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與人性改造（三）

【明心網】最好的革命，是最小的革命

啟蒙即使不能避免，但在低調啟蒙與高調啟蒙之間還是有所區別。革命不能歸因於啟蒙，啟蒙卻能限定革命之模式。法國啟蒙運動的邏輯預設一旦在實踐中展開，那就是：“人性可以信任，新社會藍圖建立在人性完全解放之上，但在新社會建立之前則又必須改造人性，只有改造人性，才能改造舊社會”。如此啟蒙，革命當如脫韁之馬，長驅直入，進入人性改造，以破除王權政教合一始，以建立革命政教合一終。蘇格蘭啟蒙啟發人的懷疑，尤其是對自身的懷疑。如此啟蒙，一方面是質疑王權獨大，另一方面則是限定革命範圍。由此路徑，英國革命方為有限革命，1688年之終結，既不“光榮”，也不“革命”，只反映“人性”之妥協，“人性”之制約。美國革命近乎無啟蒙，實在要找邏輯預設，只是一個消極性的“人性承認”。“無代議士而不納稅”，戰爭因此而起，可以說是一場民間抗稅。1775年3月波士頓“傾茶”案發，帕特利克•亨利在弗吉尼亞振臂一呼：“不自由，毋寧死！”，天下傳檄而“亂”。究其因，幾乎是一場政府禁止走私而民間反禁止而發生的商業沖突。那一晚以夜色為掩護，偷偷上船傾倒反動茶葉的“革命前驅”，並不是如盧梭、羅伯斯比爾這樣的“人性改造者”，而是塗黑臉頰並插上印度安人羽毛，意欲嫁禍於人的茶葉走私犯。美國革命就是這樣天真而又邪惡地開始的。所謂天真，是指它未經啟蒙，君子革命，道德至上，“小人”造反，只知本能；所謂邪惡，一開始就不是改造人性，而是承認人性逐利，竟由此而抗戰與母邦決裂，由此而制憲以限制新政府的人性弱點。後者潛伏有革命中的反革命――革命的自我限定，而不是自我擴張，一旦勝利，立刻禁止革命後的新政府擁有幹涉人性自由的立法權力。人性為何？如康德言，“一根曲木，絕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27）。它承擔不起烏托邦大廈，卻足以抵制奔它而來的革命。法國革命到最後一年即1793，才發現天敵不在王權，不在教會，不在凡爾賽，不在旺岱，就在這方寸之地――此前啟蒙哲士前呼萬喚的“光明”人性。人性者，韌性也，改進其認知，增進其知識――這是教育之職能；制約其放縱，規定其禁忌――這是宗教、法律乃至習俗之功能；卻不能以革命為手段一個早上改變人性本身。革命初起，人性俯首順應，革命深入，方寸之地逐漸收縮，收縮如鐵，既堅且硬。人之沮喪者，為人性之冥頑，不可改造；人之自慰者，亦為方寸之柔韌，居然能抵制改造。近代革命與人性改造之間的“辯證法”確實反動，是反革命的“辯證法”，是審醜而不是審美的“辯證法”：不改造人性的革命，未必成功；改造人性的革命，卻每每失敗，一頭碰死在這方寸之地。

正如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最好的革命很可能是最小的革命。與英國相比，美國革命可謂“最小革命”，僅政治革命，無社會革命，更無文化革命。英國為“較小革命”，為宗教自由而戰，也觸動當時的社會經濟關系，王室改宗與民間地產變動已經緊緊糾纏在一起，畢竟發生了“一場半”革命。1688年以後頒布“容忍法”，禁止政治權力進入精神領域，亡羊補牢。法國為“最大革命”，史學界至今以“大革命”名之，確為不虛。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最後是“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無限革命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革命之大限――革命者被革命。不僅是1794年熱月政變，羅伯斯比爾被推翻，更為諷刺的是1799年法蘭西全民投票，民主選舉拿破侖獨裁，計票結果是3，011，007票贊同，只有1，562票反對，反對票之寥寥，與大啟蒙、大革命不成比例。經歷那樣徹底的啟蒙，法蘭西卻心甘情願地投票選出一個拿破侖皇帝，這不是偶然；五十年後，又在同樣的鑼鼓聲中，選出第二個拿破侖，還是波拿巴做皇帝。閃電之後，是黑暗，再閃電，還是黑暗！至1871，小拿破侖被普魯士俘獲，法蘭西也還是在民主與君主之間打轉，“共和”二字在法國已經汙穢不堪。就在拿破侖叔父一炮轟散革命群眾，然後把法國革命的空洞理想掛在刺刀尖上向外輸送之同時，北美革命塵埃落定：1800年，連續執政三屆政府的聯邦黨人選舉失利，政權和平轉交給反對派，建立政黨輪替。此後狗咬狗也好，驢咬象也罷，以“共和”與“民主”命名兩黨，準確之至，人類第一次在“共和”平臺上和平實現政府權力的“民主”交接。從此北美無革命，若有之，則是在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與應時啟動的彈劾程序中依稀可見，但那已經是反革命的“革命”。

一七八七與一七九三：共和在下，民主在上

令人意外的是，1800年繼任總統的傑斐遜一度熱衷法國革命。當漢密爾頓、莫裏斯和亞當斯擔心法國偏愛“閃電而不是陽光”時，傑斐遜卻為這道炫目的閃電歡欣鼓舞。後者也曾擔任駐法大使，也不斷寫信給新大陸報道巴黎和外省不斷發生的事件。與亞當斯、莫裏斯不同，傑斐遜熱情洋溢，為之雀躍。在給麥迪遜的一封信中，他宣稱，世界只屬於活著的人，即所謂革命周期，二十年可以再來一次。麥迪遜讀後深感不安，他力圖使他的弗吉尼亞老鄉冷靜下來，（28）並提出兩點勸誡，首先，兩代之間存在一種持續性；其次，盡管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麥迪遜為人民擁有變更和廢除“糟糕透頂”（29）的政府的權利而辯護，但他對於動輒革命持審慎態度。（30）

此時傑斐遜理解的美國革命，是人類“解放”。他認為，美國革命“賜給了我們一本簽名簿，在上面我們可以隨心所意地書寫我們高興的東西。”這很類似二十世紀同一類人的豪言壯語。傑斐遜理解的“解放”，一如法國人追求的是“解放”，而不是“自由”。“解放”是“無邊界自由”，一旦遭逢他人自由，則毫不留情地踏過去。傑斐遜忘記了此前在殖民時代的弗吉尼亞議會的工作，忘了他作為一位檔案保管員為該州憲法和立法記錄所做的努力，忘了他曾對撒克遜憲政的羨慕，也忘了他自己說過在1776年，大多數美國人只是希望回到他們在國會建立之前已經很熟悉的，並早已確立的權利和自由上，只不過那些權利後來被喬治三世剝奪了。

麥迪遜多少能影響一點傑斐遜，當後者上了一些年紀，漸漸認同周期性憲政改革，而不是周期性暴力革命。（31）他本身也有政治家的另一面。還在巴黎當外交家的時候，他曾告訴約翰•亞當斯的女婿說，如果1787年他在裏士滿，就有可能采取馬基雅佛裏式的前後不一：“倘若我在美國，我將熱情宣傳（憲法），直到它在9個州獲得通過，然後我同樣熱情地站到另一邊，勸說剩下的4個州別忙，等《權利法案》附上去後再同意。”（32）

此處亦如“閃電”，照亮這位政治家個人的人性深處，亦照亮一個時代的政治縱深，與其稱之為馬基雅佛裏近代翻版，不如稱之為“傑斐遜裏士滿謀略”？它確實導致後來兩黨制的起源，而兩黨之爭，又反映美國制度裏的二元共生，即所謂麥迪遜主義和傑斐遜主義相互纏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誰能比這一段當事人當時所言說得更好。

傑斐遜既能熱血沸騰，也有聰明如冰雪的時候。為什麼“先要熱情宣傳憲法，直到它在9個州獲得通過，然後我同樣熱情地站到另一邊”？而不是顛倒一下時序，先反對，後同意？這是因為他要比後來的追隨者更為明白，這是近代左翼政治史一個生死攸關的起點：他們在觀念層面可以先“閃電”，後“陽光”，“閃電”總是比“陽光”奪目；但在制度層面則必須反過來，“陽光”在前，“閃電”在後，先建立一個可以反對的制度，而不是照搬法國模式，先建立一個必須擁護的制度。1787（1787年以麥迪遜為主要起草人的美國1781憲法通過，成為以共和為基礎的憲政體制的開端）在前，容得下1793；1793（1793以羅伯斯比爾為首的雅各賓派的革命專政建立）在前，則必然吞噬1787。這是兩個普通的年份標志，是時序，也是不能顛倒的結構秩序：共和平臺在下，民主批判在上，而不能反過來，左翼如建制度平臺，則幾乎成斷頭臺之同義。1793在法國，當丹東在羅伯斯比爾的左翼平臺上提出共和性不滿時――“塞納河流血太多”，他只有走到那個斷頭臺上匯入血河，才能找到他的批判歸宿。就象所有正常人一樣，傑斐遜明白這一常識：我擁護可以反對的政府，我反對只可擁護的制度。

“傑斐遜裏士滿策略”導致1787年憲法在附加《權利法案》之後，終獲通過。此後，用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的話來說，這個政府將象個“奇怪的混血兒”在運作：（33）盡管兩種傾向持續共存並塑造美國的政治生活，然而，以磐石般持久的憲法鑄造的麥迪遜主義總是占據了主導因素。傑斐遜就任總統以後承認，他贏得了1800年的大選，但他不得不接受由麥迪遜手創的共和平臺對政府的限制。而他本人施政期間對批評的壓制，以及對底層民粹思潮的強硬態度，則使他贏得了比右翼還要右翼的可疑名聲。“姊妹革命”之後二百年，世界範圍內以1793為胎記的政治傳統也是在放棄制度性顛覆要求之後，承認既存制度平臺之合法，變革命主張為政策限制（從“福利國家”到“綠黨運動”），方打開有所作為的政治空間。如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在20世紀60年代的綱領性轉換，以及80年代後期通過麥迪遜式的選舉而執政。令人氣短的是，從海灣戰爭到科索沃危機，這一流派所經之歐洲左翼政權居然持清一色鷹派立場，也使人想起傑斐遜初入白宮那一任內的尷尬。他們分享了傑斐遜的策略，也分享了傑斐遜的尷尬。時間相差二百年，但在邏輯層面，還是與上述“傑斐遜裏士滿策略”扣合在一起。

反過來說，由此也可以向傑斐遜主義的所有後裔作一讓步：法國革命復活了，1793的浪漫舞姿在1787年的制度平臺上施展身段，起舞二百年。只是要指出一點，它不是復活在它自己的制度裏，恰恰相反，它又一次“身首異處”，它的身體已經死亡，它的頭腦寄生在異己的制度裏。這是所有以1793為胎記的政治傳統、批判觀念和浪漫人士能夠存活的秘密，只是羞於承認而已。他們都是一些道德君子，君子欺“小人”，也有“欺小人以方”的時候。小如羅伯斯比爾個人，他如果復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一個在美國校園裏拿著終身教職，發發教授脾氣的語言專家，如喬姆斯基之類；大如社會民主黨執政，一度要繼續革命，最後卻放棄革命，在他人的制度平臺上舞蹈，舞得比任何時候都好。閃電寄生，卻比活在它本身要好。閃電只能寄生於陽光，才能增加陽光的溫度，而不是突發抽搐，霹靂傷人。它如果孤立出現，它只能重歸黑暗。

閃電之下，刀耕火種

現在，可以簡略說說“姊妹革命”之外的話題了。

北美史學家時常抱怨，中國也有“教科書問題”，總是腰斬他們的“革命史”，把一部完整的美國革命史按照自己的口味裁剪成一段“亞非拉人民要解放”的早期歷史，視野所及，似只有從1775年到1782年的獨立戰爭，卻將更為重要的1782年至1787年的制憲歷史棄之不顧。另有一些美國歷史學家認為，要理解這場革命，僅僅延伸至1787年也還不夠，這場革命有三個段落，第一段落為獨立戰爭，第二段落為制憲活動，第三段落是從費城制憲到1800年傑斐遜大選獲勝，政黨輪替執政，人類第一次實現統治權力的和平交接。美國革命如果僅僅停留在第一段落，那就不是革命，而是一場戰爭，甚至僅僅是一場內戰：同一民族內部母邦與移民之間發生的分裂性內戰，並不是外來異族統治與原住民之間發生的“民族戰爭”。這場“內戰”後來之所以發展為“革命”，是在“內戰”結束之後的第二、第三段落，從1787年至1800才從容開展。要能理解後一內涵，恐怕需要將西方歷史還原至西方環境，剔除二十世紀“亞非拉人們要解放，解放只能通過暴力革命”這一認知框架的幹擾。東方人有理由反對二十世紀西方的“東方主義”，但於此同時，不能在反對中復制一次對方的主義，炮制東方人自己的“西方主義”。且不說以東方的“西方主義”反對西方的“東方主義”，為意識形態語，同義反復，即以歷史學而論，腰斬美國革命史，就已經是這一東方“西方主義”敘事模式的惡果之一。

有助於完整認識美國革命史的另一視野，是在美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之間展開對比研究。這不是後人主觀找茬，而是這兩場革命當時就已經在暗中較勁。無論是說美國革命在1787年結束，還是到1800年落下帷幕，兩派歷史學家都會同意，貫穿在這兩個年代背後，尚有法國大革命映襯著一個更為寬廣的歷史背景，來自高盧的號角嘹亮高亢，似乎在執意壓低從波士頓到費城一線的蘇格蘭風笛。更為重要的是，以1787和1793各為胎記的兩種政治傳統，雙峰對峙，二水長流，流貫此後數百年歷史，直至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冷戰結束。在那些有中國問題的教科書中，冷戰只有五十年的歷史，但在我們這裏展開的歷史視野裏，則可能是一個稍長一些的歷史單元剛剛結束。從1789法國革命突起狂飆，到1989蘇東崩潰，狂飆一曲從天落，不多不少，恰好是一個完整的二百年。難能可貴的是，在這一歷史單元裏的後一階段，列寧或斯大林不乏洞見，他們都曾發現這一歷史要穴：要把“美國的求實風格和法國的浪漫精神結合起來”。只可惜在俄國，如此洞見僅限定為一小群“幹部素質”之改善，而在更大範圍內，所謂“靈魂工程師”、“塑造新人類”的可怕說法早已將這一洞見淹沒。從彼得大帝引進一個說法語的上流社會，俄國的政治文化就來自法國的精神疾病。俄國病，也就是法國病。

閃電之下，刀耕火種。我們曾經生活並至今還未告別的二十世紀，可能就植根於這裏。

題註：人性之結構性定義，見仁見智，歧義紛紜。本文不進入這一層面，僅從功能主義角度接觸這一問題：不回答人性究竟是“什麼”，只關心人們“認為”人性是什麼，以及由此軟性的“認為”――不同的認識與作為，產生了什麼樣的硬性後果。事涉人文，則往往不在於它是什麼，而在於人們認為它是什麼，

註釋：

（1）亞當斯關於哲學之士的論述，見佐爾丹•豪勞斯蒂《約翰•亞當斯與進步預言者》（哈佛大學出版，1952），21、241頁。(Adams on the philosophes: Zoltan Haraszti，John Adams and the Prophets of progres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21 and 24.)
（2）亞當斯關於杜爾哥的論述：見約翰•亞當斯給傑斐遜的信，1813年7月13日，引自萊斯特•J•卡蓬編的《亞當斯與傑斐遜通信集》，2卷。（查普爾•希爾：北卡羅萊納大學出版，1959），2：356。(John Adams to Jefferson，13 July 1813，in Lester J. Cappon，ed.，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2 vols.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2:356)
（3）亞當斯關於孔多賽的論述，見豪勞斯蒂《約翰•亞當斯與進步預言者》241、242、256頁。(Adams on Condorcet: Haraszti， John Adams and the Prophets of progress，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241，242 and 256)
（4）古維諾爾•莫裏斯的《法國革命日記》貝婭特麗克絲•達文波特編，2卷，（波士頓：霍頓米夫林出版社，1939年），1789年6月23日，1：121。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Gouverneur Morris，ed. Beatrix Davenport，2 vols.(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39.) 23 June 1789，1:121
（5）莫裏斯給威廉姆•肖特的信，1790年9月18日，見莫裏斯《法國革命日記》，達文波特編，1：594，Morris， Letter to William Short，18 September 1790，in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ed. Davenport，(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39.1:594.)
（6）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給拉法耶特的信，1789年10月6日，見哈羅德•C•塞雷特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文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1962年），5：425。Alexander Hamilton to Lafayette， 6 October 1789， in Harold C. Syrett，ed.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7）見漢密爾頓《聯邦黨人文集》第1、3章。Alexander Hamilton， The Federalist.(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n.d.)No.1，3
（8）漢密爾頓《聯邦黨人文集》第6、29章。Hamilton， The Federalist.No.6，29(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9）漢密爾頓給華盛頓的信，1790年9月15日，見塞雷特《漢密爾頓文集》7：51。Hamilton to Washington， 15 September 1790， in Syrett，ed.， Hamilton Paper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10）漢密爾頓《聯邦黨人文集》第30章。(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o.30)
（11）1789年8月1日會議，引自羅森塔爾《美國與法國》184頁。Montmorency， session of 1 August 1789， quoted in Lewis Rosenthal， America and France，184.(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12）安托萬-尼古拉斯•德•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瓊•巴勒克拉夫翻譯，（康涅狄格州威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79年），56、58頁。(Antoine Nicolasde Condorcet， Sketch for an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trans. June Barraclough(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9)56，58)
（13）拉博•德•聖-艾蒂安，1789年8月23日，引自羅森塔爾《美國與法國》208頁。Rabautde Saint Etienne，23 August 1789， quoted in Rosenthal，America and France，208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14）聖鞠斯特，1793年5月15日，《聖鞠斯特全集》，M.迪瓦爾編（巴黎：Gerard Lebovici出版社，1984年），444頁。(Saint-Just，15 May 1793，in Saint-Just， Qeuvres completes，ed. M. Duval(Paris: Gerard Lebovici，1984)，444)
（15）1793年4月30日會議，引自羅森塔爾《美國與法國》，280頁。Session of 30 April 1793， quoted in Rosenthal， America and France，(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280
（16）約翰•達爾貝格-阿克頓《法國革命演講錄》，John Neville Figgis編，（倫敦：麥克米倫出版社，1916年），26頁。John Dalberg-Acton，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ed. John Neville Figgis.(London: Macmillan，1917，26）
（17）約翰•達爾貝格-阿克頓《法國革命演講錄》菲吉斯編，32頁。John Dalberg-Acton，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ed. John Neville Figgis(London: Macmillan，1917，26)
（18）羅伯斯比爾，1792年12月3日的演講，參見沃爾澤編的《弒君與革命：路易十六審判庭上的演講》133頁。Robespierre， speech of 3 December 1792， in Michael Walzer，ed. Regicideand Revolution: Speeches at the Trial of Louis XVI，13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19）博絮埃論法蘭西之團結：從《聖經》相應詞句中吸取而成的政策（日內瓦：德羅茲出版社，1967年）Bossuet， Politiquetireedespropresparolesdel'ecrituresainte(Geneva: Droz，1967)，Bk.2，54.
（20）西哀士《第三等級是什麼》，查普利編，第5章183頁。Sieyes，Qu'est-cequeletiersetat？，ed.Rober to Zapperi，(Geneva: Droz，1970)ch.5，183
（21）海登斯，引自Debbasch《革命原則》203頁。Hydens quoted by Debbasch，LePrinciper evolutionnaire，203(Paris: Economica，1988)
（22）托克威爾《片斷與按語》，2：133。，L'Ancien Regimeet la Revolution: Fragment set Notesineditessur la Revolution，，ed. Andre Jardin，Tocqueville， Oeuvres completes(Paris: Gallimard，1953)2:133
（23）麥迪遜關於理性與黨爭的論述：見《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55頁。(Madison on reason and on factions: Federalist No.10，55)
（24）麥迪遜，1833年“關於多數人政府的一封草擬信”，引自《建國者的精神：詹姆斯•麥迪遜的政治思想資源》，馬文•邁爾斯編（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新英格蘭大學出版，1981），415。(Madison， 1833， draft of a letter on majority governments， in The Mind of the Founder: Source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Madison，ed. Marvin Meyers(Hanover， N. 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1)，415
（25）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55頁。(Madison， Federalist No.10，55)
（26）見埃德蒙•S•摩根“美國革命的沖突與一致”，來自《美國革命論文集》，斯蒂芬•G•庫爾茲和詹姆斯•H•赫特森編，（查普爾-希爾：北卡羅萊納大學，早期美國歷史文化學院出版社，1973年），309頁。(Edmund S. Morgan，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in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d. Stephen G. Kurts and James H. Huts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or the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1973)，309.
（27）康德：《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
（28）麥迪遜給傑斐遜的信，1790年2月4日，引自拉特蘭等人編《麥迪遜文集》，13：19-20。Madison to Jefferson， 4 February 1790， in Robert A. Rutlandetal.，eds.， Madison Papers，(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83)13:19-20
（29）埃利奧特編《幾個州議會的辯論》，3：98。Jonathan Elliot，ed.， The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ist Constitution，(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1937)3:98.
（30）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第49篇，329頁。(Madison， Federalist No.49，329)
（31）傑斐遜給薩繆爾•克切瓦爾的信，1816年7月12日，《傑斐遜作品集》彼得森編，1402頁。Jefferson to Samuel Kercheval， 12 July 1816， in Jefferson Writings，ed. Merrill Peterson，(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1402
（32）參見傑斐遜在1788年2月2日寫給威廉斯•史密斯的信，博伊德編著，《傑斐遜文集》，12：558。Jefferson to William S. Smith， 2 February 1788， in Julian P. Boyd，ed.， Jefferson Papers，(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12:558
（33）伯恩斯《民主的困境》，46頁。James MacGreg or Burns，The Dead lock of Democracy， 46（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1963）

（世紀中國）

發稿：2003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