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强 【明见网5月29日讯】6、丢失的不仅仅是社会理想，还有做人的本分
可以说，社会责任、社会理想的缺失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人精神危机中最深刻的危机。
对物质财富地追求几乎成了当今许多大学生的全部人生目标。
也不能说今天青年中已经了没有了有志之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成功塑造了无数当代青年理想和志气——盖茨式的迅速成功、巨大成功，成了今日有志青年的梦想——进入金融、资本市场，寻找挖第一桶金的机会、一夜暴富的机会；然后，向更高的目标奋斗：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
这样的志气理想不可谓不大，但实现的几率微乎其微，所以大多数当代学子都能迅速地从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对此，他们直言不讳地写出这么一个公式：梦想＝一辆车+一套房子+一条狗+一个老婆。
有了老婆、房子车子以后干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回答很干脆：挣够100万，40岁退休，享受生活。
要一套房子、一辆车并没有错；我们已经进入了小康嘛。什么是小康？中国那位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早就给我们有过具体的描述：“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所以要一套房子，应该是非常艰苦朴素的了；
要一个老婆更没有错，比起那些有了老婆还包“二奶”，有了“二奶”还养“情人”，有了情人还带“小蜜”的大款或大官来，要一个老婆既可爱又高尚，并且还能对社会的稳定作出贡献——一个两人世界或一个个三口之家，不正是一个稳定社会的基本元素吗？所以，要一个老婆应该是最本分和最安分守己的了；
想挣一百万也没有错。有物资追求，但这种追求又如此朴素，只要100万，然后就退休。他们要100万，只是为了过那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作准备的，比起那些野心勃勃地寻找第一桶金、然后以此为资本再从更多人那里去捞钱的勃勃野心，他们算是本分的了。
没有理想，但有本分，这对做人来说也很不错。过去，中国人穷了好几千年，但穷得本分，不焦虑、不浮躁，不见利忘义，不投机取巧，不坑人骗人，不制假售假；而知识分子的本分则是是安贫乐道，是饿着肚子也要读书，也要关心国家大事，也要讲知识分子“以天下己任”；这与当代年轻人中流行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无关”形成了强烈对比。
所以我们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大学生不能尽知识分子的职责，只为自己负责；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做小事尽一个普通人的本分，也不错。
但他们做不到。
当今中国，“本分”这个词早在十几年前就被“反传统”的文化思考和“发家致富”的经济蛊惑挤走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即使是只能做小事、只能挣小钱的也不本分——那些摆小摊、做小买卖的，那些做豆腐、生豆芽的，那些卖包子、炸油条的，要是能本分，中国人何至于那怕买几块钱的小东西，都会战战兢兢，没有一点安全感？何况，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他们有过十年寒窗的付出，凭什么要他们尽普通人都难以做到的本分？
这些年，人人都变得不本分，是因为看到许多人挣钱很容易——不需要文化、不需要才干、不需要勤奋，更不需要诚信。只要看准机会、敢出手，个个都能发财，只要发了财马上就成了“成功人士”。
可以说，当今中国的道德危机、信誉危机、主要来自因机会太多而产生的全民性的不本分。
记得一次在国外旅游，全家在海滩上休闲。卖海鲜的小贩过来了，是装在保温桶里的。大虾、海蟹，就像刚从海里捞出来就直接加工的那么新鲜；还有热蓬蓬的米饭和小菜。小贩拿出一次性的小碗小碟，在我们面前摆上。丰盛、鲜美，给人的感觉甚至超过了大饭店里的海鲜，可价格低廉得让人不敢相信。小贩还放上一只塑料袋，叮咛我们将垃圾丢在里面。
我们慢慢地吃，却见那小贩总在四周转悠，并不走。我们没有理会，以为他在等生意。过了至少一小时吧，正要收拾垃圾时，那个小贩赶紧过来，将垃圾收拾去了。
他是在等我们吃完，好收拾垃圾；而当时的海边根本没有监管的人！
这就是本分。如果这个小贩不本分，他会急于去做他的买卖，才不会在乎海滩会不会被污染呢（看看我们旅游景点的地上就知道了！）；如果这个小贩发财心切，他可以向我这个拖儿带女的外国人漫天要价（也想想国内旅游景点的物价！）；如果他不安于这种既低微又赚不了大钱的小营生，他会昧着良心卖劣质海鲜，会挖空心思盘算怎样尽快地赚大钱、尽早地做起大买卖……
但我看得出来，这个小贩能这么认真而从容地对待自己的职业，他一定已经做了很久；而且，还要这么一直做下去，所以才会如此从从容容、不焦不燥……
我当时还想，中国过去不是也有许多这样的小商贩吗？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小买卖不可能发财，可还是一代代地做下去，还是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小手艺、小生意做好、做精，觉得这是自己的本分。
这种本分造就了许多安分守己的小商贩、小手艺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小买卖、小手艺，给了社会许多温馨的服务，成为一个安宁、安全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可以说，正是这种本分才是支撑一个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说，失去理想，胸无大志还不是当代青年的致命伤。本来，青年知识分子不做大事干小事，不能忧国忧民，能做好自己的事也不算错误，更不会天下大乱；但如果当代青年在追求那种可怜的、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目标时，没有从容的心态，没有脚踏实地的本分，那就不仅仅是理想缺失，而是道德危机了……
7、三个农民骗了2000个大学生
回顾2004年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新闻，北航教授索要10万元才给录取通知书的事件，肯定名列第一；2000名大学生被几个初中文化的农民骗去搞非法传销的新闻，应该紧随其后，排序第二。
一条属于教师，一条属于学生。前者我们有过介绍；后者发生在重庆。
这个由学生参与的非法传销案之所以轰动全国，是因为“几千名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
为了钱，几千名大学生（其中不乏北京的名牌大学）毅然决然放弃学业；为了钱，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居然被几个初中文化的骗子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思想和行为（这让人想起了前些年，一个女研究生被没有文化的人贩子骗到山区给农民做老婆的事件）。这与其说是这些天之骄子的智商和社会知识低下得令人失望、令人可怜，不如说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大失败！
先看看事件的基本线索：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
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北京《新京报》2004年6月28日）
这些大学生是如何深陷非法传销的的泥潭？当媒体和相关执法部门对他们进行解救时，他们又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传销组织者并没有用暴力胁持大学生参加。他们仅仅靠花言巧语就使大学生产生了兴趣，就义无反顾地去了；就像那个用花言巧语骗得女研究生跟她走的人贩子（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告诉女研究生，她能买到很便宜的银元）一样。不一样的是，人贩子最终是用暴力才让女研究生就范，被迫当了农民的老婆；而传销组织者始终没有采用暴力。
他们靠什么？
靠给大学生上课！
这些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传销者，给见识过著名教授、聆听过知识精英教诲的大学生上课！这真是一个笑话——一个中国式教育的笑话。
但如果我们听到、或看到这种上课的形式和内容就笑不起来了；这不是笑话，而是一个悲剧——中国式教育的悲剧。
第一课是培训老师的成功课，“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相互称乎‘老总’。还有是求婚游戏，异性间相互求婚，直到对方同意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这是一位参与过传销的大学生对记者说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此后的几天，每天不停地学习直销理念、制度、心态，称‘直销’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给予中国年轻人的第四大机遇。其主体课程是：分配方案、影响成功的因素、‘企业文化新理念’、从业应有的心态等。讲课内容非常有蛊惑性，比如‘穷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野心’等。”（央视《新闻调查》《传销网中的大学生》2004年7月12日播出）
我们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画面中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课堂：一间民房，只有卧室那么大，里面有三四十人，全部坐着小板凳上面。
央视的记者问：讲课的人有没有正儿八经学校的讲师、教授？
传销大学生：没有。全部就是圈内的人士，都认识。就是所谓的一些成功人士，做到主任，一定的级别，他们就来讲。
以下是讲课的同期声——
传销人员：现在请大家用最棒的姿态，最真挚的掌声，欢迎我们公司做得最棒，而且人长得最帅的张金龙。掌声有请。
传销人员：掌声不够。
传销人员：各位，现在好。
……
传销人员：当有一天我们成为公司的一名合格的业务员之后，并且在同时可以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还可以在这个时候去组建一个你的销售网络，充分地利用市场倍增学来发挥团队作战的精神魅力。
还有像幼儿园的孩子做体操的动作课，没有声音，只有动作和手势：
央视记者：什么样的手势？
大学生（作动作）：比如说这个，很多人都对你一起做这种手势，这个叫我心飞翔。
央视记者：表达什么意思？
大学生：就是表达我心飞翔，他们组织内部的一种规定，我心飞翔。还有你是最棒的，这样不停地做，你是最棒的。
记者：不说话？
大学生（作动作）：不说话就这样做。很多人下面几十个坐成一排，排成队伍，跟你不停地做这样的手势，那感觉非常好，然后这样做。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
大学生：大鹏展翅，祝你大鹏展翅。然后步步高升，这样步步高升。还有一个（作动作）……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
大学生（作动作）：众人划桨开大船。还有一个这样。让人感觉那个好像，大家都觉得很疯狂那种氛围，都觉得很疯狂。我们作为新来的同志也会不自觉地卷入进去……那种氛围确确实实感染了很多新来的同志。
到此时，传销主持人便会不失时机地大声发问：“你们想不想成功？”
大学生们高声回答：“我们想成功”；然后一个个举起自己的右手，有力地挥舞起各种手势。（央视《新闻调查》《传销网中的大学生》2004年7月12日播出）
这些表示雄心壮志的形体动作很幼稚，但却能让我们的天之骄子群情激昂、热血沸腾；那些蛊惑人心的演讲十分空洞，但却能让大学生如醉如痴。
一名卧底警员说，“我看到他们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笔记”；
8、是大学生的素质太低，还是我们的教育太失败？
媒体普遍认为，传销人员之所以能将那么多大学生拉下水，就在于这一系列的“洗脑”功课——传销组织者不仅向大学生教授传销知识，鼓舞士气，而且还有非常细心地做思想改造工作。
请看记者的报道：
这些并排放在地上的黑心棉，是大学生们睡觉的地方。在许多传销窝点里，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东西——那就是烂菜叶。这些都是大学生们从附近的菜市场里捡来的，令人无法想象他们每天吃的就是这些。
记者：我听说你们捡菜叶子吃？
大学生：是的，我都捡过。
记者：是真的吗？
大学生：是真的。
记者：你到哪儿去捡过？
大学生：就在附近的菜市场、集贸市场里面。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去捡菜叶，大白菜、莴苣那些叶子，就是外面那些叶子，别人扔掉了不好卖。有些老的，有些快要烂掉的，我们就去把它捡过来，稍加整理一下，清理一下，就吃。
解说：靠捡菜叶来维持日常生活，传销组织者炮制了一套理论，声称捡菜叶可以培养艰苦、朴素的精神，是创业阶段磨炼意志的好方法。而实际上是为大学生日后骗人入会打下心理基础。
记者：为什么要去捡菜叶？
大学生：要让你通过捡菜叶这个事情，让你将你自己的面子问题抛开，你能够做到在别人的脚旁边去把菜叶捡起来，能经受住旁边外人的不理解，还有一些人白眼，说一些风凉话，对这些事情你不要管它，你捡就行了。（同上）
我们也有过许多类似的“思想”工作，可就是没能让这些大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成为“四有新人”，成为德才兼备的接班人！看来，各级宣传部门真应该向这些传销人员学习了！
通过这样的教育、培训，大学生们终于自觉自愿地放弃了学业，自觉自愿地用三四千元买回价值几十元的传销产品，自觉自愿地将同学也从大学里召唤过来……
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新闻更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失败？因为牵扯到这个丑闻中的不是个别大学和个别大学生；甚至重庆大学生非法传销事件也并非个别。
以这次非法传销案为切入点，媒体和执法部门发现了更多以大学生为目标的非法传销网点——
2004年6月23日，常州捣毁一个传销窝点，有30多名大学生被骗；
2004年5月29日，江苏徐州市公安局对8个传销窝点进行突击检查，解救出3名大学生；
2004年5月19日，山西临汾市工商局、公安局捣毁一个传销窝点，40多名传销人员中大多数为在校大学生；
2003年10月31日，海南海口市捣毁一传销窝点。该窝点的13名传销人员均为在校大学生；
2003年9月9日，广西贵港市查获一个非法传销窝点，涉案人员达500多人，其中90％是大学生；
2003年8月27日，广西合浦县端掉一个非法传销窝点，查获146名非法传销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传销盯上大学生》央视国际2004年6月28日）
这些数字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耻大辱啊！
9、在传销人员洗脑之前，这些大学生早已被他们的老师洗过脑了
传销组织者是靠着“理想”和“激情”——一夜暴富的理想和不择手段的激情——成功地控制了大学生的。
问题是，这样的“理想”和“激情”，为何能灌输进这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的头脑里？！
国家花巨资承办高等教育，花巨资将知识精英集中到大学里来，就是要让这些年青人中的幸运儿能得到最良好、最高级别的教育；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知识精英长达数年的精心培育，居然没有几个没有文化的农民搞的几天突击性的补课凑效？
记者曾经向被捕的传销发问，“为什么愿意拉一些大学生来？”；传销人员回答：大学生的“知识面，包括辨别能力，很多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包括你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在你们看来可能漏洞百出，反而很多大学生来，更容易去接受。有些甚至来了连一点反抗情绪都没有，就接受了。”
首先，这当然不是认识问题，不是因为这些大学生不明事理、不辨是非。尽管在他们的圈子里把传销说成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是“根本就没有产品，单纯靠拉人头”的骗局，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诈骗，是靠无数“下线”养肥“金字塔”顶上那些早加入者的残酷骗局。
一个参加传销的大学生向记者承认：“老实说就是赚钱。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赚到钱，因为每个人向钱看的，一年可以赚一两百万。如果是真正的运作模式，一年可以赚几十万没问题”。
看来，他们非常清楚，要赚一百万，就必须有成百上千的受骗者给他当下线。
所以不是认识的模糊，而是因为有一年赚几十万、上百万的巨大诱惑，清清楚楚的摆在他的面前。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有这个巨大的诱惑，传统的价值观就顷刻间土崩瓦解了？
大多数媒体是这样认识的：以为传销骗子个个口才超人，以利煽情，所以有很大的蒙骗性；大学生自己也这样认识。一个重庆传销案的受骗大学生说，“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那里面，用个不到两三天的时间，已经全部被他磨灭了。像擦黑板一样给擦掉了，然后所有的道德体系在那里面重新建构……”
这个受骗大学生只说对了一半，根源是在于“传统价值观”的磨灭；但他没有认识到的是，这种磨灭，绝不是几天的时间在传销点完成的；在被拉下水之前，他们已经过了好几年的“洗脑”；也就是说，在传销教师对他们实施突击性的“洗脑”之前，我们教育、我们的知识精英早已为他们洗过脑，早已将他们变成了与那些传销骗子在价值取向上无大差别的同类了。
没有这个前提，骗子如何能说会道，也不可能让这些高学历的受骗者就范。
这是典型的利令智昏、见利忘义。别说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职责、本分，就连起码的人格都不要了：向家里骗钱，交纳入会费；在明知这类传销只是赚人头费后，还是将同学和亲友骗来充当自己的下线。
我们不否认参与传销的大学生中的确有一些是迫于无钱交纳学费、无钱继续完成学业的农民子女（有个女生为凑够入会费，向家里要钱，父母将耕牛卖了，自己将牛马的劳动承担下来），但这并不是多数；再说，即使是真的为贫困所迫，也万万不该干这种明知损人的勾当……
因此，当我们思考2004年大学生参与传销骗局的事件时，必须指出，这样的丑闻和悲剧性事件之所以会在大学生中大面积的发生，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师们难辞其咎！
10、从出国热、外语热看当代大学生的媚外心态
教育体制的太多问题，灵魂工程师的太多问题，必然使当代学子的问题多多——疏于学业、考试作弊，不思上进、热衷于人际关系，贪图享乐，崇洋媚外……
崇洋媚外，可以说是当代大学生的灵魂深处的顽症。我们看到过北京的大学生在美国球星麦克尔•乔丹面前哭泣、下跪的情景；而在上海，当身怀六甲的英国歌星“辣妹”维多利亚2004年10月来访时，上海电视台某栏目以3万美金的价钱，获得了“辣妹”半个多小时的专访权。为何出此高价？因为她集洋歌星和洋球星（她怀着小贝克汉姆）于一身，因而是诸多电视观众的焦点、热点和偶像。
这诸多观众，当然是以大中学生为主体了！
今天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在治学的严谨、专业基础的扎实方面与过去的学生有很大差距，但他们的外语水平却十分了得：以前本科毕业，能拿到四级已很不容易，现在，大多数的本科生都能达到英语六级，否则很没面子。大学里流行的说法是，拿不到六级，别想交到女朋友。
为什么？因为早早地就想着出国，想着进外企，所以在校期间，他们一个个猛攻外语，一个个都对西方的习俗、习惯有深刻了解。他们看英文报纸，他们过西方的节日，他们甚至与中国人说话也要要尽量多地加入英语词汇。
心向西方、苦读外语、考托福、考GRE，联系美国大学、申请奖学金，熟悉美国大使馆的签证程序，可以说是多数大学学习生涯的全部。越是名校，这种现象越是突出。
2004年初，北京大学一名大四的女生突然失踪了。这事在北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校方登报，同学们自发出去张贴寻人启事，将北大校园闹得沸沸扬扬。
这位女生是一个极为用功的学生，尤其是英语很好，她的托福考试分数很高。就在失踪前几天，她刚刚接到了国外两所著名大学的邀请函。不料，她却消失了，连续几天不见其踪。
后来她班上的同学提供了线索：“该女生一直把出国看得很重，拿到邀请函后激动不已，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逢人就讲，当时大家都觉得她有点异常，劝其去看心理医生……”
她没有去看心理医生，而是失踪了。
最后，该北大女生被当地的派出所找到了：当时，她神智不清，疲惫、饥饿，已经处于虚脱状态。
这位女生精神失常了——在马上就要实现“出国梦”的亢奋中失常的。
中央电视台的“社会记录”栏目得知此事后，想采访这一事件。但被校方拒绝了，是说要保护当事人。于是，该栏目采访了北大的一些学生，请他们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
北大男生甲：“独生子女承受的压力本来就不大,突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发生这种事情很正常……”
北大男生乙：“感觉有点像范进中举,我了解到的是不是,因为她可能看到这事成了,特别兴奋。”
北大男生丙：“就是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想不一定就说明你怎么放得开,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北大男生乙：“化学院大四那个师姐出走的那个事,我跟他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觉得造成她一看到成绩单,然后兴奋了,造成精神恍惚的原因,可能是她觉得她的付出和得到的东西就是她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
北大男生丁：“留学可以说是每一个进入北大学生的一种梦想吧。”
主持人阿邱：我一直在想，留学，在这个女孩心中会重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会让她仅仅得到邀请函，离真正出去还有很长距离的时候，就如此的兴奋？没有采访到女孩我觉得有些遗憾，不过在一篇网上很流行的留学文章中，我似乎又找到了答案。文章的作者也是一个想出国的女孩，而且也是北大的——
主持人阿邱读到：……我相信，在每一个拿到offer的学生心里，签证的分量都很重，这份重量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充分感觉到。天堂与地狱的距离有时只在一线间……在我眼里，美国大使馆就是这样一道分界线。不知曾经有多少年轻人来过这里，试图跨越飞跃道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几个小时的等待，几分钟的面谈，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中央电视台2004年2月5日“社会记录”：《北大大四女生痴迷出国梦》）
去美国是进天堂，出不去等于留在了地狱，大使馆的签证是天堂和地狱间的一道门槛。
好恐怖的比喻啊。
那位的女学生痴迷和这位女学生的比喻，的确十分形象地将今天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节目还就同一个问题对清华大学的学生有过采访，结果发现，清华的出国热与北大不相上下：“清华曾经有这么一个班，入校的时候除了一名学生，人人都发誓要出国。可到了大四，那唯一一个例外也不例外了……”
我们在节目中看到了那唯一一个清华学生的镜头：
清华男生：“我想我的思维在我们班上还算是比较个别，不太相同的那种，其实原本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是不想出国的，但是后来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才出国。”（同上）
这的确是让人寒心的事，政府为帮助北大、清华创世界一流，二三年的投入能超过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辛辛苦苦搞了二十年的“希望工程”的积累，力度不可谓不大，为的就是多培养一些尖端人才。可这些尖端人才是为美国培养的。
难怪有人将北大、清华称之为“留美预备学校”、“为美国培养帐房先生的地方”。
浙江大学教授郑强曾经对这种“外向型”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出国热、外语热有过尖锐地批评。
他说：“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的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GRE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
在谈到崇洋媚外，谈到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物理教授的激动已经近乎于愤怒了——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重要的是要让国民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说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是呵，首先是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常的、完整的人。我们的教育恰恰在这方面十分欠缺。
11、一代学子的精神状态与教授们的精神连接
前两年，曾经有一篇谈论当代青年精神状态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应。文章的作者也是一位青年，叫李天时，文章标题是：“不和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
这位李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善交往的人，他的朋友很多，那方面的都有，但“唯独没有7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
他列举了这一代人的许多问题：玩“酷”、玩“炫”；“只会听流行的声音，跟着时髦走”；“装嫩玩纯真，其实很弱智”；“除了写某某宝贝什么什么恋人不会别的，全是脱光了衣服就上床，上完床就抽烟喝酒”；“喜欢唱病句，而且是穿女人的内衣在台上唱病句”；“冷漠、不合群、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太自私，对他人太不负责任”……
当然，李先生的言语过于刻薄，且有一竿子扫翻一船人的嫌疑，但他对70年代出生的人缺少理想、责任的评价基本准确。
这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底。那么，他所批评的“70年代生的人”最小也有23岁了，也就是说，他们正是这十多年来，中、高等教育的产物（从他的描写看，他笔下的对象应该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
后来，很多年轻人加入到对这篇文章的争论之中，并且分成了“炮轰70年代”和“捍卫70年代”两派。两派都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文章。其中一篇“捍卫”派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70年代生的人的问题，但却认为，“70年代总比80年代的好”
作者将80年代生的人称之为“新新人类”，并且陈列了他们更加严重的道德问题：
“八十年代的人往往带有一种极端自私和以我为中心的想法，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有良好的教育”；
“可以这么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他们的脑海里只有性、毒品，蹦D等等而已。而道德、良心等堂而皇之摆在纸面上的东西，是镇不住八十年代人隐藏在灵魂最黑暗深处的东西的”；
“可以说八十年代人非常的空虚，很多犯罪也是由此引起的。他们往往凭着潜意识里的厌恶和敌意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70年代总比80年代的好》网易文化频道2003年12月4日）
看来，80年代生的青年更时尚了（所以在“新人类”前面又加了个新字）；他们的文化程度也更高了（因为大学扩展了，高等教育发展了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扩大招生数额，要的是这样的最终结果？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代青年的自画像尚有几分真实，如果我们承认他们就是我们的教育结果，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将这样的肖像，与有着许多名学者、名教授，有许多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大学联系起来？
又想起了那两部写大学教授生活的长篇小说《沙床》和《桃李》，并且从那些教授的生活中，看到了与上述年青人自我描述十分相似的东西，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精神连接。
此时，我又想到了一句格言：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但庸师是必定要出败徒的。
谁能说，这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成果？
我的小女儿是90年代出生的；将来有一天，人们也会用相同语言评说90年代生的孩子吗？
救救孩子！
2004年12月9日于上海
（完）(5/29/2005 1:44)
(5/29/2005 9:18: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