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强【明见网5月28日讯】本章的上篇谈论的是中国教育的大背景、是体制；或者说这个大背景是体制的使然。毫无疑问，这个大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必然问题多多。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大学仅仅是钱和权的天下，以为教授们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充当钱和权的工具，只是可怜巴巴地被钱权榨取，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前所述，钱对大学的腐蚀与权对大学的渗透，使得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和学术自由在当今大学消失殆尽，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独立性和创造性已经与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普遍分离。
体制扼杀了知识分子在教学、科研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但在牟取个人利益方面，今日的大学体制却给了教授学者们难得的机遇；在为自己牟取利益方面，我们学者教授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令人惊叹！
1、体制的问题并不能掩盖个体的道德缺陷
由于问题出在体制上，我们在遭遇和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时，在遭遇和谈论那许多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知识分子时，我们常常会不经意地说一声，“都是体制造成的！”
因为是体制造成的，我们没有责怪人——哪怕这些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灵魂工程师已经堕落到甚至比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商人都不如的程度（商人尚有诚信、尚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名！），我们也还是宽宏大量地说，“哪个领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单单对教师这么苛刻？”；或是，我们会从历史的高度、制度的高度，甚至从民族文化心理的高度去寻找原因，去追究责任！
我们从来没有从个人的精神道德层面追究知识分子的责任，从来没有对个人有过深刻的检讨和拷问。
前些年“灵魂的拷问”一词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时尚，但那是针对别人、或最多是针对这个某个群体而言。一位曾经以此著书立说的学者，就被另一位学者追问道：“你怎么就不拷问拷问你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们的体制有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问题，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有问题；但正因为有这许多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才显得更加重要，知识分子能不能恪尽职守才成了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是相反，让体制问题成为知识分子堕落的借口。
是的，中国很穷，而猛然与西方的物质生活接轨，肯定会带来因物欲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痛苦；
是的，中国的社会分配有问题，所以采取同样有问题的手段去夺回自己该得而没得到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各显神通时的道德依据，所以才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哪个领域不是这样？为什么单单知识分子就不可以？”
是的，在一个不能依法行事从而不能公平、公正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纠正那种不公正——商人们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对抗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工人农民也可以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追讨回被非法剥夺的血汗钱（可悲的是，即使用不正当的方式他们也很难追回本来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然而，即使所有的阶层都因制度的不公正而放弃了自己的道德操，知识分子也无权随波逐流！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担待者，是社会道德底线的守卫者，如果他们以牺牲自己良知、道德和社会职守为代价去对匡正社会不公，不仅不可能减缓社会的不公正，还会因他们的加入而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防线的彻底崩溃，从而将整个民族拖向毁灭。
在苏联时代，当1937到1939年的政治清洗危及到每一个公民的安全时，由于胆怯或由于自保，一些人变节自首、告密出卖自己的亲友，有人甚至站在权力一边落井下石、为虎作伥；然而，当这种本应该由制度承担的丑恶蔓延到个别知识分子和个别作家身上时，苏联的知识分子对此沉痛地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
因此，无论从制度、历史的高度，还是就个人、道德的微观层面，我们都不能对中国教育大背景下的小动作掉以轻心、无动于衷——那就是，尽管中国教育在体制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但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问题，更应该是我们有勇气面对、有勇气揭露的；否则，这些人的问题，会无限放大了体制的问题，并且对整个民族的精神道德，起到巨大的腐蚀作用……
在谈论当代教育体制下教育精英们的大范围堕落之前，我们先从纵横两个方向作作比较，看看时代的黑暗是否必然造就教师们的人格缺陷？
2、国家贫穷落后，教育界群星璀灿
我们是了解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蔡元培、蒋梦龄、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陶行之、傅斯年、梅贻琦、刘半农、朱子清、辜鸿铭、马寅初、梁漱溟、闻一多、陈寅恪……光是看看这些名字就让人怦然心动——同一个时代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出类拔萃之辈，这的确令人惊讶；而这个时代离我们仅仅几十年！
仅仅几十年前呵，中国还有如此众多的优秀知识分子，中国还有如此令人炫目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从北京的大学到各地方大学，从著名知识分子一直到那些默默无闻的乡村小学的校长、教师……
那时，办教育、当教师、为人师表是何等神圣的职业和称号！尽管那时的一些有钱人或土财主也会将教师称之为教书匠（而且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穷”字，叫穷教书匠），但即使再穷——那怕长衫上打上了补丁，他们还是备受社会尊敬。旧时县官上任，最先拜见的不是财主、绅士或者商会会长，而是当地的小学校长。
孔子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就是中国人极为珍视的师道尊严。过去，中国人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可见教师这个职业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不过，教师的地位不是权力册封的，而是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学识道德博得。向别人传授知识是一件庄严而尊贵的事，但你得从自己做起。
尊重和自重，爱戴和自爱——做教师做学问得先从做人做起；教别人，先得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旧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高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优秀，上述那个很不完全的名单就是证明，这一点无须赘言。需要多说几句的，是这些优秀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那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比今天先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的大环境同样经受着权力的渗透，前面说过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就是因为没有按官方意图治校而被关进监狱，蒋介石甚至扬言要枪毙他。诸如此类，可见当时教育的政治环境并不宽松。
实际上，刘文典案并非个案。就在那个时期，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要以“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也在1927年8月实实在在地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为了推行“党义”，国民党中央又制订了《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从组织上规范党义教师任教资格。教科书方面，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其中开列的3项政治标准是：（1）适合党义；（2）适合国情；（3）适合时代性。1938年，该部又颁行《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对大、中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文件还规定把“党义”列为大学必修课，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史及国民党历届宣言……等等。
（《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张博树《中国现代“党化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但旧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权力扭曲，没有为争当校长（当时的大学还是以国立为主，能不能当校长当然要国家说了算）、争当教育官员而突出政治、或创造性地落实权力对教育的指令；相反，在权力的渗透面前，当时的许多著名的校长、或最有希望当校长的教授都拍案而起，进行公开的抵制——
胡适公开指责这类党化教育教材为“党八股”，呼吁“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而马寅初、潘光旦、许德珩、张伸府、任鸿隽等著名学者教授也因为反对“党化教育”和在校园内强制性地推行“三民主义教育”而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监视和迫害……
以上是旧时教育所处的政治环境；从经济上讲，那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物质生活生平也远远低于今日的中国。虽说旧时的大学教授也有过较高收入的时期，但对大多数教师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清贫的职业。在战乱或灾荒年间，就是著名教授也难以养家糊口。朱子清拒领救济粮之所以成为美谈，肯定是家里等着那面粉充饥，要是他衣食无忧，拒绝一点面粉算得了什么气节？！
在中国，整整两代知识分子成长，以及他们为民族复兴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不与与这些知识精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或者在他们执教的校园接受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或者是在他们的著作或巨大精神力量的影响下而成为中国的脊梁的。
3、沙皇专制下的俄国教育家们
说起体制环境的恶劣与知识分子的优秀的反差，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的近邻俄国——这个以苦难和优秀知识分子闻名的国度。
从沙俄时代开始，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校，他们师生就经受着专制力量的巨大压制。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代，国家收入的一半用于军队和警察开支，而教育经费的支出不及百分之一。在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针对着有许多青年参与了起义一事，加强了对教育的监控：彻底取消了大学的自治权；增加宗教课和学生的军事训练；减少大学招生、增加学费……
尼古拉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公开宣称：“防止出身微贱的青年混入，对于他们，高等教育是无用的，是一种不需要的奢侈，徒然使他们走出他们原来的生活圈子，对于他们自己和对于国家也都是无益的。”（《苏联通史》第二卷P171）
尼古拉一世还利用以宪兵和秘密政治警察组成的特务机构“第三厅”，强化对大学师生的监控。
“第三厅”藉着无数的密探，监视学生的思想趋向，“注意那些对宗教或政府肆意议论的人，并搜索是否有秘密团体出现。”（同上P170）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描写过“第三厅”在他就读的大学里大肆进行特务活动的事：他系里的同学，有的神秘失踪，有的在夜里直接被警察从宿舍里抓走的。赫尔岑说，抓走的“全是很出色的青年”。
除了经费上的制约和政治上的控制，尼古拉一世还采取了蒙昧主义对学生进行洗脑：任命一些不学无术的将军担任学校的哲学教授。到1850年，他的教育大臣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干脆“完全禁止在大学中讲授哲学。”，因为他认为社会科学是有害的，而“自然科学是没有危险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P29）
紧缺的教育经费，专制的政治制度，遭受着权力干预的教育体制，这是旧时代中俄两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十分相似的时代背景；另一个相同的是，中俄两国的知识精英都能坚持不懈地将民主和科学引入校园，为传播科学和民主精神而与权势斗、与世俗的愚昧斗。
贫穷、黑暗的沙皇俄国同样如此：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知识精英，才为这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度造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被俄国人誉为“科学之父”的教育家M．B．罗蒙罗诺索夫，被俄国人称为“教师的教师”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还有教育家、历史学家、基辅大学首任校长姆•阿•马克西莫维奇，以及以其著作《教育诗》影响了无数中俄知识分子的教育家马卡连柯……
其中莫斯科大学和它的缔造者M．B．罗蒙罗诺索夫就是俄罗斯教育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典范。
平民出身的知名教育家、科学家罗蒙罗诺索夫一直对民族科学文化的发展寄希望于大学的健康发展——
他主张大学设在俄国科学文化的中心莫斯科，而不设在当时的首都所在地圣•彼得堡，以摆脱沙皇宫廷的直接控制；
他主张每一个平民阶层的子弟都有权利接受高等教育，还提出准许农奴阶层的人入学，从而打破了俄国贵族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
为摆脱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罗蒙罗诺索夫坚持不懈地与贵族官僚斗争，勇敢地提出不设当时西欧各大学都必须设置的神学系，并要求教会当局不干涉教学，大学教授的学术著作不受教会和政府当局的检查：
他教育学生，“不谋荣华，不求富贵，为造福后代，有利社会”；他鼓励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要同当时流行的醉生梦死、为非作歹和欺压穷人的社会恶习作斗争……
普希金称“罗蒙诺索夫自己就是俄国第一所大学。”
正是有了许多像罗蒙罗诺索夫这样的知识精英的言传身教，莫斯科大学200多年来为俄罗斯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和科学家。
仅在十月革命以前，杰出毕业生中就有一大批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如解剖学与外科解剖实验学创始人尼•伊•皮罗戈夫，俄国生理学派创始人伊•米•谢切诺夫，俄国临床学最大学派创始人谢•彼•包特金，数学家、彼得堡学派创始入巴•里•切比雪夫，天文学家费•亚•布列季欣，动物学家和进化论的先驱之一尼•亚•谢韦尔优夫，物理学和农业生物学家米•格•巴甫洛夫，现代空气动力学创始人尼•叶•茹科夫斯基等。
在人文学科方面，从莫斯科大学走出来的学者、作家更是群星璀灿：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俄国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教育家康•德•乌申斯基，历史学家、俄国国家学派奠基人谢•索洛维约夫，思想家、作家赫尔岑；以及一大批享有崇高声誉的世界著名文学家：诗体喜剧《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作者、诗人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和《悬崖》作者冈察洛夫，散文家、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作者屠格涅夫，戏剧《肥缺》、《没有陪嫁的女人》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等……
这又是一份同样光彩照人、同样令人怦然心动的名单；而且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个名单一直可以开下去，从落后的高加索山区一直到西伯利亚的雪海深处，俄国无数知识分子在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像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那样，全身心地将自己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们别无所求，为学生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一生……
是的，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权力对精神的钳制无孔不入的条件下，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贫困和专制的压力下放弃知识分子的职责；更不没有因为社会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平而斯文扫地，自甘堕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用这个神圣的职业去捞取好处、或从自己的学生身上搜刮钱财？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而完全把责任推到体制身上；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我们自身的问题，正视当代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4、“剽教授”们——来自报刊的精彩回放
进入新世纪，在一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呼声中，中国教育界最抢眼的事件却是对学术腐败的揭露和讨伐。
下面是几个典型的、见之报端的事件：
最大胆的剽窃案。
这个被海外媒体称为“最大胆的抄袭案”的主角是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室主任杨敬安教授。
杨教授是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审组成员。
杨教授的丑闻是被一位以色列博士的揭露才败露的。这位洋博士反映，杨敬安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逐字逐句地抄袭了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发表的一篇论文。
对洋博士的检举，杨教授很不以为然。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说，这个以色列博士是他在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指导过的学生。学生发表论文，不署上老师的名字是他的不对。言下之意，我抄的是我指导出来的论文，有什么错？
进一步查证发现，杨敬安确实曾经在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当过访问学者，但是以色列博士的这篇论文，发表在杨敬安去美国之前；而且以色列的博士根本就不认识他。
再进一步追究，发现杨敬安在国内外的学刊、学报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也严重抄袭了他人的学术论文。他还在这些抄袭的文章上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字样。
杨教授之所以算是最大胆的抄袭者，是因为“常见的抄袭是把英文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他是直接把英文论文抄成英文论文。一般抄袭的时候会做点改动掩饰一下，他则连改都懒得改，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往下抄，而且不是copy/paste，而是自己打一遍，好多单词都打错了。他把插图、照片也都复印过去，复印质量还不是很好，也不找一台好一点的复印机”（方舟子：《以“科学”和“爱国”的名义》）
2002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表通报：对杨敬安抄袭他人学术论文的行为进行了查处——
“经核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为杨的行为严重违了背科学道德，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造成了恶劣影响，决定取消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取消其学科评审组成员资格，撤销其正在执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限期追回拨付的项目资助款。”(《科学时报》2002年1月17日)
级别最高的抄袭剽窃者。
南京的东南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被揭露涉嫌抄袭。有抄袭嫌疑的那篇论文，是他的博士生李仕峰与他共同署名。论文所出的研究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院士本人就是项目负责人。
事发之后，校方立即作出反应：说该博士生李仕峰的论文，属冒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私自署上了顾冠群院士为第二作者，因此，完全属于“李仕峰的个人行为”；同时，博士生李仕峰也写出检查，称“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但很快，又有另外三篇署有顾冠群院士名字的论文被揭发涉嫌抄袭，其中一篇是顾院士与他以前带过的另一名博士生共同署名。
事态扩大了，媒体指名道姓地将此事披露出来，并且不依不饶地追究起院士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发表过这些论文？
校方的回答依然是，“这三篇论文，同样是没有征得顾院士同意署的名，没有交给顾院士看，顾院士不知情。沈军的论文署名同样没有征求顾院士的同意。”
于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发问：“据我们调查，东南大学博士生发表论文，报销版面费时，导师一般要凭‘杂志录用通知单’在报销单上签名的，由此可判断导师是否知情。李仕峰二篇论文均交了版面费，导师怎么会不知情？”
即使对事件的追究已经到如此地步，校方还是不愿承认真相，不忍心让自己的首长承担责任。
看看前面杨敬安的理直气壮，再听听东南大学校方在媒体面前的多次辩护，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受道德拷问时，有多么强的承受力啊！
不过，就当代的中国大学来说，校方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当局，所以我们可以退一步说，至少在东南大学，表现出来的仅仅是权力的丑恶，而不算是知识分子的无耻吧。
最著名大学的剽窃事件。
北大教授王铭铭是一位多产的著名学者，曾经创下过13个月内出版了11本书的记录。他的一部32万字的专著《想象的异邦》，竟有10万字来自他自己翻译一部作品。
王铭铭的剽窃行为是被中文系博士生晓声以《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为题，在《社会科学报》登载后，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
王铭铭教授不仅多产，而且博学，他在自己著作《想象的异邦》的末尾，开列了120多种中外学者的论著，以证明他的阅读之广博、更证明他这部著作学术基础之厚实。但他独独没有将他12年前翻译、12年后抄袭了10万字那部著作的书名列出来，仅此一个证据，就能证明他抄袭的主观故意。
事后，北大免去了王铭铭所担任的所有学术职务。
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剽窃事件。
这位上海某著名大学的教授，是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30刚出头就有了许多非同一般的头衔：他所在大学技术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某某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委某某开放实验室主任；还有，上海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真是占尽了学界和商界的风光，一直到他在博士毕业论文里剽窃他人成果的丑闻被公开揭露，这位中国最年轻的知识精英才被撤消了博士学位、所长、教授，直至开除公职。
据调查，他将国外科学家送他阅读的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内容据为己有，再加上其它科学家的专著内容，拼凑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同时他的很多论文也属抄袭、剽窃之作。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中国科技界的新星，亲手做了一本根本没有写的书的封面拿去评奖，居然获了学术奖。
这个事件还引发了这位博士的导师（他所在大学的原校长)的学术道德问题，最终导致被除去院士之名。
5、“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抄袭、剽窃……”
以上事件，仅仅是学界抄袭、剽窃的冰山一角，这些事例之所以成为事件和话题，是因为这些人树大招风，他们的道德文章有很多人关注。可那许多为学位而写的毕业论文，那许多为评职称、争待遇而发表、出版的文章、著作，有多少被人关注而被揭露出来？
国内著名的学术打假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在谈及弄虚作假的学术丑闻时说，“北京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它的外号叫‘抄袭大本营’；南方也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学，它的外号叫‘复印大学’”。
杨玉圣教授曾经在报刊上公布过涉嫌抄袭剽窃丑闻的大学，其中名校之多，令人震惊。
以下是杨教授的原文——
拿抄袭剽窃这一最为人所不齿的学术丑闻来说，单是在媒体上已经公开披露过的著名学术机构，至少可以举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而且，这个令人汗颜、不光彩的名单很可能今后还会继续扩大下去。在这个花名册中，固然有一些牌子一般的高校，但叫人尴尬的是，其中大多数更是名牌学府，如既有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国家倾斜投资建设的“世界高水平大学”（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面对这个花名册中的“国家队”性质的名牌学府业已暴露出来的严重学风问题，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声称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
真是世界之最啊！应该对杨教授说，别将这个名单开下去了，别告诉我们哪些大学存在学术腐败，只请告诉我们，哪所大学没有这类丑闻！
杨教授十分感慨地说：“90年代以来，此类丑闻不绝，大有风火燎原，越演越烈之势，从内容上看，除高校教材、辞书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外，学术论文、专著、博士学位论文都有份。从抄袭者的情况看，不仅一般中青年人抄，老年人也抄，不仅无名之辈抄，业已成名的人也抄。不仅有学生抄老师的，也有老师抄学生的。最不可解的是被众多专家学者指认、并写文公布的抄袭者，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9日）
南开大学副校长、教授陈洪，在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曾经痛心地说过，“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这种问题（指抄袭、剽窃），我想谁也不敢打保证、拍这个胸脯……”（天津电视台2002年3月3日“青年大世界”节目）
6、中国特色的学术奖项和评委
无论抄袭剽窃的现象多么普遍、恶劣，仍然算不上知识分子腐败中最无耻、最下作的手段；毕竟这在国外也发生过的，而在中国，抄袭的话题也有了一两千年的历史；更无耻的是，一些教授、学者在评奖、评职称过程所采用的下流手段。
以下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沙林披露出来的三个个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撰写《竹木春秋》一书。出版后，有好几位专家公开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批评此书存在大量的硬伤和大量的抄袭；还把该书大肆抄袭未发表的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事实也揭露出来。这些书评文章都发表在评奖之前，并广为学界所知。但就是这本有严重问题的图书竟与《陇文化丛书》一起获得中国最高规格的图书国家大奖──2000年“中国图书奖”，令学人大哗。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争取博士生导师资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之后还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他靠这些材料最终评上了教授和博导。后来商务的领导见到武大的人问，你们那个谁的稿子怎么还没送来？武大人说，不是书都出了吗……这才露了馅。该人的教授和博导帽子全被掳了，带着一家人去了国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某教授来得更奇，他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而且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用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令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传，如：“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到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中国青年报》2001/07/18）
在商场上，制假售假的商家不少，但敢把假货拿到展览会上去参赛评奖的却很少听说。
这些年，中国假酒泛滥，酒类的评奖活动也泛滥，却从没有听说过哪一种假酒得了奖！可知识界的假冒伪劣产品——抄袭剽窃之作，胡乱拼凑之作，品味低下之作——不仅充斥文化市场，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获奖。
抄袭剽窃之作可以获奖，首先是抄袭者不以抄袭剽窃为耻，敢于理直气壮地把他的假冒伪劣产品拿去参评、参赛；其次是他一定精于中国式的评奖之道，能有把握将多数评委摆平、搞定；至于那两位只有一个书名、只有自己做出的一张假封面而根本就不存在的书也获了图书大奖，也评上了博导的教授，就只能归功于中国特色的奖项和中国特色的评委会了！
那位靠自己制作的一个图书封面而获得学术奖的某教授，正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占尽了学界和商界风光”的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胡黎明。
为名为利到了不惜使用流氓手段的人，还能得到学术权威的青睐奖励，得到了实业家的欣赏重用！中国人爱说“英雄所见略同”，在这里成了“昏庸所爱相似”了。
是呵，那些平庸的、或心术不正的领导人，总是喜欢重用和提拔与他们内心世界相似的人……这也是我们身边那些个骗子、流氓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吧！
抄袭剽窃就像火车站卖假票的票贩子，而懒到连抄袭、剽窃的劳动都不愿付出的教授们，就像贩卖假票的票贩子，卖到最后，连假票都懒得造了，只是伪称自己有票，先把钱骗到手再说。
一个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急功近利到如此程度，胆大妄为到如此程度！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词来形容这样的行径——是犯罪，还是流氓？
但他们没有犯罪，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学者教授因为弄虚作假、投机钻营、招摇撞骗而犯了罪。知识分子不会犯罪，犯罪的只是那些制假售假的小商贩、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
对票贩子，无论他倒卖的是假票还是真票，都有被抓捕、被绳之以法的风险。而在我们知识圈内，连根本就没有造出来的假货，还会有报刊为其发表书评，还会有权威的评委对其表示欣赏、直至给予奖励。即使败露了，最多是取消奖项、或是取消什么什么资格而已……
相比之下，在知识界造假售假或耍流氓手段骗名骗利，比起在市场上造假售假，投机取巧的风险成本低得多，获利却十分丰厚——发表了几篇抄袭来的文章，就可以评上副教授，每年稳拿四五万元的津贴；而要是抄袭剽窃的书出版了、获奖了而最终评上博导，那就是暴利了——博导，起码是正教授，套行政级别该是司局级，当然津贴更高，出国的机会更多、分得高级住房的机率更大，获得国家级奖项和国家级科研项目带头人的资格更足；如果争取到研究课题立项，那就有了数十万、数百万的课题经费。
一般来说，这些课题经费是无偿的，是无需对其是否有产出回报承担责任的。只要有几篇论文，有一些试验数据就可以交差了；而论文是可以抄袭，数据是可以编造的……
7、从学术腐败到精神堕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将这些丑行继续罗列下去，无论对笔者的写作，还是对读者的阅读，都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又必须有勇气注视，有勇气承认这些丑恶不仅非常可悲的在知识界存在着，而且决非个别！
近年来，学术腐败的大面积蔓延，已经引起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高度重视。
下面是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对“两会”的代表、委员痛斥学术腐败的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淮南工业学院教授赵师庆说，“现在学风败坏的形式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公开抄袭别人的论文，剽窃他人的成果，伪造实验数据，在学术成绩中大量‘注水’，请‘托儿’吹捧自己，甚至用钱去买学术职称”；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光机所所长王家骐对“败学症”的年轻化趋势十分忧虑：“在少数研究生中间也出现了科学道德的问题。有一位研究生与导师共同完成了研究课题，却将发表的论文署上自己和爱人的名字”；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不久前也对科技界当前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浮夸不实、甚至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骐认为，“现在学生作弊司空见惯，这是学术缺乏诚实的开始。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许多代表、委员认为，道德是一味“温方”，对学术不端行为没有强制作用。要真正根治“败学症”，还需“刚柔相济”，对学风败坏的事情，发现一起就严惩一起。为此，他们呼吁有关部门加紧制定、完善防治“败学症”的具体规则和法规，以更好地配合学术道德建设的进行。
——张存浩委员说：“欧美一些国家制订了防治学风败坏的法规，学术造假者面临着可能被送上法庭的命运。”（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曾经非常深刻地痛陈当代大学的精神堕落。
他认为当代大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学风问题和生存方式的变化。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门户之见，重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近亲繁殖，论资排辈；学术空疏，不愿意做精深的研究，热衷于在各地不断地组织各种会议，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圈层……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人选、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获取显赫名声……热衷于经济、大赚其财，夸夸其谈、下海捞钱……”
（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如果我们承认王岳川教授描绘的是一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惟妙惟肖的画像，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结构，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不能调过头去，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8、孩子成了教师的摇钱树
我们已经描绘出许多学校乱收费、吃教育、吃学生的细节，这些丑恶现象大都是以学校的名义进行的，有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经费短缺、为了学校的建设、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等等……
还有一些教师干脆就是以个体的名义赤裸裸地站出来，直接搜刮学生的钱财。
前面已经讲过，小学开学了，老师先要挨个问一问同学们的家长是干什么的，这是教师在进行资源调查，然后摸排出有用的数据。用家长的话来说就是要在班里找到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孩子——“汽车娃娃”、“煤气娃娃”、“医院娃娃”、“万事通娃娃”……
老师利用这些功能各异的娃娃，既可办成无法用钱办到的事，也可办成用钱办得到的事，但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
笔者单位的一位汽车司机给我说，儿子放学回来，十分兴奋，好像在学校里挣得了什么荣誉似的。儿子说，班主任请他爸爸帮灌煤气，说是他家有车。其实这些年只要花钱，买什么笨重东西总可以让人送上门的，无需有没有车。但老师的事对孩子无疑是天大的事，而孩子的事又是家长的头等大事。于是他拉上老师家的煤气罐自己花钱到煤气站灌气，再拉回去扛上六楼送到老师家里。钱自然不好意思收的。儿子好高兴啊，终于也找到了一次为老师办事的机会。
实际上，这位司机家长的这点“进贡”，根本不可能从老师那里得到实质性的好处，最多也就是让他的孩子少受一点气，不当二等、三等公民就是了。
老师与一些有钱、有权家长的交易要复杂得多；而老师的回报也不一般：老师利用手中的考试打分权、推荐保送生的决定权，评“三好”让学生升学时享受到的加分权；甚至，安排教室座位之权都会引家长来“勾兑”。这些权力没有一样不给老师带来好处；还有诸如购买“教辅”书籍、强制性保险、商品推销之类的敛财名目……教师个人私下以这些名目通过孩子向其父母“索贡”。
当然，这些仍然是一些小钱、小便宜。与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相比，这些小钱、小便宜绝对无济于事。于是，一些小学、初中的老师便利用补课，作为致富的途径。
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孩子的考试分数多少？“小升初”、“初升高”能不能进入重点？就成了家长对孩子初级教育的全部期望。
初中考不上重点，就很难上重点高中，而上不了重点高中，就很难考上大学。因此，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家长就一次次地在为孩子的命运拼搏。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尽心不尽心，照顾不照顾，对孩子的命运可谓生死攸关，那么，花小钱也好，花大钱也好，家长都别无选择。
凭着对孩子们前途命运的操控大权，一些老师课堂上不认真授课，让学生参加自己办的业余收费补习班：到老师家里补课，每小时收费二三十元，每周两次，每次2-4小时；补课的规模有时七八名学生，多的居然有一二十人，差不多将一小半学生的课搬到家里去上了；而不花钱补课的学生，考试分数自然就下来了，于是家长焦急、老师给脸色。这种情况下，学生和家长的神经再结实恐怕也吃不住劲了，不得不加入补课的行列！
补课还带动了家庭快餐业的发展——当然是老师的家庭——每人每顿五元钱，孩子们吃得十分热闹，师生双方皆大欢喜。据说，这类补课，让许多老师“先富起来”了。
不过，说句公平话，中小学老师挣的补课费属于辛苦钱，老师们毕竟牺牲了业余时间、付出了劳动，毕竟让家人也跟着在双休日里受挤、受累，烧水、做饭；而有的教师则完全是不劳而获，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赤裸裸地、直截了当地向家长索讨钱财。师德堕落到这种地步，实在让人心寒。
9、1000元钱加四条高档香烟才能评上“三好生”
以下是一个教师敛财的真实故事，如果不是记者全程跟踪拍照，我们很难相信为人师表的教师，能利令智昏到这种程度！
事情不是发生在法制观念和行政监管较为薄弱的偏僻地区，而是堂堂首都北京；时间是2004年4月——
本报讯（记者梁璐）海淀区清华育才学校高一学生赵鹰（化名）是“区三好学生”候选人。前日晚上，赵鹰的老师告诉他，评选活动有些意外，需要家长前来“沟通”。昨日上午，一位姓韩的老师在电话中告诉赵鹰的家长赵先生，要送1000元钱和四条香烟才能“搞定”。赵先生非常气愤，于是向本报投诉。昨日下午，记者摄录了赵先生送1500元钱给韩老师的全部过程。
老师电话里向家长转告“行情”
赵先生对记者说，他的外甥是清华育才学校高一（1）班的学生，品学兼优。这次学校评选“区三好学生”，经过班集体推荐，新来的班主任把他作为候选人推荐到了学校。
赵先生说，前天晚上他的外甥打来电话称，评选三好学生的事情有些麻烦，一名负责此次评选活动的韩姓老师通过他的班主任转告赵鹰，要求家长必须和韩老师联系一下，否则入选很麻烦。外甥在电话中的声音很沮丧，快哭了。
昨日上午10时，赵先生拨通了韩老师的办公室电话。韩老师在电话里告诉赵先生，赵鹰的学习成绩等各方面都不错，但是还有一名比他更优秀的候选人，竞争激烈。如果赵鹰要入选，得想一些办法。赵先生称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要韩老师说明确些。
韩老师换了一部电话压低声音告诉赵先生，需要送1000元现金和4条高档香烟，通过他活动一些关系，否则很麻烦。“送钱时间要快，明天就要过期了，希望不要失去一个好机会。评选到区三好学生可以在高考时加10分，对入党也有好处……”韩老师在电话中说了很多当选“区三好学生”的好处。
赵先生在电话中与韩老师约好，准备下午送钱过去。
“收了你的钱，一定把这事办好”
昨日下午2时40分左右，赵先生与记者一道来到清华育才学校，在校门口，赵先生拨通了韩老师的电话号码。10分钟后，一个身穿黑色西装、身高1.72米左右、身材较瘦、戴着近视眼镜的男子从校园走了出来。他与赵先生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是韩老师，高一（2）班的班主任老师。韩老师再次介绍了一下入选区三好学生的好处和紧迫性。
赵先生听完后说：“由于时间紧迫，香烟没有及时买，但是多准备了500元钱。”
韩老师说：“行！没问题。既然收了你的钱，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请你放心。”
赵先生在校门口掏出1500元现金，当韩老师的面数了一遍。此时有几个学生从学校里走了出来，韩老师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让他们看见不太好，快点。”韩老师边说边移动位置，用身体挡住了学生的视线。
韩收下钱放进口袋，临走时交代：“这件事不要跟孩子说。”
赵先生点头同意：“我也不想给孩子留下阴影。”两人交易的过程不到10分钟。
记者从门卫保安和赵鹰处再次证实，刚才收钱的是韩老师，名叫韩震剧（音），他还负责学校团委工作。
“我就是想曝教育腐败的光”
针对记者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要送钱给韩老师？为什么要找新闻媒体曝光？曝光后对其外甥读书有影响怎么办？
赵先生回答道：“我不是为了孩子评上三好学生才送礼的，如果是真心送礼，也不会找记者。我就是要曝他们的光！曝教育腐败的光。这样的教学风气，这样人品的老师，对学生成长能有什么利？”（北京《新京报》2004年4月1日）
在记者的文字和照片上，韩老师的丑态暴露无遗。这位教师之所以能够毫无愧色地向学生家长索要钱物，一定是向来如此、大家如此。由此可见赵先生肯定不是第一个被韩老师索要钱物的家长，而韩老师也不会是惟一一个向学生家长索要钱物的教师，只是他不幸遇到了像赵先生这样较真儿的家长；
另外，这位老师所谓的“竞争激烈”，当然不是指学生的成绩和品行的竞争，那是关系的竞争，说穿了是金钱的竞争——竞争谁的家长送了钱，竞争谁的家长送钱多；在这种情况下，送不起钱的贫困家庭孩子还能与“三好”有缘吗？还能在升学竞争中得到“加分”的照顾吗？！
应试教育之所以久盛不衰，大约与其能给教师带来好处不无关系。这种好处一直能带到大学。一位大学生讲过，他们学校有一位年轻教师，“每期期末考试喜欢抓学生的补考，然后叫学生私下给他钱，他就让学生过去。”
教师无德无行的行径，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2004年，沈阳市曾经在全市范围内搞了一次行风评比，结果在55万市民对全市30个重点部门和行业的投票评比中，教育部门列倒数第一。
师德败坏不仅仅是造成了贫困家庭教育消费的沉重负担，其恶果更在于对学生心灵的毒害，让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送礼、贿赂。内蒙古人大代表孔令宏曾在“两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他说，每年教师节，“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为了能给老师送礼，提前一个多月就省下早点钱准备买礼物。一些教师师德之差，令人深恶痛绝！”
这种师德败坏让中国人深为忧虑，许多人纷纷喊出了鲁迅在几十年前喊过的那句话——“救救孩子！”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署名“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的网民，在网上痛心疾首地就教师堕落对孩子幼小心灵的毒害表示了愤怒的声讨。
他写到：“中小学校本应是庇护和培育人类生命种子的地方，却为了钱、为了与钱和名密切相关的升学率或学校座次罔顾道德，既对孩子的心灵胡涂乱抹又使许多孩子受到严重伤害，让他们过早接触了社会关系中最令人寒心的一面和社会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而且这种体验直接来自有责任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判断力并对社会不良现象保持警惕的学校和教师。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有这样的体验，很难保持心理的健康和明朗，很难不把污浊当作世界的底色。不幸的是，不是少数学生有这类体验。更不幸的是，凡事勾兑、拉关系、行贿受贿、有权就用个够（哪怕班干部那点小小的权）这类腐败性的行为方式已经像传染病一样出现在中小学生中。”
从行文风格看，这位网民应该是中国人，他取“布尔什维科夫”之名，大约是对金钱的无耻痛恨之极而怀念起布尔什维克时代了。
（未完待续）
(5/28/2005 5:48: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