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債不用血來還――公正、寬容和正義的世紀審判(上)

◎彭小明

【明心網】在新舊世紀交替的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前東德共產黨領導幹部在德國境內的終審判決終於下達。聯邦高等法院的裁定是維持原判,被告必須入獄服刑。主被告克倫茨不服審判,氣勢洶洶地表示,將向歐洲法院提出進一步上訴,後來也被駁回。

共產主義是本世紀從崛起到建立蘇聯東歐集團,又從集權走向崩潰的一場血腥的歷史悲劇。東德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審判案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性意義,而且還對目前尚未徹底崩潰的若幹共產黨專制國家中幹部和平演變發生相當的影響。套用一句共產黨人列寧的老話,“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東德的政權交替完全是和平交接,沒有任何暴力。對於這些黨中央高級幹部的審判也非常冷靜、理智,所以也最具有時代的意義。

平靜地去見馬克思

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最高領導人昂納克在柏林墻崩塌之後,一度賴在蘇聯不走,想請求庇護,可是戈爾巴喬夫並不願收留他,於是他覺得在蘇聯混不下去,只好回到德國。剛一回來,他就被關進了監獄,不久卻得到了保釋出獄的待遇。原因是經醫生會診已經確診,他患有晚期癌癥,來日無多。昂納克和他的妻子立刻飛往他的女兒居住的地方,南美智利聖地亞哥。在那裏,他只熬過了半年,平靜地去見馬克思了。

歷史無法倒轉重來

轉眼過了八年,一九九七年,人們對於東德政權的罪惡依然沒有忘懷,初審都是在九七年進行的。昂納克的繼承人東德前青年聯盟的領導人、東德最後一任黨中央總書記和總統克倫茨,也被柏林法庭傳喚到庭,接受審判。與他一起受審的還有另外兩名政治局成員。對於德國國家檢察院來說,克倫茨等三人的審判案,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都是東德舊案中最具有意義的一場官司。各方面的人們都註視著這次審判的結果。法官霍赫先生已在一篇審前預先聲明中提醒公眾說,想要使用今天的刑法手段來洗盡歷史的冤案,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受害人當年的命運昭告世人,歷史無法重新倒轉重來,血債無法用血來償還。

柏林地方法院。前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共產黨)總書記克倫茨已經預告了一場新聞記者招待會,在總判決結束一個小時之後舉行。可是歷史偏偏不由人算計,九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當審判長在莫阿比特法律宮五百號公堂上宣布判決的時候,他的嗓音因激動而顯得嘶啞起來,他念道:由於可能發生突然逃逸,所以不得給予免於拘捕待遇。然後他說:“克倫茨先生,因此,您必須被當庭逮捕”。

這一突如其來的決定是今年六十歲的克倫茨始料未及的。所有的自信突然之間崩潰下去,臉色慘白。他向他身邊的兒子張望時流露出蒼白的驚恐神色,盡管他向過去的同志們舉辦告別會的時候,口出大言,誇誇其談,言辭慷慨,激昂亢奮,畢竟當左右的衛兵和他的政治盟友都必須坐下,而只有他不能坐下的時候,他也露出了羞慚之色。或許他還懷抱希望,或許還會發生變化。在前兩個審判日,他在法庭的走廊上樂觀地預計,如果他被監禁,至多也過不了二○○○年。而且考慮到聯邦法院必要的復審,很可能緊接著還有聯邦憲法法院的上訴和在歐洲法院的抗辯,一拖就是幾個月,乃至一年,示威、討論,克倫茨跟共產黨“英雄”們站在一起,仍是個頭面人物。

他堅決地宣告:絕不接受這一判決。而法官霍赫先生繼續宣讀證詞。觀眾席上,跟以前共產黨幹部受審一樣,總是多半是坐滿了年邁的社會主義統一黨老黨員們。他們非常退讓自持地低聲咕咕噥噥,不敢高聲說話,變成了一片嗡嗡聲。會場上另外的人則是當年的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親屬遺孤。審判長指出:當然,蘇聯和華沙條約集團各國的影響在這一邊界線上是存在的。但是這一因素並不能消解個人的法律責任。

滑稽的鬧劇

當克倫茨在法庭當場被捕之後,發生了戲劇性的場面。一個老年人高聲喊叫起來:我們繼續跟你站在一起!另一個老年人按照二十年代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成員的方式舉起了拳頭。另一名老婦人尖聲叫喊道:“埃貢(克倫茨的名字)我們和你團結在一起!”

克倫茨好象一直在休克狀態中,然後他忽然大聲地回應喊道:“我不會屈服!”這場面難免使人想到過去共產黨人在法西斯淫威面前的堅貞不屈和視死如歸。六十四年前流亡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被指控為國會縱火案的罪犯。這是希特勒政權故意打擊進步勢力的陰謀,所以季米特洛夫敢於慷慨陳詞,據理力爭,終於被宣布無罪釋放。當時任何人都不敢出來為共產黨人或者猶太人爭辯,社會籠罩在恐怖氣氛中。今天,這些共產黨的高級官僚可以對報刊發表辯護之詞,甚至提出所謂“勝利者裁判”的質疑。然而共產黨的歷史功罪實在太昭彰顯著,幾乎無可爭辯。所以這一幕場景實在缺乏悲壯氣氛。恰如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霧月政變》裏很有趣地總結過,歷史往往會重復出現某些場面,第一次總是悲壯的正劇,第二次則是滑稽的鬧劇。今天的法庭早已不是六十四年前的法西斯國家機器。共產黨人罪犯受審是因為他們殺害和迫害過千千萬萬的人民。盡管今天的民眾很少願意同情他們,罪犯們仍得到律師的協助,可以提出申辯和上訴。而且還有團體和報章提議赦免他們。越是這樣,這種戲劇性場面就越顯出鬧劇的滑稽意味。

多少生命為代價?

克倫茨因為殺害東德逃亡者被判處六年半徒刑。六十五歲的前社統黨政治局委員、經濟學家克萊伯爾三年徒刑和六十七歲的前東柏林市社統黨委第一書記沙博夫斯基三年徒刑。

量刑的依據如所預料,被告克倫茨參加國防委員會會議、並在政治局會議跟另兩名被告一起起草了兩德邊境(柏林墻)監控制度、或者將這些規定具體化。以此為發端,一系列命令之鏈層層下達,霍赫法官指出,這一命令之鏈環環相接,從邊防部隊司令部,直到各崗哨哨兵的巡查,都在執行這一命令。命令讓那些監視邊境的士兵對準向西德逃亡的東德公民扣動了槍械的扳機。這一夥人為了他們的邊界的“安全”,為了他們的利祿,竟不惜付出殺死許多生命的代價。

法官的話讓人們立刻想起,柏林墻西側連成一片的白色十字架。有的刻著死者的姓名,有的只能寫上“無名氏”;還有兩德邊境上的地雷無人區,想想那踩中地雷的逃亡者陳屍曠野的慘象。再讀一讀下列的幾則消息吧:

血案與爭議

九七年三月三日起柏林的州法院開庭審理多年以前發生的一件柏林墻槍殺案。兩名前民主德國邊防軍人分別判處緩刑二十一個月和二十個月。今天他們分別已經六十一歲和五十五歲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他倆開槍打傷了翻越柏林墻的泥水匠學徒費希特。當時費希特趴在墻上呼救,可是經過五十分鐘以後,這個不滿十八歲的年輕人,才被拖起來,後來在運往人民警察醫院的途中死去。他的同伴越墻成功的時候,子彈卻射穿了費希特的盆骨。幾百名過路人、盟軍官兵和新聞記者從柏林墻西側看見了他的痛苦和掙紮,卻完全束手無策。當時的民主德國對內掩蓋了這宗血案。一九九五年一個電視攝影隊成功地找到了當時的開槍者。審判證據是當時的邊防守衛紀錄。槍殺費希特後,下士施萊伯晉升上士,士兵弗利德裏希獲獎金兩百馬克。

死者的妹妹出庭時悲憤地指出,費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五十分鐘的巨痛,沒有人(敢穿過無人地帶)過來救他。她說:“今天我來到這裏,只是為了正義,而不是為了仇恨。”

還有一名當時年僅二十歲的青年米夏爾•施密特也死於東德邊防軍的槍口。克倫茨出庭的當天,米夏爾的父親作為共同原告人出庭。他的情緒實際上是悲喜交集。“克倫茨等人已經被關押起來了。人心稱快。但是這樣的處罰並不能平服我心。處刑實在太低了”。

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柏林法院判決了東德另一名柏林墻死者的案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年僅二十五歲的舒爾茨企圖逾墻而過,被東德邊防軍人開槍打死。開槍的兩名士兵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個月監外執行。跟黨中央的幹部比起來,兩名士兵是不是判得太重了呢?兩名士兵的處境有點類似於六四慘案中戒嚴部隊開槍殺人的解放軍戰士。群眾親眼看見他們殺死了無辜的同胞,可是他們又是奉黨中央之命開槍的。在激烈的沖突中,他們可能會被群眾在反抗中打死,在事隔多年以後,他們只應當受到法治寬容的處理。

用共產黨法律審判共產黨高幹

對黨中央幹部的判決是溫和的。克萊伯爾在被告席上顯然露出了驚喜之色。律師用手肘捅了捅他,向他眨眼睛、點頭。克萊伯爾也點頭回應。他想說,本來我料想的比這更壞得多啊。步出法庭的時候,這位出身薩克森州的前政治局委員承認說:“這是一場公平的審判”。沙博夫斯基的臉型沒有扭曲,他顯然松了一口氣。因為畢竟檢察官提出的是“九年監禁”的要求,現在他可以在寬松的條件下,就近到黑森州坐監服刑。所謂“開放型監禁”,就是白天他可以去上班,編排他的地方小報,晚上則必須返回他的監房過夜。去反省那些被他的命令槍殺的無辜青年的痛苦和呻吟。

克倫茨立即提出上訴。遭到州立法院駁回,於是他的上訴案自動轉到高等法院。逮捕後的克倫茨關押在莫阿比特看守所。國家檢察官也提出了復審要求,根據他個人的意見,這次判決實在是太溫和了。克倫茨的律師則對“當庭逮捕”提出抗辯。他說,防止逃逸的理由是荒謬的。克倫茨根本不會逃亡。抗辯之後不久,克倫茨又獲假釋。

另外兩名被告也提出了上訴。沙博夫斯基的律師陳述了上訴的理由。同時他也承認這次審判是“大度而正派”的。

克倫茨反復在新聞界發表言論,將責任推給蘇聯紅軍和華沙條約集團軍柏林前線司令部。他還指出,在德國統一前夕,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和柯爾總理曾經達成一致意見,對於按照東德憲法行事的東德國家事務負責人應當不予追究。統一以後,戈爾巴喬夫還給德國法院寫過三次信件,說及此事。但是對於司法獨立的國家來說,行政領導人當時為完成統一目標許下的諾言,對不受行政機關或政黨幹預的法院是否具備約束力?這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畢竟要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部,暫時不完全執行憲法,卻以部分廢棄的法律作為審判依據。實際上德國領導人是遵行諾言的。針對所謂“勝利者裁判”的質疑,德國統一問題歷史舊案處理中央協調部指出,社會主義統一黨的國家機器肆無忌憚地對付自己的人民,在邊界上放肆地屠殺,針對敢於批評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殘酷地威脅恫嚇,分化瓦解,僅僅使用我們法治國家的手段,不足以制裁那些為鞏固政權服務的非法行為。追查往往離奇地斷線,變成查無實據。東西德國統一的協定中確實規定,只有“依據東德的法律也夠得上非法的罪行”才能予以追究。許多忽視人性的措施在東德法律中是沒有相應條款的。因此我們無法追究它們。例如,電話竊聽。在東德就根本不會形成一條相對的制約性法規--《隱私信息保護法規》Datenshutz。一九七六年德國新聞處對一名原子物理學家在私人住宅中安裝了一具竊聽器。整個國家都為這件非法事件震驚不已。當時的內政部長(自由民主黨人)因此被迫引咎辭職。然而在東德,這些都是為了“國家安全,黨的利益”而鬥爭的神聖必要手段,安裝一個竊聽設備跟許多類似手段一樣,都是小事一樁,當時無人敢於抗拒,今天也無法追究。另一個實例是,二十年前,有兄弟兩人一同在蘇軍的軍營前被槍殺了。兇手是一名蘇軍士兵。此後東德的秘密警察折磨兄弟倆的父親。兇手則被調回蘇聯。德國統一之後,沒有一名東德秘密警察受到追究。

在這裏,聽一聽克倫茨的議論是有趣的。

克倫茨在逮捕前,享受到不錯的言論自由。他在德國著名的《明鏡》周刊上發表談話,大講他的大道理。

“...這當然是政治審判。其政策就是要用這類審判來對付東德領導人。”

“其實並沒有一紙射擊或者砍殺的命令。連被邀請來作為證人的最高檢察官施奈德先生在通讀了政治局材料以後也承認,並沒有一所法院能證實有一道射殺令。然而人們一致重復說,你們的制度就是殺人的制度。這種詆毀不能令我折服。”

“勃列日涅夫警告昂納克,我們有軍隊在你們那邊。想一想,別忘了。東德沒有我們,沒有蘇聯,沒有我們的強大力量,不可能生存。這是明白無誤的事,也是我的忠告。其余都是西方人的看法”。

“我不是膽小鬼。東德是我的事業。在德國的土地上嘗試社會主義是我的事業。我只相信,只有與蘇聯在一起我們才能生存”。

“曾在東德當了十七年蘇聯大使的阿布拉希莫夫也告訴法院,蘇聯和華沙條約集團國家都不能容忍東德在華沙條約集團外部邊境上能自身有所改變。”

為了面對社會上關於“政治審判”或者“勝利者審判”的議論,堅持法治觀念,德國司法界在說明這次判決的時候,公開宣布,審判的依據,並非現行的聯邦德國法令,而是被告犯罪當時的東德憲法和法令。

這樣一來,這場官司的意義就更加增添了獨特的色彩,而且對於中國共產黨凸顯出特別的意義。其實,各國的法律很多地方都是大同小異的,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例如刑法中懲治故意殺人、虐待等罪行的條款幾乎都是一樣的。據德國法律界的人士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法律都是從德國等西方國家借鑒翻譯過去的。有些段落甚至完全照抄。毛澤東依據胡風私人信件給予定罪,文革中的大量非法行為,鄧小平李鵬下令開槍殺害平民的行為都是直接違犯他們自己制定的憲法的。
作者為旅德中國學者

(來自徐水良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