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上）

【明心网】八十年代中，同几个朋友谈论《古拉格群岛》，有人建议，应当搞一种“公墓文学”，选一些文革中的受难者作代表，将他们的遭遇如实记录下来，分门别类，编成丛书，如教师公墓，作家公墓，演员公墓等。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赞同，并在纸上拟了一个初步的名单，甚至连书的封面也想好了，上面是一个纪念碑，簇拥著白花，以示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后来这心愿没能实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最初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一部关于普通人的受难实录──我心里顿时充满感佩。1980年，她还在北大时，基于当时发表的文革行状与事实相差甚远，就已开始搜集撰写文革死难者的事迹。做这件事，对她个人没有什么好处，不能靠此升职称和分房子，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这些她都不在意，她把自己称作“历史的义工”，默默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此后在美国见到面，更是感觉她的人，一如她文字的朴素。房间里没有什么家什，书架上却堆满了采访记录的卷宗。据她说，有一千多人。足以建成一个小小的文革资料库了。

采集这些事例，想必花费了她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有些人是由于回避，不想让心灵再受一遍煎熬；有些人是出于害怕，因为那些迫害者尚在，并没受到任何惩罚；而有些人则是因为反感，甚至质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

是呀，为什么呢？要知道，文革已过去近三十年，早已盖棺论定，何必再让往事缠绕心头，就像文革后的一首歌所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对此她在前言里如是说：“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文革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迫害，残害了许许多多的生命。尽管八十年代出过一些纪实文学，那也只是轻描淡写地纪录了很少一些受害者的遭遇。由于实录普通人的受难，展示公开的虐杀，会让人们对文革的官方结论产生怀疑，其结果就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还没有一桩暴行像文革这样，大量的事实没有被记录下来，没有被公布出来，没有被讨论起来。

在前言里，作者还讲述了一则见闻，一名曾蹲过劳改农场的教师告诉她：在杀过牛的地方，牛群每当被驱赶到那里，便会哞哞悲叫，而在杀过鸡的地方，鸡群会照样嬉戏欢乐。对待死去的同类，作者正是选择了牛的方式。还有那些接受她采访的人，于牛与鸡之间，记忆与遗忘之间，他（她）们也同样选择了前者。在作者心中，这些普通人“在人性中挣扎奋斗而趋向善意的力量”，曾不止一次提升了她的勇气和信心。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历史使命感。为此，她感谢每一位受访者，感谢之前她们素不相识，如今通过访谈、电话和写信，却在一起追寻往事，分担人生经验。

法国作家加缪曾经这样说过：“作家的作用与艰巨的义务紧密相连，正因为他是作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他就不可能为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服务，他要服务的是那些承受历史的人。”加缪的时代，世界正处于分裂状态，所以他呼吁作家要有独立性，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写作。在当今中国，像加缪所说的那种作家和学者，可谓寥寥。许多知识人的文字，其实都是在为权力服务，或者为金钱服务。而王友琴的全部写作，却是为了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人，为了写出一部受难者的历史。

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然而，在漫漫的苦难中，人民又何曾创造过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常常是被迫承受英雄（权力者）创造的历史。文革的暴行，曾遍及全国各个阶层，深入每一个家庭。受到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上至国家主席、各级官员，下至教师、医生、工人、农民、保姆和家庭妇女。但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却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中，按照不同的待遇，披露一些文革中受难的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的生平（对于文革的发生，其实他们也有一份责任），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了恢复名誉。而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受难者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讲述他们，这就使得文革的全部镜象被歪曲，被遮蔽。即使是那些普通受害者，也将自己的遭遇视为当然。作者采访过一位中学老师，他在文革中曾和被打死的人关在一起，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出来，他说既然国家主席都受到那样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师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也许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话感到悲哀，在这位中学教师的潜意识里，像他那样的文革中的普通人，不过是“承受历史”的人而已。既不可能创造历史，也不奢望进入历史。他这样说，想必是出于无奈，“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从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正是由于此，作者立志为这些普通受难者而写作，讲出他们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以记忆对抗遗忘，就更显出她的良知和勇气。

上面加缪那段话的深意还在于，只有关注和描写那些“承受历史”的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我们才有可能了解真相，认清事物的本质。《纪念园》分四个部分，有“受难者名录”、“死难发生地”、“纪念文字”和“研究与评论”，主页上写著“我们没有忘记你”，死者照片都饰以白色的菊花。其中搜集了他人写的文章，如著名的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屠杀事件，但主要还是王友琴自己采写的实录。这些实录并不是单纯的资料，作者采用《史记》的互见手法，以专门人物立篇，又常在他篇中提及此人物，穿插交待背景，成为有系统的历史著述。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岛》称作“文艺性调查初探”，除了调查不能周全，许多事未曾亲历，试图用一种整体的观点，将各种事件联结起来，也是原因之一。任何历史叙述都是拥有自身话语的叙事，王友琴女士的采访实录当然也不例外，她常将自己的思考贯穿其中，夹叙夹议，加以分析，堪称“发愤”之作，而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品质，还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用索尔仁尼琴谈自己著述时说的话来评价，那就是其中“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

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作者所记录的专篇人物大多是北京人。在这些人中，有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教师孙历生，北京二十五中教师陈沅芷，北京八中教师华锦，北京六中老校工徐霈田，北京东厂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马大娘，中科院考古学家陈梦家，气体厂工人陈彦荣，民国名人张东荪一家三口，北大教授董铁宝，北农大职员何洁夫，北大教授吴兴华，北京玻陶设计院黄瑞五一家五口，陆军总医院医生刘浩，北京台型机床厂会计孙启坤，北京六中学生王光华……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他们中有的是被打后自杀（很多自杀其实是虐杀），但多数是被直接打死的。当然，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有人曾写文章推算，受迫害的达一亿人，被迫害死的至少二百万人以上。而文革后各地编写的大事记里，写出死者名字和死亡经过的，相当罕见。

对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个标准用词──“被迫害致死”。这一说法被用在各种回忆录里，它掩盖了自杀与他杀的区别，更掩盖了打死人的过程，从而使这段历史不致显得那么残酷。作者在实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过，但作者描写的细节，在几十年后还是骇人听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著钢背心。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回忆者说凄惨的叫声响了半夜，那声音“像杀猪一样”。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著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黄瑞五一家五口则是被捆绑著跪在地上，用一阵乱棒打死。这样的残杀也是有名目的，纳粹称之为“最后解决”，前苏联称之为“最高方法”，文革虽然没有从上面直接下达过打杀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称之为遇罗克所说的“连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暴力情节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据她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

（新世纪）

发稿：2004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