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談“欺君之術”：中國在改革高潮中的媒體控制

11月20日星期四，她在哈佛的亞洲中心作了題為“欺君之術”的演講。戴晴說，中國人的媒體欺上瞞下，從袁世凱的時候就是這樣的。當時的那份《順天時報》，盡說他稱帝是“民眾的願望”。而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幹得更絕，一切的媒體必須為黨服務，媒體是黨的喉舌。哪屆領導人不是“紅色皇帝”。1949年後，在“人民當家作主”這句口號下，人民失去了思考權，失去了發言權；最重要的，真正地失去了知情權。

現在有句俗話叫：新聞中只有天氣預報是真的。如果你看到媒體宣傳上號稱“形式一片大好”，那實際情況就是危機四伏了。因為在中國，黨控制一切，從國家資源到國家軍隊，從大眾媒體甚至到人民的意見。

戴晴說，毛澤東一上臺，就把所有媒體做了大肅清。反黨的都被取締，親共“進步”的給予保留，中立的都進行改造。並組織了國家級機構“中央宣傳部”，專門用於控制人民的意識形態。

毛澤東自己也說，要“槍桿子”、“筆桿子”齊下。當年新中國剛成立時，毛還是很受蘇聯的控制。為了不得罪蘇聯，取得它的經濟援助，毛澤東不得不給蘇聯的“特派員”王明一個職位。於是就叫他去做“最沒用的事”-- 制定憲法。王明真是很投入地去做了這件事，制定了“人民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等一系列“自由”的憲法。制定完後毛說，“我們有憲法了，它很好看呢。”言下之義“並不好用”。

所以中國從來都是一個領導人說了算，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憲法到現在為止沒有用過。例如法輪功，人們只是想為健康煉一煉功，憲法上也是說可以的，但現實是“不”！

到了鄧小平時代有所改進。戴晴說，鄧在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想在各個領域都進行改革，改正政府的錯誤，幫助文革受害者。戴晴感到中國有了希望，為此放棄工程師，改行作了記者。當時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十分開明，他在新上任不久後，在給《光明日報》的一次講話中對記者說，你們是深入群眾第一線的，作為上級，我只有全力支持你們。那段時間的中國的媒體是少有的繁榮期，但時間很短。

六四後，一切的情況都變了。朱厚澤由於不肯作自我檢討，被罷官。鄧小平的幾乎所有的改革都停止下來，只有在市場經濟方面還在繼續，於是就變成了“帶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對西方社會的開放也是有過濾性的，進來的都是垃圾，象商業浪潮、性解放等。而好的東西，比如“民主意識”卻被擋在外面。我們現在還是沒有“思想自由”，媒體的控制和網站的封鎖使我們知道的東西很有限。出版自由更別談了。稍微有一點不符合宣傳部的要求，書就會被禁止，報紙被查封，編緝被調換。戴晴說，現在沒有一家國內的報刊能登她的文章。象《南方周末》這樣還能說點真話的雜志，總編還是她的朋友都不敢登她的文章。有一家刊物鬥膽登了後，立即被查封。她本人在十六大召開期間都被公安監視，不許出門。戴晴開玩笑說，現任“中宣部長”丁關根的綽號是“盯關跟” -- 牢牢地“盯”著你，一不服從就把你“關”起來，你要做什麼一出門就“跟”上你。

當問到對新的“第四代”領導人有何看法時，戴晴說，她認為這一批人都是在有限的知識和實踐中培養出來的。“和藹可親”(nice guy)並不說明有能力帶領中國進入新紀元。她對中國在近期內民主化不樂觀。她說，中國就象安然公司，表面上很繁榮，裏面遭透了，甚至比前蘇聯還糟，只是媒體上不透露而已。

也有學者認為戴晴的觀點不具代表性，即使在知識分子中對中國的民主也有分歧，特別是“新左派”。戴晴就此說，人們談到中國就會想到腐敗的“官員”，但他們最沒有想到是中國的腐敗的“學者”、腐敗的“教授”，腐敗的知識分子。“新左派”還有一個名字叫“愛國賊”。那些想在當權者這邊分點好處的人是什麼話都說得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她自我解嘲道，“象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是不多，我們很孤獨，但不管環境再艱難，也要說真話。”

戴晴說，中國的發展有兩根線。一根是傳統的儒家思想，這是我們跟臺灣共同的地方。所以在臺灣發生的，在中國也會發生。還有一根就是共產主義，這跟蘇聯一樣，那麼在前蘇聯發生的，在中國也會發生。不過要等到中國的“普京”出現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但是不管怎樣，中國情況還是有很大的變化。首先，互聯網的作用是無可比擬的。共產黨再封也封不全。還有，海外的華人在變，他們有的有很高的學位，有的很有錢，有的已成為美國公民，他們用自己的能力在不同階層和方式影響的民主自由。好像《大參考》，憑一個人的力量，就把中國封鎖的消息，傳給了那麼多的國內人民。戴晴說，這些年輕人就是中國的希望。

（大紀元）

發稿：2002年11月23日