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上）

1．緊抓宣傳機器推行黨文化

1）政治運動與常規時期
（1）在政治運動中灌輸
（2）常規時期的灌輸由中宣部統籌實施
2）主要的宣傳機器
（1）報刊
（2）廣播、電視、互聯網
3）常用的灌輸手法
（1）鋪天蓋地，讓人和真實世界徹底絕緣
（2）不斷重復，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3）偽造民意、訴諸權威，發動心理攻勢
（4）公開撒謊，蒙騙世界
（5）賊喊捉賊，一邊撒謊，一邊反對撒謊
4）灌輸手法“與時俱進”

2．強制人民讀馬恩列斯毛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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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個人群的穩定的心理和行為模式，一種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權以後，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裏，給中國人的思維、語言和行為模式打上了鮮明的烙印，制造了一個遍及中國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黨文化。它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共產黨是人類歷史的異類，其指導思想有違人的本性，不可能從任何正統文化中自然推演出來。也就是說，一個受傳統文化滋養長大的人，不可能自動地具有共產黨所宣揚的變異觀點。黨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長期灌輸的結果。

這種灌輸是強制的、全面的、徹底的、高強度的、不間斷的，又是狡猾的、偽善的、隱蔽的、不斷變形的，以暴力為依托、以利益為誘餌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場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視宣傳灌輸為自己的生命線，幾十年來發展出系統的理論、繁復的制度、精致的技術和大量的“人才”，再輔以周期性的政治運動強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緊緊抓住宣傳機器，推行黨文化，造假宣傳；強制人民讀馬恩列斯毛的書；控制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用學生的教科書歌功惡黨，讓人們從小學到大學都泡在黨文化中；利用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多種文藝形式，正面烘托黨代表人物，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等等。這種灌輸是如此系統，如此精致，如此無所不在，以至於很多時候人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思想被灌輸、被洗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言語、行為和思維都與中共的灌輸密切相關。

系統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輸手段有助於我們認清黨文化的建立過程、本質特點和畫皮千變的內在機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輸手段是解體黨文化的重要一步。

1．緊抓宣傳機器推行黨文化

槍桿子和筆桿子是共產黨的兩大生命線，列寧曾經把這種鬥爭手段概括為“恐怖主義”加上“意識形態”。中共繼承了蘇共的邪惡基因，把“騙”字訣用得更加得心應手。劉少奇在1951年一次講話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黨從最初建立起，就是全黨做宣傳的。……以後，更要這樣做。”中共的宣傳機器在中共對民眾進行洗腦灌輸、建立黨文化的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政治運動與常規時期

（1）在政治運動中灌輸

發動不間斷的政治運動是中共政權與正常的人類政權最大的區別之一。這是因為共產黨的所謂“黨性” 是和人性截然對立的，一旦環境寬松、控制減弱、與外部正常社會接觸增多，黨員和人民群眾中就會出現人性復蘇的情況，中共則面臨著“黨心”渙散、難以維持的局面。因此，對於中共來說，周期性的政治運動也就成為必然。

因此，中共利用宣傳機器灌輸黨文化也可以分政治運動和常規時期兩種情況。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中共的核心領導層都把控制宣傳機器（報刊、廣播、電視等）當做“頭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過具體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稱為“閻王殿”受到沖擊，全國範圍內表面上一度出現“無政府”、“天下大亂”的景象，但掌握實際權力的中共核心集團從未放松對重要的宣傳機器（如被稱為“兩報一刊”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的控制。

在常規時期，中共的宣傳灌輸遵循如下模式：黨魁定調－政治局決議－中宣部貫徹－各級職能部門和喉舌執行。而在危機時期，中共黨魁往往繞開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體，一手緊握屠刀（軍隊、警察、特務系統），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過後則以“黨性”要挾全黨，統一思想，統一輿論，於是黨性一次次戰勝人性、一步步滅絕人性，直至“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都屈服於黨的變態意志之下。

毛、鄧、江分別在不同時期，跳到前臺，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報刊發表社論，為政治運動定調。1957年反右運動“引蛇出洞”以後，毛澤東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開始了對數百萬知識份子的嚴厲整肅，這場被毛稱為“陽謀”的“反右運動”徹底摧毀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為1989年學生運動定性的“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也是在當時實際掌握權力的鄧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籠的。1999年10月25日，中共惡首江澤民接受法國《費加羅報》采訪，將法輪功稱為×教，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發表文章《“法輪功”就是×教》，江澤民失去理智的咒罵從此淩駕於憲法法律之上。

中共在政治運動中的宣傳灌輸往往伴隨著狂熱的政治動員和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這種大規模的輿論攻勢切斷了人的正常信息來源，使人們根本無法進行獨立的思考判斷。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輿論的“引導”，並以為那是自己的獨立思考的結果。即使有少數頭腦比較清醒的人，面對中共暴力機器和“群眾專政”的巨大壓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沈默。

今天的中國人都會覺得中共前幾十年的政治運動荒謬可笑。可是，如果從灌輸黨文化這個角度來看，這些運動非常“成功”地達到了它們的目的。這是因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灌輸，人們無法正確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輸的觀念。人們“告別革命”，只是告別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黨文化內涵卻幾乎原封不動地留存下來。今天人們固然不再唱“語錄歌”、跳“忠字舞”、熱衷於大鳴大放、文攻武衛，可是中共的政治運動強化灌輸的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仍然被中國人當成放之四海而皆準、根本無須證明的普適“真理”，敬天信神被稱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內涵的傳統文化或者被當成裝點門面的飾物、或者被當成賺取鈔票的工具，人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國民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中共被迫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作出些許讓步。但在關系到中共集團生存目標的意識形態領域，它從來沒有放松過。鄧小平曾說，“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從來就沒有‘放’，當然也談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閉得像高壓鍋一般的共產流氓小國古巴和北韓，胡錦濤還羨慕不已，說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一貫是正確的”。在新的形勢下，中共一方面繼續嚴防死守、圍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與時俱進”，變換花招，其宣傳策略變得更精致、更靈活、更有欺騙性了。雖然從80年代到現在，中共又接連發動了“整黨”、“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運動”、鎮壓法輪功等一系列的運動，可是人們並不覺得自己身處政治運動之中，仿佛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黨文化灌輸已經達到了讓被灌者不知不覺、心甘情願、甚至樂此不疲的程度。

（2）常規時期的灌輸由中宣部統籌實施

英文裏的“宣傳”（propaganda）一詞，和洗腦、欺騙聯系在一起，是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只有在法西斯和共產黨的詞典裏，“宣傳”一詞才具有正面的意義。遍尋往古來今的政治體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產黨政權體系當中，才有“宣傳部”的一席之地。“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共，出於維護自己國際形象的需要，把宣傳部的英文名稱改為“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質沒有絲毫改變。作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中宣部，是中共對中國媒體和全民精神控制的專門機構。

幾十年來，中共始終把完全控制意識形態領域作為其黨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中共通過中宣部掌控全中國的輿論導向，貫徹傳達“黨”的意志，通過國家宣傳機器，對民眾進行反復洗腦宣傳，把全民思想統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圖上來。中國的兩千多家報紙、近萬種期刊、上千家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幾十萬個網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級宣傳部負責管理。

眾所周知，中宣部並沒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為意志，以中共的集團生存為目標，以共產黨的利益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說來簡單，那就是一面封殺真實，一面制造虛假以取代真實。

我們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殺真實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發給新聞媒體的一道禁令，共列舉了三十五個“不許”，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許擅自報導農村稅費改革”，“不許對重大疫情、病情進行渲染報導轉載”，“不許對重大安全事故隨意報導”，“不許報導私營企業主入黨”，“不許報導和轉載狀告各級黨委的政府事件”、“不許過度渲染貧困和暴富分紅”，“不許報導希望工程存在的問題”，“不許在媒體運用‘封殺’一詞”，“不許提新聞輿論是第四種力量或權力”、“不許刊發錯誤言論和不正確觀點”，“不許集中進行批評性和負面報導”，“不許對民族宗教等領域進行隨意報導”，……

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區傳媒下發至少一百多條（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級宣傳部每年平均向媒體發出的通知、禁令超過二百三十條（次），其中發禁令最多的上海、廣東、四川、山東、湖北、湖南、河南，這些省市的宣傳部每年向轄內各媒體發出的各種禁令通知書超出三百一十條（次）。就是說，這些地方的媒體幾乎每天收到一條禁令。

為加強對傳媒的控制，中宣部設新聞閱評協調小組，監控中央和地方主要傳媒的動向，並定期向上報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宣傳部或新聞局聘用大批“新聞審讀員”，專門負責監控傳媒文章、音像制品等的“政治問題”。由中宣部新聞局負責審讀的出版物僅報紙類就達一百余份。

可能有人會說，以中國之大，除了這些禁忌話題以外，可供報導的事件還有很多。可是，中共慣於“攻其一點，不計其余”，朝頒夕改，無限上綱，所有黨不喜歡的言論都可能被貼上“錯誤”的標簽。這些禁令正因為措辭模糊、沒有規律可循（“不許隨意評點……”、“不許過度吹捧……”、“不許刊發錯誤言論和不正確觀點”），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懾作用。媒體從業人員唯恐觸犯雷區，於是只好自我設限、寧左勿右，每個人都充當自己的新聞檢查員。那些有幸通過檢查的新聞，已經“政治正確”得幾乎沒有任何閱讀價值了。

中宣部同時不遺余力地制造出另一種“真實”，通過給百姓虛幻的滿足感和安全感來維護其黨的穩定。和諧、反腐、愛國、小康、五個一、三代表、八榮八恥、學習、加強、成績、高舉、裏程碑、先進性、闊步前進、偉大勝利……鋪天蓋地的黨文化造假宣傳，把民眾和中國的真正現實幾乎全面隔絕開來。失業工人和進城農民工的悲慘處境、被強制拆遷而無家可歸的城市居民、貪汙腐敗、官商勾結、警匪勾結、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狀況和不斷惡化的人權狀況，這些嚴重威脅民族生存的可怕現實，或者被完全擋在人民的視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發展中的問題，只能在進一步發展中解決”。

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獨立判斷的來源。中宣部的各種禁令和設限導致信息完全被中共過濾，民眾無法從中得到真實的消息，進行獨立的思考。同時人們不得不時時吸食被中共黨文化浸泡的信息，順著黨文化的思路進行反應和批判。久而久之，人們對這種灌輸習以為常，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經被黨文化洗腦了。

2）主要的宣傳機器

獲得真實的資訊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古時候，人們通過口耳相傳就能夠掌握足夠應付生活需要的資訊。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人類活動的規模和尺度不斷加大，世界日益變成“地球村”，發生在萬裏之外的事也可能對一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時口耳相傳就遠遠不夠了，大眾媒體於是應運而生。

大眾媒體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信息環境。通過媒體，分散的個體愈加緊密地和社會發生聯系，人們需要關心的事越來越多，個人的精神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復雜。今天的人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從媒體獲得的信息對外部環境做出判斷，進而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

由於媒體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國家，媒體被稱為獨立於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種權力，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擁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中共慣於攻擊“資本主義國家新聞自由的虛偽性”，很多中國人也未經思考就重復中共的話。其實，新聞自由並不意味著任何一個特定的媒體都不具有傾向性，而意味著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傾向性的媒體自由競爭，也保障個人或團體自由創建自己的媒體。在這種制度下，多家媒體並存並互相補充，使人們有機會綜合不同的觀點，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如果有人對所有現有媒體都不滿意，那麼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認為更中立、客觀的媒體。與此相反，中國的媒體卻全屬中共“官辦”，“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中央電視臺可以在美國播出，美國的電視臺卻不能在中國播出。

中共的嚴密思想控制意味著媒體正常的傳播真實資訊功能的死亡。在共產黨統治下，報紙、電視、廣播、互聯網等大眾傳播工具必然淪為“黨的喉舌”和黨文化灌輸的工具。

（1）報刊

據1991年臺北出版的《中共地下黨時期報刊調查研究》一書統計，1949年以前，全力顛覆當時合法政權的中共利用國民黨統治下相對寬松的輿論環境，除了在所謂“解放區”把持宣傳工具以外，還在國統區創辦或操控報刊達一千種以上。中共利用這些報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擊國民黨，為其奪權立下“奇功”。

可是，奪權成功以後，所有媒體一夜之間“共產”到“黨”的手裏，如果這時再向“黨”要求新聞自由，“黨”的標準答案是：不存在超階級的新聞自由。著名民主人士儲安平曾預見到：“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其實，連“民主有和無的問題”也不存在，毛澤東直言不諱：就是要“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誰是人民，誰是反動派？只有毛一個人說了算。

“輿論一律”，“新聞報導的黨性原則”，“政治家辦報”，“文化工作服務於政治任務”……在這些口號的指導下，所有報紙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黨”要反右，報紙就會說“右派要翻天，我們貧下中農不答應”；“黨”要“躍進”，報紙就會說“畝產三十萬斤”；黨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報紙就會說，這是“保證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黨”要迫害法輪功，報紙就會說“崇尚科學，反對迷信”。盡管現在的人們都說，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只有日期是真實的，可是媒體的力量是巨大的，況且除了“黨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沒有任何獨立新聞來源，於是人們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大小小的媒體當作可靠的信息來源，區別只是被騙程度大小而已。

八十年代以來，參照臺灣開放黨禁、報禁，最終建立民主制度的經驗，一批有良知的新聞從業人員為爭取新聞自由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經濟領域實行“權貴資本主義”，教育、醫療等部門都已經高度市場化，可是，新聞出版仍然被當局牢牢抓在手裏。一些試圖擺脫“喉舌”地位的媒體，都難逃被整肅的命運。遠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經濟導報》，近的有《冰點》周刊。為了避免激起民憤，中共現在學乖了，對於影響大的報刊，他們不是像以前一樣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編、編輯等人換上“政治上可靠”的人。報刊還叫以前的名字，可是靈魂已死，而大眾還被蒙在鼓裏。

人的眼耳口鼻、神經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夠對外部環境做出恰當的反饋。假如有人感覺器官出了問題，明明火焰在灼燒皮膚，不但沒有痛感反而覺得愉快，那麼這個人的處境就相當危險。60年代初發生大饑荒時，到處都在餓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報紙還在競相誇口又創高產，循循誘導人們吃得太多對身體不好。2006年春北京一場強沙塵暴過後，電視臺竟然津津樂道於“洗車業創收猛增”，暗示沙塵暴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中共的喉舌們為了從天災人禍和民怨沸騰中挖掘“正確的輿論導向”，已經到了口不擇言的地步。

（2）廣播、電視、互聯網

除了緊緊抓住報刊以外，中共對新興媒體同樣高度重視。廣播電臺、電視臺、互聯網這些新興媒體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據《中國新聞出版報》2003年5月公布的數字，2002年中國擁有廣播電臺306家，電視臺360家，廣播電視臺1300家。廣播人口覆蓋率93.21%，電視人口覆蓋率達94.54%。據調查，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城市居民中近90％每天收看電視。電視和廣播在灌輸黨文化方面起的作用應該說已經超過了——雖然還不能完全取代——報紙雜志。

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應該不會忘記文革時期遍布城鄉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長篇政論。文革以後，播音員的調門降低了，“政治覺悟”卻絲毫不能降，只不過改用更精良的技術和比較貼近人性的方式灌輸黨文化。

電視作為一種傳播方式，形象、直觀、承載的信息量大、具有強烈的現場感，對觀眾的影響極為深刻。1979年以後，中國電視業開始快速發展。中共緊緊抓住這一媒體，灌輸黨文化的技術隨著電視技術的進步而一路水漲船高。

大部分廣播電視節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載著黨文化的內容。以電視為例，1978年1月1日開播的《新聞聯播》是中共造假宣傳的最重要陣地。半小時長的節目幾十年如一日的遵循如下模式：前二十五分鐘的節目無例外地是隆重召開、親切會見、深刻領會、貫徹實施、光輝歷程、偉大成就；有人說只有後五分鐘的國際新聞可看，其實這五分鐘也是經過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誤導觀眾的。

專題節目（如《焦點訪談》）、談話節目（如《實話實說》）、電視劇（如《生死抉擇》）、綜藝節目（如“春節聯歡晚會”）等等，無不經過精心設計，既要討好大眾，又要讓黨滿意——討好大眾是手段，讓黨滿意是目的。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曾經以“敢言”聲譽鵲起，可是一位觀眾一語道破：“什麼‘焦點訪談’，創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子，現在播出的完全是顯微鏡找細菌。從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也是大事化小、輕描淡寫。”中央電視臺的工作人員自我解嘲說，“我是黨的一條狗，坐在黨的大門口。黨叫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電視劇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倫理片、古裝片，說穿了表達的都是熱愛黨、理解黨、相信黨、原諒黨。所有的“反腐電視劇”都遵循一個模式，那就是腐敗的都是副職、下級，雖然給“黨”的事業造成了一定的損失、影響了“黨群關系”、“幹群關系”，但關鍵時刻，“黨”的化身——正職、貪官的上級等等，就像西方戲劇美學裏批判的“機械降神”一樣，毅然挺身而出，懲辦了貪官，化解了矛盾，給“黨”挽回了面子。現實生活中人們都知道，腐敗的絕不僅僅是副職和底層官員，如果說基層官員對國庫是“蠶食”的話，那麼黨國大員、太子黨對國庫才是“鯨吞”。即便如此，熒屏上活靈活現的清官形象還是讓觀眾深深沈醉在對“黨的好幹部”的期待之中。

1983年開始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中共用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從歌舞、相聲、小品到主持人的串場詞、朗誦賀電、駐外使領館組織留學生拜年，全都在刻意混淆“黨”和國家、“黨”和民族的概念，利用人們的親情、民族感情、愛國之情鞏固中共對他們的心靈控制。東北口音的或者西北口音的小品除了直接抹黑“黨的敵人”以外，還塑造自欺欺人、苦中作樂的小人物形象，把觀眾的注意力從造成他們人生苦難的社會政治原因引開；或者用低級的噱頭把所有人都描寫成無差別的低俗人格，仿佛從來如此、舉世皆然，從而掩蓋中共統治下道德大滑坡的社會現實。2004年中國大陸共發生七萬四千起群體抗爭事件、四川漢源農民抗爭發生大規模流血、愛滋病村慘狀觸目驚心、黃河源頭斷流、淮河嚴重汙染致使河水失去水功能、礦難頻發、天災不斷……就在這種情況下，2005年的“春晚”被命名為“盛世大聯歡”，真應了一句流行的話：“把欺騙進行到底！”

由於互聯網上站點眾多，不利於中共“主動出擊”式地灌輸黨文化，所以中共當局對互聯網的主要策略是“封堵”，不讓中共禁止的言論流傳開來。中共監控網絡的主要方式包括：封鎖海外網站、關閉國內網站、抓捕網絡作家、過濾電子郵件、布置網警、網特等。這方面最有名的舉措是於1998年立項、計劃於2006年全部完成、前期投資八億美元的所謂“金盾工程”。這項工程名義上是公安自動化系統，實為一個包括網絡各個環節的全方位網絡封鎖和監視系統，是一個涉及到技術、行政、公安、國安、宣傳等多個部門的系統工程。

網絡世界的信息爆炸給了很多中國人“言論自由”的錯覺。事實上，人們看到的，都是中共讓他們看到的；中共不想讓他們看到的，他們一概看不到。謊言可以自由流通，真相卻被極力掩蓋，這就是中國網絡的真實狀況。

3）常用的灌輸手法

（1）鋪天蓋地，讓人和真實世界徹底絕緣

美國影片《真人活劇》（一譯《楚門的世界》）的主人翁楚門生活在一個精心構建的虛假世界，這個世界是一部肥皂劇的場景，而肥皂劇的劇情就是楚門二十四小時的生活。這個虛假的劇中世界包括一切真實世界的元素，而楚門從出生起就生活在這裏，因此直到長大成人，他都沒能對這個世界的真實性提出質疑。

在政治學術語裏，中共這種對社會進行全方位控制的政權被稱為“全權式政權”。這種全權式政權能夠維持存在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有一個利於該政權的虛假信息環境。中共深諳此道，多年來創造並維持了一個無所不包的虛假的信息環境。在這個環境裏，人們和真實的世界徹底絕緣，失去了據以判斷真偽、善惡的參照系統。可以說，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都生活在“楚門式”的虛假世界裏。

中共也可以在短時間迅速制造一個虛假的信息環境，以達到它的政治目的。99年7月20日以後，中共開動宣傳機器栽贓抹黑法輪功，在短短半年時間內，中共報刊在海內外對法輪功的誣陷報導和批判文章，竟然多達三十余萬篇。其他宣傳工具同樣開足馬力，廣播、電視、舞臺、課堂、各種會議、集會、墻報、標語，除非你閉目塞聽，否則絕沒有可能逃脫中共的洗腦宣傳。

（2）不斷重復，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是這句話的忠實信徒。“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老三篇，天天讀。”文革時期“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現在則有“統一口徑”、“轉發新華社通稿”。中共謊言經過千百遍的重復，成為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而他們還以為這些觀念是自己思考得來的。

宣傳和重復往往招致反感和諷刺。可是，中共並不害怕人們的反感和諷刺。持續使用這種看似初級的灌輸手段，讓人產生 “中共騙術，不過如此，何必小題大做，與它一般見識”的心理。那些敢於嘲諷中共的人，一定自視老練通達，不輕信，有主見。可是，通過重復，中共的詞匯、概念、標語口號和思維方式，被強力壓進人的潛意識裏，替代了人自發的情感和判斷。只要你還在用這種詞匯、概念思考，得出的結論只能是“黨”允許你得出的結論。只要你把民運人士稱為“民運分子”，你對他們就決不會有好感；只要你還在用著“解放”、“新中國”這類詞，你對中共總有點兒感恩戴德；只要你還把中共親昵地簡稱為“黨”，你就承認了這個惡黨盤踞中國自然而然、合理合法；只要你還把文革叫作“浩劫”，你就是在接受中共暗示，相信造成文革災難的是某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忽略了文革和中共暴政的必然聯系；只要你還在把失業工人稱為“下崗工人”，你就是自願配合中共的宣傳策略，暗示社會主義制度下只存在下崗，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才會失業，失業總是和破產、流浪、饑餓、自殺聯系在一起，下崗卻總有重新上崗的一天。

聽聽中國人說的話，看看遍布中文網絡論壇的憤青們的原教旨黨語言，就會知道中共的重復灌輸多麼有效。

（3）偽造民意、訴諸權威，發動心理攻勢

中共剝奪了人民的真實聲音以後，進而宣稱自己是最大多數的民意的代表，從而占據宣傳制高點，利用人們的從眾心理，強迫人民接受它灌輸的歪理和謊言。1957年反右運動中，充斥報紙雜志的都是這種標題：“工人階級說話了”，“全國各民主 黨派都和共產黨站在一起，共伐右派”，“全軍指戰員憤怒聲討”，“少數右派陷入人民群眾的重圍”，“右派是一小撮敗類，絕大多數知識份子與黨同心同德”……霎時間“右派份子”感到被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所包圍，“只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每次中共發動政治運動，都會發動黨、政、軍、工會、團委、婦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宗教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法律界、“各族同胞和海外僑胞”、“港澳臺同胞”、乃至普通工人、農民（其實是中共在這些團體內部的代理人）“揭批”、“聲討”、“控訴”，偽造出全民表態支持的假象。那些有獨立見解的人被置於“少數派”的心理劣勢之中，即便有不同意見，也不敢講出來，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了。中共在迫害法輪功運動中發起的所謂“百萬人簽名”，與以往的“偽造大多數”、“偽造民意”的手法如出一轍。

除了“偽造民意”以外，中共的心理戰還包括“訴諸權威”的手法。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崇拜權威”的心理，“專家”、“教授”、“學者”的話要比市井小民的話有份量得多，也顯得比中共官員的話中立、客觀。可是中共統治下並不存在中立、客觀的專家，即使有，也走不上中共的媒體。禦用“理論家”、“科學家”衣冠楚楚地走上屏幕，把“黨”要宣傳的內容用學術語言包裝得冠冕堂皇。人民大眾看不懂“黨”和“專家”演的這場雙簧，成為黨文化宣傳的犧牲品。

（4）公開撒謊，蒙騙世界

公開撒謊，這一招也可以算是中共經典，從毛澤東到江澤民，從唐家璇到李肇星，從張文康到秦剛，中共對這招寶愛有加，屢屢使用。

毛澤東宣稱：“秦始皇算什麼？他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還得要我們加以補充。”這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氣概”，還真的把很多人鎮住了。善良的人們往往認為，一個說話理直氣壯的人，其行動一定是光明磊落的。所以，毛的“雄文四卷”裏，盡管多的是這種“流氓耍賴、潑婦罵街”的段落，可是人們得出的結論卻是：這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磊落襟懷”和“大無畏的英勇氣概”。

江澤民以一國元首的身份，當著國際媒體的面汙蔑法輪功。沒有見識過中共厚黑術的西方記者，怎麼能想到一國領袖會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黃呢？

2006年3月9日，沈陽蘇家屯集中營活體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獸行被曝光。3月28日，中共部署已畢，派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新聞發布會上對指控矢口否認，甚至“邀請”媒體前去調查。這個“障眼法”雖不甚高明，還是頗迷惑了一些人。“赴中國大陸全面調查法輪功受迫害真相委員會”調查員迅速反應，分別到澳大利亞、德國和美國的中共領館申請去中國調查的簽證，三次申請，三次被拒絕。悉尼總領館的工作人員顯然也不相信秦剛的謊話，對調查員說：“那你就找秦剛要邀請函去！”可見，中共祖傳的騙術連自己人也不太相信了。

對在“新聞戰線”工作的中共黨員來說，撒謊就是他們的職業，撒謊時臉不變色心不跳是他們的基本職業素養。他們每天披著“職業人士”的外衣所做的，和毛澤東、江澤民、秦剛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5）賊喊捉賊，一邊撒謊，一邊反對撒謊

今天的中國人對黨八股太熟悉了，反而不容易覺察其中的矛盾和悖謬之處。毛澤東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可是，如果群眾都不相信黨了，我們應當相信誰呢？

劉少奇說，“新聞報導要客觀、真實、公正。”說得很好，對吧？民主國家的媒體也追求這些目標。可是他接著說，“同時要考慮利害關系，看看對人民和無產階級事業是否有利。”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利害關系和真實原則發生沖突的時候以哪個為重呢？再說，對“無產階級事業”有利但對人民有害怎麼辦？

他接著給出了例證。“例如，斯大林犯了許多錯誤，在肅反鬥爭中殺錯了一些人，是真實的。但是，如果報導了，就對當前的鬥爭很不利，這是立場問題。”

斯大林殺了多少人呢？據不完全統計，從1929年到1953年總共有1950萬到兩千二百萬蘇聯公民成為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不包括戰爭年代），相當於當時蘇聯人口的十分之一。

為了中共的一黨利益，兩千萬條人命可以被漠視，這就是劉少奇的“客觀、真實、公正”。當然，這和劉的一貫立場是吻合的。早在40年代，他就曾經說過：“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今天中共的新聞機構，一邊“反對假新聞”，一邊“嚴把政治關”；一邊重申“一切從實際出發”，一邊抓捕敢說真話的記者；一邊制度性撒謊，一邊攻擊資本主義國家新聞的“虛偽性”。要想了解真實的中共，不能只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4）灌輸手段“與時俱進”

文革以後，雖然中共發動宣傳機器，把其黨令人發指的滔天大罪說成個別領導人不可避免的“錯誤”，但畢竟“我黨一貫正確”的流氓耍不靈了。於是中共與時俱進，引進了許多更精致、更有欺騙性的宣傳手法。

以真亂假。如果說49年以前，中共的宣傳策略是“以假亂真”，把一種沒有根基的邪說描繪成歷史發展的規律，那麼，49年以後，其策略可以被稱為“弄假成真”——中共強行在城鄉各階層間挑起矛盾，於是其鬥爭哲學好像是“客觀”地反映了社會現實。改革開放以後，它的策略又調整成了“以真亂假”，把事實摻雜在謊言裏，虛虛實實，讓人們根本無從判斷究竟哪些是真話，哪些是假話。

小罵大幫忙。就像反腐敗“打蒼蠅不打老虎”一樣，現在的中共喉舌也暴露一些陰暗面，制造媒體公正和言論自由的假相。但對於那些可能危及中共統治的黑幕卻堅決封殺。一些媒體用報導小來小去的負面新聞積累一定的信度，在中共發動又一次政治運動的時候大打出手。央視的“焦點訪談”、“實話實說”節目或以敢於報導不觸動中共根本利益的負面消息或以風格比較新穎取信於民，但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比如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就被中共拉到前臺，利用其積累的一點人氣來造謠汙蔑，充當了可恥的輿論打手。

以大量低級下流瑣碎無聊的新聞充斥媒體，讓真實的信息淹沒在文字垃圾之中。一位西方記者在中國做過訪問後說，十幾年前人們不知道民運人士魏京生，是因為中共把他的名字從信息環境中抹掉了；現在的人們不知道魏京生，是因為娛樂明星的性感迷人。中共一貫“打非”不“掃黃”，瀏覽中共所謂“門戶網站”，就會發現那裏充滿了下流的色情消息和雞毛蒜皮的社會新聞。有學者做過統計，海外的網站，如果登了色情圖片的話，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被過濾掉；如果組一個反對黨，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會被過濾掉；如果要談“法輪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性會被過濾掉；而登了《九評共產黨》的網站被過濾掉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多。自私冷漠、萎靡放蕩、腦子裏塞滿了信息垃圾因而無法對社會大局做出理性判斷的人，是最有利於中共當前的統治的，因此它就要刻意制造出這樣的個人。

謊言和宣傳的出口和出口轉內銷。毛澤東曾說，出《參考消息》就是種牛痘，“增強幹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今天的中共已經不滿足於從浩如煙海的國外報刊上找對它有利的片言只語了。它一方面出口謊言，毒害其他國家的民眾，另一方面直接收買境外媒體（中文的和外文的）和作者，替自己粉飾塗抹。中共惡首江澤民因迫害法輪功在二十幾個國家被告上法庭，為了從四面楚歌中挽回頹勢，收買完全不懂中文、但在中國有生意的花旗銀行執行董事庫恩，與其他槍手合作，出版“我們觀點的《江傳》”。在法輪功問題上，一些國家的媒體和通訊社抵制不住誘惑，換一種口吻重復新華社的謊言，中共再拿這些謊言去蒙騙中國民眾。

有打有拉，區別對待。89年以後，中共開始有意拉攏收買知識份子、公務員和軍隊。除了加薪、默許這些群體擁有某些特權和灰色收入以外，還給他們一定的知情權和言論權，以此獲得他們的諒解和效忠。這點有限的言論自由被嚴格限制在小圈子裏（如學者沙龍），絕不允許進入大眾媒體。這些人獲得了一種中共漸漸放松言論管制的虛假印象，因而樂於為中共辯護，中共也樂於讓他們的辯護言論進入大眾媒體，誤導普通民眾。

中共的宣傳策略還包括：把謊撒到大得離譜的地步，人們從常識和經驗出發，無法相信一個政權竟然會如此無恥荒唐，於是不得不姑且相信他們的說法；撒彌天大謊的時候在細節上不厭其詳，因為細節最能打動人心，打消疑問；邀請不明真相的外國人登上熒幕，誘導他們說出中共想要他們說出的話；為了更好地兜售其貨色，在技術和形式上“和世界接軌”，現場直播、熱線電話、深度報導、“民意”調查，……花樣翻新，應有盡有。

中共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宣傳機構。在這些機構供職的人，即便良知未泯、想要為國為民做一些好事，可是在中共的嚴密控制之下，他們完全身不由己。只要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定下來，這支大軍就會各盡所能，批量生產各種謊言。中共開動龐大的謊言機器，向中國人民灌輸了幾十年無神論、唯物論、鬥爭哲學和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說。這些歪理邪說“融化在血液裏，落實在行動上”，當每一個個體都下意識地用它們來思考問題的時候，黨文化的收獲季節就已經到了。

2．強制人民讀馬恩列斯毛的書

在西方民主國家，雖然對很多普通人來說，共產主義是“邪惡”的同義語，但同其他書籍一樣，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仍然可以自由出版、流通和閱讀。雖然馬列的暴力革命學說受到人們的普遍鄙棄，但學者們仍然把其理論作為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一個流派進行研究。大學鼓勵學生進行自由地思考和寫作，教授從不規定學生必須信奉什麼。在社會上，從保守到激進的各種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競爭，人們的選擇多，有比較，心態開放，不會輕易地盲從什麼。

馬恩列斯毛被人寬容，不意味著他們也會寬容別人。共產黨攫取了國家政權以後，把意識形態定於一尊，實行邪教的政教合一，利用暴力和組織手段強制人民讀馬恩列斯毛的書，灌輸邪教教義。幾十年來，在中共的思想體系裏，馬克思集西方文明的大成，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一切正統的傳統思想，或者被篡改、或者被扭曲、或者幹脆被禁絕。馬列主義的謬種流傳，毒害了一代代的中國人。

那麼，中共是怎麼強制人民讀馬恩列斯毛的書的呢？

第一，利用組織手段，通過“組織生活”、“政治學習”，強迫黨團員學習馬恩列斯毛鄧江的著作和中共文件。曾參加過中共組織的人都知道，中共定期的“組織生活”、“政治學習”雷打不動，參加這些會議的人被要求閱讀馬列著作和中共文件，經常被要求寫出學習體會、思想匯報上交。

第二，定期的整黨整風，強迫黨員定期學習馬恩列斯毛鄧江的書和中共文件，否則就面臨著整肅或處分。40年代的整風，50年代的反右，60、70年代的文革，80年代初的整黨整風，80年代中期的“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剛剛告一段落的“保先”運動，每隔幾年或十幾年，中共對人的控制力變弱的時候，中共就會來上一回“黨性”教育，重新確認“黨組織”對黨員的思想控制。

2004年底《九評共產黨》一書發表以後，中共意識到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2005年1月，中共中央發起“保先運動”，計劃從2005年1月開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在全黨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黨員被要求學習文件，重溫誓詞，重新登記註冊，寫出長篇的思想匯報和學習心得。

雖然2006年6月2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總結會吹噓，保先運動“主題鮮明，領導有力，措施得當，工作紮實，……取得了顯著的實踐成果、制度成果、理論成果”，可是，幹部、黨員對保先極其反感，這完全是公開的秘密。人們私下裏發牢騷、說怪話、怨聲載道，另一方面無可奈何地做官樣文章。

重復意識形態高調，雖然討人嫌，但仍然可以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1964年，在一次關於教育的談話中，毛澤東說，“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甚至冒名頂替。冒名頂替的也不過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中共看準了，“抄一遍”、重復一遍，黨員和群眾就會加深一些對謊言的印象。這些謊言儲存在人們的記憶裏，在另外一些時候，他們很可能就會不自覺地重復這些謊言和高調，間接地毒害別人。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人性和良知未泯的黨員，也可以達到侮辱其人格操守的目的。撒一個謊也是撒謊，妥協一次也是妥協，時間長了，這些人只好放棄對自己人格的堅守，開始隨波逐流。中共這麼做，同時也是在刻意培養人們的政治厭倦。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中共煽動人們的政治熱情，鼓吹“要關心國家大事”，批判政治落後分子，批判“逍遙派”。現在，中共又在暗示人們不要參與政治，否則就要被貼上“搞政治”的標簽。每一次政治運動從上到下制度性地做假、走過場，使中國人產生了一種“政治就是那麼黑暗”、“誰去趟那個混水”等心理，於是全民向錢看，人們變得自私、冷漠、世故，懷疑一切，不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好人，哪個團體被中共打壓，那也是不懂明哲保身，咎由自取。就在這種被刻意制造的政治厭倦中，中共再一次坐穩了江山，繼續瘋狂掠奪國民的財產，並陰毒地迫害那些還有良知和善念的人們。

第三，馬恩列寧的著作數目龐大，不可能讓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黨員通讀這些著作。於是從讀馬列到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毛主政二十七年，毛著發行了約五、六十億冊），從讀《毛選》到讀《毛語錄》、《老三篇》，原本駁雜的主義越來越變成簡單粗暴、荒謬可笑的標語口號。“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一句話，造反有理。”在文革中，出現了這樣可笑的一幕幕：半夜三更，人們被高音喇叭驚醒，原來是傳達“最高指示”；買東西的時候，人們會說：“‘要鬥私批修！’這肉多少錢一斤？”售貨員則答曰：“‘為人民服務！’一毛八！”時至今日，在中國很多地方，還能看到刷在墻上的毛時代的標語口號。這些標語口號固然無法解釋現實，但是從林昭、遇羅克到張志新，跟共產黨較真的人從來沒有什麼好下場，人們對此記憶猶新，思之仍然不寒而栗。於是，被運動慣了的人們不再較真，“認認真真走過場”，見風使舵、麻木茍全。

第四，伴隨著每一次政治運動，是共產黨的禁書、燒書、毀書，人民的精神生活極度匱乏，只好閱讀被中共允許的少量著作。文化革命爆發以後，中國的印刷廠都在忙著印刷毛語錄和毛選，正常的出版印刷幾乎全部停工。文革開始的那幾年中，中國的出版業幾乎是一片空白。大量圖書被當作“封資修”垃圾、四舊燒毀，圖書館關門，書店也只賣領袖著作。那時的很多家庭，除了“紅寶書”以外，幾乎沒有任何書籍。很多良心犯、知青、下放右派，都有把《毛選》翻來復去讀十幾遍、甚至幾十遍的經歷。

第五，中共在教育領域裏實行政治掛帥，大中小學課本裏充斥著馬恩列斯毛的文章和為馬恩列斯毛歌功頌德的文章。只要上學，就逃不過中共的洗腦和灌輸。很多篇目被要求背誦。青少年記憶力強但缺乏分析能力，從小就被灌輸了一大套共產黨的荒謬理論，其中很多觀念和思維習慣會左右人一生。

經過近半個多世紀的刻意經營，中共用馬恩列斯毛鄧江本人的和為數眾多的文人的書，在中國布下了一張鋪天蓋地的羅網。組成這張羅網的是一個個概念、判斷和推理，這些概念、判斷和推理試圖用自己的方式解釋天、地、人，人類社會和人的思想，徹底隔絕人和真實世界的接觸，徹底代替根植於自然和人性的對事物的認識和判斷，最終制造出對中共邪黨惟命是聽的無根人。今天，這張大網雖然已經朽爛不堪，但由於人們思維具有一定的慣性，暫時它還在束縛禁錮著一些人的思想。隨著《九評》的傳播和黨文化的破除，人們終於會迎來徹底沖決網羅的一天。

（續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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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2014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