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八：習慣性的黨文化思維（上）

1．人人見面有戒心，語言中帶有鬥的意識
2．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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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長的時間，但是，在短短幾十年裏，共產黨依靠超乎尋常的宣傳灌輸和觸及靈魂的血腥實踐把黨文化在中國建立起來了，其成熟的標志就是黨文化的思維從被動接受最終演變成為人們的思維習慣。一旦習慣變成自然，黨文化成為人們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難感覺是外在的灌輸，而相信是來源於自己的心靈深處。黨文化思維成為了我們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歡思考，有的民族喜歡音樂，有的民族喜歡創新，各個民族的各種思維方式，可能千差萬別，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們被共產黨強加的“本性”卻非出自人性，而是黨性。黨文化變異了我們的民族，造成人與人交往見面有戒心，語言中充滿鬥的意識；在文學、藝術創作上習慣性地離不開黨；在生活中對於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險；習慣性地講黨八股話；混淆黨與政府、黨與國家和黨與民族的概念，等等。

這種黨文化思維在全社會習慣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響到思維、語言、行為等方方面面的“習慣勢力”。我們看到，即使共產黨的組織解體，但黨文化所形成的“習慣性思維”不能化解，那麼未來的中國仍會是一個沒有共產黨但卻帶有深重共產黨陰影的社會。如果我們的思維、話語以及行為中的黨文化“習慣”不能得以清理，它還將影響我們的是非判斷、信息分析與決策，我們仍然可能互相戒備、仍然會去掠奪自然戰天鬥地、仍然會覺得國際上“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這就好比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即使發動機熄火，它仍可以順著慣性滑行相當遠的距離。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後一章，清理一下黨文化中的習慣性思維就顯得尤為必要。

1．人人見面有戒心，語言中帶有鬥的意識

1）人人見面有戒心

中國人自古淳樸好客。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國，如果一個陌生人對你親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揣摩他是不是圖謀不軌；看見有人帶著小孩尋求幫助，你也許會猜測那孩子是不是用來坑蒙拐騙的“托兒”；人在路邊招呼你去幫個忙，你會警惕是不是附近藏著他的同夥，正等著傻瓜自投羅網。

相反，中國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認識的人也會對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車子壞了，常常有人停下來問你要不要幫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邊，人們更是要踴躍伸手。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是古人心中的禮儀之邦。今天為何在文明禮儀的故鄉，反而不見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充滿了戒心呢？這種戒心還不僅僅限於陌生人。上下級、鄰裏、同事、甚至於親朋好友之間，也常常存在防範心理。酒桌上的觥籌交錯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後看透世態炎涼後那顆自我保護的對他人的戒心。

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嚴的城池。互相間的戒心成了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正常社會的人並非完全沒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無可厚非的。而中國人目前的戒心並非來自對方傳遞的信息，戒心不是因為對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產生戒心，上來就假定對方有不好的企圖。人人見面有戒心，時刻防備他人，這不是人的正常狀態。有人說中國人活得真累。確實如此。

（1）習慣性的戒心是黨文化造成的後果

人都單純過，相信過，真心付出過。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運動中，或者自己整過人，或者被人整過，或者今天整別人，明天又被別人整，或者看到別人整別人，或者看到別人被別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鬥爭史。

中國民間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維系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中共的鬥爭哲學硬生生把這個關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社會地位來劃分的階級（群體）對立關系。人們開始用敵視的目光審視周圍的人，用共產黨的暴力手段來對付不同意見的人。黨性、獸性、階級性代替了人性，專政代替了關愛，敵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們被隨時要求防範所謂“敵人”的“滲透”、“攻擊”和“反撲”，由此既擔負了防範“敵人”的義務，同時也產生了必須警惕“敵人”傷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擔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會裏，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別人，去提防別人，才可能換來一點安全感。長期下來，這種敵視防範心理就成了人們潛意識裏的習慣性想法，戒備別人成了社會的常態。群體戒心可以說是傳統信仰和道德被摧毀以及中共灌輸階級鬥爭觀念的一種必然結果。

烘托整人鬧劇的是種種見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務、告密、打小報告、檢舉、揭發、倒戈、兩面派、墻頭草、劃清界限、大“義”滅親、夫妻反目、父子相殘，鄰裏成仇、師生相鬥、隔墻有耳等等。留心眼成為了人們求生的本能。

如果說人整人造成的戒心還有絲絲裂縫的話，中共社會從上到下的謊言則把那些裂縫都堵上了。在心理學上發現，一個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時候遭到欺騙，會造成強烈的情感傷害。越是真誠過，傷害後會反彈越激烈，越會表現出強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極端，對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國人當初曾經對中共盲信盲從過，但中共的種種出爾反爾，參與者的種種醜陋，受害者的殘酷磨難，給人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靈創傷。一次次的被騙被迫害，人們本能地形成了防備別人的心態。人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設想別人有問題，讓自己警惕起來，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讓人不相信別人，懷疑一切。戒心成為習慣後，又會反過來自我強化。也就是說，“不相信”會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講了一個“疑鄰竊斧”的故事。有一個人丟了斧子，他懷疑是被鄰居的兒子偷去的。於是他仔細觀察鄰居的兒子，覺得他走路的樣子象偷了斧子，說話的樣子象偷了斧子，臉上的表情、動作舉止，沒有一樣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後來直到這個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時再看鄰居的兒子，覺得他走路、說話、表情等一點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樣子。

中共給我們培養出一種習慣性的思維：首先人人都不可信，這世界上就沒有好人，然後再為這個預設的立場搜集證據。此時我們就像那個丟了斧子的人一樣，看別人無論怎麼看都不能相信。黨文化是一種懷疑文化，“懷疑一切”被作為人們思維和交往的指導思想，提倡鼓勵人人相互戒備。馬克思在接受大女兒燕妮的采訪時的回答可以說是黨文化的三昧：“對幸福的理解——鬥爭；喜愛的顏色——紅色；喜愛的座右銘——懷疑一切。”

鬥爭和謊言還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黨文化建立過程的深層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毀了傳統信仰，否定了傳統文化，灌輸鬥爭哲學，宣傳馬恩列斯毛偉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運動破滅後，帶給人的是什麼也不相信的心理創傷。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們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2）戒心的傳承

也許有的人認為自己沒有經歷過那些運動，現在也好像沒有跟以前一樣講階級鬥爭了。但事實上，造成人們習慣性戒心的社會機制仍然存在，每個社會成員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

在中共的喉舌媒體中，人們仍然可以隨時看到“清醒認識”、“嚴密防範”、“高度戒備”、“嚴厲打擊”、“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時時激發人們的鬥爭心態。

現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經歷的政治運動的教訓，諄諄教導年輕一代隨時警惕小心，讓這種戒心思維代代“承傳”著。朋友之間也往往會忠告和提醒：“你對某某人要提防一點”，讓防備的記憶時時更新，戒心效應在生活中時時處處被放大。

中共所灌輸的互相檢舉、揭發打小報告的告密文化，到現在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精致周密。孩子們從上小學幼兒園開始，就被鼓勵從告密行為中獲得好處。大學裏為了入黨和分配好工作，學生們用告密的方式向輔導員“要求進步”，搞好關系。工作單位裏在私下罵領導最兇的卻往往是領導安插來讓手下放松警惕、敞開心扉說實話的探子。

中共的黨組織無處不在，無所不管。從報章雜志到互聯網，從學習、工作到生活，處處控制、操縱著社會。人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其監視之下。中共對六四的鎮壓、對上訪人士的抓捕、對異議人士的打壓、對信仰團體的迫害，說明中共的階級鬥爭思想仍然無時不在地運作著。尤其是對法輪功鎮壓中采用的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全民動員、人人過關、人人表態，與文革有什麼兩樣呢？

中共權力系統謊言和腐敗的示範效應，大大加劇了社會道德水準的整體下滑，而這種全社會的道德下滑又更促使人們使用戒心思維。這種人人互相戒備的黨文化深深滲入到老百姓的心裏，反映在思維和行為上，就是時時防範著別人，時時揣測著別人的“居心”，時時擔心被別人“利用”。一位華人經理幾年前到中國考察，回來後感慨地說：“中國社會已經變得極為復雜，人們沒有信用和道德，對於任何人而言，什麼事情都不可以相信，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爾虞我詐，政府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法律得不到執行。”這樣的社會狀態，對這個國家來說會是好事嗎？

一個習慣形成的過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是被外力強加的不自願階段，第二是不斷強化而形成條件反射的自覺階段，第三是充分內化的本能式習慣性反應階段。中國人的整體戒心最早是被中共強行灌輸和煽動的，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種被強化，到今天，人們的戒心已經充分本能化、自動化，不需要監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自然而然的習慣性思維狀態了。

（3）戒心生惡果

人人見面有戒心的黨文化思維使中國人活得極其沈重。戒心可能會使人得到暫時的自保甚至好處，但是長遠來看，本來可以坦誠相處、相互信任、過得輕輕松松的生活就變得高度戒備、提心吊膽、事事防備。人人見面有戒心造成人人為近敵，連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依靠。長此以往，生活質量大大下降，生活中難以享受信任和輕松帶來的快樂，精神病癥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比例大大增高。據精神病學專家估算，中國目前至少有一億人患有各類精神障礙疾病。

在戰場上保持警覺是正常的，但在日常中時刻情緒緊繃，防衛別人，這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人人見面有戒心”的情況並不存在於正常社會。在許多國家，整個社會鼓勵言而有信的品德，人與人之間無須相互琢磨，不用費勁去打聽別人的德行，人際關系非常簡單，做人要輕松得多，每個人都可以從中享受很大的好處。

戒心思維也使中國人之間合作難、矛盾多。對整個社會而言，這樣的戒心成本恐怕難以計算。

戒心讓人們什麼也不相信，當然也就不會相信中共體制外的一切，連事情本來的面目也不相信了。當中共扭曲掩蓋的事實真相被揭露與還原時，人們會持懷疑、不相信的態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讓中共的造假宣傳、操控和欺騙民意得逞。

戒備心理對中國的國際關系也構成了障礙。中共煽動的戒心和仇外心理，不僅使別國難以產生信任感，也無法使自己真正走入世界舞臺。帶著這樣一種有色眼鏡，把別人都看成“反華勢力”，如何去正確解讀別人的信息，如何與世界各國合作呢？

人們可能覺得，我不防備別人，不自我保護，別人不把我當傻子欺負嗎？的確，誰願意甘當第一個放棄戒心的人呢？有人用踮腳尖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大家都踮著腳尖看戲，都很累，如果大家一起放下腳尖來，都會變得輕松而且能更好地看戲。可是，誰也不相信誰，我放下腳尖了，別人不放，就我看不到，這不虧大了嗎？

從黨文化中去尋找答案，是不可能的，因為“人人見面有戒心”的狀態就是黨文化造成的。只有解體中共，才能清除造成戒心的大環境。人們免於來自共產黨的打擊和迫害之後，才能有信仰自由，才能逐漸恢復仁義禮智信等等中國傳統觀念。這樣自然就會有人願意選擇放下腳尖，他們善待他人、誠實守信的行為又能帶動整個社會道德的提升，從而回歸正常社會狀態。

2）語言中帶有鬥的意識

2001年，中國大陸一位語言學家在年輕人中做過一個流行語調查，在前十名流行語中，“惡心”、“白癡”、“變態”等具有強烈攻擊性的詞語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

爭鬥性的語言不僅存在於青少年亞文化當中。如今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彌漫著這種語言。比如，文化衫上寫“別惹我，煩著呢”；歌詞鼓動“該出手時就出手”；書名叫“中國可以說不”；幾萬球迷在足球場上有節奏地齊聲高罵：“傻×”；“你有病啊？！”“你吃錯藥了？！”“你大腦進水了？！”之類的話更是到處都可以聽到。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親身遇到過這樣的事情：談論問題不是就事論事，而是打擊別人，把別人不好的地方挑出來講，把事情搞黃。話中含刺，語言尖銳刻薄，富有攻擊性，不顧及別人的感受。遇事不是心平氣和講道理，而是先爭一口氣，對別人的不同觀點有時想都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對一通才覺得過癮。這種在語言中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鬥的意識，在生活中處處可見。

在公共場所購票，在那排著隊，可能不知哪個時候突然上來一些插隊的人。如果你說，“請你排一下隊”。很可能別人會狠狠瞪你一眼，冷不丁來一句：“關你屁事！神經病！”在大街上走路，不小心碰到別人，剛想要道歉，一句高分貝的話已經過來了：“沒長眼睛啊？”看兩人鬧矛盾的時候，旁邊的人有時不但不解勸，反倒火上澆油：“跟他幹!”朋友之間開玩笑都會說：“待會搞死你！”

家長教育孩子，語言更是生冷不忌，夾槍帶棒。“早就告訴你，放學第一件事就是寫作業。現在好了吧，作業寫不完，看老師明天不收拾你！”“你看看人家×××，每次都比你強。”“哭！就知道哭！哭也沒人幫你！”“讓你不聽話，等你考完試咱們算總帳！”“你等著，看我不揍你！”“小兔崽子，治不了別人我還治不了你！”

臺灣朋友發現，中國大陸人說話，往往習慣於用反問句，而且語氣很沖。“怎麼連這都不知道？”“你自己不會看哪？！”“沒看我正忙著嗎？！”“誰說的？！”“我不是跟你說了嗎？！”“早幹什麼去了？！”“哪有你這樣的？！”這種說話方式帶有強烈的火藥味和責備別人的意味，暗示對方“笨”、“不正常”，並且因為使用了反詰句而語氣更強。

需要指出的是，有時使用這種語言的人也許並無惡意，人們習慣了這種說話方式，不自覺地就帶出來了，即使對親人、朋友也是如此。一篇小說描寫夫妻倆的二人世界。丈夫要起床看足球，妻子說：“家裏蜂窩煤都沒有了，你還要半夜起來看足球，還是累得輕！”妻子心疼丈夫，卻偏偏要使用這種尖刻的語言。

爭鬥性的語言普及到這種地步，以至於一些大眾文藝形式都以語言攻訐為重要內容。近年來流行的很多小品的主要內容就是男女演員的互相攻擊、擠兌，侃爺、貧嘴成為小說、電影、電視劇裏受青睞的角色，很多作家把尖刻當成深刻，網絡論壇更是刻毒語言的天下。農民、窮人、殘疾人、相貌醜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等等，都成為人們攻擊挖苦的對象。

在這種比賽刻薄的社會氣氛下，中國大陸風靡一時的“超級女聲”評委對年輕的女選手說出這樣的話：“跑調了！你真不知道你跑調了嗎？”“你連基本的音樂素質都不具備！”“把民歌都給糟蹋了。”“你唱歌和你說話一樣做作。”“好好學習，前途無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條。”“別嚇著後面的選手了。”“別人唱歌是偶爾跑調，你唱歌是偶爾不跑調！”“花錢學聲樂在你有些浪費。”“你年紀不大，卻好像怨婦一樣！”這種話直接打擊人的自尊心，對人沒有起碼的尊重，卻堂而皇之地在電視上對幾億觀眾播出，而人們習以為常，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甚至對此津津樂道。

中國人的這種爭鬥意識不光表現在爭鬥性的語言上。在一般的語言裏，也充斥著鬥的意識。人們討論問題的時候，往往不是以建設性的態度、從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基點出發正面立論，而是反面立論，這不對、那不行，反正別人沒有自己聰明，就算本人對該怎麼做一樣沒譜兒，也要表現自己的“高屋建瓴”、“深謀遠慮”，顯得比別人強。

老一輩中國人受到黨文化的長期浸泡，年輕人從小就在這個環境中長大，大家都以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這麼說話的，並不覺得這麼說話有什麼不對、有什麼不好。其實，中國古人講究溫文爾雅的禮教和溫柔敦厚的詩教，信奉的是“仁義禮智信”的做人準則，講究的是“溫良恭儉讓”的處事態度，說話的態度和方式與今天的人大相逕庭。在西方國家，人們的語言和行為受宗教、道德、法律和職業倫理的強有力的約束，爭鬥性的語言被限制在法庭、候選人辯論等有限的場合，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說話謙恭禮讓，整個社會處在很和順的狀態。全民人人語言中都帶有鬥的意識，而且是強烈的鬥的意識，這種現象是中共黨文化的獨特產物。

（1）語言中爭鬥意識的成因

與“人人見面有戒心”一樣，“語言中帶有鬥的意識”也是中共的鬥爭哲學和鬥爭實踐的產物。在中共眼裏，暴力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品格。中共的鬥爭哲學，通過教科書、影視作品、文藝節目、歌曲、小人書等等，潛移默化地進入一代代中國人的頭腦和心靈中。人的行為是由思想決定的，如果思想中被灌輸的都是暴力、仇恨的東西，人的語言和行動所反映出來的也必然是暴力和仇恨。所以，中國人語言中的爭鬥意識，是中共的暴力哲學、暴力文化和暴力實踐在中國人內心形成的本能反應。在近幾十年的生活和教育中，不管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中，人們受到了太多鬥爭的熏陶，其後遺癥是不言而喻的。

在那七、八年來一次的政治運動中，處處充斥著暴力語言。在中共的媒體上，人們最常看到是“批判”、“鬥爭”、“打倒”、“砸爛”、“橫掃”、“牛鬼蛇神”等等攻擊性極強的語言。這種暴力語言在報紙的社論、評論、批判文章中尤為多見。譬如什麼“斬斷×××的魔爪”,“誰敢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就砸爛他的脊骨”,“××決沒有好下場”，“油炸、火燒、剝皮抽筋”,“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都是那種充滿暴力、威脅、恫嚇、火藥味的詞匯。這種暴力語言充分適應了專權者恫嚇大眾、制造恐懼、培養順民的需要，充斥媒體、文件、教科書、文藝作品，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話語方式。

在中共發動的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人們爭鬥的惡習被充分調動起來。那些最惡毒、最不擇手段攻擊別人、誣蔑陷害別人的人，最善於給他人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在背後潑臟水的人，經常得到領導和“組織”的重用，飛黃騰達；而那些被誣蔑、被攻擊而卻無法辯解的人則往往結局悲慘。為了避免這種被動挨整的境地，人們努力打造自己的語言本領，讓自己變得伶牙俐齒，隨時可以迅速反擊別人。到了今天，無理爭三分，誰嗓門大就是本事，已經成了人們潛意識的本能反應。

語言中的爭鬥意識反映了黨文化中人的深刻不安全感。在正常的人類社會中，人們信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對別人不使壞心，也不用時刻提防別人，心裏篤定踏實，更不用在語言上跟別人爭鬥。而黨文化造成了人時刻擔心自己挨欺負、吃虧，因此要通過在實際上或者言語上勝過別人來給自己贏得安全感。中共宣傳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弱勢者只能處在食物鏈的低端被別的動物捕食，而處於食物鏈高端的強者才最有安全感。這種思想將原本和諧的人際關系變成鬥爭關系，在鬥爭中是否獲勝成為人自我評估安全感的重要指標。於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人們把說得過別人當作自己反應敏捷，聰明才智勝過對方的表現，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別人強，過後心裏沾沾自喜。

（2）鬥的意識一脈相承

或許很多人以為鬥爭的歷史已經過去。但是，人的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另一方面，語言系統有穩定性的特點。形成了的話語系統會通過年輕一代的語言習得而成為他們的話語習慣。換句話說，小孩學說話的過程，就是學習一種話語方式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一種思維方式的過程。家長、老師和全社會在長期政治鬥爭中形成的鬥爭心態，會以另外一種變體在年輕一代身上呈現出來。現在的孩子小小年紀就鬥富比闊、瞧不起窮人、嫉妒心強，都是一種爭鬥心的表現。我們深入思考就會發現，“語言中帶有鬥的意識”在中共統治的幾十年歷史中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可以把爭鬥語言大致分成如下幾類：

恃強淩弱型：

例一：“無怪乎，最近出現了左派、右派齊喊造反的怪現象。老實告訴你們，珍珠不容魚目來混雜。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裏。”（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1966年）

例二：“我是公務員，打他又怎樣，打傷了給他十萬，打死了給他二十萬。”（2004年重慶萬州發生數萬人的大規模沖突事件，起因是一個自稱“公務員”的人毆打一個不小心用扁擔碰到他妻子的民工。這句話是引發沖突的重要導火索。）

例三：“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了？”（2005年底何祚庥接受媒體采訪，談到中國礦難頻發的問題時說的話。）

其他例子包括“把臺灣炸為焦土”等等。這類話反映了典型的恃強淩弱心態。

妒火中燒型：

例如：“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將得到的是整個世界。”（《共產黨宣言》。這句話反映了典型的流氓無產者心態：把世界鬧得天翻地覆，“無產者”才能渾水摸魚，一夜暴富。）

更多例子：“有什麼了不起的？！”（意思是沒什麼了不起的）“多新鮮哪？！”（毫不新鮮）“誰家過年不吃頓餃子？”（別人遇到好事或者取得成績，只相當於過年改善生活，稀松平常，沒什麼值得羨慕的）“就你行！”（意思是“沒什麼好顯擺的”，“其實我比你更行”。）

針鋒相對型：

例如：“你不打他就不倒”；“東風吹，戰鼓擂，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我跟丫死磕！”“跟我鬥？沒你好果子吃！”等等。

自貶貶人型（惡者反守為攻）：

使用這種話語策略的人，先把自己（或者所有人）說得一錢不值，然而開始放手打擊對方，而不擔心對方反擊。這種策略的微妙之處在於，說話者占據了道德至低點，反而相當於占據了話語權的制高點。

例如，有人用普世的道德準則來批評中共時，中共往往辯解說，“在階級社會中，道德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其潛臺詞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道德、人權、宗教信仰、新聞自由都是‘虛偽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既然都是虛偽的，那就別怪中共所謂‘社會主義道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自由’為共產黨統治服務了。”

又如“我是流氓我怕誰？”等。

損人不利己型：

共產黨的鬥爭哲學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之後，產生了一種“魚死網破”、“同歸於盡”的病態心理。

例一：“原子彈（戰爭）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億人口剩九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毛澤東）

例二：“無論如何，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的！我們寧肯要這整個世界甚至整個地球與我們黨共存亡也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現在不是有什麼‘核捆綁’理論嗎？就是說核武器把整個世界的安全捆綁在一起，要死大家一塊死。”（遲浩田《戰爭離我們不遠，它是中華世紀的產婆》）

又如“我不好過也讓你好過不了”，“我死也不讓你活著”等。

破罐子破摔型：

這種爭鬥性語言體現了一種極不理性的、跟自己過不去的心態。說這種話的人被一種“盲目地鬥”的意識支配，不管堅持的是什麼，也不管堅持的東西多麼荒謬、錯誤、沒有意義，不撞南墻不回頭，不見棺材不落淚，表現出一種極不理性、對自己不負責任的態度。

例一：“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毛澤東）

更多例子：“我就這樣了”，“你能把我怎麼樣？”，等等。

從上面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隨著共產黨統治策略的變化，人們的言談話語方式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其中“鬥的意識”是一脈相承的。

需要強調的是，坦白直率的語言中不一定含有鬥的意識，俗話說“忠言逆耳利於行”，善意的語言乍一聽也可能是不入耳的。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們說話時是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還是存心找茬、拆臺、挑釁、有意無意打擊別人、貶低別人、擡高自己。

（3）爭鬥語言的惡果

爭鬥語言傷人心。中國諺語說“話能開心鎖”，可是充滿了鬥的意識的語言可以給人的心靈造成嚴重傷害，開啟了人際爭端，這種語言不但不能打開心鎖，反而結下不少難解的心結。2006年北京一項研究報告顯示，教師使用語言暴力是一個普遍現象。72％的被調查初中生表示，老師使用的不文明語言對其造成了心理傷害。在另一項報告裏，81.45％的被訪小學生認為校園“語言傷害”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語言暴力在一定時候，很容易轉化為行動暴力。因為語言的爭鬥，人與人之間沒有矛盾會產生矛盾，小小問題可以鬧出人命來。2005年，一個北京的警察到山西太原，在紅綠燈前和一個太原的警察拌了幾句嘴，這個太原的警察覺得咽不下這口氣，竟然找了一些人，將這個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山東濟寧市一個十四歲的少年，僅僅因為一個網民的網名不合己意就與對方在網上展開惡罵，後來對方換了一個女孩子的網名與其交談，套出其正在上網的網吧地址，然後趕到將其一刀砍死。

爭鬥語言誘導人們用鬥爭哲學的眼光看待問題。語言是人思維的工具，習慣性的帶有鬥的意識的語言誘導人們用“鬥”的思路去解決問題。這就好像一個人本來想找刨子做木匠活，可是找來找去只找到一把斧子，於是只好改劈柴了。現在的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跟語言中鬥的意識關系很大。比如，領導對下屬頤指氣使，動不動就是“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下屬不服管，心裏想的是“看你能把我怎麼樣？”隨之而來的，就是彼此間的爭來鬥去。

在政治和外交場合，這種鬥的意識反映更為明顯，後果也更加惡劣。2003年5月19日世界衛生大會的會場外，臺灣媒體問：“你聽到臺灣二千萬人（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需要嗎？”中共駐聯合國代表沙祖康用不屑的口氣說：“早就給拒絕了！”並以傲慢的口氣說：“誰理你們！”也是這個沙祖康，在被問及為什麼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精神病院註射傷害神經藥物時，毫不掩飾地回答，“他們活該”。

被稱為“紅衛兵外長”的李肇星回答記者提問時態度蠻橫無禮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西方記者問起鄧小平的身體狀況，李答：“他身體很好。”記者又問：“鄧小平是在家還是在醫院擁有這樣良好的健康狀況？”李回答：“一個具有普通常識的人是會知道身體健康的人應該住在哪裏的。我不知道您在身體好的時候是否住在醫院裏。”記者的提問並不刁鉆，完全可以不失外交風度地正面回答，可是李外長鬥的意識根深蒂固，隨時都要表現出來。再如，鄧小平說，“學生娃不聽話，一個機槍連就解決了。”江澤民說，“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這些都是共產黨的鬥爭、暴力、鎮壓的習慣性思維在語言上的反映。

爭鬥性的話語習慣使人無法心平氣和地接受信息、理性公允地探討問題，討論時使人一味追求在語言上壓倒對方，沒有從善如流的聽德，更沒有知錯就改的雅量。

爭鬥性的說話方式一旦開始，必然不斷惡化，就像人常吃味道重的東西，隨著年齡的增長，口味會越來越重。強烈的語言用久了，人們會覺得不夠勁兒，必然去尋找、制造更富刺激性的語言。在這種環境中日復一日，人們必然變得更為麻木。

（4）清除鬥的意識，純凈我們的語言

一個真誠、善良、寬容、自信的人，不會動不動就喊打喊殺，更不會非要在語言上壓倒對方，放狠話、講歪理，千方百計在語言上擠兌別人，讓對方尷尬難堪，從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爭鬥語言的背後，是中共鬥爭哲學造成的一種混合著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態和畸形人格。

在正常的人類社會裏，人們對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禮；對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講話盡量和氣溫婉，好言安慰；夫妻相處時相敬如賓，教育兒童時循循善誘；講道理時就事論事、冷靜理智，錯了也會坦率承認。君子風度的後面，是平和自信、與人為善的健康心態。

清除語言中鬥的意識，僅靠語言上的努力無法解決問題，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變黨文化的鬥爭思維。

2．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雙苯廠爆炸，松花江被大量有毒致癌的苯化合物汙染，在汙染物沿松花江擴散、下遊急需盡早采取防範措施的時候，中共當局卻對民眾連續隱瞞消息將近十天才承認發生災情。然而就在當月底，黑龍江電視臺用三天時間組織創作了一臺大型特別節目《水之情》。據報導，特別節目“連夜投入制作，表演唱《清泉滾滾八方來》、相聲《社區見聞》、歌曲《我想告訴你》等六個節目專門為節目創作……通過獨唱、表演唱、舞蹈、相聲、小品等多種藝術形式，反映省委省政府在處理突發性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統籌全局、以人為本、情系百姓的執政能力……”

這種把災難當作喜慶，把受災民眾作配角，中共當作主角的創作思維習慣，在任何一個正常社會的人看起來都怪異得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在中共治下的中國人卻早已對此習以為常了。這種創作習慣性思維不僅體現在文藝作品創作上，也體現在報刊、廣播的新聞“創意”中。如上述汙染災難發生後，黑龍江省級重點新聞網站——東北網——接續的相關報導是“中小學生利用停水後的假期充實知識”、“哈爾濱市社區幹部舍小家為大家停水期間見真情”、“武警黃金總隊為老年公寓送水”、“停水日，沒有一家醫院的食堂減少粥和湯類供給”、“哈爾濱道裏開通專線保證殘疾人生活用水”……總而言之，“形勢一片大好”，甚至比沒有受災更好，目的是反映出“省委省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能力”。

在哈爾濱市停水四天後、供水恢復的第一天，黑龍江省長當眾作秀喝了第一口水，新華網的記者頗有“創意”，特別描繪了普通民眾創作的詩歌稱頌黨，以表白贊美是百姓自發的。在報導《黑龍江省長喝第一口水，百姓作詩贊》中黑龍江省長喝水前稱“不是我說話算數，是共產黨說話算數，人民政府說話算數”，一句話就點出了省長喝水的用意，似乎先前那個隱瞞災情的政府不在中共領導之下。省長喝水後馬上有普通市民作詩一首點題：“斟上一杯放心水，心中感到格外美；黨送溫暖家家樂，百姓心裏放光輝”。報導結尾說“擠滿人的小屋裏立即響起了一片歡笑聲，四天來松花江水汙染的陰霾在陣陣歡笑聲中一散而盡。”一場關系上千萬民眾生命的特大汙染災難就這樣“一散而盡”了。結論是民眾受災，多虧“黨”的拯救幫助。

這種黨文化中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的思維，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種種復雜形成原因和形形色色的表現特點。但是就創作思維過程而言，沒有無處不在的黨的影響，就不會產生這樣的作品。

中共公開宣稱文藝要為政治服務，並利用層層的宣傳機構和組織來保證這種服務，所以，創作的出發點就決定了文藝是黨文化的宣傳品；同時，文藝創作要求體驗生活和表現生活，而生活中早已充滿了黨文化，體驗和要表達的內容就是在黨文化中打轉轉；而對於創作者而言，他們本身也深受黨文化思維和理論的影響，就會按照黨的要求和思想去尋找靈感；更重要的是，黨控制了創作者和其一家人的飯碗、住房、看病和前途，就會強制作者在違背意願和良心的情況下，麻木自己，迎合中共，長期下來便成習慣。於是，從動機到內容到作者的思維，都嚴嚴實實地罩在黨文化的帷幔之下，創作便離不開黨了。

1）創作動機離不開“黨”

就作品創作動機而言，相當一部分是直接出於為黨歌功頌德的目的。受中共扭曲的歷史和黨文化“社會發展史”的影響，很多人是自己受了蒙蔽而把中共當作民族的“大救星”，為中共唱贊歌，反過來又影響更多的人，在整個社會形成對中共及其魁首狂熱的崇拜思想。典型的作品有《紅旗譜》、《青春之歌》、《苦菜花》、《三家巷》、《紅巖》、《洪湖赤衛隊》、《南征北戰》、《董存瑞》、《上甘嶺》、《烈火中永生》、《小兵張嘎》、《紅色娘子軍》等等，文藝形式包括從小說、詩歌到歌劇、電影，無一例外地反映中共領導的所謂歷史必然性和正確性和中共的“光輝形象”、對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很多歌曲，如“黨啊，親愛的媽媽”，“毛主席共產黨，撫育我們成長”，更是赤裸裸肉麻至極。

回顧近二十年來的文藝作品，雖然手法更精致，取材範圍更寬，更加註重作品人物的人性化，但是許多作品的創作動機，仍然離不開為中共抹粉的基調，如電影《開國大典》、《周恩來》、《大決戰》、《焦裕祿》、《離開雷鋒的日子》、《孔繁森》等等。

“改革開放”之後，出現了“改革文學”，“市場經濟文學”，創作動機是通過描繪改革後的社會變化，間接為中共歌功頌德。改革本身是一種歷史潮流，是中共閉關鎖國幾十年後無可奈何的選擇。但在藝術創作裏它卻成了證明中共偉大，掩蓋歷史罪責的手段。

還有一種創作動機是為了宣傳黨文化思想而服務的。如“文革”年代，到處是“革命樣板戲”，為的是配合文革形勢，鼓勵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一些充滿政治宣傳的臺詞成為民間流行語，“做人要做這樣的人”、“爭做時代的新闖將”、“手捧寶書滿胸暖”、“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血債要用血來償”、“甘灑熱血寫春秋”、“仇恨入心要發芽”等等。

與此類似，出動大批軍人參與拍攝，耗資三千萬美元的《英雄》則借歷史主題歌頌秦始皇，鼓吹蔑視生命、獨裁專制的黨文化，間接成為中共主旋律的得力吹鼓手。電影把共產黨的江山同天下人的利益混淆等同了起來，從而把戀權位不退，殺人維持暴政的統治者拔高到代表天下人利益的正義位置，潛移默化地灌輸觀眾應該犧牲個體生命以成全暴君統治。

2）創作內容離不開“黨”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為文藝創作定下了基調——文藝要服務於政治。中共建政以後，仍然奉行這一“文藝的指導方針”。中共還有中宣部保證其“文藝方針”的強制執行，這就使得文藝創作在內容上不可能脫離黨的要求。

中央電視臺每年的春節晚會集中了全國頂級的演員和藝術家和創作班子，全國幾百家電視臺轉播並直接延伸到海外。每年的春節晚會就是過去一年的政治、社會和藝術創作的縮影，可稱為黨文化的集中突出表現。到二十一世紀的“春晚”，幹脆不許諷刺一絲一毫中共統治的黑暗，預定主題，專門為“春晚”寫專用歌詞，“好日子”，“越來越好”，“五福臨門”，“萬家歡樂”，“盛世大聯歡”，以黨國慶典取代民族歡樂，以黨文化取締傳統文化。百姓的痛苦、民族的危機在處處彌漫的濃厚政治氣氛中蒸發掉了。

因為“黨”嚴格規定了文藝作品的基調，所以人們不得不遵循這些要求、規定，否則作品會遭到封殺。

中國各地有許多曲調優美的民歌，一直在民間傳唱。但是民歌的內容一般以情歌為主，雖也有些是歌頌家鄉山水的，但總體來講與中共文藝要服務於政治的基調相差甚遠，因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這些歌曲本來大多不在中共允許的範圍之列。但這些優美的民歌被受到黨文化毒害的藝術界人士或直接竊取附上為黨歌功之詞，或按黨文化要求改寫、“再創作”而賦予政治內容，就成為謊言蒙蔽下的民眾樂於傳唱、中共也樂見其成的新“民歌”，如脫胎於陜北民歌的“東方紅”、“翻身道情”、“山丹丹花開紅艷艷”，脫胎於蒙古民歌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我騎著馬兒過草原”，脫胎於藏族民歌的“北京的金山上”、“哈達獻給毛主席”，源自於赫哲民歌的“烏蘇裏江船歌”，源自於哈尼族民歌的“阿波毛主席”等等。這些歌曲一經“再創作”，傳回民間之後，便給人以一種假相，好像各族民眾都狂熱地擁戴中共及其黨魁，而中共又無恥地把這些附體於民族音樂上的作品吹噓成為其“發展民族音樂”的所謂“貢獻”。

2005年湖南衛視臺推出的“超級女聲”節目風靡全國，廣受年輕人的歡迎，節目人氣直接威脅到中共的龍頭媒體中央電視臺。於是很快這一純娛樂性的節目開始遭到媒體的抨擊，處處都是封殺的喊聲。在今年的超女大賽節目中，主辦方便特地邀請了以唱黨的贊歌而走紅的所謂“老藝術家”與大賽冠軍共唱“紅色經典”歌曲“馬兒，你慢些走”、“只有山歌敬親人”等，並請“老藝術家”指點年輕人。這種離不開黨的“創意”很大程度出於對中共把持的文藝基調不得不認同的無奈。

創作內容上離不開黨的思維習慣，還體現在黨否定的就得跟著否定。對神佛的信仰被當作封建迷信加以否定；傳統文化成了獨裁專制的同義詞；中共之前的歷史人物，必定存在“歷史局限”，一句“封建”就足可以把中國千百年來忠孝仁義等傳統美德，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聖賢忠良等人物打入另冊；十年文革的破壞，成了“四人幫”的過錯；餓死幾千萬人的人為饑荒，變成了三年“自然災害”；“六四”屠殺，政府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學生反而負有很大的責任；對法輪功的誹謗之詞，更是鋪天蓋地；與中共不一致的政黨團體，很少可以不帶貶義色彩；聽從中共的，便是愛國；批評中共的，便是反華。這些中共否定的對象，在藝術創作中多數成為被批判、被醜化、被有意歪曲的反面形象。

在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中共的黑暗面和中共的打擊對像被視為創作的禁區，人們避而遠之。隨著偶爾觸及中共禁區（如民主、憲政、人權等等話題）的記者、作家紛紛被捕，許多人便自我約束。敏感話題偶有提及，也是離真實相差甚遠，不足以影響中共的“光輝形象”，不觸及中共的核心原則。很多人認為現在創作範圍很廣，作品很豐富了。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參與文藝創作的民眾也越來越多，創作題材越來越廣，甚至許多人們過去不敢想像的創作主題也開始流行，如所謂“下半身寫作”的性文學大行其道。這並不是因為民眾創作可以完全自由、離開黨了，而恰恰是人們知道這些主題不威脅中共的意識形態，才可以沒有顧忌的。中共允許人們這樣做是因為黨的禁區牢牢進入人們的記憶，繞開禁區、打擦邊球成為創作習慣性思維的一部分，這其實代表了對中共制定的創作規則的服從。

3）創作思維過程離不開“黨”

黨文化對文藝創作最大的影響，莫過於鉗制人們的思維了。

在流行的許多古裝電視劇中，古代宮廷戲全是勾心鬥角，官場的腐敗自古都如此，天下烏鴉一般黑。這種創作思維是黨文化歷史觀直接影響的結果，抹殺傳統觀念，用現代人的觀念去表現古人。把幾千年來的傳統中國社會描繪成一片黑暗，是一個人人相互鬥爭，“人吃人”的社會，以突出中共的“光明”。把腐敗表現為古今中外官場的通病以淡化中共的腐敗，欺騙中國人把中共惡政的原因歸結到傳統文化上去。

紀實文學作品創作往往是這樣一種定式：如果是發生天災人禍，就如本小節開始的例子，要講黨如何關心人民；如果是官員，就是如何在黨的領導下為人民服務，如《孔繁森》之類的；如果是官員胡作非為，最後就是黨最終維持正義；如果是政策錯誤，最後就是黨如何如何糾正錯誤；如果是一個陰暗面，會歸到官員個人的無奈，最後仍然要襯托黨的“偉光正”。任何經濟方面的成果，必定離不開黨的“英明政策”的指引；任何企業的發展，必定離不開黨和政府的“殷切關懷”；任何教育、科技上的成果，離不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與“親切關懷”。出來什麼人才，個人有什麼成績，必定離不開黨的“培養”；軍隊更是“勝利離不開黨的領導”。連一個下崗（實際上是失業）工人稍微狀況改善，也是離不開黨的“關心和支持”；連宗教界也是“每一項成就，都離不開黨和政府的領導、關懷和支持，只有擁護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會有光明的前景”等等。

因為中共腐敗愈演愈烈，民眾怨氣無處發泄，近年來“反腐電影”很受民眾歡迎，典型的如《生死抉擇》、《新中國第一大案》等。其實這些作品和“文革”剛結束時期的傷痕文學及相應的電影，如《天雲山傳奇》、《戴手銬的旅客》、《海外赤子》等等一樣，不管它們怎樣挖掘主題，怎樣對歷史與現實進行思考，怎樣試圖沖破一些思想禁區，怎樣關註人的生存狀態，拓寬藝術的表現形式，都脫不開黨文化的思維影響，作品最終又歸結到要相信組織、相信黨，黨有決心改正錯誤；而中共造成的社會弊病、民眾苦難則籠統歸結為“時代的悲劇”，淡化中共的罪責。

在中國民間，創作“惡搞”頗為流行。比如某廠商把雷鋒像和毛語錄印在避孕套包裝盒上。看起來這是對多年來中共黨文化灌輸的一種反叛，實際上還是對於中共樹立偶像的權威的認同，依舊沒有脫離黨的影響。黨文化無處不在，當今中國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黨”所占領，這就導致人們的思維無法擺脫黨文化的語言要素，不得不用這些要素思考和表達。一些所謂特別有創意的廣告語“將……進行到底”、“……就一定要實現”也是創作思維過程中離不開黨文化的語言要素的例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很多中國人著迷於所謂“老歌新唱”，即把赤裸裸歌頌中共的所謂“紅色經典”或以現代樂器重新配器，或以現代唱法演唱。很多人聲稱，這樣做純粹出於懷舊，並非出於對“偉大領袖的熱愛”。有學者指出，很難想像，1945年之後的德國民眾會采用歌唱希特勒的形式來懷舊，或者蘇共二十大之後前蘇聯民眾會通過頌揚屠殺兩千萬前蘇聯人的斯大林的歌曲來懷舊。人們之所以熱衷於老歌，實在是因為黨的基因早已滲透了人們的文化細胞，人們覺得這是自己的一部分了。

這些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的思維表現，既有因為在黨文化彌漫的社會大環境中長期熏染自覺形成的習慣性，也有長期高壓下被迫如此的情況，有為了撈取個人利益、政治資本而有意如此，還有想跳出黨文化卻跳不出，從而創作思維習慣不自覺地依舊離不開黨的情況（如“惡搞”的作品仍然是在黨文化中打轉）。總體上講，黨通過強制手段為保障，以黨文化作為民眾唯一可能得到的“精神食糧”餵養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藝創作者，他們的作品又反過來影響大眾和他們自己，最終使得黨文化成為人們創作思維習慣的定勢，使人們的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

需要指出的是，文藝只是創作中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方面，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的思維方式滲透各行各業。具體創作的東西可能不一樣，但是人們受黨文化的影響，從選材到思考到具體創作，每一步都跳不出黨文化的框框。要想真正地自由地創作，發揮自己的才華，就要首先從黨文化思維中跳出來。

（續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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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2014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