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下）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打印機版 | 【投稿／反饋】

（續上文）

now loading the player ...

請用鼠標右擊下載

目錄

4．黨話的建立經過了大規模整肅的過程

1）黨話的來源
2）黨話的形成和演變
3）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
4）黨話和正常人的話的關系
5）黨話的實質是中共把幫派黑話強制推廣給全體社會成員

5．黨話的特征

1）中共壟斷了話語的定義權
2）黨話的多層次性和欺騙性
3）黨話的抽像性和詭辯性
4）黨話的吸納性和能產性

6．推行黨話的後果

1）文化-語言亡國的現實
2）黨話強制改變中國人的生活
3）黨話——當代中國人的有色眼鏡

結語：清除黨話，說正常人的話

1）如何辨認黨話
2）註意“黨話的背景化”現象
3）尋找真相，了解真相，傳播真相

=====================

4．黨話的建立經過了大規模整肅的過程

語言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漢語書寫系統的高度穩定性，對於保持華夏文明的穩定與統一，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長、傳統深厚的國家，語言規範行為的謹慎與適度，就顯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訂政策的出發點，卻不是保持正統文化的完整與純正。恰恰相反，為了鏟除一切妨礙中共建立獨裁統治的障礙，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對傳統文化的否定，並且給人們灌輸無神論、進化論、鬥爭哲學等等邪說。於是，中共動用國家政權，進行超大規模的語言整肅。以國家機器用一切手段把黨話推行到全國，是黨話系統建立的根本特點。

1）黨話的來源

概括起來，黨話主要有六個主要來源：成批翻譯、黨魁制造、組織伴生、系統編纂、文人幫閑、大眾合作。

馬列主義是一種外來學說，最初的黨話必然以翻譯著作為載體。1897出版的嚴復譯《天演論》第一次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傳入了中國，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做了鋪墊。1919年，《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完整譯本出現在《新青年》雜志上，黨話開始在中國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後，把翻譯馬恩列斯著作和蘇共文件當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專門設立“編譯室”、“編譯局”等部門。在延安被殺的王實味就曾經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等中共意識形態的基本詞匯就是從這些翻譯著作中來的。

中共黨魁是黨話的另一個主要制造者。毛澤東聲稱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有意識地制造有自己鮮明特色的黨話。和毛同時或後來的中共黨魁如法炮制，試圖通過制造“新話”奠定自己理論權威的地位，從而在黨內鬥爭中立於不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走資派”、 “四個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三講”、“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八榮八恥”等等就是這些黨魁制造的新話。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為一個整體需要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據，中共領導人個體同樣需要給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據。由於幾乎每一任中共領導人都留下了血債，因此他們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離，但他們又不能突破中共作為一個整體預先設定的底線。華國鋒就是沒有擺正兩者的關系，沒有撇清和毛的關系，提出“兩個凡是”以後不久就被迫下臺。

中共是一個有著嚴密的組織紀律的列寧主義政黨。“組織伴生”的黨話是指伴隨著中共的組織形式和常規活動而孽生的大量語匯。這些詞匯有些是中共生造出來的；有些是漢語詞匯或是來自德文、俄文、日文的藉詞，但經過中共的長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強烈的黨文化氣息。因為這些詞和中共的組織運作相伴而行，構成了中共組織內部上傳下達的文件的堅硬內核，因此可以說是最隱蔽、但卻最強有力的黨話。本文上半部分重點剖析的“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就屬於這一類黨話。

系統編纂。中共控制一切宣傳機器、文教部門、科研機構，只要中共黨魁或者“黨中央”定下所謂“路線、方針、政策”，這些機構就開足馬力發揮論證，直到把它們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國大陸出版的大量《馬克思主義XX學》、《毛澤東的XX思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之類的書，就是把“革命導師”關於某一問題的片言只語收集起來，再由那些“吹喇叭”、“擡轎子”的禦用文人鋪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頭著作。在這個過程中也制造出大量黨話。

文人幫閑和大眾合作也是黨話的來源。邪黨的文人為了媚上邀寵、升官發財，主動配合中共制造黨文化垃圾。大眾生活在一黨專制之下，或順從或無奈，也參與了制造黨話的過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傳統文化阻礙現代化”論調就是“文人幫閑”的一個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說出“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這樣的話，就屬於“大眾合作”的範疇。

2）黨話的形成和演變

透視黨文化，要註意其中的變和不變。共產黨的理想大旗在變，方針政策在變，打擊對像在變；但其專制獨裁永遠不會變、邪教屬性永遠不會變，流氓手段永遠不會變。因此，雖然不同階段的黨話與中共的政治運動緊密相關，呈現不同的特點，但其間存在著一個堅硬的內核，這個堅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質特性。

中共黨話的發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幾個時期：

（1）1919－1937，黨話草創階段

1919年《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一個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從理論基礎到組織形式，唯共產國際的馬首是瞻，除翻譯詞匯以外，基本沒有形成有特色的黨話。這時的中共，武裝稱“紅軍”、根據地稱“蘇區”、割據政權稱“蘇維埃”，十足的蘇共應聲蟲。

（2）1938－1949，披上中國化外衣

毛澤東因為黨內鬥爭的需要，竄逃延安以後，急於壟斷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1938年的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概念。後通過延安整風，毛一方面用自己新發明的黨話打擊政敵，一方面給黨員幹部洗腦；一邊反對“黨八股”，一邊把自己的私貨當作標準文風固定下來。黨員幹部被迫熟讀背誦中共領導的話語，中共集團語言雛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話語霸權

中共攫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同時攫取了這塊土地上的話語霸權。所有標準話語產生的機構——出版、新聞、學術、教育，都由官方占有，並配備中共獨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屬宣傳系統、幹部培訓和組織生活系統、中央和各級黨校等思想教育機構。黨話被強制推廣到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各個年齡。黨話被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語言。中共開始用黨話全面掃蕩傳統文化。

（4）1966－1976，黨話大爆發

文革十年是黨話的大爆發、大檢閱、大示威。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唇槍舌劍的大辯論、檄文、詔書（最高指示）……語言暴力被發揮到極致，國人在心驚膽戰中目睹了語言的摧毀性力量。黨話全面替代了人話，中國人至此不會說正常人的話了。

（5）1976－1989，黨話混合變異時期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對人民做了有限度的松綁，少量正常人的話被重新允許使用，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曾有過關於“人道主義”的討論。但是，由於中共在建政以後三十年的強力灌輸，也由於中共在政治領域絕不放松，黨話在中國人的話語系統裏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們已經喪失了對黨話的辨別能力和免疫能力。

（6）1989至今，衰敗腐朽時期

江澤民時期，中國社會的表面浮華下面蘊藏著各種矛盾，生活無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會千瘡百孔，黨話愈加空洞無物（“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貴州銅仁某屠宰廠標語），展示末代紅朝的衰敗沒落。末代黨話企圖藉助西方術語、科技術語（XX工程）、和一些傳統文化用語（德治）挽回自己敗亡的命運。黨話和大量民謠、政治笑話構成了奇妙的共生現象，表征著社會的全面腐朽和民眾在絕望中自嘲的心態。

3）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

根據某個語詞的使用是否貫穿中共發展的各個階段，可以把黨話分成“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兩類。階段性黨話是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創造並使用的黨話，具有暫時性和易逝性。制度性黨話則貫穿了中共建立以後的各個時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體現中共的本質屬性的黨話。階段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變”，制度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不變。如果說階段性黨話是流動的泥沙，那麼制度性黨話就是堅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騙性體現在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階段性黨話上，每次政治運動一過，就通過迅速淘汰階段性黨話，做出改頭換面的假相。那些認為“中共變了”、“今天的中共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沒有認清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的關系。

不間歇的政治運動帶入大量的生造詞語，舉例如下（表四）：

年 代	政治運動	黨 話
1942	整風運動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審幹、鋤奸、搶救失足者、小廣播、逼供信、脫褲子、割尾巴
1947-1950	土改	三查、三整，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翻身，打土豪、分田地
1951-1952	三反五反	不法資本家，抗拒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跳傘、跳冰棍（跳樓自殺）
1957	反右	百花齊放、引蛇出洞、陰謀陽謀、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擴大打擊面
1958-1960	大躍進	社會主義總路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面紅旗、畝產萬斤、三年自然災害
1963-1966	四清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四不清幹部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	派性、現反、支左、橫掃、文鬥、武鬥、揪鬥、牛棚、鬥批改、頂峰論、語錄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紅海洋、紅寶書、紅衛兵、造反派、走資派、臭老九、狗崽子、翻案風、站錯隊、大串聯、樣板戲、紅代會、黑後臺、工宣隊、鬥私批修、文攻武衛、興無滅資、革命小將、黑線人物、二月逆流、上山下鄉、大樹特樹、批林批孔、資產階級法權、反動學術權威、清理階級隊伍、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1977-1989	“改革開放”時期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四項基本原則、四個現代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清理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有新人、五講四美三熱愛
1989-2002	江時期	三講、三個代表、江八點、與時俱進、先進文化、穩定壓倒一切
2002至今	胡時期	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保先、八榮八恥、和平崛起、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榮辱觀

制度性黨話是圍繞著黨的運作而產生（組織伴生）的一些語詞，如“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這些詞直接規定著“黨”的強權地位、組織結構、思想控制、統治手段、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等，是最能體現中共的邪教屬性的黨話。

4）黨話和正常人的話的關系

（1）黨話附著在民族語言上

中共並沒有創造一種語言，而是采取了繼承民族語言的基本形式、塞進黨文化內涵的方式，從內部變異中國的民族語言。因此，被黨話附體的現代漢語，語音變化不大，基本詞匯還在使用，句法的變化主要是白話文運動以後漢語歐化的結果。中共操控下的對漢語的整肅和變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2）創生大量新詞

如：蘇區、邊區、紅軍、鬥爭、長征、統一戰線、整風、土改、互助組、合作化、公私合營、肅反、下放、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鞍鋼憲法、大慶、鐵人、大寨田、龍江風格、紅衛兵、樣板戲、走資派、造反派、大聯合、工宣隊、支左、大批判、大鳴大放、清隊、革委會、紅色娘子軍、糧票、布票、油票，階級烙印、政治掛帥、東風壓倒西風、兩手抓等等。這些詞是共產黨在日常運作和政治運動中生造出來的，雖然使用的是漢語語素，但本質上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具有十足的黨文化色彩。

（3）扭曲漢語語意

一些本來就存在的漢語詞匯，經過中共的長期扭曲使用，詞義被歪曲，被歪曲了的詞義再被中共的詞典固定下來，當作該詞語的基本義或基本義之一，如是積非成是、陳陳相因，人們還以為這個詞的本意就是這樣的，對其中的黨文化因素冥然不覺。

如：書記（原意是書記員，一種跟秘書差不多的職務。中共標榜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把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中共邪教教主稱為“書記”，給人一種“親民”、“為人民服務”的錯覺）、檢討（原意是檢查研討，這個意義在臺灣還在使用。逼人“檢討”是中共對黨員群眾進行思想強奸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統治下，從基層黨員到中央領導、從小學生到老教授，幾乎都有被逼寫“檢討”的經歷。在“檢討書”中，人們被迫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深入挖掘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向“黨”表決心，爭取“組織”的寬大處理）、迷信（人只要入迷地相信了什麼，就是迷信了，這個詞本身沒有反義。人就在迷中，區別只是“信”和“不信”而已。如果迷中的人能夠信神佛，信天理，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古訓，那整個社會就會處在比較高的道德水準，對其中的每個人都是有好處的。中共強行把“愚昧”、“落後”、“反科學”等內涵灌進“迷信”這個詞，不光變異了漢語，也敗壞了社會道德）、覺悟（原本是一個具有修煉文化色彩的詞，指人們通過修煉而具有大智慧和大能力，“佛”在梵語裏的本意就是通過修煉覺悟了的人；共產黨把這個詞和黨員被洗腦的程度聯系起來，黨性壓倒人性就是“覺悟高”，否則就是“覺悟低”）等等。

中共把某一類詞的比喻義變成常見義，使這些詞也染上黨文化色彩。比如：包袱（原意是包裹，現在經常指思想負擔。被中共洗腦的人常常面臨“黨性”和“人性”的激烈沖突，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通常會勸告此人“放下思想包袱”，意思是只要放棄人性，就不會有良心的煎熬了）、辮子、帽子、棍子（“揪辮子”、“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政治運動中常用的手段。揪辮子是指抓住政敵的把柄；扣帽子是指給政敵和打擊對像安上一個嚇人的罪名，如“反黨反社會主義”、“惡毒攻擊毛主席”、“右傾”等等，從而在“道義”上占據制高點，然後再放手打擊而沒有後顧之憂；打棍子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中共是一個控制極其嚴密的邪教組織，它把控制軍隊的方式推廣到控制全社會。反映在語言上，就是很多殺氣騰騰的軍事用語成為日常通用語，這也是海外華人和港臺人士覺得大陸人說話殺氣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見的有“隊伍”（指集體、團隊）、戰線（指某一領域，大陸有一種學術期刊，就叫《社會科學戰線》）、“兵”、“戰士”（指成員、工作人員，往往與“戰線”搭配使用，如“黨的交通戰線的一名新兵”）、“消滅”（指吃完、做完等，如“你把這個菜消滅了”）、“殲滅戰”（指完成任務，如“咱們打一場殲滅戰！”）、“戰鬥力”（“我沒有戰鬥力了”的意思是“我吃不下了”）、“打掃戰場”（指善後工作）、“精兵簡政”（指裁撤冗員）等等。

（4）改變詞匯的感情色彩

黨文化和正統文化的價值觀截然相反，以假為真，以惡為善，以醜為美，表現在語言上，就是中共把一些詞的褒貶含義完全顛倒過來。“鬥爭”、“戰鬥性”一類詞從來沒有被正常人類文化歌頌推崇過，可是中共把它們當作最正面的思想行為肯定推廣。同時把一些本來具有美好意義的詞或者中性詞註入反面的內涵。如“善人”（中共在“土改運動”常用來指“地主”，如“王大善人”、“李大善人”。中共對“地主”極盡醜化汙蔑之能事，因此“善人”被變得幾乎和“惡人”同意）、“忠恕”、“仁愛”、“禮義”、“孝悌”、“清官”、“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中共把這些說成是“封建主義”的）、“人性”、“民主”（中共稱之為“資產階級”的）、“錦標”（“錦標主義”是指只註意提高工作技能但缺乏所謂“革命性”）等等。

（5）改變詞匯的聯想含義

詞匯的意義包括理性意義、情感意義、搭配意義、聯想意義等。聯想意義是指某一個詞經過反復大量使用，和某些意義產生了近乎必然的聯系，一提起這個詞，人們就會聯想起一句話、一個社會場景、甚至一種文化氛圍。

比如，紅色本來是一種普通的顏色，可是因為中共用紅色指代“革命”、“革命性”，因此一提起紅色，人們就可以聯想起跟共產革命相關的大量信息，如“紅色江山”、“紅色接班人”、“一顆紅心，兩手準備”、“紅色旅遊”、“紅色記憶”、“閃閃的紅星”等等。

由於中共對社會控制全面而嚴密，中共的黨文化灌輸規模巨大而持久，這一類詞的數量很大，只不過程度有區別。例如，“風雨”（指鬥爭，如“經風雨，見世面”）、“貨色”（指東西，如“資產階級的陳舊貨色”）、“算盤”（指計劃、想法，如“敵人打錯了算盤”）、“外衣”（指外表、偽裝的東西，如中共說林彪“披著馬列的外衣，大行孔孟之道”）、“陽光雨露”（中共美化自己時用來比喻“黨的關懷”）、“問寒問暖”（經過中共長期宣傳，這個詞常常使人想起中共幹部“關懷人民群眾”）等等。

（6）人為淘汰、邊緣化語匯

在建立黨文化過程中，中共一方面捏造新詞或者扭曲、濫用漢語詞匯，一方面人為淘汰或者邊緣化傳統文化中的詞匯，比如修煉用語（太極八卦、河圖洛書、陰陽五行、丹經道藏等）、傳統道德語匯（因果報應、仁義禮智信）等等。“因果報應”在傳統社會中幾乎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識，對民眾道德水平和社會秩序的維持發揮了極大作用。在黨文化中，這個詞沒有被徹底廢棄不用，而是被蒙上了反面的內涵，成為被貶低、輕蔑、嘲笑的對象。

（7）句式、篇章和修辭

黨話還表現在一些特殊的句式、行文方式和修辭手法上。中共的鬥爭性滲透在語言方式裏，就表現為語言中帶有鬥的意識，有話不好好說，正話反說，多用反詰句和反諷句，使談話對方陷入被動而尷尬的境地。

在論證一個道理的時候，受黨文化影響的人不是心平氣和、與人為善地講道理，而是詭辯，強詞奪理，得理不饒人，沒理狡三分，盛氣淩人、態度囂張。有人曾指出所謂“毛語體”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或多或少滲透進普通中國人的話語方式中。這些特點包括：

第一，定性。如：“XXX是什麼人呢？是西方反華勢力的走狗。”第二，群體稱謂。其好處是無法證明他在捏造，而且不用負任何語言責任。如“眾所周知，廣大中國人民都早已識破了他的真面目”。第三，舉證倒置。就是把舉證的責任推給對方，事實上自己無法證明卻弄得好像別人無法證明，最常用的詞是“不可告人”或“別有用心”。如“他的一舉一動，都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第四，一律證偽。對實在無法反駁的就冠以“虛偽”、“惡意”、“假新聞”等。比如“他口口聲聲說XXX，實際上都是虛偽的，只有我們黨才真正維護XXX”。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惡行曝光後，中共“新聞發言人”狡辯說，“最近境外一些媒體報導我國器官移植醫療活動時編造虛假新聞，惡意攻擊我國的司法制度。”第五，總結，不給對方留下任何後路。如“不論他如何狡辯，也否定不了他XXX的本來面目”。第六，自我貶低，做“我是流氓我怕誰”狀。如“我們共產黨人就是無情地打擊他這樣的反動派，不講任何溫情”。

滲透著中共變異、邪惡思維方式的語句和篇章，可以是由中共的獨特語詞組成的，也可以是普通的語詞組成的。不管怎樣，這些語句和篇章是黨文化的思維方式組織起來的，全都帶有鮮明的黨文化烙印。

（8）黨話是一個系統

語言是作為系統存在的。一個詞的表意方式和使用方式受著整個系統的制約。黨話也是作為系統被建立起來的。在此過程中，一方面中共創造了大量的語詞（以及語詞指稱的制度等），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語詞、傳統文化的語詞、外國文化的語詞被重新組織在黨話系統中，獲得了新的意義。因此，在中國人目前使用的語言中，漢語原有的詞匯在數量上固然仍不少，但由於中共強烈地改變了漢語語義場和語用空間，這些普通的語詞也大都具有了黨文化的色彩。

“黨”像一個強引力場。就像黑洞闖入太陽系會瞬間改變太陽系內的星體排列方式一樣，“黨”闖入中國的話語空間，也改變了漢語語義場和漢語詞匯的表意方式。“黨”又像一個強汙染源。黨文化所到之處，正常人的話也難免被沾染上毒素。

5）黨話的實質是中共把幫派黑話強制推廣給全體社會成員

中共從起家開始就是一個流氓幫派，只不過後來奪取了政權，“竊國者為諸侯”，幫派政權化了，邪教國教化了，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因此即使放大想像力，人們也一般想不到這兒，或者根本不敢往這兒想。《九評共產黨》第一次揭示出中共是反宇宙的邪靈、邪教和流氓，在一定意義上是開始了一個“正名”運動，讓人們能夠以正確的眼光看待中共。

因此，黨話實質上是一種黑話，或曰“集團方言”、“政治方言”。中共推行黨話的實質，就是把幫派黑話強制推廣給全體社會成員。

黑話又稱秘密語，是在某些黑社會、幫派內部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一般沒有獨立的語音和語法系統，是依附在正常社會語言之上的一種語言變異現象。黨話完全符合這個標準。

黑話具有交際功能、保密功能和識別功能。交際功能是指在幫派內部，黑話能起到達意和交流的作用；保密功能是指幫派外面的人不懂得黑話的含義；識別功能是指幫派成員根據某人是否使用、懂得該幫派的黑話判斷他是否是“自己人”。值得註意的是，黑話的交際功能和保密功能是同時實現的，因為如果沒有交際行為的話，就沒有秘密可保；使用黑話能夠對於幫派內部成員起達意的作用、而對於圈子外面的人則能起到保密的作用。

黨話同樣具有這三個功能，不過黨話發揮作用的方式更復雜。人們熟知的文革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裏的黑話臺詞，“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從字面上完全看不出是什麼意思，必須知道黑話解碼規則的人才能聽懂。可是後面的“臉怎麼紅了”和“怎麼又黃了”，既像正常人的話，又像黑話，可以做兩個層面的解讀。中共的黨話這兩類都有。前一類包括“三反分子”、“三名三高”、“三搞一篡”、“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個面向”、“三個有利於”、“三講”、“三個代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強化一個意識，完善兩種機制，實現三個轉變，牢牢把握三個原則”等等，如果不是經過解釋，正常社會的人看到或聽到這些詞完全不知所雲（即使經過解釋，理解起來也十分吃力）。另外一些詞，看起來也像正常的語詞，可是中共賦予這些詞獨特的含義，對這些詞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共黨話的復雜之處在於，同一套黨話，用不同層次的解碼方式，可以解讀出不同的意思。越是處於中共權力金字塔頂端的人，掌握的解碼方式層次越高，就越能看出中共黨話的真實含義。比如，最近中共高喊“和諧社會”、“以人為本”，沒有掌握黑話解讀方式的基層黨員和普通百姓可能覺得共產黨要為人民群眾辦實事了，可是中共的中層幹部掌握了一定的解碼手段，就會比較準確地把它理解成“現在進入了‘和諧壓倒一切’的時期，要是誰膽敢上訪上告、鳴冤叫屈，發出‘不和諧音’，黨的專政機器可不是吃素的！”中共的權力核心掌握了最高級的解碼工具，他們知道“和諧”、“人本”的最深層含義：退黨大潮使中共的亡黨恐懼放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兩個口號也許能充當救命稻草，挽救中共土崩瓦解的命運。

由於中共黨話這種復雜的保密機制，很多外國人，包括很多專家、學者、政客都被中共蒙騙而不自知。一位國外學者通過分析《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和中共黨代會報告用詞特點並統計詞頻的方法來分析中共的政治走向。可是中共“說的不做，做的不說”，這位學者的研究方法無法看出中共的政治走向，最多只能看出中共撒謊的走向。

黨話的識別功能表現在，通過一個人的話語方式，中共黨徒可以辨認出此人是否屬於黨的圈子和他對黨文化的認同程度。2000年發生了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怒斥香港女記者的事件，使舉世嘩然。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場景，就會發現香港記者的問話非常簡短，可是就在這麼簡短的問話中，江就明確判定：該記者不認同中共的香港政策，於是破口大罵。[記者：江主席，你覺得董先生連任，好不好呀？/ 江 ：好呀！/ 記者：中央也支持他嗎？/ 江 ：當然啦！/ 記者：不擔心這會影響香港自治嗎？/ 江：（破口大罵）]

2005 年7月，“保先活動領導小組”副組長、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向媒體介紹中共“保鮮”情況。有記者問到：“最近幾個月，中國農村出現了一些騷亂的情況，您是否能告訴我，中國共產黨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處理騷亂事件的？”李景田答道：“很感謝這位女士對中國農村情況的關心。但是，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最近中國農村發生的這些事情，我們把它叫作‘群體性事件’，而不是叫騷亂。”李景田也是一下子就辨認出這位記者不是中共幫派的成員。

長期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為了了解政局的真實情況，發展出閱讀中共文件和報紙的超常本領。他們善於從字裏行間、從領導人的排序、或者從某一個“提法”的變化來辨認中共的政治風向。中共壟斷了人們的一切信息來源，人們出於不得已而這麼做。他們也許可以發現政治變化的蛛絲馬跡，但因為中共黨話的解碼方式也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自發的解碼”必然是片面的、有偏差的、甚至是差之千裏的。更重要的是，中共這種骯臟的“搞政治”方式，連有點品味的黑社會都不如，我們怎麼能允許它繼續禍國殃民下去呢？

由於中共集團竊踞國家統治地位，黨話這種“集團方言”、“黑話”，被擴大成一種“政治方言”。“政治方言”是人類語言學史上的一個罕見現象，在其他形態的社會中還從來沒有發現過，它以集團的私利為核心，為政治目的控制言語交際的方式，傳播著狹隘的甚至是邪惡的綱領、意識形態，用幫派操作的方式取代國家和社會運轉的正常方式，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吞噬受控民族的精神和靈智。

5．黨話的特征

黨話有很多顯而易見的特點。比如，黨話“假、大、空”，粗鄙野蠻，血腥氣重（據1986年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統計，在包括實詞和虛詞的所有現代漢語詞匯中，動詞“死”的使用頻率排第237位，“殺”排第940位）。此外，由於共產黨造反起家，對中國人民進行準軍事化管理，所以在黨話中有軍事色彩的語詞非常多。這裏我們重點分析黨話的四個特征。

1）中共壟斷了話語的定義權

西諺有云：“愷撒的事歸愷撒，上帝的事歸上帝。”政治只是全部社會結構的一個層面，在一般情況下與信仰、道德、習俗等共同發揮作用。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政權，不會試圖解決人生的所有問題，更不會試圖解決“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人生的目的何在？”這類人生終極關懷問題。可是，中共是一個政教合一的邪教政權，它必然要提出一整套對天、地、人、人的行為、生活和思想的解釋來代替正教信仰、傳統道德和風俗習慣對社會的約束和調節功能。中共系統制造的黨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虛幻世界，嚴絲合縫地覆蓋在真實世界之上，規定著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行為方式。

從表面上看來，黨話系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可是，黨話系統的根本規則是絕對不變的，變就意味著黨話的自我解體。這個根本規則就是：黨話系統是為了維護中共的邪教獨裁統治服務的，黨話的“變”也以不危害“黨”的根本利益為度。為此，“黨”必然壟斷黨話系統的解釋權。這一點決定了黨話歸根結底是一個封閉系統。

中共官方的《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1）中大量詞條的解釋都充斥著共產黨的政治教育、洗腦宣傳，共產黨把傳統意義上的工具書變成“現代黨文化政治詞典”。下面這些詞正常社會也在使用，可是中共對它們的解釋截然不同。

“黨——政黨，在我國特指中國共產黨。”“黨”在正體字裏即“尚黑”，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結黨”必然“營私”，“黨同”就要“伐異”，是一個傳統上的貶義詞。所謂“立黨為公”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說法，在西方修辭學中被稱為“矛盾修飾語”（oxymoron）。中共把“黨”用作自身的專有名詞，黨無所不在，統治一切，被中共強行賦予褒義、正面意義。

“解放——解除束縛，得到自由和發展，特指推翻反動統治。”

“革命——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推翻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這會制度。革命破壞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

“民主——指人民在政治上想有的自由發表意見、參與國家政權管理的權利。民主是有階級性的，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在我國，人民享有最廣泛的和真正的民主。”

中共壟斷的不僅僅是對話語的解釋權，而且是對法律的解釋權，對真理的解釋權，也即對真理的控制權。有了話語霸權，中共就可以時刻把自己偽裝成真理的化身了。

2）黨話的多層次性和欺騙性

黨文化具有多層次性，可以粗略分成表層黨文化、中層黨文化和深層黨文化。表層黨文化唱高調，用來欺騙和控制大眾；中層黨文化用以維持黨的基本運作；深層黨文化以維護黨的生存為目的，無所不用其極，是黨賴以延續的根本保證。黨和黨的領導並不受表層黨文化制約，只是把表層黨文化當成一個工具。黨文化的這種多層次性，是人們認識黨文化的一個重要障礙。

與此相對應，黨話也可以分成表層黨話、中層黨話和深層黨話。表層黨話包括那些最冠冕堂皇的中共意識形態語言，“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德治國”、“和諧社會”等等。中層黨話與中共政權的日常運作相輔而行，一般人容易把它和正常社會政府行使管理職能時的行政用語混淆起來。中層黨話包括上文著重分析的“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黨八股話。深層黨話不具有形態上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大白話，但是因為赤裸裸地體現了中共極端殘暴無恥的邪教、流氓特征，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只在中共核心集團內部流傳。這類黨話包括劉少奇說的“溜須拍馬不好，但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應該做”，鄧小平的“學生娃不聽話，一個機槍連就解決了”，江澤民的“法輪功講真善忍，可以放手打擊”等等。值得註意的是，中共有時候讓深層黨話進入表層，來達到某些特殊的目的。比如毛澤東和鄧小平一些“我是流氓我怕誰”一類的表白，就激起了很多人對強權的崇拜。中共將軍朱成虎“不惜犧牲西岸以東所有城市也要和美國打一場核大戰”的論調，前國防部長遲浩田“清場美國”的言論，就是中共假裝“不經意”地透露給外界，既試探他國的反應，又明確告訴對方它是一個亡命之徒，給對方造成心理震懾。

普通人被黨文化控制的過程是一個從淺入深的過程。起初被表層黨話欺騙（革命年代的沖動，少年兒童的天真無知，年輕人的熱血沸騰），進一步到對表面黨話的反感（但是又不敢說），再到習慣成自然的輕車熟路，機械重復中層黨話，成了中共邪教組織的一分子。更進一步的人，嘗到了依附黨文化的“好處”，對深層黨話的實質含義（極端自私地維護黨的利益和生存）心領神會，從而把自己與黨徹底捆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毀俱毀。

現在人們大多對表層黨話十分反感，對中層黨話維護中共獨裁統治的實質認識不清，對深層黨話或者不知情，或者不敢相信這些極端自私殘暴無恥的話才真正體現了中共的本質。相對而言，表層黨話欺騙性較弱，中層黨話的欺騙性較強。深層黨話對黨的邪惡不加掩飾，但無法出現在正規的文件和媒體上，不能廣為人知。另一方面，中共的邪惡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讀懂深層黨話到底意味著什麼，也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和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現在中國幾乎沒有任何人相信表層黨話，但中共在宣傳上卻離不開表層黨話，因為中共需要用它們欺騙外國人，在中共內部釋放煙幕彈互相欺騙，同時蒙騙黨員的良心。

3）黨話的抽像性和詭辯性

正常人的話往往是具體可感、易於理解和把握的。中國古人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一個人不管有多麼大的抱負，都要從最基本的灑掃進退、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做起。正統的信仰和道德體系，往往都用明白淺易的語言表達，比如“摩西十誡”裏的“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人”等標準，非常具體，並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人人都可以理解並實踐。

可是，中共黨話卻異常抽像含混。黨話的高度抽像性使中共很容易地偷天換日，翻雲覆雨，玩弄詭辯蒙騙國人和世界。中共把這套黨話強制性地灌輸給知識份子和普通百姓，往往能夠達到使人們寧可相信中共繁瑣艱深的意識形態話語也不相信自己的常識性判斷的地步。

中國北方農村在中共的所謂“土改”前有著非常和諧的宗法關系，根本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地主和雇農是一種合作互助的關系。可是共產黨來了之後，除了煽動、支持當地的地痞流氓造反，就是灌輸給農民階級仇恨。大多數人雖然一生中也沒有見過中共描述的“地主惡霸”，可是中共詭辯說，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是“地主階級”的“階級本質”，所以“個別”普通農民的親身經歷無法動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結論。人們一方面出於恐懼和遺忘，另一方面無法否認中共關於“階級本性”的抽像說辭，慢慢地就開始相信真的存在一個地主階級，這個階級對貧苦百姓欺淩壓榨，要想過上好日子，或者把他們趕盡殺絕、或者讓他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只準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

這個現象非常典型。中共謊言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暢通無阻，跟黨話的抽像性和詭辯性關系甚大。中共歷史上歷次政治運動，都出現過這種現象——不相信親情、友情這些天然的倫理感情，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親身體驗，而去相信極端有悖常情常理的共產黨的理論。文革時多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人倫慘劇就是這麼造成的。

據上引《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統計，就使用頻率而言，“主義”這個詞排在所有現代漢語詞匯（包括實詞和虛詞）的第37位，在所有名詞中排第4位（僅次於“人”和方位名詞“上”、“裏”）。“主義”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出現253次，十三大250次，十四大216次，十五大253次，十六大155次。在中共文件、報刊、教科書中常見的帶“主義”詞尾的詞有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封建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宗派主義、機會主義、冒險主義、逃跑主義、關門主義、自由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修正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官僚主義、本位主義、一本書主義、一杯水主義等等等等。時至今日，可能沒有任何人能弄清這些詞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可是在中共的政治運動中，“××主義”的帽子曾經把千百萬人置於死地。

黨話的抽像性方便了中共按照其政治需要對語詞隨意解釋。如果使用的語言太具體、直白，大家都看得懂，中共就沒那麼容易蒙混過關了。抽像一些，大家都含含糊糊，中共就可以隨意解釋。毛時代“社會主義”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鄧上臺的時候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江時代可以讓資本家入黨。那麼，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其實說白了——凡是共產黨搞的，都是“社會主義”。

“階級”、“路線”、“認識”、“左派”、“右派”、“進步”、“反動”、“公有制”（人民抽像擁有，中共真正擁有）、“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等等晦澀抽像的黨話構成了重重黑幕，中共權力集團躲在黑幕後面，為了集團的利益和生存，一邊在內部進行毫無廉恥的傾軋，一邊對人民大肆犯罪。

4）黨話的吸納性和能產性

黨話還具有吸納性和能產性的特點。吸納性是指中共擅長把正常人的話整合收編，化為己用，甚至用別人的批判往自己臉上貼金。中共無恥地竊取人類歷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為自己辯護。“愛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德治國”等本應具有美好意義的語言，被中共長期盜用，現在我們幾乎無法正常的使用這些語言而不引起反感。

能產性是指形成了的黨文化思維可以創造新詞，顯示“中共政權與時俱進的活力”。中共有著嚴密的組織和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一旦這個邪惡政權的主腦——領導人或黨中央——決定了什麼方針政策，政權的基層組織就會像這個邪惡政權的肢體一樣，高效地執行這一政策，執行過程中產生了大量黨話。

近年來中共創造新詞的主要模式包括：黨文化＋傳統文化用語，比如“德治”、“和諧社會”；黨文化＋科技術語，比如“XX工程”（希望工程、安居工程、菜籃子工程、米袋子工程、再就業工程、211工程、五個一工程）；黨文化＋西方術語，比如“××意識”（政黨意識、首度意識），等等。

黨話的吸納性和能產性造成的後果是：一茬黨話淘汰了，新一茬黨話迅速被制造出來；黨話在使用過程中混雜、變形、出現了數量龐大、形形色色的變種，這些新詞的黨文化內涵使人們防不勝防。

6．推行黨話的後果

1）文化-語言亡國的現實

在中外歷史上，外來入侵者僅依靠占領土地，往往並不能使一個民族臣服，因為只要被入侵者民族精神不亡，仍然不會輕易屈服。本章引子中談到，語言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獨特精神風貌。所以入侵者除了占有土地外，往往還要摧毀原來的民族文化，以毀滅其民族精神；而毀滅承載文化的語言，就是摧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比如1870年普法戰爭中，普魯士占領法國後，就試圖在淪陷區的學校強迫教授德語，禁止法語。中共摧毀中華傳統文化采用了多重手段，變異、替代語言是其中之一。

與傳統文化“培養德性、完善品格、教化人性”的語言態度相反，中共的語言是為其集團利益服務的，虛假是中共語言的靈魂。中共的語言不僅是虛假的，而且是扭曲錯位的。它用一套似是而非的詞匯，潛移默化完成了對人的思想變異。它用一套偷梁換柱的言語系統，徹底改變民族的歷史延續和走向，最終掐滅了天賦神授的中華傳統和精神而使國人不自知。中華正統文化蕩然無存，為黨文化內容全面偷換取代。中華民族由此偏離了與宇宙的和諧關系，在世界中錯誤定位，與人類本原精神對立，民族整體生存方式和走向背離了上天安排的軌跡。

語言和文化來源是什麼，今天的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知道了，還以為中國人從來就是這樣說話的。黨話體系窒息著民族精神和活力，加強並鞏固著這個人類異己體系的力量和束縛。

歷史上人們都以中國文化的強大同化力倍感驕傲自豪。中國文化除了和平時期的輝煌召來各國的朝拜，更以戰敗以至喪國時期對異族文化的同化表現著恢宏的氣度。蒙元和滿清統治者折服於中華文化的博大深湛，心甘情願地臣服其精氣神力，承傳了中華民族香火。

綜合大量語言事實的分析，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重要的現實：中華文化無可戰勝的歷史已經被改寫了。中華文化被土著共產黨用外來的馬列邪惡主義取而代之，文化上、語言上我們早就亡國喪權了。

2）黨話強制改變中國人的生活

黨話是當代中國人使用的語言裏最活躍、最具有行動力量和支配力量的部分。黨話支配力量大表現在：第一，黨話使用頻率高；第二，黨話的權威度高。

據《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統計，一些典型黨話詞語的使用頻率在所有現代漢語詞匯（包括“的”、“和”等虛詞）裏的排位為：“革命”71，“同志”83，“階級”149，“敵人”153，“鬥爭”209，“解放”285，“領導”312，“無產階級”372，“路線”561，“代表”570，“戰鬥”602，“反動”617。另外，“黨”這個詞在傳統社會並非常用詞，可是在中共建政以後，“黨”的使用頻率迅速竄升到119位，“共產黨”331位，加在一起，差不多是使用頻率最高的名詞，中共在當今中國一黨獨大的獨裁地位於此可見一斑。

黨話權威度大是指黨話以中共暴力為後盾，占據了政治、經濟、司法、教育、新聞等最有影響力的語言領域。倫理綱常、衣食住行、風花雪月這類正常社會的語詞並沒有完全消失，可是處在邊緣的、被支配的地位。人們不管願意與否，在公開的正式的場合都被迫使用黨話。黨話和黨話帶來的後果（中共的理論被“學習”、“領會”，中共的政策被“貫徹”、“執行”，等等）強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3）黨話——當代中國人的有色眼鏡

語言是思想的工具，人的思想表現為詞和語句的組合。黨話改變了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黨話是當代中國人的有色眼鏡。

（1）黨話讓人不自覺地維護中共惡黨

黨話或者是中共造出來的話，或者是經過中共改造的話，其存在目的就是維護中共惡黨的統治。用中共提供給人們的扭曲了的語言材料，人們無法看到真實的世界的樣子，而只能看到中共希望人們看到的世界的樣子。

中共自己發明一套詞匯，描述其起家的歷史。如果一個人用這套詞匯去思考中共歷史的話，得出的只能是中共讓他得出的結論。請看下表（表五）：

黨 話	實 質	辨 析
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	叛亂、暴動	起義是指為了正義的目的起而抗爭。中共所謂“起義”的實質是叛亂、暴動、顛覆當時的合法政權。
長征、北上抗日	逃亡、潰退	1931年後，日本侵略軍大敵當前，中共在江西發動叛亂，進行“武裝割據”，被圍剿後向西南倉惶逃逸。後來北上原本是想逃到蘇俄，勉強在延安站穩腳跟，日軍全面侵華後乘機坐大，最終把赤禍推到全國。
整風	延安洗腦，延安恐怖	“整”是整頓、治理、規範的意思。“整風”這個詞暗示人們：“黨在管黨”、中共在“加強自我建設”、在努力使“黨風”變得正派。其實“整風”是中共對黨員幹部的強化洗腦，是中共日後歷次政治運動的總演習。
解放	中共奪取政權	“解放”指解除束縛，獲得自由。中共建政後把全中國變成一所大監獄，全國人民處於普遍性的奴役狀態。
下放	流放	一字之差，可以看出中共掩蓋惡行時的狡詐。
三年自然災害	三年大饑荒	三年饑荒是中共的朦昧政策造成的一場人禍。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破壞，全民大洗腦，政治大清洗	傳統文化相信君王受命於天，“革命”指“天命變更”，如《易．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中共扭曲了“革命”的意思，用來指“推翻統治階級的暴烈行動”，又給這個被扭曲詞義的詞蒙上一層褒義色彩。“文化大革命”一詞掩蓋了這場運動的實質，對於年青人、外國人尤其具有欺騙性。
上山下鄉	青年知識份子變相勞改	“上山下鄉”這個詞使人產生一種溫馨浪漫的聯想，這也是一些當年的知青對那段日子充滿懷舊情緒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開放	為了維持政權，在經濟上放松控制，在政治上加強控制	閉關鎖國、經濟倒退是中共人為造成的。所謂“改革開放”只不過是部分地恢復了中共奪權前的經濟活動方式。在政治領域並沒有任何松動。
反革命暴亂，政治風波	八九民主運動	中共開始時高調把八九民主運動稱為“暴亂”，後來開始使用“政治風波”這個詞，企圖把水攪渾，讓人誤以為中共也是“風波”的受害者。

近年來，中共又創造了大量的政治隱語，為自己的統治塗脂抹粉、粉飾太平。比如把失業稱為“待業”、“下崗”、“內退”。“待業”暗示將來會有工作，“下崗”表示過去曾有工作，就是不提現在沒有工作。又如，中共統治下的窮苦百姓被稱為“弱勢群體”，暗示他們的悲慘遭遇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中共的“政治隱語”型黨話有以下幾種主要類型：

顛倒黑白型，如“起義”、“解放”。

黨國不分型，如“建國”、“愛國”、“反華勢力”。

把水攪渾型，如“十年浩劫”、“荒唐歲月”、“政治風波”。其特點是用一個莫名其妙的詞來指稱某一歷史事件，讓人無法看出中共在其中扮演的罪惡角色。

反話正說型，如“長征”、“改革開放”。其特點是把壞事說成好事，把中共在危機時期撈起來的救命稻草說成是中共的“豐功偉績”或中共領導人的“英明決策”。

聲東擊西型，如“四個現代化”、“發展是硬道理”。“四化”包括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就是不提“政治現代化”（“現代化”這個概念本身也需要檢討，不過這裏我們先按下不表）；社會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福利水平是由多項條件共同決定的，中共片面強調經濟發展，掩蓋獨裁統治帶來的政治腐敗、道德淪喪、環境惡化事實上使中國人民生存環境不斷惡化的現實。

“此地無銀三百兩”型，如“和平崛起”。一個人去拜訪朋友，絕對不會說“我不是來你家搶劫的”。多少個國家經濟崛起了，並沒有聽說其中哪個聲稱自己“和平崛起”。中共這麼說，恰恰反映了它發展經濟背後的軍事野心。

由於中共對文化、教育、科研、新聞等領域的壟斷，使得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談論某一類問題，很難不使用中共造出來的詞匯，而這些詞匯又誘導著人們必然地得出維護中共惡黨統治的結論。黨話的一統天下給人民的正常思維和言說都造成了巨大困難。

（2）黨話使人無法正常思維

黨話使人無法正常思維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方面是破壞了基本的道德準則。

傳統社會的人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和人之間的關愛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中共為了奪取並鞏固權力，需要不斷煽動人們的仇恨。可是人們對同類的仁愛之心一時無法根除，中共於是創造了“階級敵人”、“黑五類”、“×教分子”一類的詞把它要鏟除的群體妖魔化，使黨員在迫害這些人時不但沒有罪惡感，反而有一種“理直氣壯”的“自豪感”。

在共產黨統治下，“出賣”一詞被“匯報思想”、“向黨交心”、“大義滅親”、“檢舉揭發”、“協助政府把情況搞清楚”等黨文化中的褒義詞語代替。“出賣”不但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譴責，而且被官方推崇為“高尚的革命情操”、 “堅定的革命立場”、“無產階級的革命感情”、“對黨忠心耿耿”的“正義舉動”，它解除了正常人對“出賣”、“告密”等卑劣行為的羞恥感，鼓勵人們背棄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

黨話是一個封閉的系統，這個系統本身是邪惡而變異的。在這個變異的黨文化大環境下，某些荒謬的思維方式反而顯得正常了。比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被中共鼓吹了近三十年，老百姓習以為常，把它當成了正確性不容質疑的金科玉律。可是稍微多想一下，我們就會發現，這句話就像“布料是檢驗尺子的唯一標準”、“貨物是檢驗天平的唯一標準”一樣荒謬。如果一定要沿用這個句式，那麼說“真理是檢驗實踐的唯一標準”還更合理一些。可能有人會說，你誤解了這句話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此這般，在當時具有“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意義。問題恰恰在這裏。必須把這句話放到中共制造的荒謬社會現實中，它才顯得“有理”。這就反證了黨文化作為一個系統是荒謬而變異的。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3）黨話使人難以和正常社會的人交流

人們接受了中共自我定義的黨話以後，既無法清楚地向黨文化之外的人表達自己的意思，也難以聽懂黨文化之外的人說話的真正含義。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對“人權”這個詞的不同理解。人權是老百姓的基本權力。當一個西方人談到捍衛人權的時候，他關心的是普通人的權利不受政府的侵害。同理，當一個西方人跟中國人談到人權問題的時候，他是站在中國人民的一邊而不是中共政權的一邊，這時一個正常人應該對他表示感激才對。可是經過中共長期灌輸，很多中國人認識問題的基點是“這一定是西方霸權主義以人權為藉口侵犯我國內政”、“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聽到西方人講人權，這些人可能比中共官員跳得還高。這種交流中的錯位帶來的後果不僅僅是損害中國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使中國人無法以一種開放平和的心態接納來自外部的訊息，從而斷送了校正民族發展走向的機會，使整個民族與正常人類文明始終格格不入。

結語：清除黨話，說正常人的話

1）如何辨認黨話

要想清除黨話，首先得能夠辨認黨話。辨認黨話的根本原則是：順著黨話想下去，一定會得出維護中共統治的結論，這就是黨話詞語的“微言大義”。我們再來討論一些辨認黨話的簡單方法。

多問一個為什麼。近年來“搞政治”變成一個可怕的罪名。可是，中共不是號稱是個政黨嗎？它不是號召人們都要參加其組織、都要擁護它，並且都要關心“國家大事”嗎？這麼一問，我們就會發現，中共是只許自己搞政治，不許人民百姓參與政治。又如“辦實事”這個說法。為什麼“辦實事”也可以成為中共官員自我標榜吹噓的資本呢？難道政府官員不就是應該辦實事嗎？不辦實事難道還要辦“虛事”嗎？這麼一問，我們就會發現，中共官員的本職工作是整人、進行思想控制、再搞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所以辦一兩件“實事”，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很值得炫耀的了。

問問說的是誰：由誰來做？為了誰？比如“穩定壓倒一切”這句口號，我們不妨問問：誰的穩定壓倒一切？老百姓的穩定，還是共產黨的穩定？當我們發現答案是後者，就可以知道這句口號也是中共喊出來維護自己統治的。

看看經常和什麼詞搭配。比如，“宣傳”（黨的政策）、“貫徹”（中央精神）、“執行”（黨的決議）、“高舉”（……的偉大旗幟）等等。

看看同義詞、近義詞、或者反義詞是什麼。填履歷表的時候，如果一個人既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共青團員，也不是“民主黨派”，就要在“政治面貌”一欄填寫“群眾”。為什麼不填“無黨派人士”呢？“群眾”和“無黨派人士”的意思相同嗎？經過比較，我們發現，“群眾”並非“無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無黨無派，而“群眾”有想入黨的願望卻不夠格，“黨”不要你，你只有接受“領導”的份。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群眾”，也是黨話詞語。近年有些中國大陸作者在提起共產黨的時候，用“執政黨”這個詞。為什麼不直接用“共產黨”這個詞？“執政黨”是相對於“在野黨”存在的，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在野黨，共產黨和所謂“民主黨派”的關系是獨裁黨和花瓶黨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執政黨和在野黨的關系。“執政黨”這個詞的使用，造成了中共是民選政府的假相，是對中共獨裁政治的掩蓋。與此相關，“提高執政能力”的說法也給人一種共產黨在行使正常政府管理職能的感覺。其實，“提高執政能力”的正確解讀方式是——鞏固獨裁權力。

進行場景置換。想像一下是否存在出現下列場景的可能：洛杉磯市市長在某次會議上發言道：“我們要認真領會加州共和黨總書記××同志關於××問題的重要講話精神”；NBA（美國職業籃球聯合會）著名球星在接受美國電視網“西方之子”節目采訪時說：“我們獲得本次聯賽總冠軍，應該首先歸功於民主黨的領導……”

此外，進行縱向比較或者橫向比較，也就是跟中國傳統社會或者國際社會比較，也是辨認黨話的有效方法。

2）註意“黨話的背景化”現象

隨著中共意識形態的破產，黨文化成了中國大眾嘲弄取笑的對象，大量利用黨話編出來的民謠、笑話、戲仿、反諷成了人民茶余飯後的談資。比如人們用“革命不是請客就是吃飯”、“幹部不怕吃喝難，百盞千鐘只等閑”之類的話諷刺吃喝風，底層民眾用“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政府是黃世仁，我們是楊白勞”這樣的語言表達對中共經濟政策的不滿。

黨文化確立以後，黨話成了標準的話語方式。修辭是偏離標準的表達法。上面列舉的由黨話衍生出來的修辭現象，固然是對黨話的嘲諷，可是同時也等於承認了黨話的先入為主，加強了黨話的“標準”地位。這時黨話從明處退到暗處，從人們的意識進入潛意識，以一種更難以令人覺察的方式發揮作用。我們稱這種現象為“黨話的背景化”現象。

變形的黨話仍然是黨話，而且是隱藏更深的黨話。任何一個語詞都攜帶著特定的信息，在民謠笑話裏經過變形的黨話仍然在潛移默化地發揮著對人思維的影響力。我們應該盡量避免使用這種語言。

目前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人在公開場合譴責、控訴中共惡黨。在這種時候，人們應該使用正常人的語言和正常人的思維罵惡黨，而不是在黨文化當中、用黨話罵惡黨。

需要強調的是，某些黨話本來是正常人類社會的語言，可是被共產黨改造以後，在黨文化的環境中重復使用，染上了強烈的黨文化色彩。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今後不能使用這些語言了。恰恰相反，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正常的意義上、在正常的語境裏堂堂正正地使用這些詞，就像《九評共產黨》恰如其分地把中共稱作“邪教”一樣。

3）尋找真相，了解真相，傳播真相

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幾十年內建立並推廣一個龐大的黨話體系，依靠的是暴力強制手段、封閉的信息環境和鋪天蓋地的宣傳灌輸。因此，清除黨話就不光需要不凡的道德勇氣、拒斥黨文化的道德自覺，更需要大量接觸以正常人類語言為載體的真實資訊。如果中國人民拒絕繼續生活在謊言之中，那麼他們的努力就不能不從尋找真相，了解真相，傳播真相開始。

新的中華文化呼喚著新的語言，新的語言將由那些道德上獲得新生的人創造。

（續下文）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更新：2014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