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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節春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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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

【明心網】丹伯裏制帽工人案

美國人在發生利益沖突的時候,通過司法途徑尋求解決的傳統,也在一個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眾運動"中,註入了理性的規範。第一個走上法庭的著名罷工案件,是丹伯裏(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康尼迪格州丹伯裏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訴訟,告工人妨礙貿易,違反了反壟斷法律,因為美國勞聯的制帽工人工會組織工人抵制這家公司,原因是這家公司不許工人組織工會。

這個案子用了幾年時間在聯邦法院裏一級一級上訴。1908年,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了對工人不利的裁決。這個裁決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為勞動者或消費者對某公司實行"直接抵制",比如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罷工,或不為這個公司雇傭,這種直接抵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強迫其它的公司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強迫別人不和這個公司合作(例如罷工期間不準其他人上班),這樣的"二次抵制"是非法的。也就是說,你自己可以抵制,但是不能強迫別人和你一樣去抵制。法庭對丹伯裏的184名制帽工人作出25萬美元的罰款。在最高法院裁決以後,全美勞聯發起募捐,為184名制帽工人償付罰款,以免他們的房子財產被沒收。

這個裁決發出了兩個信息,第一,司法訴訟有可能成為解決勞資沖突的途徑,工會一方和雇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這樣的途徑,也都有必要知道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非法的。第二,工會對公司的抵制,只能在"直接抵制"的範圍裏進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明確規定二次抵制非法,從此以後,類似的二次抵制在美國工會運動中就消失了。不過,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據憲法的言論自由條款,工會可以在商家門口樹立宣傳標語和宣傳員,告知民眾,他們要抵制的某公司的某產品是"不公平的",號召民眾"不要購買",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說這些賣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號召民眾不去購買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後面這種做法就是"二次抵制",就是非法的了。

在這裏,美國司法獨立和司法系統在建立"公正"信譽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國民眾的法律文化,這對事態發展走向良性循環起了極大作用。假如沒有這一條,法院無理偏袒政府或企業,工人不服就沖擊法院,那就真正是亂成一團,沒有解藥了。

1909年,兩萬制衣廠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幾乎都是東歐新移民,在制衣女工工會的旗幟下,發動罷工,她們得到了廣泛的公眾支持,最終爭取到了每周52小時工作和增加工資的條件。1910年,五萬制衣工人在紐約罷工。他們請出了著名律師路易斯•布蘭迪斯來談判。在他的努力下,這次罷工取得了重要的結果,不僅為工人爭取到了有利的報酬條件,而且開創了和平談判的範例。布蘭迪斯後來還擔任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從"黃狗契約"到民權法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的二十年,是美國工會運動的不穩定時期。戰爭期間,工人運動常常被誣蔑為不愛國的叛國活動,是反對美國的非法的陰謀活動。企業在雇傭工人的時候,常常要求工人在雇傭合約中簽字保證不參加工會。這樣的契約被叫做"黃狗契約"。

但是美國工會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工會就成為政治家們不可忽略的力量。到1919年,全美勞聯仍然有四百萬成員。在1924年大選的時候,全美勞聯號召工人既不要把票投給共和黨的候選人,也不要給民主黨的候選人,而是投給第三黨進步黨的候選人,一個對工人和農夫比較友好的參議員,結果進步黨在大選中得到百分之十七的可觀票數,從此令政治家刮目相待。

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美國民眾進入了現代史上生活最艱苦的年代,大批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率高達四分之一。也就是在這大蕭條的年代裏,聯邦政府開始了一系列幹預勞資關系的立法。這一過程一波三折,由此奠定了美國工人運動的基調。

1932年,福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1933年三月,羅斯福開始一系列旨在刺激經濟,養活失業工人,恢復全國信心的計劃。在他的敦促下,國會立法建立全國恢復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這個局的7a分部專門管工會的登記,負責保證工會的合法存在並以工會集體的力量和雇主談判。盡管7a分部並沒什麼實權,它的建立卻被千百萬工人看成是,政府為工人參加工會打開了綠燈。

全美勞聯立即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發展會員,他們的傳單上寫著:"羅斯福總統要你加入工會"!

可是,不久,由於聯邦政府的全國恢復管理局過度幹預私營經濟,最高法院在一次裁決中宣布,全國恢復管理局是違憲的,不再存在,7a分部也自然消失。然而,這個時候,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政治家認識到立法幹預勞資關系的重要性。無論是在經濟平穩的時期,還是在經濟蕭條的困難時期,勞工和資本的關系是一種互相依存、互相對抗而尋求雙嬴的關系,力量和利益必須在困難的協調下達到平衡,而政府必須在這樣的平衡過程中起積極的作用。這樣的思想,在以往政府不幹預經濟的傳統中是沒有的。

在紐約州的聯邦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的領導下,國會在1936年通過了國家勞動關系法,即瓦格納法。這是美國勞資關系史上第一個重要的立法。

瓦格納法的作用超出了當年的7a分部,為工會的存在奠定了牢靠的合法性基礎,明確規定工會有權代表工人和雇主展開集體談判。從此,這樣的集體談判是法律所要求的一項國家政策,雇主拒絕談判就是非法的。這項法案還提供保證,讓工人無記名投票選舉工會領袖,保護工會成員不受雇主的威脅利誘。

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對瓦格納法作出了修正。1959年,蘭德倫•格列芬法案(LandrumGriffinAct)對此又作出了修正。至今,這些法案仍舊制約和協調著美國工人運動和勞資關系。從此以後,罷工不再是美國工人和企業主對話的唯一手段,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手段。勞資對話開始從罷工示威現場轉向談判桌,而政府,特別是聯邦勞動部,有時候甚至是總統,成為勞資談判桌上的對話媒介和協調人。

此刻,美國工人終於意識到,在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化的法治國家裏,工人最強有力的武器,其實就是手裏的那張選票。就是這張選票,迫使政治家不敢輕視工人的利益和呼聲,從而立法來保障工人的應有權益。美國工會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教育工人方面,教育他們理解工人的利益所在,鼓勵工人登記選舉,積極參與各級政府官員的選舉。

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聯邦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大幅度地偏向社會弱勢群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實現了美國工人百年來夢想和爭取的目標。1963年,聯邦立法規定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別歧視。五年後,反年齡歧視法案通過,有效阻止雇主解雇和歧視40歲以上的工人。最重要的是1964年的民權法,由約翰遜總統在白宮簽字生效。約翰遜總統在簽字儀式上特地提到,這個歷史性的法案,如果沒有工人和工會的長期努力,是不可想象的。這個法案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美勞聯的主席說服羅斯福總統發布行政命令建立聯邦公平就業委員會。

在以後的年代裏,美國完善了一系列保障勞工利益的法律,如最低工資法。聯邦政府建立了公平就業機會辦公室,來負責監督和實施聯邦公平就業法。美國的工會也走上了和平鬥爭、談判妥協這樣尋求雙嬴的道路,在發生勞資利益沖突的時候,各方都意識到必須和政府合作,在法律的制約下尋找出路。每年勞聯產聯的大會,總統出席講話,已經成為一個傳統。

這幾年,美國發生過幾次大罷工,比如聯合包裹公司UPS的罷工。這些罷工最終都是談判妥協的,這些罷工都沒有對經濟、對民眾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由於"二次抵制"是非法的,因此,過去以罷工作為唯一手段的工人,是處於弱勢的;今天,在立法的支持,工會組織的強大,政府的中立協調,利用法律保護等手段下,人們大多把今天的罷工看作一種要求的姿態,一種工人力量和訴求的象征,人們都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在談判桌上進行的較量,談判和雙方的協調退讓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

一百年前美國的緊繃著的勞資張力被緩解了,一個雙贏局面在雙方的努力下逐步建立。


如果你生而是一個工人

記得當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就聽說了這樣的說法:"勞工神聖"!勞工怎樣神聖呢?我卻沒有去細想。我的前半輩子,在很長的時間裏,不是農民,就是工人。當農民尚且不提,即使是當一個工人,拿著最低時一天七角人民幣,最高時一個月36元人民幣,我並沒有任何可以討價還價的余地,也沒有選擇做哪一種工作的權利,因此那幾十年的日子裏,我從來也沒有再去想過,勞工是否神聖,勞工怎樣神聖。

到了美國以後,我還是工人,幹的是沒有什麼技術的粗體力活。在勞動節放假以前,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我們以前的春天的勞動節,這是秋天。我問了跟我一起幹活的年輕的工友們,"知道五一國際勞動節(May Day)嗎"?

答案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這真是不可思議。我還清楚地記得,小學裏出紀念紅五月的黑板報,我曾寫了一首贊頌五一節的詩,那裏面就有一句,"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現在來到了這五一節的發源地,人家居然一臉茫然,一絲一毫都不知道。

我又問,"會唱國際歌嗎"?答案是,沒有一個人聽說過。

以後,我逢人便問,終於問到了一個知道五一節也會唱國際歌的女士,不過她是德國移民,來自馬克思的故鄉。可是,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工人生活還很艱難的日子裏,很多大工業城市的工人是會唱國際歌的,那悲壯的戰鬥的歌聲曾經在工人的集會上響起過。

春天的勞動節和悲壯的國際歌在美國的淡出,說明了什麼呢?

我只想過,人生就是含辛茹苦,辛勤謀生是最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只有當我在這塊土地上身為一個工人,學著用我的美國工人朋友的思路看待生活的時候,我才理解,如果生而是一個工人,我們要的是什麼?勞工神聖,因為勞工和別人一樣,是平等的,既不低人一頭,也不高人一等。勞工不能讓人貶低,也不必受人贊美。勞工的利益在於,他們有權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那一份尊嚴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們還有權得到法律給予所有人的同樣的保護,勞工的權利第一條,就是他們有權組織起來成立真正代表他們自己利益的工會,當他們組織起來,能夠理直氣壯地利用法律保護自己利益的時候,他們才不再是可憐的弱者。

所以,在這初秋的日子裏,在勞動節,美國的勞工或出門度假,野餐,或休閑,聚會,這是他們的一個輕松的日子。春天的勞動節和悲壯的國際歌聲就這樣被淡忘了。

(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