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仙女”嚴鳳英的文革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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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蓁

“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帶笑顏。”一曲傳唱大江南北的《天仙配》，成就了中國五大劇種之一的黃梅戲，更讓人們記住了一個墜落凡間的“七仙女”——嚴鳳英。

或許還有很多人不了解，戲臺上仙凡相戀的故事本源，其實講述的是孝感動天的美德故事；嚴鳳英在戲曲名家的光環背後，則有一段含冤莫白、血淚無限的傷痛記憶，至今仍是國民不堪回首的人間慘劇。而為歷史設下重重迷障的幕後元兇，正是竊取大陸政權的中共。

學戲，以生命為賭註

1930年，嚴鳳英出生於安徽桐城，乳名鴻六。這個戲曲界的精靈，恰恰生長在黃梅戲之鄉。在她成名以前，黃梅戲只是山村草臺上的地方小戲，唱戲的人更為鄉鄰所不齒。桐城人幾乎都會哼唱一兩句小調，但如果有人以歌戲為職業，便會受到家族的懲罰。嚴鳳英自小耳濡目染，便愛上了黃梅戲，13歲時偷偷跟同族的藝人嚴雲高學藝。

天生的好嗓子加上生動的表演力，使嚴鳳英很快成為戲班裏的佼佼者，別人學三遍才會的戲，她能一遍成功，大約一年後便登臺獻唱。

女孩學戲觸犯了宗族的禁忌，她差點被族人沈塘。為了保命，嚴鳳英只得背井離鄉，走上搭班唱戲的賣藝之路。她在江淮一帶漂泊，結識丁永泉等老輩黃梅戲名家。每當老前輩在臺上演出，嚴鳳英都用心觀摩，一點一滴模仿。再加上女子特有的細膩天性，她演繹旦角越發得心應手。

過去的人除看戲外，更講究“聽戲”，因而對演員唱功的要求非常嚴格。老藝人常常訓練她，唱戲必須唱到前後左右的觀眾都能聽清的境界。因在草臺唱戲，四面都有觀眾，如果遠處的人聽不到，就會喝倒彩、扔石頭起哄；如果聽不清，就會諷刺演員“嘴裏含個蘿蔔”。

為了滿足觀眾的要求，嚴鳳英每天堅持吊嗓子、練身段，唱完戲後還會特地詢問站得最遠的小販，有沒有聽見、聽清。草臺搭戲的演藝經歷，助她錘煉了精湛的技藝。

黃梅戲一行歷來有“男怕《會母》，女怕《辭店》”一說，因《小辭店》要求旦角在臺上演唱50多分鐘，最考較功夫。而嚴鳳英15歲時就能從容駕馭此劇的主角柳鳳英，也因此更名“嚴鳳英”，在戲曲界嶄露頭角。她的唱腔明快清圓，演技惟妙惟肖，更善於吸收京劇、越劇、民歌等傳統藝術的長處，表演風格自成“嚴派”一家。

就在嚴鳳英醉心曲藝事業的發展時，戲外的世界，由於中共的建政，早已換了人間。50年代以來，中共一邊打著“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的旗號，一邊殘忍地把響應政策的社會精英劃為“右派”，並加以迫害。那麼嚴鳳英在這場政治漩渦中如何選擇呢？

“七仙女”背後的故事

1951年，嚴鳳英在安慶“群樂劇場”演出。這時中共幹部與“新文藝工作者”滲入演藝界，“幫助”嚴鳳英等“舊社會”的藝術家接觸“新文藝思想”。由於受到中共謊言的毒害，她陷入“舊社會把我當成草，新社會把我當作寶”的荒謬邏輯中，對中共、“新社會”充滿感激之情。因而，嚴鳳英除了表演《打豬草》《鬧花燈》等傳統戲外，還唱改編戲，為中共的土改、反霸、抗美援朝等運動塗脂抹粉。

在大環境的影響下，家喻戶曉的《天仙配》為宣傳中共的婚姻法而出現。中國人從古代到民國時期，對待婚姻大事都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要經過合八字等諸多儀式，體現了敬天信神的理念。中共占領大陸後，於1950年頒布“新婚姻法”，歪曲傳統婚姻為包辦、買賣婚姻，鼓吹自由婚戀。為推廣新法，傳統戲《天仙配》被路洪非等“新文藝家”篡改成符合一部政治需要的新劇。

1953年，嚴鳳英調入安徽省黃梅戲劇團，一年後參加華東區戲曲會演，並首次飾演“新天仙配”的旦角七仙女。

1955年，上海電影制片廠翻拍電影，嚴鳳英經典的七仙女形象就此確立。片中，原本奉旨下凡的七仙女成了私自下凡，秀才董永變成農民，主動焚契並贈送董永銀兩的傅員外成了百般刁難的惡霸……面目全非的《天仙配》淪為當權者操縱的工具，卻成為多年來紅遍海內外的藝術影片。

伴隨著電影的轟動效應，黃梅戲一躍成為全國大劇種，社會上湧現出一系列跟風的戲曲電影；一心一意遵照中共政策的嚴鳳英，也成了為黃梅戲做出巨大貢獻的藝術大師。

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後，包藏不住中共敗壞傳統文化、毀滅國民道德的禍心。1966年爆發的文革運動，將神州大地變成血腥的修羅場，那些追隨中共的文藝家幾乎沒能逃脫厄運的降臨，嚴鳳英幾乎是被迫害得最慘的一位。

莫須有的反革命罪名

遭文革批鬥，對嚴鳳英來說是一場無妄之災。初期，她因為演唱黃梅戲，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線人物”“封資修代表”等荒唐的罪名，屢遭“文批武鬥”的折磨。嚴鳳英感到茫然：為民眾唱戲、受民眾歡迎、在“舊社會”受壓迫、在“新社會”要求進步，怎麼都成了罪行？

1968年3月，因受四年前“天津黑會”反江青運動的牽連，她與一批文化精英，被汙蔑成“圍攻樣板戲，反對江青”的罪人。

與嚴鳳英一同蒙冤的柏龍駒說，這次定罪發生在文革的第三年，中共“需要擴大‘戰果’來證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時性’”，便“拋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來‘祭旗’”。而他們反對樣板戲的直接罪證，來自對觀摩現代京劇一事的造謠和汙蔑。

1964年，江青在北京發起全國性的京劇現代戲會演，安徽省以省委宣傳部的徐味為首，組織七人觀摩小組北上觀戲。在省文化局工作的柏龍駒與嚴鳳英等三位戲曲演員隨後進京，在人民大會堂觀看“革命現代戲”《智取威虎山》。看戲時，他們僅從專業角度發表幾句評論。沒想到四年後，這次北京之行被官方定義成“有預謀、有計劃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大罪。安徽省觀摩組與嚴鳳英一行人，都成為重點審查對象。

1968年4月5日，政府機關報《紅安徽報》發表歪曲事實的社論：1965年（時間誤寫），徐味為首的“代表團”與“戲劇界的牛鬼蛇神”，圍攻江青的革命現代戲。報上說：“這是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沒有批判處理。”次日，劇團內外的造反派輪番提審嚴鳳英等人。

柏龍駒記得，那天是周六，造反派扣下嚴鳳英，逼她揭發省委、宣傳部、文化局等一幹人的反動證據。尚存道德底線的嚴鳳英明白，這是要通過她制造一大批冤案，因而緘口不言。一直僵持到晚飯時分，造反派才放她回家，但命令她下周一上午上交材料，否則後果自負。嚴鳳英想不通，為什麼造反派要逼她出賣良心。周日晚，她冒著“串供”的風險來到柏家，傾訴內心的委屈與困惑，臨走前留下一句話：“我站得直做得正，只是眼前難熬啊！”

在死神面前的批鬥

4月7日夜裏，嚴鳳英痛苦呻吟，丈夫王冠亞驚醒後發現了她的絕命書，才知道妻子偷偷服下大量安眠藥求死。王冠亞只好一面叫長子請醫務室的醫生搶救，一面帶著妻子的書信，向進駐劇團的軍代表劉萬泉求救。豈料劉萬泉不顧人命，帶著幾個造反派直闖王家，對神智尚清的嚴鳳英進行“床前批鬥”。

劉萬泉等人不理會王冠亞的苦苦哀求，怒斥嚴鳳英，自殺是“叛黨行為”、“對抗文化大革命”，足足折騰了半個多小時。直到她眼不能睜、口不能言、淚流滿面、口吐白沫時，這幫人才揚長離去。王冠亞趁機把妻子送到了附近醫院的急診部。那時自殺的“反革命”如果沒有單位介紹信，醫院一律拒收，而且認為“反革命死一個少一個”。王冠亞不敢離開妻子，只好讓長子再去求劉萬泉。

幾經周折，長子拿來了介紹信，醫生檢查後卻安排嚴鳳英轉移住院部。從市中心的急診部到郊區的住院部，嚴鳳英早已錯過最佳搶救時機。到了住院部，她一身單衣，躺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等待救治。兩個年輕的醫生為她施救，卻不見效。王冠亞看到一個老醫生戴著“反革命”的黑色袖章打掃廁所，上前求他診治。老醫生卻說：“他們叫我醫，我一定醫！”但是，沒有人敢替“反革命”做主。

就在造反派的批鬥、親人的焦慮與醫護人員的互相推諉中，嚴鳳英於1968年4月8日清晨5點停止了呼吸。還差5天，就是她的38歲生日。

屍骨未寒 解剖尋罪證

對生命最殘忍的方式，莫過於致人於死地，但是代表中共意志的軍代表，卻要千方百計地繼續迫害死者。劉萬泉出面，“揭發”嚴鳳英是國民黨特務，喝令醫生當場解剖她遺體，尋找她吞下的“罪證”——發報機和照相機。為了這個不合常理的罪名，沒有學過解剖的醫生拿來醫用小斧，當眾剖屍。

他先脫去嚴鳳英的衣服，用斧頭從咽喉一直砍到腹部，除了100多片安眠藥，什麼罪證都沒找到。劉萬泉還不死心，下令繼續“深挖”。醫生一斧劈開屍身的恥骨，致使膀胱破裂，噴出尿液。殺人魔鬼這才停下迫害的黑手。

事後，劉萬泉被評為“活學活用毛著的積極分子”，還被調任到外省保護起來。文革結束後，安徽省派出的調查組找到他詢問嚴鳳英一案，他對自己的行為供認不諱，而且振振有詞稱自己是奉命行事。他說，文革就是要打倒“反革命分子”，“在安徽，不打嚴鳳英打誰呀！”

......

1978年，嚴鳳英在悲慘離世的十年後，得到平反的虛名，而中共官方仍然在維護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對當年的真相諱莫如深。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條約》規定，任何以極端殘暴的方式迫害或大規模殘害他人的行為，即反人類罪。文革時期出現的反人類罪犯，何止劉萬泉一個？中共執政至今犯下的反人類罪，又何止文革一次運動？

七仙女“私闖”人間，嚴鳳英錯信中共，一同成為文革運動的犧牲品。善良的人們都希望，文革會是中華民族的最後一場劫難。然而中共對歷史的極力掩蓋與“有保留”地反思，恰恰在警示人們，在中共體制之下，文革式的人間慘劇不會結束。

發稿：2017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