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强 【明见网5月27日讯】我们在关注当代中国的精神堕落时，首先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缺陷。而知识分子中，我们的关注重点又是许多教授学者的腐败。这不是要证明教育界是当代中国道德滑坡的“重灾区”，而是因为校园原本是一个最不该腐败的净土，因为校园比任何一个机构更能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前途——那里不仅集中了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还孕育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可以不夸张地说，对当代社会来说，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今天有什么样的校园，一二十年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再往大里说：中国校园的命运和前途，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
因此，我们谈中国人的精神品质、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就不能不把视线投向中国的校园……
先从中国教育的大背景说起。
1、教育经费投入低，基础教育负债高
2003年3月6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称，中国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为2640亿元。
这个数字很低：中国一年的教育投入，还比不上职务消费的两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
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只占中国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几，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
与教育投入短缺相对应的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负债总额急剧上升——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23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说，“经审计调查17个省（区、市）50个县的基础教育经费，发现存在基础教育负债严重。
李金华说，50个县2001年底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2002年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又增长了25.7%，达38.98亿元。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80%，最高的四川省小金县负债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6倍多。同时教育负债面也很广，有些县80%以上的中小学都有负债，宁夏中宁县中小学负债面达96%。债务已经成为县乡政府和学校的沉重负担。”
教育经费投入低，负债高的结果是，学校乱收费成了当今中国久治不愈的顽症。
还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在全国人大所作审计报告中的数据——
李金华说，“50个县基础教育收费规模仍呈增长趋势。2002年收费总额23.2亿元，比上年增长7.8%，学生人均负担469元，增长4.68%。乱收费问题仍然存在，50个县中有45个县存在此问题，2001年以来共违规收费4.13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规出台政策收费2.46亿元，中小学自行违规收费1.67亿元。江苏省溧水县10所中小学违规收费达3049万元，占同期全部收费的39%。”
据新华社的消息，教育乱收费问题已经引起了执政党最高层的关注，中共政治局常委吴官正责成相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调研，并强调，对那些仍然我行我素、违反规定乱收费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361项，1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张铁明研究员说，‘一些重点学校每年收的赞助费超过千万也不稀奇。’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3日）
2000亿！而我们轰轰烈烈搞了十年的“希望工程”，募集资金只有20亿。
2、天怒人怨说教育
学校乱收费已经让许多贫困或不太贫困的家庭，不堪负担子女的教育；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以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的发言为证：
——从教二十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于小文，在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二次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教育是国家一项根本性的事业，应当最纯洁、最重要。但是现在一些学校的暴利问题突出，甚至有人称教育为一个暴利行业”；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对教育的高收费表示了强烈地关注，他问，“教育收费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是因为教育成本增大了，还是滋生了一些人的腐败？”
教育暴利与教育腐败是一对双胞胎，这是最近几届“两会”代表、委员普遍关心的问题。
以下是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的报道：
在江苏代表团驻地国谊宾馆大堂，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赵奇僧代表给记者讲了一件事：去年，一位同事的孩子中考时距当地重点中学录取线差1分，最后花了4万元才获得一个入学名额。“要上学吗？拿钱来！”把教育扭曲成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活动，把本应由政府投入的教育投资，变相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这对大多数工薪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对此，扬州大学教授刘秀梵代表发表了看法。“最近新闻单位报道的有关沈阳市教育收费情况，就让人心中不平。每年沈阳市小学新生入学和初中(民办公助)招生，市物价局规定每名学生只收9000元，但到了各学校则变成漫天开价，有的收2万，有的收3万，甚至收5万，令学生家长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必须下决心治一治了。”
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赵奇僧代表说，“一些地方高校扩招后，教学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据调查，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师仅工资、津贴等收入加起来就有六七万元，远远超出当地公务员的薪金。华北地区一沿海大城市所做的统计表明，高校教师如今已被列入高收入阶层。单靠国家拨款，教师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富人行列，‘吃学生’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教育腐败吗？”（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要上学吗？拿钱来！——人大代表痛斥教育领域腐败之风》）
教育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相当稳定的恶性循环：投入低—负债高—乱收费；最后是“吃教育”……
谁在“吃教育”、“吃学生”？当然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和校长们；靠什么吃？靠的是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各级学校的掌门人将市场经济法则引入校园，利用供不应求的教育资源牟取暴利。他们将教育变成商品，明码标价，花样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一些基层政府则通过中小学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敬老院费、保安费、集资费、危房改造费、代课教师工资、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抚养费等；还有一些社会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强行订阅报刊杂志，推销保险、食品、学具等。
一些城市热门中小学择校费或赞助费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哈尔滨一所重点小学的择校费要3.5万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学的择校费今年已涨到7万元。”（新华社记者赵华：《教育腐败千夫所指》《央视国际》2003年12月08日）
这是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所以他们定出天价而不给购买人讨价还价的机会；家长即使愿意花高价，也还得托人——收下你的钱，收下你的孩子，是学校给了你面子。
从“吃学生”中获取的暴利，已经让许多学校赚得盆满钵满。这几年，好多学校掀起大修楼堂馆所的热潮：多功能厅、学术会议厅富丽堂皇，校长办公室越来越气派，学校也越来越华丽。校长们频繁地出国考察，教师们假期免费旅游。到了年底，各个学校发年货、定做高档服装；一些重点学校的奖金一年下来可以拿到好几万。
对这种“吃学生”的腐败，家长控诉了好几年，媒体声讨了好几年，上面似乎也有所察觉，每到新学期开学，都有禁止学校乱收费之类的文件下达，但暴利教育依然没有改观，这个问题依然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重点话题。
据《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召开的重庆“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择校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说，享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我国青少年的合法权利，而“择校费”已经危及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石，有些区县农村中小学生由于交不起“择校费”而被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外。
在这次“两会”上，重庆市政协委员徐晓告诉记者说，作为教师，自己所了解的“教育腐败”情况比一般人可能更多一些，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徐委员学校的所在区有一重点学校校长，调入学校不到三个月，屁股还未坐热，就以考察为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溜达”了一圈。
校长们笑得合不拢嘴，跟着笑的还有教育部门乃至各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
“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乃至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向重点中学收取的择校费按比例提成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学校的请客送礼、公款旅游、铺张浪费大多是从这笔费用中报销。”这份提案的牵头人台盟重庆市工委主委连英俊委员称，这实际上是把搞腐败的经费都算在教育成本中，分摊在学生头上。有些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想方设法消除这一差距，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择校费”成了教职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学前班也分级收费……（见《央视国际》2004年02月06日）
“吃教育”，吃得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债台高筑；“吃学生”吃得许多教师、校长、教育局长脑满肠肥，吃得学生家长天怒人怨！
3、触目惊心的“吃教育”
即使代表、委员们披露出来的教育问题已经招致了社会的天怒人怨，但他们所看到、所反映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官方的审计和统计数字更是令人震惊——“吃教育”、“吃学生”能吃到那种程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还是李金华审计长这份报告中的数据：“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如2002年以来，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及各镇教办挪用学杂费等2561万元，主要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市财政局挪用400万元平衡预算。1999年以来，该市教育局还将中小学生订阅图书资料回扣款等1356万元，用于私分和吃喝，其中私分1103万元，招待费等支出253万元。吴川市地处粤西地区，财政十分困难，但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在2002年至200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万元，人均近3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倍；17个镇教办吃喝和发放补贴402万元，人均2.9万元。（见《审计发现少数地方挪用挥霍基础教育经费严重》新华社北京2004年6月23日）
广东化州不过是一个县级市，既不知名也不富有，它的教育局一年多的时间所吃、所占的教育费居然高达二千五百多万；而广东吴川市则是贫困地区，吴川市教育局挥霍教育经费的豪放更是触目惊心——
经媒体的进一步查证：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吴川市教育局机关餐费开支209万多元，教育局属下17个教育办公室餐费开支402多万元，总计高达611万元之巨。不仅豪吃，这位教育局长还敢豪花：他的司机一年就报销了17万元之多的修车费。据核实，这些修车票据符合规定的只有1万多元；这位局长还从下面的学校挪用56万元、从局办公室挪用资料费10万元、从民办教师基金中挪用10万元，用这笔76万元的巨款一次购买了两部小车（丰田佳美），但车买下来后从来没回到教育局……（新华网广州6月24日电题：《600多万元教育经费是如何被“吃”掉的——广东吴川教育局“吃”教育问题调查》新华社记者张朝祥、徐清扬）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如此豪吃豪用、挥金如土的教育局居然负债数亿元！
这个数字出自吴川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李梅之口。
下面是这位主管副市长在接受《新快报》的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记者：吴川市地方政府是什么时候得知吴川市教育局吃喝教育经费问题的？
李梅：去年底审计署广州特派办来到吴川对教育局进行审计。市委、市政府得知审计结果后，非常重视。4月29日，即通过人大常委会免除了教育局局长(苏李祺)职务。
记者：吴川市审计局每年都要例行对教育局进行审计，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
李梅：这个问题上面正在查，我不好说。
记者：吴川教育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李梅：财务管理不是很完善。我们现在正积极配合上级清理和查处有关问题。原来经费报销都是局长“一支笔”通过。现在我们要求大金额的报销要通过集体批准。原来在外面酒店挂账、签单造成招待费比较高……
记者：吴川市教育经费情况如何？
李梅：负债几个亿，具体多少还没有核准。原来可以通过向群众集资或捐资解决教育经费，现在实行“一费制”，本地财政负担不了。现在教育局账面上是负债，没有余额。（林劲松：《豪吃600万的吴川教育局负债数亿局长被双规》《新快报》2004年6月28日）
与高额债务相对应的是，是这位刚被免职的市教育局长的豪宅。我们是从记者配发的照片上看到了这座豪宅——一座亮丽的独门独户四层小楼。
如果不是国家审计总局查实，如果不是这位胆大妄为的教育局长已经被免除职务（还没有见到要他承担法律责任的报道！），这些数据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即使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绝对拿不到这些数据……
4、农村孩子为“吃教育”的人买单
将债台高筑、摇摇欲坠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吃教育”的豪放联系起来，的确有点儿不伦不类、不可思议。
但这是真的。“吃教育”的人所吃的，恰恰是农村的贫困学生。因此，巨额教育债务的受害者是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广大农村的莘莘学子而不是主管教育的教育局。
前面谈及到的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不仅可以每年吃掉和私分教育经费上千万元，他们还挪用了794万教育经费，给教育局盖了一座建筑面积5271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这个教育局共106人，人均办公用房超过了50平方米。而它属下的许多学校里，学生却只能在四面漏风的危房中上课。这种景象是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个节目中看到的。
在这个节目中，记者的镜头从教育局豪华、明亮、空旷的办公室转到了破烂不堪的乡村学校。从画面上看，教育局的办公大楼富丽堂皇，而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却破烂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民间形容乡村学校的顺口溜：“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椅子，新中国的孩子”
可是不，从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教室肯定不是清朝的，桌椅也不可能是民国的；能经历一百年风雨而不倒塌的房子应该是不错的房子，能用几十年而不散架的桌椅也肯定是不错的桌椅；不，这里的凳子是用木板和砖头搭起的，这里的房子是以最简易的方式凑合出来的——单薄、简陋，摇摇欲坠，外墙还用木头柱子斜支着……
下面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记者（郭峰）：这个柱子是做什么用的？
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教师：这柱子是预防危险的，是保护安全的，建房以前是没有的。这个教室被定为危房以后才打上去的，大概有三年左右了。
解说：我们了解到，这所小学……几乎都是危房，除了几间破损严重的已经无法使用外，大多数仍在使用。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
卢国平（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校长）：下大雨刮大风上面的瓦面就重量加大，压力就加大，怕有危险。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采取一定的措施，如果能把学生转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们马上就转移。如果下着大雨，学生还在家里，这两个班的学生就可以不上学。
记者：小朋友，你们在这儿上课怕不怕？
学生：不怕。
解说：孩子们说不怕，可谁又能为他们的安全打保票呢？在另外一所小学，人们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去年9月28号，这所小学的几间校舍突然就坍塌了。（〈焦点访谈〉：〈孩子们每天就在这样的危房里上课〉2004年6月23日）
我们众多的农村孩子，就是以这种方式为那些“吃教育”的人买单的。
5、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教育成奢侈品
一方面基础教育债台高筑，另一方面侧是教育暴利。
这是中国教育十分矛盾的现象。
暴利？
巨大的教育管理成本，巨额的基础教育债务，在危房中上课的学生……这种教育还会有暴利？
农村的基础教育肯定没有暴利；农民们连“义务教育”都买不起，哪会买你的高价教育？即使一些县、乡中学也收高价，但交不起学费的农民大不了让自己的孩子辍学，也不会像城里人那样任学校宰割。今天，许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就不读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负担不起更高一级的教育费用。
新华社记者周伟、胡锦武在江西省的一个贫困县波阳县采访时，一位学生家长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孩子教育支出的清单。他的孩子上初中，也就是说尚处在属于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阶段。
下面是这位家长提供的教育支出清单——
初三上学期（21年下半年）：7月19日书本费370元；7月20日补课费80元；8月11日学校上课费180元；9月4日报名费450元；10月25日交学校160元；2002年元月9日试卷费7元；2002年2月4日寒假补课费50元、试卷费5元。交费总计1302元。
初三下学期（2002年上半年）：开学报名费292元；4月10日试卷费30元、英语听力磁带15元、报考费160元；5月6日学校补课费200元、试卷费20元；5月14日交学校70元。交费总计787元。
（《江西一位学生家长的教育支出记录》新华网南昌2003年9月9日电）
这个贫困县的初三学费，一年下来是2089元，如果再加上必须支出的伙食费、住宿费及服装、文具、参考书籍等的花费，那么，这个义务教育每年的支出不会少于3000元人民币；还有，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这笔支出还要加倍。这样的教育消费，就算对于已经脱贫的家庭，就算对于城市的一般工薪家庭也无疑是沉重负担。
那么对贫困家庭，这几千元的“义务教育”意味着什么呢？
按2004年7月年的最新统计，中国目前年人均收入达不到637元的贫困人口，从2002年的2800多万，增加了80万，达到了2900万；而就是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年人均收入达不到882元的相对贫困人口还有5600万。
也就是说，今日中国吃不饱饭、或刚刚能吃饱饭的人口有8500万。
显而易见，要这8500万人去购买年人均3000元的初中“义务教育”，就意味着他的全家即使不吃、不穿，也得举债完成。
教育的高价化，使得“教育俨然成为以财富多寡来决定弃取的奢侈品。其恶果是，必然形成富人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学而穷人却上不起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和国民素质的综合提高。大米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对于发展机会而言，教育就是每个人发展的大米。如果哪个社会连大米都成了奢侈品，谈论一切都是白说。”（曹林：《教育变成奢侈品：2000亿乱收费让教育陷入尴尬》《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4日）
能从教育中牟取暴利的，主要是城市的学校。
与这二十年中国人的结婚花销增长了一百倍一样，中国人的教育消费，是另一项高速增长的开支。
教育是否应该成产业的争论尚未完成，教育产业化已经在中国实实在在地扎下了根；不过四五个年头，但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令人咋舌。
据新公布的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小学教育排在房地产行业之后，为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二。
下面是十大暴利行业排名：
1、房地产：上半年房价涨幅9.2%
2、中小学教育：10年乱收搜刮二千亿；
3、殡葬：墓地比商品房还贵；
4、出版：批发商掠走55%利润；
5、汽车：利润高达30%以上；
6、眼镜：利润多少以“倍”计算；
7、电信与手机：手机赚钱电信就赚钱；
8、医药：80%药品通过医院卖出；
9、出国留学中介业：交易额最少达30亿；
10、网络游戏：盈利可能超20亿.
（见魏雅华：《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大盘点》《新快报》2004-03-18）
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人大代表就此发表了看法，并以此为题写下了自己的提案；包括中央台在内的许多媒体也就这个排名作了专题报道和讨论。
有媒体问：“如果敛财是由于国家投入不足，那么这多收的2000多亿元都是用在了教育上吗？答案是否定的，据媒体报道，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几名校领导私分了这笔钱。教育腐败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腐败，它和国家投入充足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教育腐败一日不除，教育便难以杜绝暴利。教育是民族的未来，是各项事业的基础。现在是全社会行动起来，阻止教育成为暴利行业的时候了。”（《解放日报》2004年1月6日）
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暴利只是针对中小学校而言；但如果连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都是暴利，高中还用说吗？大学还用说吗？不同的是，在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高中、大学里，高收费是合法的、理直气壮的，所以没有人关注。
另外，教育暴利更多的是指城市的教育：国家给城市学校的经费不仅比乡村学校高，而且旱涝保收；尤其是大学，既可理直气壮地向国家伸手，又可理直气壮地向学生索取高价。一个萝卜两头切，岂能不切出暴利？
教育产业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的中国人的不安。一位署名“雅科夫”的网民写了《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文章在网上贴出来，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包括人民网在内的上百家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更多的人在这篇文章后面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这篇文章同样打动了我，其中最令我感动的下面的文字——
那天我看到一幅照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独自一人举着木牌上街游行抗议教育产业化。木牌上写着：“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老教授坚定的目光，使我早就麻木的情感受到一丝触动，我看到了久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照片上老教授是孤独的，然而实际上他并不孤独！在他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呼吁平等教育机会，为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的人！
6、横向比较——我们的教育与“国际接轨”了吗？
教育“暴利”之说，恐怕很难让办学者接受，他们肯定会以“国际接轨”来算账；而且，这个“国际”，必定是接到人均收入高出中国数十倍的欧美！他们会说，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收费并不高的。
但也有人算过帐：加拿大的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2%，中国则占60%-70%，所以中国大学的收费标准实际上并没有与西方的大学“接轨”。
接轨更不会接到欧美的中小学校那里，因为西方的中小学大多是免费的，而且连学杂费、午餐费、牛奶费都一并免了！
不止一位有孩子在欧美上小学的朋友给我谈到那里的中小学教育时，都发出过相同的感叹：“那才是真正的义务教育！”
不仅欧美，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这儿十分时髦而努力的“国际接轨”，也不会接到并不比我们富裕东欧——俄罗斯、波兰、捷克……
和我们一样，这几个国家也正在进行着改制、改革的转型。我们曾经从我们的报刊上读到许多关于这类国家在改革中出现了贫穷、混乱、经济下滑、通货膨胀、怨声载道的报道。那时，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特色的改革感到多么幸运和骄傲啊！但是，即使在这些绝不会让我们羡慕的国家，也没有因为“穷”而“吃教育”！
九十年代中期，作者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那是俄罗斯最困难、最混乱时期。一次，一位朋友将国内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接到莫斯科上学。朋友只用了两天时间，没有托任何关系就办好了转学手续。
对这种在中国人看来几乎是神话般的效率，我当然惊讶，以为是钱的使然。就问她，学费是多少？朋友回答：“不收一分钱，还免费管一顿午餐，一份牛奶。”
这种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午餐，是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孩子们都能享受到的……
还是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朋友从捷克回国探亲，给我讲了她在布拉格为女儿上学和学校当局的一次接触——
朋友是一位舞蹈演员，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在国内生活。女儿刚刚六岁，第一天上学，班主任挨个问小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这是许多中国老师的习惯，她们或他们对学生的摸底，不是学生的学习和性格，而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轮到朋友的女儿时，她刚说了一句“我没有爸爸……”就被同学们的笑声打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朋友的女儿因此而被同学们欺负，以至于她常常害怕到学校去。后来，朋友领着女儿去了捷克。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因为没钱租用铺面，她每天早早地拖着一个小行李车，到中国商人那里批一点小商品，然后拉到市场或地铁口出卖。由于没有铺面，她的居留签证总是很短、很麻烦，所以身份问题比谋生更让她忧心。这种状态下，孩子的上学就自然想都不敢想。
大半年过去了，一次有同胞劝她去试一试，说是捷克上学应该没有在国内那么难。于是朋友领着女儿，忐忑不安地按别人告诉她的地址去到了一所小学。
小学的建筑很典雅，而且安静得不像一个学校。朋友走进去又马上退出来，以为走错了地方。到外免拼了拼大门上边的字母，是学校啊！才又进去。
朋友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她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
校长是通过小女儿的述说才知道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女儿已经会了一些简单的捷克语，所以常常给妈妈当翻译。朋友称女儿是她的“小嘴巴”。
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
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
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
女教师将女儿领到教室，向全班30几位同学介绍了朋友的女儿，并说，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要欢迎她、爱她。一位小女生站起来问：“老师，我可以吻一吻外国同学吗？”
老师说可以。于是孩子们排着队走到朋友的女儿面前，轻轻地拥抱、吻她的脸颊……
下午放学回来，女儿带回了校长对妈妈问候：“你妈妈真好，她很关心你的学习。请代我向你妈妈表示感谢。”
校长感谢朋友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讲到这儿，朋友又被当初感动过她的事感动了，我看见她的眼睛湿润了。我同样被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并且为她在海外当“二等公民”的遭遇，有了一丝安慰；至少在人格尊严上，这个清贫的单亲家庭得到了与别人一样的尊重。
我甚至庆幸她走了出去——尽管她很艰辛；但想想，要是留在国内，一个30多岁的舞蹈演员，靠一个人养活孩子，靠一个人的工资负担孩子的教育就不艰辛吗？如果她要到别地城市去寻找机会，她怎么解决孩子的初级教育？即使她去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即使她并不奢望找到她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所找到的那么好的学校，我们也可以想象她领着女儿在一位位校长面前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嘴脸；最后，就算她恳求了、花费了、托了关系而允许她女儿进入学校，她能负担起女儿的借读费、择校费吗？
7、纵向的比较——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学费是20元
当“接轨”无法给利益集团带来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谈“国际接轨”而只谈中国国情。
谈国情的时候，他们总是谦虚的、谨慎的，不再张扬，不再吹嘘我们的GDP已经连续多少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在这种时候，他们总会低调地告诫老百姓：不能和人家比啊，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有13亿人口……政府要解决13亿人的温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是13亿人的教育！
是呵，一个要养活13亿人的政府该多不容易啊！再小的问题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问题；再小的支出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开支！
可是为什么不将辛勤劳累的人、创造财富的人乘上13亿？为什么不将人均纳税额乘上13亿？如果我们把视角变一变，13亿人口这个基数，就意味着中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向政府纳税的人，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能有13亿纳税人的养活和支撑，中国政府比起那些没有人气的小国政府该是多么的幸运和底气十足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13亿人口组成的巨大市场，应该是发展的机遇和条件，而绝非负担。
这是题外话。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当前的教育到底算不算高价？
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虽然贫穷，但不为子女的教育发愁。
既然不能与基础条件好的西方国家比，那就跟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比。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四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无数次天灾人祸、人祸天灾——屡屡挨饿，缺吃少穿；但至少有一点毕竟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穷人怀念：那就是不必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只要孩子用功好学，总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最贫困的农民家庭，也是孩子能考到哪一级，就上到那一级。那时候，没有穷人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甚至自杀的！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贫困的农民家庭，竟然有好几个孩子都读到了大学，从而彻底结束了世世代代当农民的宿命……
不过，这个类比也有几个令人尴尬之处：那几十年的中国人，全是低收入，国家几乎只给劳动者发放饭钱——很多时候连吃饭都是紧巴巴的——其余的，住房啦、医疗啦、教育啦，政府理所当然应该包揽下来；再者，那几十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比现在低，考上大学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的机会；再加上政治原因——因出身不好而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以及在“文革”期间，干脆全国停课十年！真是空前绝后啊！别说欧美，即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被日本人的侵略搞得筋疲力尽、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学校也没有过大面积、长时间停课。这也足以证明教育在中国的神圣……
因此，我们不比前四十年，我们将视线往前移，移向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
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
那时，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没有富起来；
那时，政府肯定没有钱搞大学义务教育，学校也不会有钱贴给学生，所以当时的教育成本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那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是20元
著名的数理语言学家陈明远先生做了一个关于学费问题的调查报告。陈老先生的这份调查报告资料翔实，影响很大，引发出许多对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的思考——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
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20个银圆对30年代的平民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一个银圆的购买力到底是有多大？
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
（未完待续）
(5/27/2005 7:29: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