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34歲的王雨卉是雨花區車站南路小學（原長鐵五小）教師，她自幼習練書法，在書法上有較高的造詣，並成為長沙市書法協會會員。在她的培養與指導下的學生，毛筆與硬筆書法水平提高迅速，在她指導下的學生的毛筆書法作品還曾多次在國內外比賽中獲獎。
1998 年的一天，王雨卉看到了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轉法輪》，書中所講以“真善忍”為準則的宇宙法理讓她受到深深的震撼。王雨卉自小在洋溢著濃厚文化氣息的環境中長大，一直有著自己對於人生真諦的追求，但翻遍古今中外所有的典籍，終究沒有找到生之於世的真正目的。她看到周圍的人都在迷茫中隨波逐流，每個人為名利等身外之物所累而不自知。而在當今道德日益下滑的社會環境中，李洪志先生在書中所講的猶如一盞明燈，撥開了王雨卉心中的迷霧，她認識到這不是一般的氣功，而是一部促人道德升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
自那以後，她嚴格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各種環境中做一個好人。在家人眼裡，她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孝順長輩的好女兒；在學校，她是頗得學生、家長好評與同事敬重的好老師，而在朋友心目中，她是在逆境中最值得信賴與依靠的人。她的為人處世使得她周圍的人都深有感觸：法輪功根本不是電視、報紙上講的那個樣子！
王雨卉被抓後，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就被送往位於長沙市開福區撈刀河鎮的長沙市法制教育培訓中心（該中心是由迫害法輪功的專門機構長沙市610辦公室一手設立的，名為法制教育培訓中心，實質上就是以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為目的的洗腦班），在洗腦班，她被整日監禁在一間房裡，由專人24小時監視，毫無人身自由，每天就是由長沙市610安排的人員來“上課”或找她“談心”，主題全是誹謗法輪功、勸她放棄信仰的。
王雨卉的孩子還只有六歲，讀幼兒園大班，丈夫因工作原因常年在湘潭，一周才能回家一次，王雨卉遭綁架後，照顧孩子的擔子不得不落到了她父母的身上。與女兒骨肉分離的痛苦、擔心以及為外孫女衣食住行的操勞交織在一起，讓年已六旬的父母身心疲憊不堪。
而另一名同為書法協會的青島市著名書法家劉錫銅與其夫人也因堅持對“真善忍”的信仰而多次被非法抓捕，目前其夫人劉愛芳已獲釋，而劉錫銅先生在沒有任何罪名成立的情況下，仍在被非法關押之中。
放不下的是那顆心
◎小筱
【明思網】今天在學校煉好5套功法，正準備回家時，有位男士朝我走過來說：“我看你每天都在那打坐，很有耐心呀！”我只是笑著。他接著說：“我已經兩天都沒睡覺了，昨天吃了13顆安眠藥。你們這功法能不能幫助我？讓我腦子靜下來，雜七雜八的念頭不想它自己就不斷的進來，攪的我好累。我好累！”
在煉好功時常常有人詢問，但一般都是為了鍛煉身體，或修身養性，很少有同眼前這位先生般，尋求能停止雜念的。他穿著一件家居式白色汗衫，外邊搭上一件襯衫，扣子全沒扣上；惺忪的眼看得出來睡眠不足。
看著他無助的模樣，回想有一回我給媽媽帶些東西過去，晚上跟小侄子睡一起。醒來時媽媽對我說：“我一晚上不斷的將浩拉好，擔心他踢的你不能好好休息。可我見你睡的好熟，連姿勢都沒換過，一覺到天亮。真是好！”是啊！自從我修煉這些年來，睡眠品質很好。但是在我修煉“法輪大法”前，曾患自律神經失調，也是經常輾轉難眠，我能體會那種痛苦。
我和這位先生交談了許久，談到除了生理上的治療外，也和我們內心存在的因素息息相關：工作啊！慾望啊！吃不好，睡不好，怕丟失。腦子裡正在著急什麼、牽掛什麼，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緊緊的牽動著我們的心，腦子裡萬馬奔騰，自然活不好。而實際上人放不下的是那顆心，促使自己活的很累。當然身體要疲憊、惡化。
安眠藥能抑制中樞神經，少量服用或許能暫時幫助、引起睡眠，服用多了，可能會導致中毒或致死。針對表面出現的問題解決，總是只能暫時抑制。這位男士詢問我如何修心的部分，也當場和我學了“法輪功”第一套功法。
和我告別後，看著他離去的身影。心想著，不是常常聽到一句話麼？“危機往往就是轉機！”我曾經在山窮水盡時，為了得到健康的身體，因而聽聞到佛法！喜得大法！我們一位學員是骨科醫師，他的許多病人是因為車禍送到那急診，他見到一幕幕的人生無常而開始思索生命的目的，因而走上修煉路。
我個人相信，人的福份大小跟自己的前世、大前世、甚至更久遠的不同時期都是有關係的，修煉不修煉，差別在哪兒呢？修煉後，心是輕鬆的，不執著求福份卻反自得之！
希望眼前的他，也能與佛法結緣！找到真正歸屬於自己輝煌的路。
新華網利用“張丹紅事件”造假煽動仇恨
【明見網8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明德國報導)在《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日前由於為中共網絡封鎖開脫而被《德國之聲》暫停播音一周之後，“張丹紅事件”被新華網利用來發起了一場批判德國媒體以及德國社會的運動。新華網今日（8月29日）刊登的署名評論文章聲稱張丹紅遭遇到“納粹對待異己的手段”。據本報核實，新華網對“張丹紅事件”的報導多處造假。
扭曲事實 製造採訪假象
新華網駐柏林記者時翔在8月28日發表的一篇題為““德國之聲”記者因“親華”被停職”的文章中聲稱：“本報記者26日與張丹紅本人取得聯繫，經她證實，‘德國之聲’電台26日下午對她召開了‘批判會’，並正式通知她無限期停職反省。……”。在同一天，德國華人興辦的《歐覽新聞網》則報導；“該台廣播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女士並未被停職，而只是暫時停止播音工作。德國之聲發言人說，張丹紅目前在德國之聲的網絡部擔任編輯工作，而這項工作的變動和德國之聲原先的計劃有關。”歐覽同時證明“《德國之聲》內部針對張丹紅的所謂‘批判會’也並不存在。”經本報核實，張丹紅目前還在《德國之聲》工作，只是正如本報8月26日的報導所言，被要求暫時停止主持節目。
另據大紀元了解的情況，張丹紅在《德國之聲》的要求下目前不接受任何採訪，也並未接受過新華網駐柏林記者時翔的採訪，時翔所寫的：“據張丹紅女士介紹，導致她遭受《德國之聲》電台封殺的直接原因，就是她在8月4日德意志廣播電台的一檔採訪節目中客觀評價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的言論，以及她理解中國政府禁止‘藏獨’和‘法輪功’網站的態度”，並非張丹紅本人所言。
煽動仇恨 嫁禍法輪功
在北京奧運召開的前四天，張丹紅在接受德意志電台採訪時稱，中共在實現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做出了“比世界上任何政治力量都要大的貢獻”。她為北京方面禁止“自由西藏”以及法輪功網站開脫，並稱，“在德國也不能打開兒童色情或極右翼黨派的網站”。張丹紅的相關言論，引起了德國政界和媒體的批評。（詳見本報8月26日的報導：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為中共開脫被暫停職。
http://www.epochtimes.com/gb/8/8/26/n2241256.htm）
德國社民黨聯邦議會黨團內政問題發言人迪特﹒維弗爾斯皮茨(Dieter Wiefelsputz)認為張丹紅的言論“糟糕至極”， 因為她認可了中共網絡封鎖的做法，“不適合《德國之聲》的工作”。德國《焦點》雜誌和《柏林日報》相繼撰文報導張丹紅“讚美中共”。在德國政界與輿論的壓力下，《德國之聲》電台於8月22日(上周五)決定讓張丹紅暫時停止主持節目的工作。
新華網在相關報導中一如既往地偷換概念，混淆了“中共”與“中國”的不同內涵，將德國媒體和政界對張丹紅沒有維護《德國之聲》維護自由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基本原則，公開發表“親共”言論的批評，說成是對為“中國仗義執言”者的打壓。與此同時新華網藉機將張丹紅“被暫停播音的事實嫁禍法輪功。
新華網駐柏林記者時翔在報導中聲稱：“8月9日，德國《焦點》雜誌有“法輪功”背景的記者採寫了一篇德國社民黨議會黨團內政發言人迪特﹒維費爾施皮茨嚴詞批評張丹紅的文章。報導還稱大紀元駐科隆的一名女記者“連日來每天都給‘德國之聲’高層發電子郵件，說張丹紅違反了‘德國之聲’的傳播價值觀。”
大紀元記者今晨（8月29日）致電德國《焦點》雜誌社，證實了撰寫“德國之聲中國專家讚揚中共“一文的記者沒有絲毫法輪功背景。大紀元歐洲分社也證明，本報在科隆沒有所說的女記者，也沒有任何大紀元記者向德國之聲高層發電子郵件，指控張丹紅。新華網的文章實為捏造事實，轉嫁矛盾，欺騙讀者。
中國問題專家司馬泰認為，中共喉舌在這裡顛倒黑白，公然造假把張丹紅被停止播音事件栽贓於法輪功學員和大紀元記者，用意險惡，是為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
在歪曲事實的基礎上，新華網8月29日再次發表署名竇含章的評論，聲稱德國政界和媒體界對張丹紅言論的批評“讓人想起了納粹對待異己的手段”，德國媒體對中國問題的報導在此被形容為“給中德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蒙上了陰影”的“反華歪風”，從而將“張丹紅事件”推到了國際政治的高度，煽起中國民眾對德國媒體與政界的仇恨。
【明見網8月30日訊】我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報導傾向”，及其編輯們所發生的情況是不吃驚的，因為這個中文部從來沒有顯示出過民主社會的本色。
真正令我驚訝的是德國電視一台、二台這些主流媒體駐北京記者所顯示出來的對共產黨社會本質的敏銳和清楚的認識。
我在德國生活了將近二十年，這些年來德國社會有關中國問題的看法，被一些實用主義的政治人物，一些或者本來在歷史上就曾經是“毛分子”，或者根本就缺乏學術訓練、認識能力、文學感覺的漢學家所攪渾，猶如時下北京的天空，被污染而缺乏能見度。兩年前居然有一位佔據德國主流地位的漢學家說，他的體會是如今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要比台灣還要好。在這樣的氣氛下，德國電視台居然曾經有過智力問答的題目是，如今中國共產黨是不是還是共產黨？而“正確”答案竟然是“不是了”。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德國電視一台、二台記者，不僅一位，而且是多位，以及德國其它那些這次到中國去的不懂中文，此前並不了解中國的記者，都毫不困難地、清楚地看到中國奧運會表面輝煌後面的本質。幾乎每一個報導，每一行字中都讓人們看到，中國是個共產黨社會，和冷戰時期的東歐各國幾乎沒有兩樣，中國的情況恐怕在現今這個世界上只有北韓是如此。
其實這本來就是一加一等於二的事實。那種豪華劃一的大型團體操；那種能夠集中全國的財力不惜環境，不顧涉及居民死活，不顧一切地渲染、組織、舉辦的能力；那種無所不在的警察監視；那種作假；那種記者招待會的語言方式，都是以前在有關描述、研究極權主義和共產黨問題的文獻中輕而易舉地可以看到的。這類“能力”民主國家當然只有望洋興嘆。
你不覺可笑滑稽嗎？在北京的街上就是問一萬個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樣的！這是多麼地不正常。如果被當作社會祥和，民眾真正的心聲來報導，難道不讓你哭笑不得嗎？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鄧小平的鎮壓曾經讓很多人感到震驚和不解，但是一位澳大利亞記者事先就預見到，鄧小平一定會血腥鎮壓。事後他對那些對此感到突然的記者們說，只要沒有偏見就不會讓鄧小平的所謂改革迷惑。因為鄧小平的所作所為從來也沒有超出傳統共產黨的範疇。
這同樣是為什麼德國電視一台、二台的記者，以及不懂中文的、剛剛踏上中國土地的記者，運動員能夠一眼看到中國擁有一切傳統共產黨國家的特色。其原因是簡單的，那就是他們沒有帶著有色眼鏡，能夠客觀地看那些現象。
為德國的漢學家、德國之聲的記者們戴上有色眼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前的一些毛分子可能“生物染色體”中就有這種變異，而張丹紅（《德國之聲》中文部副組長）們，我認為德國社民黨議會黨團內政發言人迪特﹒維費爾施皮茨的批評是中肯的：張丹紅對共產黨的讚揚是獨一無二的“災難”，她的腦袋中已經先天地被中國政府安裝上了新聞檢查機制，“這樣的人不適合在《德國之聲》工作”。
或許如果善意地理解張丹紅們：那就是八八年前一直生活在謊言中的張丹紅，盡管在德國生活了二十年，依然沒有能夠動手術摘掉自己的眼鏡，改換自己的知識框架，依然生活在謊言中。
因為張丹紅居然完全用中共宣傳的范式來為中國共產黨辯護，推進其影響：
她以中共政府曾經為西藏的建設等做了很多投資，來為中共在西藏的罪行辯護；以中共政府有他的政治底線，來為中共鎮壓法輪功和封閉網路新聞自由等辯護；以中國時下已經能討論一些以前“禁忌”的題目，以中國經濟上的變化來為受到國際社會嚴厲譴責的中共的人權迫害緩頰。
但是，生活在德國的張丹紅忘記了，人權和自由問題是最高的價值和原則，任何投資和經濟的變化，任何政治借口，都不能作為損害人權和自由的理由！
希特勒德國經濟上曾經非常繁榮過，甚至某些德國人至今還在津津樂道當時的繁榮，但有誰敢為希特勒的專制罪行事說項！
“中國解決了‘吃飯’問題，經濟上有了發展”，然而，張丹紅忘記了餓死人最多的人災卻是發生在共產黨統治的六零年前後；她也忘記了，中國的經濟停滯也是共產黨造成的。如今幾乎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會懷疑，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更好！
至於中國時下的言論自由問題，張丹紅則更是無法否認，它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說好話”是自由的，在允許的限度內“批評”也是自由的，因為這種批評甚至可以為專制者貼金，鞏固無產階級專制。張丹紅們當然清楚，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次落實政策，每一次寬鬆或者所謂自我檢查其實都是如此。這並不是什麼新的發現，奧威爾《一九八四》中半個世紀前就揭示了老大哥這個特點。
如此簡單的事實，張丹紅們為何不僅視而不見，而且居然說中共對人權做的貢獻，比哪個政治力量都大，或許，我們還不能如此善意地理解張丹紅們，她已經絕對不只是生活在謊言中的問題了。
張丹紅言論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卑劣。因為她其實非常明白，就是她自己，已經生活在德國，拿著德國護照，給德國政府工作，可有些問題，她絕對不敢涉及，有些話，她絕對不敢講。因為講了，她就不能隨便回國當座上客了，因為講了，她的親屬們就會有壓力。張丹紅更清楚，這種禁忌，就是德國社會的人和機構都不能倖免，例如法輪功問題，有哪個和中國有聯繫的公司、大學敢於涉及法輪功問題呢？
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生活在謊言中的張丹紅們，說謊、傳播謊言，可以說已經習以為常，徹底失去了臉紅的能力！
張丹紅指責法輪功觸犯了中共所能夠允許的底線，問了政治。且不說在鎮壓法輪功之前，以及鎮壓初期法輪功學員沒有過問直接的政治問題，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年的張丹紅女士不會不明白，就是法輪功學員那時或者此時問了政治，那也是他們正當的權利。國際人權宣言維護的人權和自由不正是這一點嗎？
張丹紅女士歌頌共產黨對此的貢獻真是從何說起！所以，說張丹紅女士在西方的媒體上下意識地流露出來的是那把剪刀閹割過的靈魂和觀點，是毫不為過的！！
八九年，歷史已經把“共產黨”釘在罪惡的恥辱柱上，中國共產黨也絕對不會逃脫這個宿命！
有認識張丹紅的人為張丹紅抱屈，說在《德國之聲》中文部張丹紅還是好的，據說有兩位播音員甚至拒絕報導有關中國異議人士的節目。我不知這是真是假？如果真的如此，在自由世界，民主社會，用納稅人錢建立的這個部門，某些人真的是太放肆了！如果真的如此，也就找到了張丹紅為何如此不加收斂地為共產黨張目的原因。
一位朋友曾經對我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個小偷，他嚇也會被嚇死，他能夠存在在於有一個群體。張丹紅也是如此。
打開德國之聲的博客網頁，撲面而來的是一位典型的共產黨社會釀造出來的聲音朗誦的、被列寧稱作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的高爾基的《海燕之歌》。如今這種讓正常社會的人起雞皮疙瘩的朗誦及文字，就是在物質主義四溢的中國都不多見了。而這卻是在德國──在民主國家的納稅人的錢養的電台上，朗誦民主的敵人，一生自喻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的高爾基的作品。
《德國之聲》中文部是紅色滲透，還是滲透了紅色，實在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然而，說到最後，這一次最有意思的是，奧運會結束了，幾千位德國人從中國回來了，給與張丹紅和《德國之聲》中文部痛擊的竟然不是別人，而正是她歌頌或者說為止辯護的中國政府。
一場奧運會下來，任何歐洲民眾都看到中國政府在對待維權人士、異議人士、各種宗教信仰和法輪功學員方面，在新聞封鎖上，在無處不在的警察管制上，中國和以前的希特勒德國、東歐集團各國一樣，仍然是一個毫無人權自由的、極權主義的共產黨國家。還有什麼比這種駁斥更有說服力呢！對於十餘年來為中國共產黨政府說項的人，不只是一個耳光，簡直就是一個滅頂之災。中國共產黨政府是不會因為張丹紅們的“辯護”，這些吹捧者們在西方的生存而收斂自己的！
據說，張丹紅受到停播處分之後，感到委屈，一些人也為她受到處分而攻擊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虛偽。
張丹紅們有什麼委屈的呢，這不正是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表現嗎？你發表了有損於人權自由最高價值的言論：你的言論助長了中共對於藏人、法輪功學員、異議人士的迫害；你在民主社會的媒體上如此把謊言當真話來說，那就要允許別人質疑和批評。和那些受到殘酷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異議人士比，你沒有受到任何迫害，你還是可以自由地發表你的看法。至於有效地行政上的扼制，那是因為這是民主社會，你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卻損害了雇佣你的部門的最高原則！你到德國的親中共的公司或單位工作，就不會如此了！
2008-8-29德國﹒埃森
成塊的幸福與塵埃般的幸福
【明心網】如果按照體積計算，男人眼中的幸福是塊狀的，而女性眼中的幸福細如塵埃。從統計數據上看，盡管現代社會無論男女的幸福感都顯欠缺，但是一年到頭，還是女性感覺到幸福的頻率要高過男性很多。
從男性的角度看過去，覺得女性的所謂"幸福感"簡直是件荒謬的事。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一個天真孩童的微笑，一條帶著陽光味道的被單……這些瑣碎的小事居然都能構成幸福的感覺。而對於一個男人而言，幸福從小到大都是堅硬的四字成語：出人頭地、功成名就、金榜題名、衣錦還鄉……即使在現在，不過是換了一個更長的單詞：實現個人價值。幸福和這些單詞，進而和事件的成敗緊緊關聯。幸福也就變成"是"或是"否"的關係。
也存在例外，比如圍棋高手吳清源。我想他作為棋手的職業生涯中，研究出一個新定式，發現一個新變化，此中的幸福感可能超過獲得一次世界冠軍的頭銜。若以勝負計算，吳清源絕對不能算做超一流高手。但是世人尊重他，因為他開闢了通向前人從未抵達高地的道路。他是大宗師，恰恰因為他不計成敗利鈍。
這世界上有太多成功人士的故事，讓人產生誤解。以為牛頓發現三大定律完畢，於是有了幸福的感覺，卻不知道他在磨制三稜鏡的時候就已身在幸福。以為比爾?蓋茨成為世界首富之時，幸福才從天而降，卻不知他第一次運行自己編寫的程序時的幸福有甚於前者。把結果當成了原因，這世界每天都有無數不快樂的男人。
吳清源在棋盤上落子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將成為大宗師。牛頓在完成各種實驗時，並不知道自己將成為古典物理奠基人。比爾?蓋茨在敲打程序時，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最富裕的人。反過來說，他們若一定為了什麼而做這些事，並且以這些事情的成敗作為自己幸福的證明，怕是一輩子也快活不起來。
在這一點上，我很欽佩女性。因為她們善於在任何過程中發現幸福。經常看見對女性的總結：善良、敏感、堅忍不拔、承受苦難。在生活的磨難中，女性的這種能力往往煥發出無比動人的光輝，即使是去集中營的道路上，猶太小女孩依然會在隨身惟一的皮箱上繪滿花草，讓人看了心生希望。而她自己在這一筆一畫的過程中，是全然幸福著的。相比之下，男人在這方面就差很多。
因此，我常對抱怨自己不幸福的朋友說：幸福是庸俗的。世間並沒有多少人能那麼幸運，總能得到"成塊"的幸福。幸福是相當瑣碎的事，粉末一般散在所有日常事物之中。當一個人眼光過於遠大，那麼他也就看不見這些漫天飛舞的塵埃。
【明心網】在報章雜誌上，經常可以看到介紹各行各業百年老店時，人們喜歡用“鼻祖”來讚揚創始人。其實在古書典籍也有記載，如清朝王韜《甕牖余談．西國造紙法》：“人莫不以蔡倫為造紙之鼻祖矣！”及明朝陸時雍《詩鏡總論》：“五言在漢，遂為鼻祖。”但是，為什麼要把創始人稱為“鼻祖”呢？
“鼻”字，古代原作“自”。甲骨文與金文的“自”字都很像人的鼻子的形狀。另外，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上載：“自，鼻也，象鼻形。”所以“自”為象形字，本義即指鼻子。而人們經常在說到自己時，會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故“自”字又慢慢演變成了第一人稱代詞，即“我”、“自己”。後來，為了便於區別“自己”及“鼻子”，就在“自”的下面再加上一個聲符“畀”，就成了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鼻”字了。
在古代，人們俗稱第一個孩子為“鼻子”。如宋朝王應麟《漢制考．卷四．說文》：“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另西漢揚雄《方言》第十三：“鼻，始也。”故“鼻”又有開始、最初的意思。因此，後來人們就把最早的創始人稱為“鼻祖”了。
此外，鼻祖也有始祖之意，即指有世系可考的最早之祖先。如明朝張自烈《正字通．鼻部》：“人之胚胎，鼻先受形，故謂始祖為鼻祖。”及清朝秋瑾《黃帝紀元大事表》：“黃帝者，漢族之鼻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