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强 【明见网5月27日讯】8、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
一方面是落后的、负债累累的基础教育，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又一个矛盾。
如上所述，乡村教育的累累债务让乡村基础教育摇摇欲坠，广大农村师生苦不堪言：学生在危房上课，教师常常拿不到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
还是来自本届“两会”的声音：一些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呼吁：“在有的农村，拖欠教师工资额达134亿元。2001年全国30％左右的县，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足125元，财政预算拨款不足8元。26个省农村中小学有4000万平方米左右的危房”；
我们不能说，乡村教育的落后完全是“吃教育”的人给吃出来的；我们也不能完全怪罪教育投入太低。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点几的投入虽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对比起七八十年代，其增长速度还是十分可观，因为这二十多年，我们的GDP毕竟翻了几番。
乡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除了有那么一批豪吃、豪花的人之外，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巨大差距、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巨大差距——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近年来，政府对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投入逐年递增。其投资动力来自建设“一流”大学”的雄心。这是富起来了的中国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向世界显示实力。
这无疑是有关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大事，为此，国家三年给北大投入18个亿，希望它尽快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
问题是，中国有87所重点大学，个个都想当世界“一流”，个个都有为富起来了的国家争光的雄心壮志；还有那数以千计的不是重点的大学、专科学校，也想争国内一流、省内一流、地区一流。他们个个都急需经费去实现野心勃勃的争“一流”计划……
于是，这几年学校扩建、扩招，争一流人才、买一流设备，以及大学城的兴建就成了各个大学重中之重的战略要点。
世纪交替之时的中国，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扩张、大跃进的大时代——
这是一个升级的时代：中专升大专，大专升学院，学院升大学……于是，学校的行政级别也随之由县团级升为司局级、司局级升为副部级。与学校的级别同时晋升的是校长、主任的行政级别水涨船高——享受起来高干、甚至副部级待遇了。
靠什么享受？当然靠钱、靠由国家急剧增长的教育投入。不过，这笔开销是小头，是毛毛雨；
这是一个博士大跃进的时代：以前我们的大学不过四五千学生，少的二三千也有。据说，这与国外——尤其是国外的一流大学有很大差距。于是“扩招”便成了这些大学争“一流”的第一步。
增加学生人数，扩大学校规模，成了当务之急。好像没有上万的学生，这个大学便少了“一流”的前提和底气。学生增加了，教育经费当然随之增加；而另一头，学生人数的增长就意味着学费收入的增加。现在有那么民办大学和各式各样的培训班，哪一个不是以生源多少为赢利的基点啊！
学生增量虽能显示学校的规模也能增加收入，但不能增加学校的知名度和权威性。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研究生的多少才是某个大学的实力所在、面子所在。于是这几年，博士点在这个古老的国土上遍地开花——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博士招生数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递增，即使扣除那些对高学历发生浓厚兴趣的官员和老板利用公款或私款“攻读”博士学位所占去的名额，博士生的数量也还是惊人。现在北大清华博士的招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哈佛大学。
据说中国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
这种“博士大跃进”，又是一个中国飞速发展的证据——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只用了二十几年就走完了美国一百多年的路。正因为如此，前些年稀缺的博士头衔，现在却在递过来的名片上频频出现；
这是一个学术论文批量生产的时代：
建“一流”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一流学刊上发表论文的多少。近年来经常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大学排名榜。那上面有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在世界一流学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学校以发表论文的多少，以及发表刊物等级高低作为考核教师水平、评定职称的一个主要尺度，并且可以由校方出钱帮助急着找刊物发表论文的教师打通关节。
发表论文要交“版面费”，这是国内学术刊物明码标价、公开索讨的；而报销“版面费”则是中国所有大学的老师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正常开支。
有了钱的开路，那许多论文的发表，那许多专著的出版便容易多了：一篇文章可以拆成几篇发表，自己带的研究生写了论文也可署上名字共同发表；就是拼凑的、抄袭的也照发不误。反正中国学术刊物是由国家出钱支撑，发表学术论文的花销是由国家买单。这让编学术刊物的和写学术论文的皆大欢喜，同享双赢。学术刊物已经和学术无关，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无关，那是为办学术刊物人而办，成了他们手中的紧缺资源；那是为写学术论文的人（而非读论文的人！）而办，成了他们获得职称、待遇的工具。
中国学术论文的发表，成了中国科技、文化、教育诸多领域突飞猛进的标志。有数据为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200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中国继2002年上升至第6位后，2003年又前进一步，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列世界第5位。看来，作为一流教育水准的一个可统计的硬指标——论文数量，就和我们的奥运金牌一样，马上就要赶上日本，超越欧洲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了；
这是一个鸟枪换炮的时代
人的数量增加了，作为软件的学术论文也增加了，现在该进行“一流”的、“先进”装备了。于是，花巨额资金购买到国外购买“一流”仪器设备，便成了这些年中国高校创“一流”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中国人——尤其是突然富起来的中国人的习性，要买就买最好的；甚至，不管是是最好，但必须是最贵，一次到位。所以到发达国家购买世界一流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也成了近年高校走马灯似地出国的一个原因；而且去的必然是欧美发达国家。
有人做过统计，上世纪末，仅上海高校，就购进了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约3000台，总价值接近6个亿。
然而，也有人算过另一笔帐：“在这些精密仪器中，全年使用时间超过1600小时的占4％，使用时间在1小时至400小时之间的占16％，而全年使用率为零的竟占到了62％。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设备闲置造成大量资金呆滞，光是利息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设备‘关’在实验室里不用，日常的维护保养费仍然要开支；长期闲置的设备本身折旧加快……（王鹰、吴学庭：《六亿元设备六成“睡大觉”》《文汇报》99．4．26）
这两位作者还列举了上海某所大学，“有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480台，总价值1．18亿元。这些用于科研和实验的仪器全年总共仅用了27700多个小时，平均每台仪器一年的使用时间不到60小时，如以一天8小时计算，全年“出勤”还不到8天。”
中国教育高端部分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十分抢眼，十分给中国增添面子；这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体育事业。
9、奥运金牌世界第二，大众体育资源欠缺
第28届奥运会，中国取得的金牌数量世界第二，这让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此，笔者与所有的中国人是一样的——在110米跨栏决赛中，当刘翔奋力超越对手向终点冲刺时，当激情洋溢的电视讲解员呼喊着“刘翔！”、“刘翔！！”、“刘翔！！！”时，笔者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刘翔的胜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或政治的意义，这个胜利从人类学的高度证实了我们这个民族，甚至我们黄种人绝不次于任何人种。
但享受了金牌所带来的狂喜之后，我们又不能不冷静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金牌大国的中国，是不是一个体育大国？我们的民众在体育锻炼、身体素质方面是不是真比那些金牌小国强？我们在游泳、跳水上拿了金牌，我们在羽毛球、网球上也拿了金牌，可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是也有在这些项目上能有练练身体、试试身手的条件和权利？不用说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就说我们城里人，不用说到高档会馆去游泳、去打球，就是普通场所，一小时游泳要二三十元，一小时羽毛球场地也要二三十元；网球就更别说了，打网球场已经成了身份的象征——那绝对是富人的运动
第28届奥运会期间，上海学者许纪霖正好在加拿大，面对中国体育健儿摘金夺银的骄人业绩，许教授既感到骄傲，又为中国人为这些金牌的付出的代价而悲哀。他说，加拿大政府很有钱，但他们的钱不是用在“养少数体育尖子，让他们到奥运会上拿金牌，而是切切实实地用在纳税人身上，打造舒适的、遍及各个角落的公共体育场所和设施，让全体国民、特别是一般穷人也像富人那样，有资格享受各种运动，享受空气、阳光和绿茵。体育，在这里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这一点美国也相似，美国所有获得奖牌运动员的训练和参赛费用都是由私人机构赞助支持的；美国运动员需要工作或靠自己的广告收益来维持日常训练，他们自己请教练、自己联系各类赛事并自己负担费用。所以他们的生活以及高额训练经费、参赛经费无需纳税人负担。这样，政府就可以将纳税人所承担的这笔资金用在老百姓的体育锻炼上；所以才有了许纪霖教授在加拿大的惊奇——
刚到温哥华，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公共绿地如此之多。我所居住的社区，无论往东、西、南、北，只要步行十来分钟，都有一块绿茵葱葱的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PARK。平时安静得如一湖绿水。一到傍晚或周末，就热闹起来。足球、橄榄球、飞碟赛、棒球……身着鲜艳运动服的年青男女们，一本正经地举行着他们自己的奥运会，一样有正式的裁判，有犀利的哨声——但不会有黑哨，因为没有竞标去争取，一切纯粹是生活中的娱乐。
这些保养得不错的PARK，除了少数几块标明只限于本社区居民外，大部分都对公众开放。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免费享用它们。人们虽然不关心奥运会，但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
然而，咱们中国却刚刚倒过来，奥运会上扬眉吐气，体育却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农村是不必说了，我不知道在那些贫穷的山村里，是否还有一张乒乓台、一个篮球架？即使在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都会里，假如你是一介平民的话，又到哪里去打一场球、跑几个圈？几乎所有的公共体育场所，都不向纳税人免费开放。学校一到暑期，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要说周围居民，连自己的学生进去，都颇费周折。而许多社区俱乐部、小区会所，虽然运动场地和器材一应俱全，但往往收了物业管理费，还要业主去办一张收费的金卡。城市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公园被不断地蚕食，马路上充满了有害的汽车尾气。诺大的都市，连一个理想的跑步空间都难以寻觅。
在加拿大，当然不是所有的体育场所都免费，比如公共游泳池、高尔夫球场。但即使是这些经营性场所，也充分考虑到一般平民的承受能力。我住处附近有一处高尔夫球场，在里面挥秆自娱的，竟然不是在国内时见惯了的老板、金领，而是一般的阿公阿伯。原来，在这里玩一次高尔夫，也不过是一天的饭钱而已。（许纪霖：《谁是体育大国？》《南方都市报》2004-8-26）
10、高端教育比拼欧美，技术创新落后巴西、印度
我们说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的体育有相似之处，只是指在与欧美大学“争一流”的高等教育背后，是名存实亡的9年“义务教育”和摇摇欲坠的乡村基础教育；
但中国教育与中国体育不相似的是：国家对体育高端的重金投入，至少使中国体育在培养尖端人才和争夺世界金牌的目标上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至少给国家长了面子。
但国家对教育高端的大投入，虽然同样让基础教育付出了代价，中国高校却并没有长足进展。
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在一次演说中，对中国野心勃勃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提出疑义。他说，“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高端教育没有实质性进步的另一个证据是：与高端教育紧密相关的的国家科技水平、国民素质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提高。
查一查有关“全球竞争力报告”之类的数据，确实让因奥运会上排名世界第二而欣喜若狂的中国人丧气——
2002年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对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状况和利用综合指标方法进行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排名第43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是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43位，而不是全球20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43！）。巴西排名第33位，印度排名第38位，均高于我国。
从中国、印度、巴西三个发展中大国技术创新特征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差距。
在《论坛报告》指标体系中，中国、印度、巴西三国比较，我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比重指标列第46位，略微超前于巴西（48位）和印度（59位），而在其他方面则落后于巴西、印度两国——巴西领先主要得益于“创新政策”和“聚集创新环境”两项指标的评价较高，分别排在第27位和第25位。我国的“创新政策”列第46位，“聚集创新环境”列第44位，与巴西有较大差距。印度在“创新合作”（产、学、研合作）方面第23位，与中国（第41位）比较占有明显优势，从而使印度和巴西两国在国家创新能力指数的总体评价上过了中国。
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的比重高于印度、巴西，但科技创新和利用能力却低于这两个我们一直看不上眼的落后国家。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兴旺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学术界，寄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1%，达到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超过国民经济总值3%的教育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因此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
然而，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这么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的发展不仅跟不上国际发展水平，反而逐年下滑，这与中国GDP的高增长和科技研发的投入的逐年加大形成强烈的反差——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
国内外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可以说明，从基础教育挤出来的经费，并没有在实质上提高中国的高端教育（比如像中国的体育那样），使其成为提高国家科技和国民素质的原动力。
前面已经看到，中国近年来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已经站到了世界前列，但与学术论文质量紧密相关的科研及产业技术却没有同步提高。“国内自然科学一等奖在2002年只出了一个，而在此之前已经连续4年空缺；而到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30，韩国的1/4；在象征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各项诺贝尔奖评选中，目前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可以问鼎的项目和成果。”（熊丙奇：《大学有问题—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
中国高等教育表面的繁荣，是不是也成了展示国家发展、发达的工具？这是其一；其二，在高端教育的繁荣景象背后，中国高端教育的成果是否同样骄人？
我们必须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以给为高端教育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基础教育一个清晰地交代。
11、被权力渗透的中国教育
我们用了很大篇谈中国教育的大背景：基础教育负债累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教育正走向产业化，并且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我们谈论了教育对工薪阶层、尤其是对广大农民来说，越来越成为奢侈品，别说高等教育，即使是中小学义务教育，也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我们还谈论了，对高等教育的高投入，并没有给高端教育的发展带来相应的提高……
这些问题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是与钱有关的大背景。可以这么说，钱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传统格局，中国教育由于受到功利性和那种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影响，越来越远离了教书育人、提高民族科技、国民素质的宗旨。
然而，当我们为钱对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感到深深的忧虑时，还不能不看到，致使中国教育整体性滑坡的，除了钱的腐蚀，还有另一个因素——权力的渗透。
在一个准权力社会，权力的渗透、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无所不至——校园、尤其是行政级别很高的大学校园，这个问题要比中小学突出得多，很值得用一定的篇幅来谈谈。
当教育越来越向钱看，越来越沾染上铜臭气时，教育肯定就变味了；但如果校园里沾染上很浓厚的官场习气，只认权力级别，不问学问高低，那就不仅是变味，而简直就变成了衙门。
最近有一本专门谈中国大学问题的书，在教育界影响很大，书名就叫《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是上海某重点高校的年轻教师。书中有一个小章节，专门谈今日大学里的官僚化问题，那里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恐怕与真正的官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熊先生的这个小章节的标题是：一个校长和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校长
五六个副校长
一个党委书记
两三个党委副书记
二十几个机关部处
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院长
三五个副院长
一个总支书记
两个总支副书记
这是我国高校普遍的组织人事架构。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是某电视台就《大学有问题》一书采访作者熊丙奇，请他谈谈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经过。
节目中，主持人特意就书中的两句话“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向作者发问。可见大学里这种洋洋大观的官场给主持人留下了怎样强烈印象。
其实电视台也是严格地按行政级别设置编制的——国家电视台是副部级，省级电视台是司局级。按说，主持人也见过很多的处级干部和更多的科级干部，但她仍然对“处级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这样的规模感到震撼。
有了这么庞大的官场，那么作为教育界的大学就非常不简单了。一个重点大学里，几套班子加起来有十几个副部级、或享副部级待遇的干部，在再加上一礼堂处级干部，一操场科级干部，要把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处理得当，肯定比抓好教书育人难得多。
“一位高校领导私下透露，他至少有5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关系、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上，做事情如果不符领导的心意，花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费。很自然的，不能与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决策明显有误，大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犯下大错被‘双规’，大家才会一致声讨他的种种错误与不是。”（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哪一个下级与某个上级关系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某某上级的安插下来的。所以既不敢让上级不高兴，也不能让下级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就会告状、就会折腾、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对今天的的任何一个官来说，稳定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大的官场，就会有这么多的官场待遇。这一点国家规定得再详细不过了。单位上的政工、人事部门执行这些规定时之严格、之严谨，是可以与任何一门精密的科学相比较的；而当事人在涉及行政级别待遇的享受上，则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谦让：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报销什么级别的差旅费，拿什么级别的工资、津贴，该不该配备小车、以及配备什么级别的小车？这些不仅仅涉及物质利益，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身份所在、价值所在，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政治荣誉。即使你自己想马虎一下也不可能；行政部门会无所适从，人事部门会紧张起来，你周围同级别、或不同级别的人更是会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他要干什么？！”
笔者的一个朋友，是某文化单位的正局级领导。他家离单位很近，而他又因为身体不好很想每天走路上班。但不行，如果他这个一把手不坐小车，那么那许多副局级怎么办？还有许多正处级——尽管按国家规定不应该配备专车，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辆车名义上属于部门实则属处他自己专用的小车——又该怎么办？不行，他不能为了自己想走几步路就把那么多副局级、正处级亮在那儿，给全得罪了。
于是，笔者这位正局级朋友只好每天从早上走到公园（公园离他的单位不远），再走回家，等着乘坐他的专车上班。
官场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能让学校的官员活得十分精彩，但官场的那张编制精细的网络，却又会使他们活得很累，这种精彩和劳累将理应十分单纯的大学变得精彩纷呈，变得不像大学了……
12、中国教育的官场化
官员一多，官场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校管理成本增加，形成教育经费极大的浪费。中国教育投入高、产出低，庞大的官场肯定是原因之一。
按常理讲，大学的人才成本主要花在教师身上，师资班子越强，教授、名教授越多，人才成本开支越大。但这很值得，大学不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的吗？
但中国的大学——应该说中国现在的大学——非教学的党政班子越来越大：党团政工系统、人事保卫系统、行政总务系统、宣传文秘系统，光是人头费这一块就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别看这许多党政人员不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却绝对不低于教学第一线的讲师、教授；当然，这是典型的权力属性而并非大学独有的风景：直接为领导服务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迁升机会；因为他们离权力最近。
离权力最近，就可以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这是被权力的历史无数次证实过的——
沙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艺术院当局提名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叶夫伯爵为艺术院名誉院士；而这位伯爵在文化艺术方面毫无建树。于是，提名受到了艺术院秘书、作家亚•拉勃津的当场反对。
作家质问道：“伯爵对艺术可有过什么贡献？”
回答是很经典的：“他是离皇上最近的人。”
于是作家拉勃津有了一个让他因此遭受流放的精彩回答：“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脚的话，我推荐皇上的马车夫伊里•巴依科夫，他不但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
这个故事深刻地表明了离领导最近，就能不费劲地获得升迁、不经意地得到荣誉——尤其当权力旁边没有像拉勃津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的时候。
今天中国没有拉勃津。因此，“离领导最近的人”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能轻易地飞黄腾达；而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像拉勃津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总之，根据这个权力定律，那些不直接从事教学、但“离领导最近”的人理应在利益分配中得到充分的照顾。
熊丙奇在谈及大学加薪时，拉了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名——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工作还是一样的工作，待遇却是不一样的待遇。大多数高校加薪最高的是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再接下来是学校党政领导，以下是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导致校内舆论哗然，反对声浪颇高。”（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看到没有？利益分配的顺序是：部处领导（也就是是县处级）之后才是教授，科长之后才是副教授，副科长之后才是讲师！
难怪前些年教师们拼命地发论文搞职称，而这些年，许多终于算过账来的年青教师开始朝仕途上奔。这毕竟快得多，谋个科长、副处长毕竟要比评个副教授、教授容易得多，不考外语、不看论文发表数量，不要考核课时多少；只要能将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尤其是将领导的关系搞好就行了，而搞好关系恰恰是这一代人的强项……
北大教授王岳川在谈及当代大学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曾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超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与大学的官场化趋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吗？
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背后是学校的办事效率低下、教育成本增加，而这种低效高耗背后则是复杂的官场网络遍及了高校的各个角落……
教师们、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心思从此难以安定在教学上。他们心神不定，眼睛骨碌碌乱转——
盯住校长书记，揣摩他们的治校思路，否则你的学问会用不到点子上，最后是出力不讨好；
时时观察着主任的眼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能轻易地、或错误地卷进某个派系中去，那样的话，你这一辈子算是干到头了；
还有，那些管人事行政的、搞财务总务的，你都得小心谨慎地搞好关系，千万别书生气，千万别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有学问而他们只是为教师服务的服务人员而有所怠慢。今天能坐在大学办公室里的，哪个不是有文凭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离领导最近，而且部门之间也是相通的。你要是摆了知识分子架子，耍了学者派头，那才是“人生烦恼书生气始”，会彻底地改变你在学校里的生存状态——小到用车，分福利实物，中到报销各种药费、差费、经费，大到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这些小事、中事、大事，没有一个环节是仅仅靠把书教好了别的就不用操心了！
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生活，无疑很累人，很累心，但你必须做好，即使影响了你的教学也在所不惜，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官场！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得遵守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游戏规则：研究课题的立项、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成果的评审，都得按级别高低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在行政级别高的官面前永远不要说不，在学术级别高的权威面前千万不要说不！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何香涛教授，曾经对这种学风进行过批评：“……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谁都批评不得，评成果也好，评各种奖项也好，评职称也好，‘说一不二’，其他人一看权威说话，就不敢吭声了。在立项上，上级领导一点头，谁敢说不？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严重。”（左春明：《核心问题是学术民主》《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从生存状态官场化到学术思想官场化，终于将讲师、教授们训练成了权力网络上一个个尺寸相同的网眼。纲举目张，这纲一举，所有的目都会毫无例外的随之而动。真所谓举一纲而万目张——行动一致、动作划一，不会有例外，不会有个性。
久而久之，知识分子身上的书生气终于被磨掉了，他们不再“迂腐”、不再“傻气”，个个都精明得让人害怕；但当代知识分子却因此完全失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以及他们在权势面前所应有的独立和自尊；甚至在人格上都变得唯唯诺诺……
失去了直面权力的气节，失去了质疑权威的勇气，就是评了副教授、教授，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大学从崇尚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变成如此等级森严的官场，令人嘘欷不已。
13、知识分子曾经敢于对蒋介石说：“大学不是衙门！”
官场的权力等级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从来都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而权力却从未放弃对这个神圣殿堂的渗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许多势单力薄的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凭借着一己的精神力量，勇敢地捍卫着学校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捍卫这所神圣殿堂的纯净——因为，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不是衙门！”，此话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之口；此话是刘文典对站在权力顶端的蒋介石说的。
这是一段学界旧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
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
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
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逸闻轶事数则》）
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蒋介石掌握国家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见《读书》二零零一年第十期，作者魏得胜）
好一个大学校长，好一个“大学不是衙门！”
设想今天，别说最高领袖，若是教育部长要来学校视察、要来学校训话，那将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将是何等荣耀的大事！
这个故事有两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何等的尊严——即使明知这尊严要以牢狱之苦为代价，他们也绝不丢弃；另一个则是大学是做学问的文化殿堂，是知识精英谈经论道的地方，是教师们教书育人、塑造灵魂的地方。在这里，只承认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而不承认权势——即使是最高权势者，也无权到大学来指手划脚、耀武扬威……
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不能办成衙门。这是常识。
然而，这个常识在今天受到了挑战。
还是在谈及刘文典的这段轶事时，当代学者邵建十分感慨地说：“大学倒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上挂的牌子就明白了。”（邵建：《事出刘文典》）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许多官员，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在我们许多办成了政府的大学里，你很难看到纯粹意义的官员。除了党政干部，大学里的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们都严格的享受着县团级、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待遇，他们不仅是学术带头人、是专家学者，还同时是领导、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司局级可是能享受到“高干”待遇的官——所以很难搞清楚他们到底算什么人？
“一方面，他们是教授、博导、专家，往往身兼数个学术职务和学术项目的主持人，拥有甚至垄断学术大权，但是这样的专家在第一线的实干往往少得可怜，学术质量也难尽人意，有时则有其名而无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学校各级身居要职的领导，兼任不少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往往很少深入第一线，根本谈不上‘三同’，你要他下基层深入第一线听课参与基层教学科研活动了解实情，他往往以本人已在讲课、在指导研究生等为由为自己无须深入基层辩护。对‘官’来说，他为‘学’，对‘学’来说，他为‘官’，往往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学’，但是名、利、权三收，往往成为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严格说来这些官僚化的学者已和普通学者少有共同语言。（黄安年《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
其实，他们的主业当然是官，“学”，不过是权力者手中的获利工具而已。
人大代表赵师庆代表在谈到当今大学里这类身兼“官”“学”两路的知识精英时，十分感慨地说：“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学术，又想当官，还想拿钱。‘鱼’与‘熊掌’都想得到，学术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这就是当今大学的另一个大背景：权力等级与金钱平分秋色，几乎完全主宰了大学——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消亡，学术在钱和权的双重挤压之下，早已失去了理应由它们所占据的大学舞台；即使表面上，“学”还在这个舞台的前台唱着主角，但实质上不过是给钱权牟利的工具而已……
（未完待续）
(5/27/2005 7:27: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