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之良心的第一指標：對罪惡的集體記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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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

【明心網】4月24日，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法庭上氣氛凝重肅穆。本地的聯邦檢察官德格•瓊斯面對12位陪審員，強壓激動，深深地長籲一口氣，“女士們先生們，很久很久了！37年前，差不多38年了！”

對托瑪斯•伊•布蘭頓涉嫌參與38年前的黑人教堂爆炸案的刑事審判，終於開始了。

那是1963年。那時候，美國幾個落後的南方州，仍然依據歷史上形成的法律，實行學校和公共設施的種族隔離。這一區域性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最終在60年代被聯邦政府和美國北方的精神主流以及南方黑人的覺醒反抗所打破。可是，那裏舊有的保守勢力在竭力抵禦這樣的反抗，尤其是他們中的極端分子，主要是KKK組織的成員，他們甚至企圖用暴力抵擋種族平等的歷史潮流。

於是，在最落後的兩三個州，60年代發生了一系列由仇恨驅動的暴力案件。阿拉巴馬州是其中的典型。伯明翰市是阿拉巴馬州的重要城市，黑人居民比較多。KKK分子多次在黑人教堂等地方引爆炸彈，以致於伯明翰以此出名，人們把“伯明翰（Birmingham）”叫做“爆明翰（Bombingham）”。

美國南方宗教氣氛濃厚。阿拉巴馬人，不論是黑人還是白人，多數是基督教浸禮會的信徒。星期日早上，他們會打扮齊整，領著自己的孩子上教堂。帶孩子的家庭通常會早去一個小時，為的是讓孩子們在禮拜之前，可以參加一個小時的“周日學校”，那是牧師特意為孩子們開的聖經學習班。在南方人心目中，沒有什麼比參加“周日學校”的孩子更聖潔的了。他們就是天使的象征。這是南方文化的一個傳統。就是在這樣的時刻，伯明翰市第16街浸禮會教堂，一個黑人社區的教堂，地下室裏，一顆炸彈轟然爆炸。這顆炸彈炸死了正在教堂地下室裏的四個黑人女孩：14歲的安迪•柯林斯、辛西亞•維絲麗、卡羅爾•羅伯遜和11歲的丹尼斯•麥克納。教堂對街的商店裏，一只鐘在強震下停擺，記錄了這個罪惡的時刻：1963年9月15日上午10點24分。

永遠被美國人銘記的四位女孩兒

調查立即證明，這是有人蓄意安放的炸彈。很快就有證據指向當地活躍的KKK組織的成員。這個罪案震動了全國。雖然在60年代轉型時期的南方，曾經發生了多起震動全國的“仇恨謀殺”，但是，沒有什麼能夠比這四個女孩子的被殺更令人震驚的了。先是阿拉巴馬州司法部，後是聯邦調查局，針對這一罪案展開了一系列調查。結果，聯邦調查局卻沒有起訴他們調查鎖定的四名嫌疑犯。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案子沒有直接證據。沒有找到目擊者和直接的物證，而只有一系列間接證據。僅僅依靠間接證據的案子，在法庭上要定罪往往非常困難。關鍵是這樣的證據必須能夠說服陪審員。

根據美國的司法制度，在陪審團沒有認定有罪之前，必須假定嫌犯無罪，必須保障他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法律要求對刑事指控的證據必須是合法取得的，並且是“超越合理的懷疑”的。這些證據必須確鑿到能夠說服陪審團的所有十二名陪審員，達成一致意見才能定罪。一票不同意，就不能認定被告有罪。

根據司法程序，這樣的謀殺案件必須在本州審理，必須由當地居民擔任陪審團。當時在這幾個落後的南方州，白人大眾中普遍贊同種族隔離，KKK成員在當時相當普遍。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直接證據，幾乎可以肯定地預見，檢察官無法得到陪審團一致的“有罪判定”。

就這樣，雖然聯邦調查局知道是誰幹的，在當時的形勢和司法程序的限制下，卻沒能立即將罪犯繩之於法。可是，正是這四個黑人女孩的死，驚醒了美國南方白人的良心。在聯邦政府和全國民眾的譴責下，持有種族隔離觀念的南方白人，那些普通的農夫和工人們，開始反省了。

阿拉巴馬州的州長喬治•沃利斯在60年代以支持和鼓吹種族隔離聞名全國。在他的傳記影片裏，有過這樣一個鏡頭：喬治•沃利斯政治上的前輩，在競選時給予他強有力支持的一位老人，阿拉巴馬的前任白人州長，得知四個黑人小女孩被炸死的消息，如五雷轟頂。他要沃利斯改變對白人保守勢力的支持，嗓音沙啞而沈重：“那可是去周日學校的孩子啊！”

這個罪案成為南方民權運動的轉折點，它使KKK這樣的極端分子開始人心盡失。與兇手的願望恰好背道而馳：它不僅沒有阻嚇南方黑人對於平等和自由的追求，相反卻促進了南方種族偏見的保守勢力的迅速崩潰。一年以後，聯邦參眾兩院通過了歷史性的1964年民權法。美國南方持續了百年之久的種族隔離制度和對黑人的歧視立法，被徹底廢除了。

時光像流水，沖刷著人們在沙灘上留下的印記。伯明翰第16街教堂早已修復一新，看不出爆炸的痕跡。似乎只有四個黑人女孩的親人，還會在深夜萬籟俱寂時想起她們的音容笑貌，想起她們突然中斷的人生。

可是，在美國，還有更多的人沒有忘記她們，沒有忘記那件罪案。這個爆炸案和四個黑人女孩的被害，寫進了學校的教科書，譜成了歌曲，男女老幼幾乎人人皆知。我們在電視上曾經無數遍地看過一部叫《四個小女孩》的文獻片。這部長達三個小時的影片記錄了四個單純女孩如花般的生命。影片采訪了女孩們的眾多親友。我們看著她們生前天真無暇的一張張照片。一個女孩的同學，在影片拍攝時已經是個青年，他講起他們一起上完最後一堂課，怎樣同路一起回家，回憶著路上兩個孩子最後的對話，以及在家門口成為永訣的告別。第16街教堂的牧師，講述他怎麼抱起女孩們疊在一起的血肉模糊的屍體。父親回憶他怎樣給女兒拍攝她抱著布娃娃的照片，老淚縱橫。母親回憶自己聽到死訊時候，只能重復著：“我的寶寶，我的寶寶……”，泣不成聲。影片把失去親人之痛，無可回避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時時提醒著人們，她們死了，正義卻還沒有得到伸張。

阿拉巴馬州的新任司法部長，是新一代的本地白人。他說，他在法學院讀書時，讀到這個爆炸案，就發誓要把安放炸彈的人帶上法庭。從他擔任州司法部長那天起，每天上班時，他都要聽一遍那首講述四個黑人女孩的歌，提醒自己，為被害的四個女孩伸張正義，是他的使命。

聯邦調查局也沒有忘記這個罪案。對他們來說，最要命的是怎樣得到能夠在法庭上說服陪審團的證據。案發多年來，調查在悄悄地進行著。早在1964年6月，聯邦調查局的特工科爾文就偽裝成一個開卡車的工人，在本案嫌犯布蘭頓家隔壁租了一個公寓，和布蘭頓的廚房只有一墻之隔。在這墻上，他安裝了竊聽器，布蘭頓在廚房裏的所有講話都被錄了下來。就在這些錄下來的講話裏，布蘭頓親口向友人講到，KKK有一個會議，是要商量怎樣制作和安放炸彈。這段錄音成為這次庭審中的主要證據。聯邦調查局還發展了一名KKK分子作為內線，讓他帶上微型錄音機，錄下布蘭頓的講話。

當證據漸漸收集起來的時候，時代也變了。出於種族偏見而訴諸暴力，傷害無辜，這是一種不可姑息的罪惡。這一點，已經成為南方所有人的共識。讓安放炸彈的人到法庭上去面對正義的時候到了。1977年，在事件發生14年之後，四名嫌犯中的首犯羅波特•強布利斯，首先被起訴，判定有罪。他在監獄服刑8年，死於獄中。1994年，第二名嫌犯死在家中。

2001年春天，伯明翰市第16街教堂爆炸案的最後兩名嫌犯的刑事訴訟案同時交到法庭。其中一名，71歲的巴比•切利，在開庭前的最後時刻，法庭確認他有精神問題，沒有能力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依法延遲審判。而如今62歲，在38年前25歲時參與爆炸殺害四個黑人女孩的布蘭頓，終於被帶到了法庭上。

2001年5月1日傍晚，陪審團宣布，布蘭頓被判定有罪。根據阿拉巴馬州的一項古老法律，法官判處布蘭頓四重終身監禁。當年爆炸發生之後，在許多年頭裏，不知出於什麼樣的心理，布蘭頓出門時，即使不順路，也要繞到第16街，從那個他參與爆炸的教堂前走過。現在，法官一聲令下，他戴上手銬，終於踏上了他早就應該去的監獄的道路。

在宣判那天的法庭旁聽席裏，來了許多和當年四個女孩一樣年齡的孩子，他們在家長和老師的帶領下，來親眼見證今天的歷史。他們會記住檢察官瓊斯的話：

“真是太遲了。人們說，正義的延遲就是正義的喪失。……在今天法庭判決的一瞬間，我不同意這個說法。遲來的正義還是正義，我們得到了它，就在今晚，就在這裏，伯明翰。”

在任何社會裏，都會有罪惡發生。人們怎樣對待這樣的罪惡，社會怎樣對待這樣的罪惡，標志著這個社會的集體良心狀態。而對罪惡的集體記憶力，是這個社會之集體良心的第一指標。容易遺忘罪惡的社會，必定會一再地姑息罪惡。一個遺忘和姑息罪惡的社會，必定走的是道德的下滑線。38年過去了，62歲的布蘭頓終於被繩之以法，沒有逃脫法律的懲罰。整個社會對於受難者們恒久的紀念，以及對罪犯不懈的追獵，表現了這個社會的每個人，所有的人，對罪惡的記憶力。只有這樣的記憶力不衰退和喪失，社會才可能有正義。今天美國阿拉巴馬州對38年前的罪惡的審判，其意義在於它向全社會傳遞的信息，這信息就是檢察官瓊斯說的：

“披露真相永遠不遲，治愈創傷永遠不遲，要求一個罪犯承擔罪責永遠不遲。”

發稿：2003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