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下）

3. 要聽黨的話，跟黨走
1）無時不在的兩面宣傳手法
2）聽黨的話給人們帶來了什麼
3）跟黨走的幾種類型

4．黨叫幹啥就幹啥
1）“黨”讓人幹什麼
2）“馴服工具”為什麼目的服務
3）“黨叫幹啥就幹啥”的現時表現
4）不能不承擔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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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聽黨的話，跟黨走

在宣傳中，中共不僅僅要讓人們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滿懷“感恩”；也不僅僅要人們把黨當成最親的親人，滿懷“親情”；它更要把民眾變成馴服的工具，讓人們從行動上聽從它、跟隨它、為它的政治目的服務。

1) 無時不在的兩面宣傳手法

為了達到讓人民“聽黨的話，跟黨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臉紅臉並用的手法。在政治運動時期以唱白臉為主，平時則以唱紅臉為主。唱白臉就是對具有獨立思想的人進行批鬥打擊，然後當成反面教材來“教育”民眾，使之出於恐懼，不得不跟黨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運動、整風運動，都是殘酷的政治整肅，清除對其不忠的人，同時不斷加強人們的恐懼感，讓人們從心裏記住：不聽黨的話、不跟黨走，絕沒有好下場。在中共的定義裏，只有聽黨的話、跟黨保持一致的人，才屬於“人民”，屬於黨團結的大多數。否則，就屬於被批判的“落後分子”，甚至屬於被打擊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幾年來批判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因為不能容忍人們的獨立思想和自由選擇，因為那樣勢必出現“不聽黨的話，不跟黨走”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共也善唱紅臉，搞“正面宣傳”。這種以“聽黨的話，跟黨走”為主線的宣傳是無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對黨魁的吹捧，進行造神運動；對中共領導地位、政策方針和所謂“成績”的吹捧；也包括“黨性教育”、樹典型、搞樣板示範等。

吹捧黨魁就是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拉攏人們聽黨的話，跟黨走。毛被吹捧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人們當然就只有聽話的份了。那時人人一本“紅寶書”，人人都要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即使在毛犯了嚴重錯誤，直接導致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之後，中共1962年的總結大會還大言不慚地說：“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毛之後又有“英明領袖華主席”，然後是“總設計師” 鄧小平，連江都是“繼往開來的領路人”。“三個代表”出來後，中宣部部長稱“必須下大力氣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行動指南，成為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指針。”以至於在某農村墻壁上，都赫然出現大標語——“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

“聽黨的話，跟黨走”還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憲法本來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卻荒唐地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寫了進去，要求人們在“參政議政”的時候，必須以不動搖黨的領導為底線。

同時中共的每一次重大會議，都被宣傳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中共的每次會議精神，人們都要“深刻領會”、“認真學習”、“貫徹實施”，從而能更好地“聽黨的話，跟黨走”。與此同時，中共還定期地進行所謂的“黨性”教育，強迫黨團員學習共產黨的各類文件著作，寫思想匯報，保證人們的思想與黨一致。“思想端正，堅決服從黨的領導”，成了典型的匯報語言。

除了造神，中共還不斷地樹立各種典型，宣傳“聽黨話，跟黨走”能帶來革命勝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為中共臉上貼金，騙取人們的信任。像雷鋒這樣的典型人物，宣傳了他的行為，最後還要突出他“堅決聽黨的話，一輩子跟黨走”的主題。黨號召大辦農業，雷鋒就主動申請當農民；黨號召加強工業建設，他就離家當工人；黨號召青年當兵，他又參軍到部隊。林彪給他的題詞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宣傳雷鋒，學習雷鋒，自然也要人們像他一樣聽黨話，跟黨走。同樣，中共宣傳焦裕祿、孔繁森，也處處不忘提到“聽黨的話，跟黨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祿知道自己病情嚴重的時候，他對妻子的囑咐是：“你要永遠聽黨的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們教育成為紅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的各種文藝形式也在潛移默化地對人們灌輸“聽黨的話，跟黨走”的主題。《閃閃的紅星》裏：“革命重擔挑肩上，黨的教導記心頭，革命代代如潮湧，前赴後繼跟黨走”；《地道戰》裏：”主席的話兒記心上，哪怕敵人逞兇狂”；《沙家濱》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詞有：“毛主席黨中央指引方向，鼓舞著我們奮戰在水鄉”；《海港》則有“堅決聽黨的話頑強挺進，聽黨的話頑強挺進”的話。

有人可能認為，“要聽黨的話，跟黨走”的宣傳已是老黃歷了。其實不然。不管是造神運動、政治學習，還是黨性教育、樹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現象。從三個代表到八榮八恥，從黨員在血旗下的獻身誓詞，到軍隊官員、邊防戰士、工人、農民、學生、知識人士的政治表態“堅決擁護黨的領導”，“服從黨的命令”等等，無不充斥著“聽黨的話、跟黨走”這樣的詞匯。在互聯網上搜索“堅持黨的領導”，竟然有超過一千萬個相關詞條（以“孔子”為關鍵字搜索，也不過找到六百多萬條而已）；搜索“永遠跟黨走”，也可以找到三百多萬個相關詞條。

中共六四開槍殺人後，“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使我更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堅持聽黨的話，跟黨走……”這樣的話充斥各種宣傳，後來成為人們寫思想匯報的範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輪功，於是又搞起“揭批”、“百萬人簽名”等等政治表態活動。一個個對法輪功毫無了解的人被中共樹為宣傳的典型：老勞模說什麼“我們這些人平均年齡六十歲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黨走”；戰士寫信給家裏人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與‘法輪功’徹底決裂”……諸如此類，都是中共政治宣傳的一貫手法。

到了現在，“永遠跟黨走”還是中共的“主題教育”，通過所謂讀書讀報活動、革命題材影片展映月、“聆聽紅色經典”系列活動、大中學生“三個代表”學習宣傳實踐團活動、舉辦主題論壇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黨八十五周年時，央視搞專題文藝晚會──《永遠跟您走》，各地上至機關院校，下至街道鄉村紛紛仿效，類似演出大批出籠。

在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產黨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廂情願地處處宣傳“什麼時候堅持黨的領導核心地位，黨和人民的事業就順利發展，什麼時候削弱了黨的核心領導地位，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的口號，而且還堅決表示這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證明”了的。中共對“要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欲求，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2) 聽黨的話給人們帶來了什麼

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和灌輸，現在的中國人似乎對中共有一種本能的恐懼，習慣於聽黨的話，跟黨走，很多人還以“跟共產黨作對絕沒有好下場”來告誡別人。那麼，“聽黨的話，跟黨走”到底給人們帶來了什麼呢？

聽黨的話，剝奪了人們的獨立思考權利，十幾億中國人變得只有一個“黨大腦”。黨說什麼就是什麼，黨決定了什麼就執行什麼。獨立思考精神是一個民族繁榮發展的重要條件，一個只會“聽黨的話”的民族又能夠走多遠？

問題的更可怕之處在於，中共不是一個通常意義的政黨，中共是一個以鬥爭為樂，以戰天鬥地、整人殺人為樂的黑幫邪教集團。它根本不講任何規則，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實的黨徒也無法幸免。

劉少奇是中共七大確立的黨內第二號人物，在延安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是四十年代幫助毛澤東打垮政敵的重要助手，文革發動時的國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慘遭迫害三年後悲慘地死去，死時已沒有人形，蓬亂的白發有二尺長。

1955年中共授銜的所謂“十大元帥”，除朱德年事較高、1949年以後不太過問政事、因此在政治鬥爭中得以保全，還有羅榮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個都沒有在政治鬥爭中幸免。彭德懷被打成“反革命軍事集團”首領，文革發動以後到1971年之間，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時在骨灰盒上寫著“王川，男”三個字；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被指控圖謀“二月兵變”；賀龍被鬥死；林彪政變不成，駕機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死後還受到大規模聲討。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革命”最徹底的“紅衛兵小將們”，兩年後失去利用價值，被騙去“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一語道破：“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是變相勞改。”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中共摧殘迫害的群體，有哪個是真正“反黨”的呢？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識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為中共奪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諷刺的是，這些當年對共產黨抱有無限希望，並曾在國統區冒著危險為之奔走呼號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黴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民主黨派的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王造時，教育家蔣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漢、丁玲、趙樹理、羅廣斌、康濯、楊沫，學者楊獻珍、翦伯贊、呂振羽、梁思成，演藝界馬連良、奚嘯伯、周信芳、尚小雲、嚴鳳英等均遭迫害。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產黨員，或者早就經過思想改造，對共產黨宣誓效忠，並且已經為中共政權作了巨大貢獻，仍然被迫害得死的死、殘的殘，少數幸存下來，但身心都留下了無法平復的創痛。

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國劇協在上海聯合舉辦“蓋叫天舞臺生活六十年紀念會”。田漢代表文化部授予蓋叫天榮譽獎狀，並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藝術家蓋叫天先生學習》的發言。蓋叫天在致答辭中，激動地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產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蓋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遊街示眾時先被打斷了腿，然後又被扔到糞車上繼續遊鬥。其時已經年近花甲的蓋叫天不堪受辱，幾次掙紮著從糞車裏爬出來，每次都被暴徒們硬塞回去。紅遍大江南北的名武生就這樣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作家老舍服從政治，一直保持緊跟姿態，1949年以後創作了從《龍須溝》、《春華秋實》到《青年突擊隊》、《紅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連串的劇本，為中共政權歌功頌德。1966年8月23日，身為文聯主席的老舍被紅衛兵揪鬥，同時被鬥的還有作家蕭軍、駱賓基、藝術家旬慧生等。他們全部被剃了陰陽頭，又被掛上“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的牌子，頭上被澆上墨汁。紅衛兵勒令他們跪在焚燒戲服、文物、書籍的火堆周圍，接受“革命之火”洗禮，同時用道具和銅頭皮帶抽打。老舍被市文聯單獨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輪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換來的卻是更加瘋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沈。

八九年的學生打出的口號是“反腐敗”、“反官倒”，對當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諍諫的態度。學生與民眾達成共識，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學生代表甚至手捧請願書在人民大會堂前長跪不起。5月23日，學生糾察隊甚至在天安門廣場把汙損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後，中共軍隊血洗天安門。

在共產黨導演的這一出出人間鬧劇中間，有兩個片斷意味十分深長。

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為求自保，拚命表現自己的“積極”、“革命”、“靠攏黨”，可是指標已經劃定，再怎麼表現也無濟於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團中央大會堂舉行批鬥青年作家的會，另一位作家上臺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發言。當他正邁步下臺，大廳裏響起掌聲時，北京市文聯秘書長突然大聲宣布：“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騙，他——他也被劃為右派份子了！”

1967年8月5日，劉少奇遭批鬥以後，被押回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可嘆的是劉少奇直到這時才想起來要維護“憲法”。中共在奪取政權後，搞了那麼多運動，迫害死那麼多人，作為中共二號人物的劉少奇難辭其咎。他“聽黨的話”打擊別人的時候不說要維護法律，自己被批鬥了才想起憲法來。

凡是“聽黨的話，跟黨走”的都沒有好下場，這種情況有其必然性。

第一，中共靠鬥爭起家，又靠鬥爭維持統治，“革命的鉸肉機”一旦開啟，就無法輕易停下來，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必然成為受害者，只是時間早晚而已。中共慣於挑動群眾鬥群眾，被挑動的團體，說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輕則隨手一扔，重則打倒批臭，或者當作替罪羊殺掉以封悠悠眾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終”是這些團體的宿命。有一個“作法自斃”的故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秦國實行變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後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說，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沒有身份證明的客人，主人將受懲罰。商鞅頒行的嚴刑峻法最終害了自己。中國人常說一句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就是鬥爭機制反作用於鬥爭的發起者的現象。上文提到的兩個片斷，為這種現象增加了兩個生動的例證。

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黨的絕對權威，任何黨員的利益、包括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利益，都要服從“黨”的利益。因此其打擊對像具有隨機性，不光任何威脅或被中共認為威脅了其一黨專政的個人或團體會遭到整肅；即使沒有敵人，每到一定的時間，中共也會制造出一個敵人，藉以喚醒民眾的恐怖記憶，從而鞏固其權威。在隨時可能被黨定義成敵人的普遍恐懼中，人們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黨的心思和動向，爭取比“黨”還“黨”，讓“黨性”成為自己的唯一行動指南。我們都知道，人的肉體只是一具軀殼，人的真正生命，在於人的精神和靈性。沒有靈魂的肉體和動物無異。在努力和“黨”保持一致的過程中，人們恰恰在扼殺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為敵。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在中共的權力鬥爭中存活到最後的勝利者，也一樣是失敗者，因為成功的是黨性，而非他們自己的人性，他們真正的自己早已經死了。

第三，“跟黨走”意味著認同了中共的鬥爭哲學，至少是客觀上增強了中共與天地人奮鬥的能量。無休止的黨內黨外鬥爭破壞了傳統道德和人際關系，敗壞了社會風氣，毀壞了所有人的生活環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場很慘，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寧靜。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個人都要對別人猜疑防範，生活得很苦很累。在彼此爭來鬥去的過程中，人性惡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貪婪、自私、惡毒成為中國人生活的常態。這個環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擔黨文化的後果。

3）跟黨走的幾種類型

也許有人會說，共產黨也不是以前的那個共產黨了，再說，現在根本沒人信共產黨那一套。老百姓都在忙著奔小康，誰還在跟黨走呢？現在人們對共產黨，都是陽奉陰違，個別膽大的，還在考慮讓共產黨跟著他走呢，沒準兒哪一天共產黨真就脫胎換骨了。

這種看法，似是而實非。沒有付諸行動的思想就像沒有兌現的支票，本身沒有多少價值可言。共產黨並不怕你在酒桌上或日記裏罵它，因為剝奪言論自由固然可以連暗室私語和腹誹的權利都一並剝奪，可是有了暗室私語和腹誹的權利卻不意味著就有了言論自由，因為不進入公共空間的言論無法轉化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行動，也就無法對現實施加有意義的影響。

我們來分析一下，現在還在跟著“黨”走的中國人，有幾種類型。

明明白白跟黨走。有些人對中共的流氓邪教的老底一清二楚，但為了個人私利，順著黨的邪勁走，“黨”也利用這些人的心黑手狠，鞏固自己的地位。這些人和中共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是最邪惡的黨徒。

稀裏糊塗跟黨走。中共靠暴力和謊言起家，不光騙了“敵人”、人民群眾、國際社會，連“自己人”也一樣騙。很多人就是被騙進中共，至今還陷在中共的謊言裏不能自拔。這些人屬於稀裏糊塗跟黨走的類型，在中國為數不少。

無可奈何跟黨走。有些人對中共的性質有一定認識，也不想和中共同流合汙，無奈進得去出不來，於是只好得過且過，對於中國現實，抱一種無可奈何的悲觀態度。

以為沒在跟黨走。有些人以為看破了共產黨的紅塵，趁著共產黨的政策暫時對自己有利，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撈夠了就一走了之”的想法，不擇手段拚命撈錢。他們協助中共短期內在櫥窗城市造成了一個歌舞升平、醉生夢死的繁華景象，這個景象既欺騙了西方，又欺騙了中國人。其實，這些人暫時能夠撈一把的環境，正是中共刻意制造出來的；他們的貪婪、短視，一夜暴富之後一走了之的心態，也是中共有意引導的結果。這些人暫時給中共充當了樣板，可是他們的財富得不到保障，中共隨時可以在一夜之間把他們變成階下囚，因此他們活得沒有絲毫安全感。這些人以為自己在耍弄中共，其實是在被中共耍弄。他們和中共聯手制造的無解的社會難題最終會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人。

想讓黨跟自己走。有些人對中共有相當的認識，也有救國救民、澄清天下的志向，可是他們選擇的道路，是混入中共黨內，試圖一步步進入中共高層，從內部改良中共。很多人也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可是，這些人在中共內部一步步升遷的過程，就是一步步被中共同化的過程，因為中共官場的“劣勝優敗、逆向淘汰”機制不允許真正正直的政治家掌控“黨”的走向，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被廢黜是最典型的例子。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1959年到1962年中國發生了一場大饑荒，在安徽省餓死了700萬人。安徽如此嚴重的災害，肇因於當時的省委書記曾希聖堅決“跟黨走”。曾希聖後來又在1962年兼任山東省委書記。在那場大饑荒中，山東省有900萬人餓斃。曾希聖由於“跟黨走”而餓死了數百萬人，民憤極大，面臨被槍斃的命運。但是，因為他堅持的是毛澤東路線，所以毛說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來。

曾希聖有一個副手，叫張凱帆，是安徽省的省委副書記。1959年聽說農村餓死了人，他就下去調查，去了無為縣。無為縣是全國的一個米糧倉，非常大的一個縣，有140萬人，而當時蕪湖市也只有30萬人。張凱帆調查的時候已經有90萬人餓死了。張凱帆良心難安，決定解散公共食堂，並開倉放糧。救活了50萬老百姓。可是張被曾希聖抓起來，戴上手銬腳鐐。毛澤東說張凱帆是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判了20年。

對共產黨員來講，他們所處的就是這樣的一套邪惡機制。開倉放糧救活了50萬人，被老百姓稱為“青天”的張凱帆，恰恰是共產黨要迫害的對象，因為張沒有跟黨保持一致。而曾希聖餓死幾百萬人卻沒有關系，因為他跟黨保持了一致。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共產黨不斷這樣去訓練黨員的黨性，讓他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首先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要從人性良知出發。這樣，在中共官場內一步步升遷的過程，同時也是不斷背上中共原罪包袱的過程。當他們自己也被染黑，其命運就和中共的命運捆綁到了一起。這時想不跟黨走，也身不由己了。

還有一部分人，企圖跟黨博弈，以“合力”的方式改變歷史軌跡。這些人認為，歷史的發展的方向，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決定的。因此，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影響民眾和一部分中共官員，最後迫使中共妥協，改變它的運行軌跡，逐漸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這些人的初衷無疑是善良的。可是，中共掌握著全部的暴力機器和宣傳工具，壟斷了所有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的決定權。少數人改良的意願和努力，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禍國殃民比起來，簡直微不足道。如果把現在的中共政權比作一列正在沖向懸崖的火車，車上的乘客能通過整頓車箱秩序、打掃車箱衛生來避免車毀人亡的結果嗎？對於中國民眾來說，如果不能扭轉列車的方向，就只剩離開列車這一條路了。

4．黨叫幹啥就幹啥

一個正常人的行為是根據自己的判斷而進行的。這種判斷需要以準確的資訊和普世的道德準則作為基礎。人之所以不同於機器，就在於人的自主行為和判斷能力。但在中共的宣傳裏，卻時時提倡“黨叫幹啥就幹啥”，而且把這當成“黨性強”、“覺悟高”、“組織紀律性強”的表現。

在三、四十年前的瘋狂的年代裏，很多人滿懷激情地響應：“願做革命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 、“黨叫幹啥就幹啥”。“幹啥”在中文裏就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行為，可能是正常的事情，也可能是謀財害命，殺人放火等等天理不容、絕不能幹的事情。“黨叫幹啥就幹啥”一句話，就取消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的天理要求和善惡標準，把最高的指揮權和裁判權全盤交給了中共。那時的人們不會想到這是對中共的盲從和迷信，是一種荒唐與悲哀，反而有無上的光榮感。聽信了“黨叫幹啥就幹啥”的人們，不管是搞階級鬥爭迫害自己的鄉鄰親戚同事朋友，還是戰天鬥地破壞自然，或是檢舉告密，都一馬當先，以充當中共的馬前卒為榮，黨指向哪裏打向哪裏。

至此，中共從宣傳對中國人民的“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對中國人民的“情”（爹親娘親不如黨親），要求人們聽話（聽黨的話、跟黨走），發展到了要求人們完全放棄自己的大腦，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中共主宰，完全淪為中共手裏的工具。在中共近幾年進行的“保先”運動，不僅要“黨叫幹啥就幹啥”，還要“黨不叫幹啥就不幹啥”。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權象中共那樣對民眾進行如此徹底的洗腦和奴役。

1）黨讓人幹什麼

1967年夏，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上漂浮著一具具浮腫的屍體，河面浮動著一層暗紅色的油膩。……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這是《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紀實》一文記述的文革湖南道縣大屠殺的慘狀。

這場發生在湖南道縣農村的大屠殺，在兩月有余的時間裏，殺害所謂“四類分子”及家屬四千余人，全地區殺人達九千以上。被殺者主要是所謂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年紀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

十九年後，大屠殺的主要責任人之一、原清塘區武裝部長，“紅聯”（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營江前線指揮部總指揮關有志，在監獄中接受采訪時，說了下面這番話：

“我50年當兵，在部隊入了黨，提了幹。58年轉業回道縣，…… 我從來沒受過任何處分，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 我天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復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麼放心得下？文革武鬥時，造反派搶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地站到‘紅聯’這一邊。”

和關有志一樣，很多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殺人、打人、鬥人、整人的人，事後不但不懺悔，還往往為自己鳴不平：他們只是“黨叫幹啥就幹啥”而已，自己只是黨的一個棋子、工具，並不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共產黨都讓人們做什麼。事實上，凡是正常的生產生活活動，根本不需要共產黨讓人們做。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裏，人們都要工作、要婚喪嫁娶、要從事科學藝術活動、要進行發明創造，有精神追求，要進行人際交往。也就是說，正常的人類活動，都不需要共產黨鼓動人們去做。共產黨所大力提倡、宣傳鼓動的，可以說沒一件好事，沒有一樣是為了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的福祉，都是為了維護它的一黨利益。

當年中共宣傳只有自己才真抗日，把很多熱血青年騙到延安，可是進得去出不來，這些人被迫接受洗腦，後悔晚矣。其實，那時候日軍占領大半個中國，國軍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抵抗，真要抗日的話，根本不需要躲到延安。“解放全中國”是全面發動內戰，推翻合法政府，把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從延安一隅推廣到全中國。“抗美援朝”，搭上百萬人命和高額軍費，幾乎拖垮了當時的經濟，幫助金家流氓政權茍延殘喘，給朝鮮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大躍進，公社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造成餓死四千萬人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國範圍的大混亂，死傷無數,國民經濟幾乎崩潰，優秀人才花果飄零，傳統文化摧殘殆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千萬知青失去求學的機會，把大好青春拋擲在農村和邊疆。

因為中共宣傳的是無神論和唯物論，“黨叫幹啥就幹啥”這句話顯得尤其可怕。因為人們不再相信天理，只要能夠討黨的歡心，給自己帶來好處，就什麼壞事都敢幹。目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迫害法輪功。很多警察以迫害政策為借口，說是上頭叫幹的，因而對法輪功學員大打出手，甚至將人活活折磨致死，還有的跟黑心醫生勾結，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

“包產到戶”和“鄉鎮企業”被稱為中國農民的兩大創舉，其實都是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不管的結果。老百姓自己最知道怎麼樣管好自己的生活。中共什麼也不做的時候是老百姓日子最好過的時候，中共一有所動作，必然給人民帶來災難。過去五十幾年的歷史，證明的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真理。

2）“馴服工具”為什麼目的服務

中共不單單赤裸裸地號召人們“黨叫幹啥就幹啥”，利用煽動起來的政治狂熱和各種封閉式的洗腦，讓人們心甘情願地接受自己愚弄、控制和指揮，同時，中共還往往采用欺騙手法，用什麼“服從大局”，“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讓人們相信“黨叫幹的”並不是齷齪、邪惡的事情，即使是殺人放火，即使是自殘自盡，也是為了“黨的偉大事業”。

中共的“馴服工具論”的騙人之處在於，中共還同時肯定了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幹等品質。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當有人指出中共破壞了傳統道德、造成全民道德大滑坡的時候，很多人表示不解：中共好像也很重視道德建設啊，還提出“社會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共產黨員的修養”、“八榮八恥”等一系列的理論，發起“學雷鋒”、“學焦裕祿”、“學孔繁森”等名目繁多的運動，這些現象怎麼理解呢？

稍加思考，我們不難發現，這種思維方式模糊了道德目標和處事態度之間的界線。如果一件事本身是好的，那麼行為者本身的勤勞、忠誠、克己等態度會起到好的作用；反之，如果一件事本身是邪惡的，同樣這些品質只會提高做惡的效率。一個勤勤懇懇的竊賊顯然比懶懶散散的竊賊更可怕，謙虛好學、因而掌握了高科技的恐怖分子比技術手段平庸的恐怖分子更可怕。當整個社會被裹脅著為著一個邪惡的目標工作時，與其勤勞聽話，不如消極怠工。

中共鼓吹，為了“黨的利益”，黨員要“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原則性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意識純潔的最高表現。”“黨員不應該有離開黨的利益而獨立的個人目的。”顯而易見，中共提倡的“道德”、“榮辱觀”等，只是在表面上與傳統倫理有相似之處，骨子裏是為維護中共的一黨專制服務的。

大家都很熟悉“南轅北轍”的故事。一個人要到楚國去，盡管他有能跑的馬，充足的旅費，本領高強的車夫，可是如果他把方向搞錯了，永遠也不能到達楚國。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馬越好，旅費越多，車夫駕車的本領越高，只能使他離開楚國越遠。當人們聽黨的話，兢兢業業為黨工作的時候；幫著中共去欺騙國人，迫害百姓的時候；為中共歌功頌德、塗脂抹粉的時候，難道不是在大力幫助中共把中國社會拖向萬丈深淵嗎？

3）“黨叫幹啥就幹啥”的現時表現

現在的中國人變得越來越註重現實，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更不願意為主義或者信仰而付出。於是，中共開始側重“黨叫幹啥就幹啥”這個口號的另一個方面：黨不叫幹啥就不幹啥。黨不叫幹啥就不幹啥，就是黨不喜歡的都不能幹。老百姓最常聽到的說法是，“這件事中央都定性了，不讓幹就別幹了唄！”

潛移默化中，中共劃出了黨讓人幹的界限：“創業”、“賺錢”、“一夜致富”、“炒股”、“美食”、“小資生活”、“時尚”、“白領”、“精英”、“汽車”、“房產”、“娛樂”、“休閑”、“聊天”、“激情視頻”、“出軌”“情色誘惑”……物質享受放開，任你放縱欲望，吃喝玩樂嫖賭抽隨便來，現在的中國社會在這方面非常“自由”。許多中共幹部也是“與時俱進”、“以身作則”。很多人可能納悶為什麼“越反腐敗越腐敗”，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講，腐敗恰恰是在“黨叫幹啥就幹啥”的範圍裏，黨要是真的不允許腐敗、不給黨員和幹部好處和特權了，還有誰會給共產黨賣命呢？中共自己就沒法維持了。但是有一點，胡來可以，黨不叫幹啥就不能幹啥——不能給黨提意見，談政改不能動真格的，不能嚴肅探討社會問題，更不能對黨的統治有看法。要是退黨或者叫別人退黨，黨就更不叫幹了。

在共產陣營崩塌，人們紛紛鄙棄共產主義的今天，中共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還是要打著共產黨的旗號進行獨裁。在這樣的統治下，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貧富差距大，看病貴、上學貴、買房貴，就業難，缺乏社會保障，貪汙腐敗盛行，道德敗壞，環境汙染，沒有民主，百姓沒有說話的權利，治安差、黃賭毒盛行，不講法制，對公民上訪維權的要“截訪”。這些問題中共提可以，作為個人，就連說說也不行，不準“制作、查閱、發布、傳播”含有“泄露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它內容”。如果想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努力，或者在被違法對待時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那絕對是屬於黨不叫幹的。

4）不能不承擔的後果

中共不定期的發動各種政治運動。每一次運動，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些運動能夠發動得起來，與人們放棄自己的判斷、使用“黨叫幹啥就幹啥”的思維方式是分不開的。“黨叫幹啥就幹啥”意味著死心塌地追隨中共的鬥爭哲學，極大程度地增強了中共與天地人奮鬥的能量，成全了中共的各種統治目的。

人們跟著中共殺人，於是幾百萬的“地主”、“資本家”、“知識分子”人頭落地；人們跟著中共搞大躍進，幾千萬人死於饑荒；人們跟著搞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由此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壞和人性魔變；人們附和取締法輪功，於是中華民族上演了一場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信仰迫害。

從地富及其子女可以斬草除根，挖心吃肉，張志新被割喉管，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沒有正式法律手續前就關押迫害致死，到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取器官，還需要多少教訓來讓人們從中共的“黨叫幹啥就幹啥”的洗腦奴役中走出來，不再跟從中共作惡？

在“黨叫幹啥就幹啥”的奴役中，中國社會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越是緊跟中共的人，受害越深。

中共稱呼貧困地區為“老、少、邊、窮”，老就是指中共曾經建立過的所謂“農村革命根據地”。中共能得到政權，很大程度上靠農民出人出錢出糧出命。陳毅曾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中共建政後，不但沒有知恩圖報，努力幫助當地農民變富裕，對農民亂收費卻從來沒有手軟過。不但用戶口制度把農民捆在土地上，現在還強征屬於祖輩的土地，再高價出售給房地產商。目前的中國，大部分貧困地區都曾經是“革命老區”，幾十年過去了，可這些地方變得比中共建政以前還窮。

陜北是中共的“革命老區”，陜北的小米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在陜北居住達十年之久。樹被砍盡，草被挖盡，米被吃盡，人被用盡，陜北百姓為中共做出了巨大犧牲。“改革開放”後，陜北剛剛發現大儲量能源，中共又打著“國家開采”的幌子，大規模開采，資源被調撥到其它地方，資源賣的錢，都歸了中央企業，讓當地繼續受著中共的盤剝。

中共自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奪權時利用工人搞工人運動，武裝鬥爭；反右時讓“工人說話了”，充當“反右派”的堅強後盾。文革時組織“工宣隊”，讓工人收拾武鬥的爛攤子，鎮壓“四五運動”靠工人當“工人糾察隊”。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又拉攏工人，讓工人置身事外維護中共統治。

中共建政以後，為了能夠讓工人跟黨走，做鬥爭工具，可以為黨勞動，曾經給過中國工人“鐵飯碗”、福利保障和社會政治地位。然而“改革開放”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指的是太子黨、官員、白領、骨幹、精英。中共自己的官方研究機構披露：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中國的億萬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幹子女，共擁有資產二萬億。 而那些曾經“黨叫幹啥就幹啥”、把汗水和青春都奉獻給了黨的工人們，原以為一輩子都可以捧著鐵飯碗，卻被黨毫不留情地拋棄，還送了一個好聽的名詞——“下崗”。國有企業數千萬工人失業，工人在丟掉工作的同時也失去了單位提供的一切社會保障，包括住房、教育、醫療保健、退休金等等。不但如此，工人對下一代的希望也被無情地擊破，大學的學費工人家庭無法負擔，就算是好不容易供到畢業，工人的子女沒有靠山，也很難找到好工作。

軍隊是中共的命脈，黨指揮槍，黨指到哪就打到哪。對於每個士兵和軍官而言，黨叫幹啥就幹啥簡直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中共軍隊的退伍軍人條例和待遇規定都是由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以政策條文發布，隨時可以變。一無國家法律明文規定的保障，二無統管全國退伍軍人的部門或機構，中共用完後撒手扔回社會，士兵退伍“從哪裏來，回哪裏去”，基本上沒有後續的福利待遇。傷殘軍人更是無依無靠，找黨中央去上訪也無濟於事， 給北京的申訴信被上級轉發下來以後，地方官員不屑一顧地說“是一堆廢紙”，“告到聯合國也沒用” 。

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們，除了能呆在部隊的，當了烈士的，家中親人的生活中共基本不管；傷殘活下來的，大多回到了農村，日子都過得窮困潦倒，晚景孤苦淒涼；當過俘虜後歸國的，二三十年不能擡頭做人。對越作戰中，當年的“孤膽英雄”、“一等功臣”現在已經無人問津，死去的士兵和基層軍官撫恤金800元到1000元不等，一次了帳，家屬日後生活不聞不問。雲南麻粟坡烈士陵墓園埋葬著957位老山作戰犧牲的士兵，其中300多位的家屬二十多年從未來過，大部分是因沒有路費而不能前來，有些家屬來到陵園竟沒有路費回家。

“黨叫幹啥就幹啥”在今天的一個表現是追逐財富，因為中共希望人們追求物質利益而放棄其它的權益。而且共產黨也一改以前的“消滅剝削階級”的政策，連資本家都允許入黨了。在平均身價達22億的中國頂級富豪中，黨員比例高達48.5%，近半數頂級富豪為中共黨員。然而在做了黨的經濟工具、為黨忠心效勞之後，一旦分贓不均或者某處關節沒有打點好，就立即面臨牢獄之災。牟其中、楊斌、周正毅、李經緯、張海等等紛紛鋃鐺入獄，“中國富豪榜”成為“中國囚犯榜”。利用共產黨富起來的人，紛紛把子女財產轉移到海外，因為教訓已經太多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曾經擁護共產黨的“資本家”們被搞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就是明證。

上面談到的是卸磨殺驢的部分，到了關鍵時刻，中共為了保護自己，連能用的工具都可以犧牲掉。文革結束時，在全國軍管幹部中有17人、警察793人共810人被拉到雲南秘密槍決，為蒙騙家屬給一張“因公殉職”的通知單，以隱瞞內幕，殺人滅口。當時的北京公安局局長劉傳新則在追查開始之前就畏罪自殺了。無獨有偶，江澤民也曾經通過美國的親信試探法輪功口風，提出可以像文革一樣槍斃一些打死法輪功學員的惡警來償命，換取法輪功不起訴，還說可以比文革處理得更嚴厲些，可以死多少法輪功學員就槍斃多少警察。

在每次重大的歷史關頭，中共都表現出“棄善從惡”的行為特征。然而中共行惡，必然假手黨員個體，中共垮臺以後，為罪行承擔後果的也必然是黨員個體，就像當年納粹德國戰敗，紐倫堡審判的對象是納粹黨徒一樣。也就是說，那些“黨叫幹啥就幹啥”，以“執行命令”、“執行公務”為由，幫助中共作惡的人，也許現在可以依賴中共政權的保護傘，暫時逃過正義的審判，可是中共垮臺以後，每個人都將面對法律的制裁和正義的審判。那時，就再也沒有中共的保護傘可以依賴了。

不僅如此。人間的法庭之上，還有天理的法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道家講“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佛家講因果關系，“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做了什麼自己都得去承受後果。老百姓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古今中外善惡有報的例子多得數不勝數。從歷史來看，那些做了中共工具的人，不管當時如何風光，下場都是很淒涼的。這又何嘗不是天理報應的體現？

人性中善惡同在，面對大的選擇，心裏常會有善惡交戰。而在共產黨員身上，情形要更復雜一些，因為黨員都有“黨性”和“人性”的雙重人格。“聽黨的話，跟黨走”，“黨叫幹啥就幹啥”，號召的是壓抑、滅殺人性，為了中共的獨裁利益而行惡。在共產黨惡貫滿盈、迅速走向覆亡的今天，固執地“聽黨的話，跟黨走”，“黨叫幹啥就幹啥”，其實是對自己最不負責任的表現。

守住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讓正念而不是黨來主宰自己的行為，退出中共，洗清自己身上的黨文化印痕，才能為自己選擇一個光明的未來。

（續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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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2014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