺地進行了一場單方面的教育裁軍”。報告引用一位學者的話指出：“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會超過、無法達到甚至不能接近他們父母的水準。”[1]

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除了在國際考試當中常常墊底之外，2千3百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礎的讀寫能力，無法滿足稍微復雜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歲的青少年當中是13%，在少數族裔當中可能高達40%；從1963年到1980年，大學入學考試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績直線下滑，語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數學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歲青少年不具有高階思考能力，近40%無法就閱讀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會寫議論文，只有1/3能夠解決需要幾個步驟的數學題。[2]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發起“重回基礎（Back to Basics）”運動，是否有助於挽回美國教育的頹勢呢？2008年，埃默裏大學英語系教授馬克‧保爾萊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題為“最笨的一代人”的書，書的第一章綜合了教育部和民間機構的考試和調查結果，從歷史、公民常識、數學與科技、藝術等幾個方面概述了美國學生的知識缺陷。2001年的全國教育進步評鑒（NEAP）的歷史考試中，57%的學生的成績“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達到“優秀”（advanced）。令人驚訝的是，當考題問到哪個國家是美國二戰中的盟友時，有52%的人選擇了德國、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蘇聯。其它幾個方面的結果同樣令人大失所望。[3]

美國教育質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來，“弱智化（dumbing down）”這個說法出現在多本有關美國教育問題的著作中，成為探討美國教育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概念。紐約市資深教師、教育研究者約翰‧泰勒‧迦圖寫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級數學或修辭課本，你會發現那時的內容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水準。”[4]為了不使美國教育的成績單顯得過於難看，標準化考試機構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義了大學入學統考SAT的分數。1941年SAT開始采用現代形式時，語文考試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滿），到90年代平均分已經下降到424分，於是ETS把424定義為500分，以避免讓公眾感到尷尬。[5]

教育質量的滑坡不僅表現在學生讀寫能力的下降上。由於基礎知識的欠缺，美國學生的思維能力急劇下滑。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90年代指出，由於不良教育的影響，學生不光不會閱讀、不會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麼，因為他們“常常把思考和感覺混為一談”。[6]與60年代那些侃侃而談的反叛學生領袖不同，現在電視新聞節目中采訪的參加街頭抗議的年輕人很少能夠連貫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缺乏基本的常識和思維能力。

學生成績下滑的原因並非現在的學生沒有以前聰明，而是因為被共產邪靈操控的教育系統在悄悄進行一場針對下一代的戰爭。《蓄意把美國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國教育部擔任高級政策顧問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說：“美國人民不理解這場戰爭的原因是，戰爭是在背地裏進行的──在我們國家的學校裏，目標是被俘虜在教室裏的孩子們。”[7]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大面積背離傳統開始於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一代代進步主義教育家炮制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論說辭，改變課程設計，淡化教學內容，降低教學標準，造成了傳統課程體系迅速解體，教育水平不斷下降。

（1）從盧梭到杜威

美國進步主義教育之父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國18世紀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響。

盧梭主張人性本善，是社會造成了人的道德墮落。他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享有這一天賦的權利，只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後，才出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特權和奴役現象，從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張對兒童進行所謂“自然教育”，即放任兒童的自然傾向，不對兒童進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導。

眾所周知，人性中善惡同在，如果不充實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惡，人會無限放大人性惡的一面，最後必然走到無所不為、無惡不作的地步。盧梭以其富於詩情畫意和煽動性的詞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淺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對現代西方教育的破壞性之大罕有倫比。

時隔100多年後，杜威又把盧梭開始的破壞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杜威認為兒童也應該擺脫家長、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由發展，適應環境。在道德上，杜威是個實用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他認為沒有最高的和一成不變的道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覺來決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對主義是讓人脫離神給人界定的道德規範從而走向敗壞的第一步，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義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簽名的33位人士之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不同，20世紀出現的人本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一種世俗宗教。它建立在進化論、唯物論等現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機器，或者是生物化學過程的總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觀念去塑造人、引導人，這種思想和馬克思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大同小異，並無實質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這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朧朧地意識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卻從來沒有闡述清楚。”[8]1921年，蘇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內戰當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頁的小冊子，內容是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的節錄。1929年，莫斯科第二國立大學校長阿爾伯特‧P‧平克維奇（Albert P. Pinkerich）寫道：“杜威無限接近馬克思和俄國共產黨人。” [9]阿蘭‧瑞恩（Alan Ryan）在杜威傳記中說，杜威“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非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10]

進步主義教育直言不諱，要改變學生的人生態度。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內容、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師生關系都進行了重新的界定。進步主義教育鼓吹，以學生（或兒童）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以個人經驗而不是以書本知識為中心，以活動（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課堂教學為中心。美國保守派雜志《人事》把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列為“19和20世紀最有害的書”第五名，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杜威那裏，傳統學校培養學生品德和傳授知識都不重要，他強調的只是（脫離基本知識的）思考“技能”。[11]

從進步主義誕生之初，一些深思遠慮之士就曾經對其進行批評，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書《瘋狂地教書：門外漢看美國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簡意賅地駁斥了進步主義教育的主要教條。[12]進步主義教育學家把批評者說成“反動派”，用各種方式進行打壓，理屈詞窮時則幹脆視而不見。

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50多年的終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期間，美國學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學校長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培訓或獲得高級學位的。[13]“進步主義教育”也從美國輻射全球。

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不同，杜威既沒有做革命導師的野心，也沒有發動世界革命的狂妄，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學者、教授，但他發起的教育運動卻變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為借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按照盧梭的教育理論，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會變壞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聽任孩子自由發展的教育。

受盧梭思想啟發，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家常常把這樣的觀點掛在嘴邊：不要把家長或者老師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學生，讓他長大後自己進行判斷和選擇。英國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曾經精彩地反駁這樣的觀點：

（一位友人）認為，在孩子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之前就對他的思想施加影響，是很不應該的。我（詩人本人）帶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園，告訴他這是我的植物園。“這怎麼可能？”他說，“到處都是雜草。”“哦”，我說，“這是因為它還沒有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你看，這些雜草自然而然地長出來，假如我讓土壤產生一種向著玫瑰和草莓的偏見，我覺得是極不應該的。”[14]

機智的詩人用類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養的，正如不料理花園只會讓花園雜草叢生，放任兒童就等於把他們交給虎視眈眈的邪惡勢力，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人性中善惡同在，孩子雖然相對成人來說天真單純，但仍然有好逸惡勞、妒嫉、攻擊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說社會是個大染缸，把有著種種魔性的孩子放進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恐怕已經沾染了大量的壞思想和壞習慣，再去管教已經為時太晚。

將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學著作《夏山學校：一種極端的育兒方式》。這本書的作者亞歷山大‧尼爾1921年在英國創辦了寄宿學校“夏山學校”，招收6~16歲的兒童入學。這所學校的特點是給學生以完全的自由。學生可以選擇上課，也可以選擇不上課；可以選擇上這門課，也可以選擇上那門課。尼爾的教育思想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勁的威爾海姆‧賴希（Wilhelm Reich）的影響，兩人常年保持通信聯系。學校不僅在學術上，也在道德、紀律、男女關系上持極端的放任、反傳統的觀點。男女生隨便約會、同居，校方視而不見甚至提供方便。尼爾讓員工和學生一起在戶外泳池裸泳，他35歲的繼子在學校教陶藝課，經常帶不同的高年級女生同居。[15]尼爾在書中大言不慚地說，夏山學校每個大一點的學生都知道，他認為一個人不論年齡多大都應該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說，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許，他幹脆就讓男女生混寢。[17]《夏山學校》一經出版，迅速成為暢銷書，僅60年代就銷售了300萬冊以上，幾乎成了所有教師學院學生的必讀“經典”。

中國古語曰：“嚴師出高徒。”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發現，嚴格的老師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同時對學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響。[18]可悲的是，美國和許多其它西方國家受進步主義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響，立法限制家長和老師管束學生。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師不敢管學生，學生的惡習得不到及時糾正，道德水準和學習成績都急速下滑。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傳人類的正統文化，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具有承先啟後的樞紐作用。“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師的權威地位，降低了教師在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性，其實是反智、反常識、反教育的。

進步主義教育工作者聲稱，教育要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自己進行探索，得出答案。傳統教科書上的內容是人類幾千年文明的積澱，豈是年幼無知的學生在短時間內能夠探索出來的？這種荒謬的教育思想的真實用意是切斷學生和傳統文化的聯系。否定了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權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傳承。在這裏魔鬼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裏斯特都魯的《關於教育的七個迷思》分析批駁了七個流傳甚廣的錯誤觀念，包括：（記憶）事實有礙理解；老師主導的教學是消極的；設計和活動是最好的學習法；教知識等於灌輸等。[19]這些迷思大多是進步主義教育遺留下來的，但是經過幾代人的承傳，變得根深蒂固，成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國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國的例子，可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已經貽害全球。

僅以第一個迷思為例。現代美國教育把傳統的重視記誦、練習的教學方式貶低為“機械記憶”、“死記硬背（rote learning）”、“練習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對此每個人都不陌生。盧梭在教育小說《愛彌爾》中率先提出反對記憶和書本學習（verbal lessons）觀點之後，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學家都從不同方向進行發揮和闡述。1955年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本傑明‧布魯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魯姆分類法”，把人的認知分成從低到高六個層次：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創造，其中後三種能力因為涉及到綜合運用，被稱為“高階思維（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備受推崇。我們這裏不擬探討布魯姆分類法本身的優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從該分類法被提出之後，進步主義教育家就以培養“高階思維”為借口，越發淡化學校裏知識的傳授。

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是綜合創新的基礎，如果沒有相當的知識儲備，所謂“高階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都是自欺欺人的囈語。布魯姆分類法恰恰為心懷叵測的進步主義教育家、不負責任的教師和懶惰的學生提供了一個貌似科學的借口。

“學生中心”教學法的一層含義是，學生憑著自己的興趣選擇學什麼、不學什麼，老師也應該教學生感興趣的東西。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寓教於樂當然是每個老師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兒童知識尚淺，眼界有限，對於什麼是必須要學的重要內容不具有足夠的判斷力。老師應該擔負起引導學生的責任，使他們不斷超越自己膚淺的興趣和狹隘的視野。一味迎合學生膚淺的興趣，只會造成學生的永久童稚化，這樣的老師是在昧著良心欺騙學生和家長，其實也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研究發現，美國社會出現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傾向。美國國家科學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為從約12歲到30歲這段時期，麥克阿瑟基金會甚至走得更遠，試圖論證一個人34歲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體應當負主要責任。

進步主義教育降低教學要求的一個借口是，隨著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學大學，不能要求他們達到以前學校的平均水平。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使教育適應民主社會，是要使從前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標準、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摻了水的劣質教育。進步主義宣稱，用更有時代氣息的課程取代沒有用的古典課程，比如希臘語和拉丁語，但結果是大部分學校並沒有引進高質量的與現代生活有關的課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數理化課程、經濟學、現代史等，被進步主義教育青睞的是跟學術無關的駕駛、烹調、美容、事故預防等等。進步主義教育倡導的課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著花哨的外衣，欺騙了不諳世事的學生和對學校、教師、專家心懷敬意的家長。

孤立來看，進步主義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學方法，對於一些學科或某些教學內容而言，不無用處。但聯系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具體背景和其效果就會發現，進步主義教育是利用一套說辭打擊傳統教育，從而變異教育並最終毀掉教育。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科倫拜高中兩名高三學生在一場精心策劃的屠殺當中，殺死了10名同學、1名老師，造成20多人受傷，兩名學生在和警方對峙互射後自裁。慘劇震驚了美國社會，人們紛紛反思，是什麼造成這兩名學生如此冷血地反社會，竟然對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和老師痛下殺手？

留心歷史的教育工作者觀察到，上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學校的主要紀律問題是上課遲到、未經允許交談、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為問題，80年代以後，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為、懷孕、自殺、幫派犯罪，甚至是開槍濫射。這種可怕的趨勢令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但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變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說開出合適的藥方。

美國青少年道德的變異和下滑是共產邪靈利用其人間代理人有意敗壞的結果。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的作者、美國反共運動的先驅施瓦茨博士敏銳地觀察到：“共產主義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美國公立學校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21]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竟然成了美國學校的指導思想！

神造了人，同時給人制定了道德規範，並規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保障。共產邪靈敗壞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學校裏強行推廣無神論和進化論。在中國和前蘇聯這樣的共產國家，這種強制方法不難理解。而在美國，進化論也同樣被強制推行。

共產邪靈的代理人在美國打著政教分離的幌子，反對在公立學校教授“神創論”，而只能教“進化論”。公立學校不敢越雷池一步。這種教育無疑造成信神的人越來越少，人們越來越把進化論當成“科學真理”。

除此以外，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各地法院以“政教分離”為借口，把閱讀《聖經》等行為從學校裏驅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話題以外，學生享有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這種言論就是違憲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學校裏，學生被告知不能在學校使用“聖誕節”一詞，因為裏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弗吉尼亞州的聯邦法院裁定同性戀報紙可以在高中校園裏分發，而宗教報紙不行；在1993年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一個小學音樂教師被禁止教唱聖誕頌歌，據稱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22]

整部教育機器的反神傾向再加上幾十年來“政治正確”之風的影響，美國在教材和考試材料方面的審查苛刻到荒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屬的一個部門參與考試內容的審核。她驚訝地發現，一個著名寓言的寓意原來是“上帝幫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於其中出現了“上帝”一詞，這句話被改寫成：“只要有可能，人們就應該自己努力解決問題。”[23]

美國的公立教育系統一方面以“政教分離”的名義把對神的信仰從學校裏驅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學”的名義，把毫無科學根據、漏洞百出的“進化論”當成不證自明的真理灌輸給沒有思想準備和抵禦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師的權威，有信仰的家長也常常教導自己的孩子尊敬師長，但被強制灌輸進化論之後，孩子會挑戰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當成一回事，其後果就是學校把孩子從有信仰的父母身邊硬生生地奪走。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學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惡的地方。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本書第五章已經闡述了“政治正確”的實質。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實質是用一套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統的道德標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緩慢進入美國學校。時至今日，在美國的教育系統裏，“政治正確”幾乎已經取得了一統天下的統治地位，在具體實施當中，它表現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於50年代的《高中的洗腦》（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書的作者魯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諾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種歷史教材，發現這些教材把美國歷史說成是富人和窮人、特權階級和無權者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精髓”。這些書鼓吹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全球關懷超越於民族利益之上，最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24]

據報導，明尼蘇達州一個學區2013年采納了一個名為“人人為人人（All for All）”的計劃，把學區的工作重點從教學轉向了“種族平等（racial equity）”。這裏的“平等”指的是種族身份政治，這種意識形態把少數民族學生學業欠佳歸因於制度性的種族偏見和歧視，致力於消除“白人的特權”。該計劃要求，所有的教學活動都以種族平等為出發點，只有具有種族平等意識的老師和管理人員才會被雇用。該計劃從幼兒園開始實施，10年級英語課的主題是殖民地化，移民、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級的課程大綱宣稱“本學年結束時，（學生）將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學作品”。[25]

加州於2016年7月通過了新的中小學歷史及社會科學大綱，使得原已明顯左傾的大綱更像左派意識形態宣傳冊。原本應該在歷史和社會科學課上教授的內容，如美國立國精神、軍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顯20世紀60年代的反傳統運動，似乎這才是新的美國立國原則。在家庭和性方面，這個大綱非常反傳統。以11年級課程為例，該大綱聲稱自己的重心為“針對種族、民族、宗教、性少數群體和女性的平等權利運動”，其實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筆墨書寫性少數群體，尤其是LGBT群體首度列入歷史課程，成為11年級歷史課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調更傾向於支持“性解放”，如在關於愛滋病的部分裏，該大綱暗示人們對愛滋病的恐懼，引發了“性解放運動”的退潮。[26]性占用了過多篇幅，排擠了其它更值得關註的內容，比如一戰，學生能學到的不是美軍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而是美軍士兵發現歐洲的性觀念大快人心。[27]這個極左大綱充滿對事實的歪曲和偏見，引導學生仇恨自己的國家。這個大綱在加州使用，對全國都帶來負面影響。[28]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還包括一種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輸道德相對主義。

1984年3月，數以百計的學生家長和老師參加了美國教育部在包括華盛頓特區、西雅圖、匹茲堡等七所城市主辦的“學生權益保護修正案”聽證會。聽證會的證詞多達1,300多頁，保守派思想家菲麗絲‧施拉芙麗（Phillis Schlafly）將這些證詞編輯為《教室內的兒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書，於當年8月出版。

施拉芙麗用“心理治療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來概括聽證會證詞涉及的問題。與傳統的以傳授知識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療式教育致力於改變學生的情感與態度，把教學時間用來玩心理遊戲，填寫關於個人問題的問卷，強迫兒童就自殺與謀殺、結婚與離婚、墮胎與領養這類成人問題做出決定。[29]

事實上，這類課程並非為了學生的心理健康而設，其目的是通過心理操控改變學生的價值觀。

（1）心理學與教育學

現代教育學的基礎是哲學和心理學。除了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以外，對現代美國教育有巨大影響的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以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而法蘭克福學派則綜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爾庫塞主張，正如在經濟方面要消除“剩余價值”，在個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余壓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張釋放本能、放縱個性，幫助催生了上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深受上述幾個心理學流派影響的國際衛生組織（WHO）第一任總幹事、加拿大心理學家布洛克‧齊碩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每個文明中都存在著一種心理扭曲……它是一種阻礙人們看到和承認顯而易見的事實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產生自卑感、內疚和恐懼……能夠產生這些變態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對錯的概念……[這種]人為地強加的自卑、內疚和恐懼，通常被稱為“罪（sin）”……這種情況造成了那麼多人無法適應社會，並且感到不快樂。……擺脫道德意味著自由觀察、思考和明智的行為……要想使整個種族擺脫嚴重的善惡負擔，精神病學家必須承擔最初的使命。[31]

齊碩姆從錯誤理論出發，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理論──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須破除道德和是非對錯的概念，而負責發起這場針對道德的戰役的是精神病學家。不知是否受到齊碩姆的直接啟發，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發明了“澄清價值觀（values clarification）”課程，客觀上起到了破除人類傳統道德和是非觀念的作用。

於是，杜威的道德相對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壓抑學說、齊碩姆的心理學理論，匯成一個反對傳統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毀了美國學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很多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上學的美國人都記得這樣一節課，老師讓學生假想一個情境：沈船之後，幾個人被迫登上救生艇，有船長、幾名兒童、一名懷孕的婦女、一名男同性戀等。由於救生艇超載，必須讓一個人放棄求生的機會。老師讓學生討論讓誰離開救生艇，也就是決定哪一個人應該放棄生命，而老師對討論不做任何評判。

這是70年代出臺的“澄清價值觀”課上常常使用的一個故事。這類課程，除了“澄清價值觀”以外，還有決策制定（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預防、性教育等。

《為什麼強尼不能分辨對錯》的作者基爾派翠克描述，這類課堂的討論變成了無目的的自由交談，觀點來來回回，卻永遠沒有結論。老師變成了脫口秀主持人，引導學生辯論諸如換妻遊戲、吃人習俗、教兒童手淫之類的問題。這類課程引導學生拋棄在家裏養成的價值觀，卻產生一種錯誤印象，即思想行為的對錯是純粹主觀的，最終造成學生道德價值觀的全方位混亂。這樣的課程制造出道德觀念的文盲，學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維爾發現這些課程運用了大量極權國家給人民洗腦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壓力、強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對象孤立起來；③操縱同儕壓力檢驗學生從前（從家庭或者教會繼承）的價值觀；④剝奪個人的正常防禦能力，如矜持、自尊、隱私感或拒絕參與的能力；⑤獎勵對新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的接受，這種回報可以表現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壓力，也可能采取其它有形無形的方式。[33]

索維爾指出，這類課程的共同點是鼓勵學生背棄家長和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它們以一種中性的或者說“不加判斷”的方式進行，不尋求區分“對”和“錯”，而是要尋找對個人來說什麼感覺良好；其重心是個人的感覺，而不是社會或理性的規範。[34]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國ABC電視臺播放的一個節目使觀眾感到極大不安。一所學校組織學生到殯儀館參觀死者的遺體，而且讓學生觸摸屍體。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分。[35]此外，毒品預防教育也變得相當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還包括：讓學生寫自己的墓志銘、設計墓碑、挑選棺材、安排葬禮、寫自己的訃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調查問卷包括這樣的問題：“你願意怎樣死亡？”“你將什麼時候死亡？”“你認識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嗎？”“你上次悼念別人是什麼時候？你是哭了還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獨自一人還是和別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來生嗎？”[36]顯而易見，問題和學習無關，是為了了解學生的人生態度、宗教信仰、性格特點等等，有些問題本身就具有引導性，會對十幾歲的少年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據說死亡教育可以培養學生對待死亡的正確態度，可是全國出現了多起上過“死亡教育課”的學齡兒童自殺的案例。雖然沒有證據證明自殺與死亡教育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但是家長有理由懷疑，給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學生講述太多有關死亡、自殺等問題，會使心理脆弱的學生產生絕望感和憂郁的心理狀態，最終觸發了他們的自殺。

1976年，斯坦福大學的理查德‧布魯姆（Richard Blum）博士進行了一項為期四年的研究，發現上過一個名叫“決定”（Decide）的毒品預防課程的學生反而沒有對比組（即沒有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對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間，斯蒂芬‧儒爾斯（Stephen Jurs）教授進行了一項研究，比較上過“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和沒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吸煙和藥物濫用的情況。他發現，對比組的吸煙和藥物濫用人數或者是保持穩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都沒有達到教育者預期的目標，其真實目的何在呢？這些課程的真實目的也是把孩子變壞。少年兒童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但沒有堅實的道德基礎，新奇的課程內容會引導小孩尋求刺激、走向墮落；同時它們也會把學生變得麻木不仁，讓學生對社會上發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襲擊、道德墮落等現象見怪不怪，對邪惡的容忍度無限制提高，這跟魔鬼用藝術表現暴力、色情、墮落的動機是一樣的。

（4）淫穢的性教育

在東西方的傳統中，“性”在公眾場合是一個禁忌的話題。神給人定下的道德規範要求性行為只能發生在婚姻之內，其它形式的性行為被視為違背神的誡命的淫邪。這就決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離，在正常社會中不可能是一個公眾話題。傳統社會中，對於不到婚姻年齡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並不需要今天的所謂“性教育”。

現代意義的“性教育”是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首先在社會上大規模推行的，目的是借此顛覆傳統西方價值觀。1919年，盧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擔任文化部長。他在學校裏開展了一項激進的性教育計劃，以露骨的方式指導青少年“自由性愛”（濫交）。[39]

魔鬼在上世紀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運動顛覆了西方的傳統性道德觀念，一時間性傳播疾病和少女懷孕率飆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們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統中，這種側重於“安全”（防止疾病和懷孕），並且和婚姻無關的“性”教育從一開始就和性道德脫離，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盧卡奇式“性教育”的軌跡，成為邪靈利用來敗壞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亂性、同性戀等觀念以“常識”和“科學”的名義灌輸給年輕學生，讓下一代在完全背離神的路上“自由”放縱。這些名目繁多、從小學開始的“性教育”已經系統地扭轉了神留給人的性價值觀，包括家庭、責任、愛、貞潔、羞恥感、自我控制、忠誠等。

在具體操作中，杜威的“在實踐中學習”進步主義教育理念恰好成為魔鬼的趁手工具。“專註於孩子”（Focus on Kids），一個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大力推廣的“性教育”課程，推薦教師在學生團隊之間舉辦“避孕套比賽”：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將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並將其取下，看哪個團隊首先完成。[40]

根據“你應該驕傲！負責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個疾病控制中心認可、由“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個性教育組織大規模推廣的教程， 學生要進行角色扮演：兩名女生一起開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為”。 “學生主導的學習”──另一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師被告知讓孩子們“腦力激蕩討論（性伴侶）親密接近的方式。討論列表可能包括……（互相）按摩，一起洗澡，一起手淫，性幻想，一起看色情電影、閱讀色情書籍和雜志……”[41]對大多數心底還保留點傳統倫理的人來說，很難區分這種課程到底是教育還是兒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廣者“計劃生育聯盟”組織是美國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的提供者，在全世界12個國家有分會。該組織也是激進的“墮胎權”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國避孕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創立者瑪格麗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憧憬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並前去“朝拜”。她是“性愛自由”（亂性）運動的強烈擁護者，在首次發生婚外情之後，她感嘆“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張女性擁有“成為未婚媽媽的權利”，甚至寫信鼓勵自己16歲的外孫女亂性，還說做愛“每天三次比較恰當”。她創立避孕立法組織正是基於自己淫蕩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該組織推出的現代性教育教程中，我們不難看出共產邪靈主導的“性愛自由”理念的烙印。

《這完全正常！》是一本銷量百萬、被翻譯成30種語言、在全世界廣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書用上百張全彩的裸體卡通圖文並茂描述了自慰以及兩性和同性之間的各種正常、非正常性行為的動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種避孕措施和墮胎。作者宣稱“孩子有權知道”所有這些信息。[42]該書的主題是，各種性行為都是“完全正常”的選項，不做任何道德評判。

一本廣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訴孩子，有些宗教認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決定這些信息對你來說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的，是非對錯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國公立學校基本上有兩大類性教育課程，一類是前面敘述的主要性教育組織大力推動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類是節制欲望教育（不談避孕話題），鼓勵學生節制欲望，將性行為延遲到結婚。

不可否認，社會道德，尤其是性觀念普遍變異；對神的信仰式微；媒體、互聯網上色情資訊泛濫，無一不在拖著孩子滑向墮落的深淵。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導教育界的情況下，大多數奉行“價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學校不願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為是可恥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誡命作為根本來教育孩子是非對錯。即使節制欲望教育也只能從未成年人生理心智發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懷孕對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貞潔對於未來婚姻關系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勸說，當然效果也會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個熱門話題。社會各界的討論都圍繞“安全”這一主題，專註於降低少女懷孕、性傳播疾病這兩大指標。然而學校裏公開教授少年兒童“性知識”本身必然導致和婚姻分離的“性”，違背傳統的性道德。但即使這兩大指標因此下降為零，就真的“安全”了嗎？性觀念比美國更加“開放”的歐洲，確實通過“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懷孕率低於美國。有人對此高興，有人對此憂慮。不論哪種結局，魔鬼都達到了敗壞人類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個新的教條在美國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就是所謂“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眾而產生的自信和尊嚴感。但是美國學校倡導的自尊卻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課程設計：以自尊為名降低難度》中描述了目前學校非常普遍的現象，學生們關註自己的分數，而不是關註自己到底學到了什麼和付出了多少。為了迎合學生的分數要求，教師們不得不降低教學要求和考試的難度，但這只會讓不努力的學生更加不努力學習。作者的同事們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甚至認為學校如同子宮一樣，是一個隔絕外界的所在，以便學生獲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發展。所有的關註點都是學生的“自我感覺”，只是照顧學生的情緒。[44]

正如很多論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條混淆了原因和結果──自尊是努力的結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不是因為感覺良好而成功，而是因為成功而感覺良好。

這種錯誤的“自尊”觀念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心理治療式教育的副產品，其後果是培養了大批具有“權利意識”的“受害者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年輕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語言刻畫出這種常見的心態：“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什麼時候做就什麼時候做，沒有人或事可以阻擋我。”[45]

美國教育以貌似充滿溫情與關愛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觀念和自我中心主義，培養出不講道德、不負責任、只關心自我感覺而不考慮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輕一代，已經對社會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復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美國建國後很長時間之內，聯邦政府並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會和各州的事情。聯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於1979年。此後教育部的職權不斷擴大，時至今日，教育部對教育政策的操縱權、教育經費的劃撥等方面的權力都遠超從前。曾經對教育擁有很大發言權的家長、學區、州政府，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聽命於聯邦政府的官員，換句話說，家長和學區漸漸喪失了對教什麼、怎麼教的決定權。

必須指出的是，權力是中性的；權力的擁有者可以運用權力做壞事，也可以運用權力做好事。單純的權力集中不一定是壞事，還要考察擁有權力的人和機構是如何運用權力或者運用權力達到什麼目標的。美國教育的權力集中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共產邪靈也千方百計地滲透進各級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層當中。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做出錯誤的決定，影響面就會很大，並且少數清醒的個人很難與之抗衡。

教育集權化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在短時間內無法看到教育政策的歷史發展過程和其影響範圍。很多人的業務範圍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們的疑惑，但大部分人都沒有時間、精力、資源和勇氣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對政策表示質疑，但手裏沒有拼圖的其它部件，他們面對上級的時候除了唯唯聽命，很難有所作為。[46]每個人都成為龐大機器上的一部分，他們不易看到自己的決策或者行為會給學生或者社會造成什麼後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當，邪靈此時正好乘虛而入，各個擊破。

此外，教師學院、出版社、教育認證機構、教師認證機構等部門都對教育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也成為魔鬼滲透的目標。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本書第九章討論了共產邪靈對工會的操縱和利用。美國的教師工會也成為教育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師工會關註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學質量，不把學生的成績與教師的業績掛鉤，而是成了獎勵失敗、保護不稱職雇員的職業組織，讓許許多多想要在教育事業上有一番作為、真正為學生付出的教師成了犧牲品。

特蕾西‧貝利（Tracey Bailey）是佛羅裏達一所高中的科學老師，1993年獲得總統頒發的年度國家教師獎。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說他很高興他的工會成員獲此殊榮。然而真相是貝利已經退出了工會。她相信大型的教師工會正是造成美國教育失敗的關鍵原因，工會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她說，工會只是保持現狀的特殊利益集團、獎勵平庸和無能的系統的一根支柱。[47]

美國的主要教師工會資金充足、影響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遊說團體之中。教師工會成為阻礙教育系統內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礙。以全國教育協會下屬的加州教師工會（CTA）為例，它有龐大的資金，可以通過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來實現其主張。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憲法中加入第174號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許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學金券（school voucher）從而自由選擇學校入學。結果CTA大力阻撓該提案。一家漢堡連鎖速食店曾為174號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強迫學校解除與該公司的商業合同。[48]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共產主義一個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從孩子一出生就把他從父母身邊帶走，由社區或者國家統一養育。實現這一點並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變通的辦法，悄悄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在共產國家裏，邪靈鼓動學生與資產階級的父母斷絕關系，或者用應試教育延長學生在學校裏的時間，減少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在西方國家裏，排除家庭的影響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盡量延長學生的在校時間，降低兒童入學年齡，不讓學生把課本和學習材料拿回家，不鼓勵學生把有爭議的內容講給家長聽。

“澄清價值觀”類課程離間學生和家長之間的關系。比如一個參加“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的家長反映說，“好像家長永遠是被用負面的方式呈現的。故事有可能是關於一個父親和他的孩子，父親總是十分專橫、過於嚴厲，總是不公正。”這些課程的潛臺詞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們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時由於法律規定，學生參加某些活動必須首先取得家長的同意，這時學校往往用一些誤導的、模棱兩可的語言讓家長難知其詳。如果家長抱怨，學校當局或學區有一整套辦法拖延、推諉、敷衍，比如說家長不具備教育的專業知識、別的學區都在做同樣的事、整個學區只有他們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長都沒有時間和資源與學校或學區耗下去，而且學校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學生過幾年長大也就離開這所學校了，家長一般會選擇息事寧人，隱忍不發。況且孩子是學校的人質，家長不敢過分得罪學校當局，只好忍氣吞聲，不了了之。當家長抗議學校的做法時，學校或者學區就給家長貼上“極端分子”、“搗亂者”、“宗教偏執狂”、“狂熱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標簽。這樣做可以嚇阻其他家長，使他們不敢發出反對的聲音。[50]

（4）用復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前文引用過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國弱智化》一書開篇就指出，針對美國年輕一代的戰爭，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爾式的辯證法（退一步進兩步，必要時妥協，用間接方式達到目的等──引者註）；漸進主義；語義欺騙，即重新定義語詞蒙騙對方，使對方糊裏糊塗地接受不利於自己的條件。

施拉芙麗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她在《教室內的兒童虐待》一書序言中說，心理治療式的課程使用了一種特殊術語，防止家長了解課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術語包括：行為調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階批判式思維、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幾十年來，美國的教育工作者制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術語，像“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經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y-based）”、“以成果為基礎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個人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學生—老師交互式教學（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單獨看來，有些概念不無道理，但聯系語境考察使用這些術語的後果就會發現，它們背後的真實目的是抹黑傳統教育，推進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實質，它們都屬於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謂“伊索式語言”、“奧威爾式語言”。解讀這類語言的訣竅在於“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蓋連表面都不太理解；“終身學習”就是掩飾眼下的學習不太成功，其余仿此。[52]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沒有人敢叫它叛國》分析了30年代的一次教科書改革。這次改革把歷史、地理、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內容都綜合到一套教科書當中。這套書拋棄了傳統教科書的內容、理念和編纂方式，貶低美國英雄和美國憲法，反宗教、鼓吹對個人生活的社會主義式控制。[53]

這套教材因為過於龐大而且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的範圍而沒有受到各個學科專家的關註。很多年後，當公眾認識到問題起而反對時，已經有500萬學生學習了這套課本。現在美國的中小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civics）等變成一門“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後的思路是一樣的。

堅持原來的學科界限，使任何對教科書的修改都變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專家和家長的質疑和抵制。把原來的幾個學科混雜在一起，新編的教材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專家難以對超出自己專業的內容進行判斷，使教科書通過審核、被學區和社會接受變得相對容易很多。十幾年、二十年後，也許會有人發現這套教科書背後的陰謀，開始發聲的時候，學生已經長大成人，老師已經習慣於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經絕無可能。即使有少部分人認識到教科書的嚴重缺陷，他們的聲音也很難被社會大眾聽到，更不可能影響教育的決策過程。如果反對聲音很大，正好趁機發起下一輪改革，進一步稀釋傳統內容，塞進左派觀念，幾輪改革下來，新一代學生已經離傳統隔了好幾個層次，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了。

美國教科書的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說是因為知識的更新換代加快，但事實上中小學階段學習的基礎知識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那麼為什麼還要出那麼多不同的教科書、教科書還要不斷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競爭，為了追逐利潤，不讓學生多年重復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沒錢可賺，實際原因和學科重組的原因相似，都是為魔鬼變異教材提供便利條件。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從上世紀50、60年代以來，美國教育像走馬燈一樣，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帶來期望中的教育質量的提升。1981年美國學生的SAT成績達到了歷史最低點，觸發了《民族在危機中》這個報告的出臺，也觸發了教育的“重回基礎”運動。為了改變美國的教育窘狀，90年代之後的幾屆政府都相繼出臺了規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緣木求魚、抱薪救火，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帶來更難以解決的問題。[54]

我們相信，絕大部分參與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誠地想為學生和社會做一些好事，但由於受到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常常事與願違，很多這樣的改革從效果上都推進了魔鬼的計劃。正如魔鬼在其它領域的“改革”一樣，魔鬼滲透的教育改革並不期待“畢其功於一役”。改革的成功並不是它的目標，事實上，每一次改革從設計之初就是註定要失敗的，好為下一次“改革”提供借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層變異，直至徹底讓人遠離傳統。這就是魔鬼“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不要以為到那個時候，人們會為傳統的淪喪感到惋惜。不，當你提起這個話題的時候，人們只會天真地問：“傳統，那個詞是什麼意思？”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共產邪靈敗壞教育的目標，在西方是通過進步主義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經過了幾代人逐步達到的。中國雖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積澱，但邪靈利用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當時人們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誘導中國人采用了激進的手段，在數十年間迅速割裂傳統，讓人摒棄傳統價值，達到敗壞教育、敗壞人類的目的。

20世紀初， 當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開始腐蝕美國不久，他的中國弟子們也紛紛學成回國，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鋒。利用當時中國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堅炮利橫掃、知識分子急於尋求民族自強之路的善良願望，魔鬼引誘中國人掀起了一場激烈否定傳統的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其實是一場文化破壞運動，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新文化運動”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分別是杜威的弟子胡適、後來的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以及後來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中共另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在後期也成為這場文化運動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運動以中國傳統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弊端為借口，將中國的百年積弱歸咎於傳統“綱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為主張，將傳統文化視作“舊文化”，將一切西方文化視作“新文化”，以“科學”和“民主”的口號批判傳統信仰。這場運動成為隨後更激烈的“五四”運動之先導，掀起了徹底顛覆傳統倫理價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時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入侵中國，生根、發芽和壯大奠定了基礎。在教育界，新文化運動帶來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話文”運動。在胡適的提倡下，小學國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話文。這樣，一代人之後，多數中國人幾乎讀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經》、《黃帝內經》等等傳統經典只是學者專業研究的內容，與普通學生無緣，中國輝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擺設。

神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安排了書面語言（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中國歷史上經歷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遷移，從而使口語不斷發生變遷。但由於寫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使其保持大體上的連續不變。清代的學生依然可以讀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這使中國文化傳統藉文字而延續數千年不斷。共產邪靈誘騙中國人從語言上斬斷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和口語合二為一的白話文也使其易於進一步摻雜變異語言，把中國人進一步推離傳統。

中共建政前後的“掃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采用直白的洗腦灌輸，掃盲班和小學一年級學生學的頭幾句話就充分體現“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毛主席萬歲”、“萬惡的舊社會”、“萬惡的美帝國主義”……這和漸進主義教育在兒童讀物中摻入“海瑟有兩個媽媽”等變異理念，方式上雖有鮮明的對比，本質上都是意識形態的灌輸。前一種方式教育出來的孩子長大之後會主動維護中共暴政，在互聯網上謾罵攻擊談論普世價值的人；後一種教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以“歧視”為由不允許發言者談傳統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重點是大中學校園。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強迫他們放棄傳統道德準則，放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觀，采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舊時代”培養出來的教授，要反復檢討、坦白，接受同事、學生的揭發、批判，連潛意識中隱藏的“反動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擊”而是“猖狂攻擊”無產階級。當然這比“敏感度培訓”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無法忍受羞辱和壓力而選擇自殺。[55]

隨後，中共在大學裏開展了“院系調整”，大量壓縮、合並、取消原大學裏的哲學、社會學等人文科系，許多綜合性大學只剩下蘇聯模式的理工科，因為若延續民國時期自由的學術氛圍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和學生對政治、社會問題必然有獨立的思想觀點，這是中共暴政無法容忍的“威脅”。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成為所有學生的必修課。整個過程在兩三年之內完成，這和魔鬼在西方通過一代人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從而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塞進大學，動作相反，速度差異很大，但效果卻差相仿佛。

中共1958年開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點是：首先，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在黨委領導下組織學生編寫教學大綱、教材。北大中文系60個學生經過30天時間，就編寫了一部長達7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56]這充分實現了進步教育強調的以“學生中心”、“探索式學習”、“合作式學習”的教學法，學什麼、怎樣學都由學生自己商量決定。目的很明確，就是破除對權威的“迷信”（實質是灌輸反傳統理念），放大學生自我中心主義，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礎。其次，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各學校都辦工廠，在大躍進高潮中師生大煉鋼鐵、開墾農田。連人民大學這樣的純社科大學都辦了108個工廠。這名義上是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實際上是讓學生啥也學不到。

此後的“文化大革命”，學生被發動起來，砸碎一切和傳統文化沾邊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詳見本書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運動遙相呼應。文革爆發後，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共於1966年6月13日下發大學招生改革的通知，實施“糾偏行動”：取消大學入學考試，大量招收“工農兵”學生。文革中電影《決裂》反映了這種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貧農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夠，但憑兩手幹農活磨出硬繭而獲得入學資格。校長認為：“文化低，能怪我們嗎？不能！這筆賬只能算在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壓迫者）身上！”當代西方就有教授發表論文表示數學考試會導致種族歧視（因為某些少數族裔的學生數學成績比白人學生低）。[57]也有教授發表論文說，按照男生更高的數學水平要求所有的學生，造成對女生的性別歧視。[58]憑硬繭上大學和將數學成績低歸罪為種族、性別歧視，都是魔鬼把學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後中國恢復了高考。從此“高考”成為教育的指揮棒，中小學教育完全以高考為最終目的。大批學生在這種功利教育制度下成為只會考試的機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也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傳統斷絕的學生的頭腦中，是非善惡完全按魔鬼的標準衡量。因此911恐怖襲擊之後，大批學生歡呼；小學生宣稱“長大要當貪官”；大學生賣淫、代孕成為各大學的新“風景線”。魔鬼已劫持了我們的下一代。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教育承載著一個國家、民族與人類文明的未來，是百年、千年大計。回顧百年來的美國教育，在共產邪靈的滲透和影響下，已經千瘡百孔，家長、老師被限制得無法給予學生很好的教養，本應讓學生們成才的學校成為放縱學生、把他們引入歧途的重要場所。學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與各種惡習、亂象、反傳統與反社會的風潮讓全社會感到揪心。共產魔鬼正在吞噬人類的後代與未來。

出版於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列出的45個共產黨的目標中關於教育的目標是：“控制學校；把學校作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傳的傳送帶；弱化課程；控制教師聯合會；把黨的路線寫進教科書。”[59]放眼美國教育，這些目標不僅已經實現了，而且情況更加嚴重。由於美國的強大政治經濟實力，美國文化也是全世界其它國家仰慕和效仿的對象，大部分國家都以美國為楷模進行教育改革。美國的教學理念、教材、教學方法、學校管理等影響了很多國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教育，就等於改變了全世界的教育。

創世之初或人類文明敗壞時，會有覺者或聖人出世。這些覺者或聖人恰恰是一群被稱為“老師”的人，如古希臘文明的奠基人蘇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書中，耶穌也稱自己為老師；釋迦牟尼佛有十個名號，其中一個是“天人之師”；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師。他們告訴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與人相處，提升道德。

這些被稱為“老師”的覺者和聖人，是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他們的言語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態，成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經典。他們所傳授的價值觀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讓每個個體達到心靈健康的大道。而心靈健康的個體，才是保證社會的健康的基本要素。無怪乎這些最偉大的教育家說出了相似的結論：教育是為了培養至善的品德。

曾被實踐幾千年的東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傳給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貴的經驗和資源。根據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備是評判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在人類教育回歸傳統的過程中，古典教育的寶藏值得我們去鍥而不舍地挖掘、學習。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這是美國國父們希望的社會形態。道德高尚的人，會得到神的賜福，憑著勤勞和智慧獲得物質上的充裕和心靈的滿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讓社會代代繁衍、生生不息。這是那些覺者和聖人──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對今天的人回歸傳統教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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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Nation at Risk, https://www2.ed.gov/pubs/NatAtRisk/risk.html.
[2] 同上。
[3]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Penguin, 2008), Chapter One.
[4] John Taylor Gatto, Dumbing Us Down: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Gabriola Island, BC, Cand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12.
[5] Charles J. Sykes, Dumbing Down Our Kids: Why American Children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but Can’t Read, Write, or Ad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5), 148-9.
[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4.
[7] Charlotte Thomson Iserbyt, The Deliberat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 A Chronological Paper Trail (Ravenna, Ohio: Conscience Press, 1999), xvii.
[8] Quoted from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invisibleserfscollar.com, 2013), 48.
[9]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9.
[10]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5-46.
[11] “Ten Most Harmful Book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Human Events, May 31, 2005, http://humanevents.com/2005/05/31/ten-most-harmful-books-of-the-19th-and-20th-centuries/.
[12] Mortimer Smith, 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49). 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參看Arthur Bestor, Educational Wastelands: The Retreat from Learning in Our Public Schools, 2nd ed. (Champaig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1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Florissant, Missouri: Liberty Bell Press, 1964), 99.
[14] I. L. Kandel, “Prejudice the Garden toward Ros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8, No. 1 (Winter 1938-1939), 77.
[15] Christopher Turner, “A Conversation about Happiness, Review – A Childhood at Summerhill,” The Guardian, March 28,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r/28/conversation-happiness-summerhill-school-review-mikey-cuddihy.
[16]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Chapter 3.
[17]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Chapter 7.
[18] Joanne Lipman, “Why Tough Teachers Get Good Resul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7,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ough-teachers-get-good-results-1380323772.
[19] Daisy Christodoulou, Seven Myths about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20] Diane West, The Death of the Grown-Up: How America’s Arrested Development Is Bringing dow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1-2.
[21]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back cover.
[22] John Taylor Gatto, The Underground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choolteacher’s Intima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blem of Modern Schooling (The Odysseus Group, 2000), Chapter 14.
[23] Diane Ravitch, “Education after the Culture Wars,” Dædalus 131, no. 3 (Summer 2002), 5-21.
[24] Steven Jacobson, Mi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5), https://archive.org/details/pdfy-6IKtdfWsaYpENGlz, page 16.
[25] Katherine Kersten, “Inside a Public School Social Justice Factory,” The Weekly Standard, February 1, 2018,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inside-a-public-school-social-justice-factory/article/2011402.
[26] History Social-Science Framework (Adopted by the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July 2016, Published by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acramento, 2017), https://www.cde.ca.gov/ci/hs/cf/documents/hssfwchapter16.pdf, p. 431.
[27] 同上，頁391。
[28] Stanley Kurtz, “Will California’s Leftist K-12 Curriculum Go National?” National Review, June 1, 201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will-californias-leftist-k-12-curriculum-go-national/.
[29] Phyllis Schlafly, ed.,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Alton, Illinois: Pere Marquette Press, 1984), 13.
[30]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35.
[31] Quoted from B. K. Eakman, Clo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Eradicating Morality through Education (Lafayette, Louisiana: Hunt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98), 109.
[32]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16-17.
[33]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6.
[34]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Chapter 3.
[35] “Death in the Classroom,” 20/20, ABC Network, September 21, 1990. Available a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iY6Fz6Few.
[3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8.
[37]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2.
[38]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45.
[39] “We Teach Children Sex… Then Wonder Why They Have It,” Daily Mail, August 1, 2004, 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312383/We-teach-children-sex–wonder-it.html.
[40] “Focus on Youth with ImPACT: Participant’s Manua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effectiveinterventions.cdc.gov/docs/default-source/foy-implementation-materials/FOY_Participant_Manual.pdf?sfvrsn=0.
[41] Robert Rector, “When Sex Ed Becomes Porn 10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ugust 27th, 2003, https://www.heritage.org/education/commentary/when-sex-ed-becomes-porn-101.
[42] Rebecca Hersher, “It May Be ‘Perfectly Normal’, But It’s Also Frequently Bann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September 21,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9/21/350366435/it-may-be-perfectly-normal-but-its-also-frequently-banned.
[43]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53.
[44]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erseus Publishing, 2000), 1-3.
[45]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17.
[46] B. K. Eakman, Educating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Portland, Oregon: Halcyon House, 1991), 129.
[47] Sol Stern, “How Teachers’ Unions Handcuff Schools,”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1997,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how-teachers%E2%80%99-unions-handcuff-schools-12102.html.
[48] Troy Senik, “The Worst Union in America: How the 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 Betrayed the Schools and Crippled the State,”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2012,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worst-union-america-13470.html.
[49]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9.
[50] Samuel Blumenfeld and Alex Newman, Crimes of the Educators: How Utopians Are Using Government Schools to Destroy America’s Children (Washington D. C.: WND Books, 2015), Chapter 14.
[51] Phillis Schlafly,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14.
[52] 參見Valerie Strauss, “A serious Rant about Education Jargon and How It Hurts Efforts to Improve School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5/11/11/a-serious-rant-about-education-jargon-and-how-it-hurts-efforts-to-improve-schools/?utm_term=.8ab3d85e9e45.
[5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104-106.
[54] 比如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 Standards）受到社會的批評和質疑，原因包括該標準塞進大量圖解左派意識形態的所謂“知識性閱讀材料（informational texts）”，很多文學作品包含露骨的色情描寫，降低數學標準等。請參考：Duke Pesta, “Duke Pesta on Common Core – Six Years La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Rr6nBEnz4, Diane Ravitch, “The Common Core Costs Billions and Hurts Students,”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4/opinion/sunday/the-common-core-costs-billions-and-hurts-students.html.
[55] 這方面例子很多，可參見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香港：時代批評社，1962），網絡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zjw1959/06.htm#2。
[56] 羅平漢，〈1958年的教育革命〉，《黨史文苑》，第34期。
[57] Robert Gearty, “White Privilege Bolstered by Teaching Math, University Professor Says,” Fox News, October 24,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10/24/white-privilege-bolstered-by-teaching-math-university-professor-says.html.
[58] Toni Airaksinen, “Prof Complains about ‘Masculinization of Mathematics’,” Campus Reform, August 24, 2017, https://www.campusreform.org/?ID=9544.
[59]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發稿：2018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